從政與求學

　　下面講到另外一個問題：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子羔也是孔子的學生，前面剛提到的，子路在同學中提拔了他，讓他到費這個地方去作地方首長。子路作了這件事，孔子非常不高興，所以他說“賊夫人之子！”這是罵人的話，而且罵得很厲害，以現代語言來說，就是“簡直不是人，你這個小子！”這句話不只是罵子羔，同時也罵子路。孔子罵了以後，子路自然也辯白：“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他說既然有群眾，也有地方可以施展抱負，何必要死讀書才出去做事呢？孔子說：“是故惡夫佞者。”這個“佞”就是強辯、拍馬屁、迷信、自以為是、愚而好自用的人，都屬於佞。我們在這一段話上，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來：第一，宋高宗的話：“宰相須用讀書人”，宋高宗為什麼這樣講？到底是有學問的人來干政治，會幹得很好。據歷史學家研究，（這是學者的意見，不能說絕對是對，也不能說絕對不對。）漢代開國，固然有規模，但氣度還是不夠大，原因就是漢高祖用的只是蕭何、張良、陳平等三傑，一共僅三個人。而像蕭何是從地方官升上來，一直到宰相，沒有遠大的開國的氣魄。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因而主張大政治家，要有大的學識，所以子夏也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就是出來從政，必定要先把學問基礎打好；而在從政期間，又要不斷增加新的學問、新的知識。這兩句話是不能偏廢的，我們平常教育界、學術界引用，只引用了一半——“學而優則仕”，當然也有人反對，而認為工作經驗也可以產生學問，至於整部的四書五經，也不過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到後來才稱它為“學問”。我們為什麼要讀書？是接受前人的經驗，可是一般人多半是子路的看法——“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拿到了就干，幹了再說。所以許多人就主張不怕做錯，做錯了沒關係，再改。這話就有問題，對個人或對小事而言還可以，對社會國家，天下大事，就要十分慎重了。因為那一改，影響太大，這就是讀歷史、求學問的重要。經常有些中年以上的朋友發牢騷，我都勸他們回家讀書去。過去的失敗，我們大家都有責任，現在要緊的是，如果我們再回到原來的位置，應該知道怎麼做，這就要多讀書，對古今中外有深刻的了解，然後拿出一套辦法來，不是今日發發牢騷，就可以了事的。

　　第二點，我們可以看到，幾十年來，一般知識分子的思想，有一個很嚴重的偏差，那就是幾十年來，中國人講文化，武人離不了《三國演義》的思想，所謂“縱橫天下，割據城池”的個人英雄主義。老實說，我們當年出社會，固然有以國家天下為己任的熱忱，但是心裏面還是有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希望插上野雞毛，號令天下。至於文人的風格，也始終離不開諸葛亮的鵝毛扇，加上文學家的吃花酒，諸如小說《花月痕》中所描寫的境界。所謂名士風流，就是這幾十年來中國文風的大概。一直到現在，我們研究今日青少年的問題，如大專聯考這股競爭熱流中，在他們思想深處，也還是沒有脫離這個範圍，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在思想上，純粹是以國家天下事為己任，為求學而讀書的很少。

　　回過來再講到子路的這句話，也就是《三國演義》型的思想，很多青年都容易犯這個毛病，包括我們自己，當年也差不多。“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再去讀書，然後為政？到了自己年齡慢慢大了，人生經驗多了，處事多了，然後才知道學問的重要。當然我們講的學問不是讀死書，是經驗配合了書本的真正的學問，確是重要。

　　到了這一段，又轉了個方向，這是很重要的。研究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境界，乃至《禮記·禮運》篇中，大同世界的人生境界，就在這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