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城榜單”即將出台。

　　《瞭望新聞周刊》與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工作委員會、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係研究中心、旅遊衛視聯合主 辦的“中國城市國際形象調查推選活動”，目前已進入調查數據統計階段。

　　梳理繁雜的申報資料，不難發現：日益重視國際形象，是幾乎所有 中國城市主政者的共識，也是中國城市不可逆的潮流。

　 　655個城市正“走向世界”。

　　183個城市要建“國際大都市”。

　　在現代化、國際化道路上，中國城市有着史無前 例的熱情與氣勢，卻其中也難免有因急於前行而顧此失彼者。

　　爭奪“故里”，為發展經濟；雷人口號，為一舉成名；“低三下四”，為招商引 資？

　　回首十年，一波波造城潮風起雲湧，圈地規劃不厭其宏大、地標建設不厭其豪華，一番大興土木、勞民傷財之後，有時卻陷入形象上不叫 好、經濟上不叫座的尷尬。

　　發展中的城市如何防治“城市病”？

　　古人爭奪戰

　 　對於歷史資源的爭奪，表象上是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實質上反映了政府官員在政績和GDP的雙重壓力下，既缺乏創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懶心態

　 　5月29日，河南南陽30名小學生在臥龍崗前齊誦《出師表》，“示威”抗議新版電視劇《三國》將“諸葛亮躬耕地”設計為襄陽，現場還有人砸毀電視機並征 集遊客簽名，以示拒看新《三國》的決心。

　　一部電視劇引發故里之戰“連鎖反應”——河南永成、安陽和安徽州爭曹操；重慶奉節和四川彭山 全民動員找劉備墓。

　　“一線大牌”古人瓜分得差不多後，不少二三線城市和小縣城紛紛爭當起“二三線”古人的“經紀人”。於是上演河北正 定、臨城與四川元氏奪趙雲，甘肅康樂、陝西米脂、山西忻市搶貂蟬，湖北嘉魚、河南商丘、湖南岳陽、浙江義烏，以及安徽潛山、廬江、南陵三縣爭“二喬”的場 場好戲。

　　東南大學旅遊研究所所長喻學才曾遭遇一件尷尬事：湖北蒲圻和黃州幾乎同時邀請他參加赤壁之戰的學術研討會。

　 　黃州人在江邊打地基蓋房子，挖出幾塊燒焦的舢板，就興奮地說自己是正宗的赤壁古戰場。喻學才就問了：也可能是從上游漂下來的呢?

　　“真 假美猴王”打到工商總局

　　最近的焦點名人是朱熹。

　　為賀朱熹880歲大壽，福建尤溪、建陽、武夷 山和江西婺源四地合開了一份40億元的“壽禮”：其中包括投資4.16億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景區二期工程等項目；投資11.2億元的建陽朱熹墓道神碑、朱熹 祠堂、朱熹廣場、半畝方塘等；投資3億元的武夷山“理學聖地”遊覽區、“鄒魯淵源”遊覽區、朱子生活體驗區、宋朝風情一條街；而江西婺源婺女村旅遊休閒度 假區、朱子龍尾硯文化園、文公湖度假村等項目總投資達24.45億元。

　　“周作人曾說，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文化學者陳勇不無戲謔地指 出，“如果地下有知，很多古人都會對這句話感同身受。”

　　類似例子在全國不勝枚舉，甚至連文學作品中的虛擬內容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納入文 化“啃老”的資源目錄。福建說發現孫悟空墓，山東說考證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而山西婁煩縣則着手開發建設“花果山孫大聖故里風景區”。

　 　正像真假美猴王廝打着去東海找觀音辨真偽一樣，一些城市的“名分”官司打到了國家工商總局。

　　去年8月，湖北安陸在央視4套投放城市 宣傳片 “李白故里銀杏之鄉，湖北安陸歡迎您”；此後不久，四川江油理直氣壯地舉起“尚方寶劍”國家工商總局註冊的39類（旅遊類）商標“李白故里”，指稱安陸 “侵權”，安陸的宣傳片因此遭央視停播。9月，安陸申請註冊了商標類別中第41類的“李白故里銀杏之鄉”商標；10月，江油一口氣申請註冊了幾十個類別的 “李白故里”商標。

　　當江油聽說國家工商總局批覆安陸用“李白故里”做旅遊宣傳不構成侵權時，賭氣稱：“不排除將安陸和國家工商總局告 上法庭的可能。”

　　“故里”商標搶註風似乎要刮起來了。湖北嘉魚稱當地乃“二喬”父親的結婚之地，亦是“二喬”姥姥家所在。然而就在嘉 魚向工商總局商標局上報材料的同時，安徽潛山、浙江義烏均以最快速度分別向工商總局申請“二喬故里”商標。

　　記者在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 商標查詢系統中輸入“故里”二字進行近似查詢，查到115個以故里命名的第39類旅遊類商標，其中有黃帝、軒轅、倉頡，有老子、孟子、孫子、墨子，還有荷 仙、哪吒、唐僧，四大美女的名號也已被搶註完畢。

　　而即便是觀音也有故里之爭——四川遂寧、河南平頂山和新疆昌吉市，均自稱“觀音故 里”。

　　向古人要GDP

　　喻學才把名人故里之爭比作三國里的劉備必須攀祖宗當皇 叔，否則名不正，言不順。

　　他認為，目前中國70%的縣市失去了通過工業致富的機遇，而城市之間交通格局的改善使越來越多的城市將旅遊 休閒作為本地的支柱產業，在“國民休閒”概念的支配下，靠文化營銷城市成為一種必然。而爭搶名人資源，建景點是各地政府對“旅遊”的最初級衝動，也是最容 易操作的營銷之道。對喻學才70%的縣市失去工業致富機遇之說，無法驗證，但其所說的一些現象是客觀存在的。

　　盤點一段時間內捲入故里 之爭的地點，可以歸納出“大省小城”的特點屢屢參與競爭、樂於曝光的多是地處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選秀一樣，它們要的就是藉此“出位”。通過 爭趙雲故里的激烈對抗，河北臨城和正定果然一夜成名。

　　然而無論是提高知名度還是優化環境，最終動力都來自於經濟利益驅使。天津歷史學 學會理事裴鈺就認為，故里之爭是區域經濟競爭的必然結果。他習慣用數據說話：“黃帝故里”之一的陝西黃陵縣在“十一五”期間，旅遊業年均遞增27.2%， 遠超過當地其他產業（工業年增7.7%，農業年增9.3%）。”

　　山西臨汾市堯都區靠着“帝堯故里”，其旅遊門票收入已由開發前的每年 7 萬元提高到現在的千萬元。

　　某網站曾發起調查：“你認為名人故里爭議事件層出不窮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答案中，“巨大的商業利 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遊規劃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據《南陽市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綱要》，該市計劃打造“臥龍 崗文化旅遊產業集聚區”，預計2012年，集聚區文化旅遊綜合收入將達到4.15億元;2015年，將達到14.35億元。規劃期末，集聚區文化旅遊產業 從業人員將達到兩萬人，帶動社會就業8萬人。

　　但靠古人營銷城市並非沒有代價。湖北隨州“炎帝神農故里名勝風景區”、湖南株洲“全球華 人炎帝文化景觀中心”項目，計劃分別投資4.4億元和100億元，而這兩個地級市2009年的財政收入分別是17.5億元和100.33億元，上述項目就 要占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兩個項目分別占地3000畝和2970畝，對於人均耕地只有0.87、0.85畝的湖北、湖南省來說，這3000畝 地，相當於3500多人的耕地面積。

　　“爭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錢。如此大的投入，占用這麼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資源，經過了哪些環節的論 證，經過了哪些部門的審批，不得而知。”陳勇質疑。

　　從2003年到2008年，河北鞏義為了打造“杜甫故里”，強迫當地村民四次搬 遷。有人慨嘆“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精神與這樣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戰場”景區，於1993年投資1680萬元 建成，1999年景區收入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元，2004年後，門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遊客不到兩人。

　　 2008年山東說要投資300億元在濟寧建“中華文化標誌城”項目，遭108位全國政協委員簽名反對，甚至被公眾批判為“寧可300億拜鬼，不肯拔一毛利 民”。

　　“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

　　一個寂靜的山谷，一間始建時間相當於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 駁的樓梯，遊客會發現一台電視機孤零零地播着flash，講述13位修女饑荒年代在這裡收容逃荒者的故事。這是一處英國“景點”。

　　 “中國遊客覺得不可思議。”剛探訪過該景點的喻學才說，因為中國人看多了“大投入生產出的大文化”。動輒數個億投入旅遊文化項目，即使在一些貧困地區也不 鮮見。河南鹿邑花2億為老子修明道宮和太清宮，安徽渦陽建一個老子騎青牛銅像就花了120萬。

　　對此，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吳祚來下定義 為“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當代人有時想動用自己的財富與實力， 來打造場面宏大的古代文化價值。但人們看到的只是鋪張的建築樣式，絕非古老而永恆的核心價值理念。

　　喻學才也有類似體會：就像京劇只有 “一桌二椅”，舞台上東西越多，戲劇精神就越少，藝術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趕上舞台呢？”他認為，重視傳統文化並不一定要把漢唐建築都恢復起來，大興 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勞民傷財的做法。

　　陝西作家陳忠實在談到西安時曾說：歷史不應該是這座城市發展的資本——有點可疑的資本。

　 　中華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擁而上爭奪名人故里，充分說明我們的文化創造力嚴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體現，實質上是文化自卑感的 陰影。

　　跟中國文化鋪張的“場面美學”形成最直接對比的，是剛剛游到上海世博會的丹麥“小美人魚”，個頭兒不到1.8米，卻被丹麥乃至 全世界視作瑰寶。

　　官員在政績壓力下的“偷懶心態”

　　喻學才曾經為浙江某個國家 級風景區做規劃，並根據景區特色作了宣傳主題曲。送給當地政府審閱時，正趕上主管官員從美國拉斯維加斯考察回來。“可以用拉斯維加斯的曲調嘛！”一句話搞 得喻學才哭笑不得。根據他的觀察，照着西方的葫蘆在中國畫個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員在規劃和設計城市形象時普遍選取的“捷徑”。

　　所以 他樂觀地相信，一輪輪名人故里爭奪戰或多或少會有助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但不可迴避的事實是，爭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經濟和文化鋪張背後，不可或缺的仍然 是領導意志。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殷墟考古隊隊長唐際根認為，地方政府參與名人故里之爭，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二是藉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過對遺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優化當地環境。而這三個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績考核的指標。

　　對於歷史資源的 爭奪，表象上是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但實質上反映了政府官員在政績和GDP的雙重壓力下，既缺乏創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懶心態。裴鈺認為，破除 “懶政思維”迫在眉睫。

　　那麼，城市旅遊規劃到底要向傳統學什麼？

　　“首先是多讀書，現在的不少地方官員學歷不低而 文化不高。”一位參與多個城市旅遊規劃的文化學者如此評價。白居易營造廬山草堂，蘇東坡經營杭州西湖，柳宗元設計萬石亭，這些“開發者”本身就有着極高的 文化素養和鑑賞水平。

　　當然，古人做這些設計開發，只圖風雅美名，並不關心投資效益，現在搞歷史資源開發必須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喻學才 說，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領導者更精準地確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遊開發的同時不能忽視遺產保護。瑞典歷史學教授巴克特曼說，歐洲 爭名人故里的風氣也很嚴重。瑞典有38個地方掛着“諾貝爾故居”、“諾貝爾小屋”、“諾貝爾學堂”等招牌；法國巴黎有三處巴黎公社社員牆；在德國，歌德有 兩個故鄉，馬克思有三個。

　　同樣是為了吸引遊客，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他們爭的不是這些大師的故里何在，而是競爭誰對他們的遺蹟保存得 多、保護得好。而且，他們也不會動用納稅人的巨額款項率意而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築。

　　清代，襄陽和南陽就為諸葛亮出生地爭得 面紅耳赤。時任南陽知府的顧嘉衡以一副對聯勸勉雙方：“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面對古代官員的如 此襟懷，今天那些為政績搞故里之爭，為此不惜拿小學生當道具的領導難道不感羞愧？”陳勇說。

　　江油執拗地喊出“絕不分享李白故里”，讓 喻學才感到無奈。他說，“黃州赤壁”特色在蘇軾的二賦一詞，即“文”；而“蒲圻赤壁”則以《三國演義》中傳說故事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聯網推 銷，來個雙贏不是很好？”

　　造城“大躍進”

　　東部沿海已進入城市化減速階段，中西部恰處於加速階段

　 　今年5月，內蒙古清水河縣60億元造新城事件被新華社曝光，再次引發公眾對中國造城運動的強烈關注。

　　10年前，當地政府規劃在距離 老城26公里的山坡上，投資60億元興建新區，遷移縣城。就在新城興建6年、投資1億多元後，遇到國家宏觀調控，集體爛尾開始。各種成型或半成型的建築， 隨即被廢棄在荒蕪的山坡上，變成名副其實的鳥巢——鳥糞滿地，人跡罕至。

　　值得琢磨的是，被曝光的這座爛尾城並非個案，實際上是國內之 前一波造城運動留下的一筆欠賬。

　　讓中西部慢下來，很難

　　清水河縣謀劃造新城時 的年財政收入僅3000萬元。政府為何要在如此薄弱的財力下，支撐一個無法負擔的造城夢?

　　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理論室主任 劉霞輝看來，若將清水河造新城事件放在10年前的大背景下，就會發現從規劃到爛尾，有着更為內在的原因——當時，全國正掀起一股“大規劃”風潮。

　 　2001年開始，全國範圍內不同類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規劃”，領頭的是直轄市和省會。中科院院士陸大道曾對此期間的造城風波做過詳細調查，他指出， “大規劃” 在2003年至2004年達到一個高潮。據不完全統計，那時有48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大都市”。

　　當時有個城市，幾乎是 按照比“大倫敦”“大巴黎”規劃面積大出近10倍的規模，設計了一個7萬平方公里的發展框架。陸大道院士評價，這樣的超大城市，全世界絕無僅有。

　 　“大規劃”之風，不久就從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領導要求按現有人口和產業規模的兩倍乃至三四倍進行規劃。大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廣 場，按照所謂國際化標準，紛紛上馬。

　　在中小城市，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行政中心搬家”。

　　這種搬家，經常是把 政府搬到離老城幾公里乃至幾十公里外，除了新建辦公樓，還修廣場、馬路、公園等配套設施，工程浩大。與此同時，大多百姓居住的老城被遺留一旁，沒人改造。 劉霞輝說，這主要因為舊城改造的成本大於建新城建新城圈地成本小，而舊城每平方米的拆建成本逐年增加。

　　清水河縣是這一做法的典型。大 建新城的同時，當地老城卻出現這樣的情景：城區只有唯一一條自西向東的主幹道，且非常狹窄，一些地段僅能容兩輛汽車並排經過。10年間，當地居民並未感到 縣城面貌有變化，還是“垃圾靠風颳，污水靠蒸發”。

　　如今，清水河縣重啟停滯10年的舊城改造，新城已成為大躍進“遺址”。然而“大規 劃”、“大手筆”仍在國內許多地區上演，尤其是中西部城市。

　　5月下旬，重慶傳出“將投入1770億元進行城市改造”的消息。

　 　“不能簡單地認為中西部造城就是突擊。”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後凱指出，這些年來，中西部與沿海地區的工業化速度差距在縮小，但城鎮 化差距卻在拉大。東部地區的城鎮化率約60%，西部地區只有約38%。因為所處階段不同，東部沿海已進入城市化減速階段，中西部恰處於加速階段。

　 　“讓中西部慢下來，很難。要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的推進，必須因地制宜，吸取東部沿海地區以往的教訓。”魏後凱說。

　　中國城市 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王景慧也認為“大規劃”不能一概否定。問題在於，中西部造城中的城市規劃，相當多的是沒有遵循自身的發展邏輯，而是直接效仿“浦東 模式”：低密度的土地供應、超大尺度的路網。浦東實踐大體量規劃，取決於上海在全國乃至全球經濟系統中的優越地位，對許多地區而言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於 是規劃伊始就潛藏了風險。

　　是“官家設施”，不是公共設施

　　豪華辦公樓，可以說 是“大規劃”風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標誌。

　　2007年春，陸大道院士將一封針對“造城風潮”的建議書報送中央領導，還附上了從各城市 拍來的照片資料，其中讓他尤感痛心的照片，就是某些地方異常奢華的辦公樓。

　　今年初，湖南寧鄉一個只有8名工作人員的居委會，興建了占 地近7000平方米、耗資600多萬元的辦公樓，被戲稱為“最豪華居委會”。

　　豪華辦公樓之外，奢華公共設施是另一個投資重點，包括大 型文化設施，政府做這樣的規劃時往往顯得更理直氣壯。

　　2008年全國兩會上，九三學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剎住劇院建設奢華之風》。 提案指出，調查發現，南方某省建設40多個劇院全部採取高耗能、高耗材的建築形式，文化設施建設投資大幅攀升。

　　這些劇院面積均超過兩 萬平方米，規模在攀比中盲目擴大，劇場口從11米加長到14米，甚至18米，遠超過一個劇場的正常使用規範。其中一座經濟不富裕的城市耗資10億元，建設 了近7萬平方米的大劇院，用20公斤黃金鋪滿大幕，用鋼總量近1萬噸，宣稱堪與國家大劇院、上海東方藝術中心媲美。

　　公共文化設施極盡 奢華，其低下的利用率卻讓當地政府陷入尷尬。

　　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造價達11億元，然而運行一年半之後，其冰上舞台僅使用一次。整個藝術 中心每日維護費用高達9萬元。據悉，中心裝飾內牆的陶瓷掛片多達15.8萬片，全部擦洗一遍要兩個月；4700塊玻璃幕牆外罩，每洗一次得4萬元。

　 　如此高昂的代價為何只換來極低的使用價值？有專家表示，一味追求豪華，將一些本該更關注實用性、真正惠及公眾的公共文化設施，最後建成了“面子工程”。 正因為過於豪華，所以讓公眾望而卻步。而大多數人能消費得起的群眾文化館等場所，卻面臨着到處“要飯吃”的困境，難以有效開展活動。

　　 “中國造了很多公共設施，但相當一部分還只是"官家設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設施。”城市發展研究者、《城記》作者王軍說，只有真正屬於大眾的劇院， 才能最終帶動城市化過程中整個城市價值的提升。

　　潛伏的水危機

　　在各地如火如荼建設標誌性豪華公共設施的同時，不少地區的基礎性設施卻出 現嚴重滯後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伴隨城市擴張產生的水危機。

　　安徽巢湖的百姓對於造城運動帶來的水危機感觸很深。據報道，儘管安徽 省政府近年來加大巢湖治理，投資60多億元建設一批治理重點項目。然而，當前巢湖周邊已形成“沿湖造城”之勢，不僅破壞了地表，還增加了城市污水處理的壓 力，巢湖的污染源不減反增。類似的水危機潛伏在更多城市。

　　魏後凱表示，目前，水的供需矛盾日趨尖銳，在全國已是普遍問題。全國有 400多個城市處於缺水狀態，而因為城市的污水處理設施趕不上城市化速度，導致水污染加劇，水資源進一步短缺。

　　據水利部統計，截至去 年，全國年缺水量達400億立方米，近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2009年全國城鎮污水排放量在400多億立方米，累計處理量只有279億立方 米。這種差距特別體現在小城鎮。

　　在2008年的第三屆中國城鎮水務發展國際研討會上，有關專家指出我國小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嚴重滯後， 約95%以上的小城鎮未建設污水處理設施，生活污水處理率不足1%，90%以上小城鎮的水體環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小城鎮的污 水處理水平很低，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過去的投資向大中城市傾斜得太厲害。而從整體來看，伴隨着蔓延式的擴張，城市群地區，比如珠三角和長三角，面臨的水資 源和環境壓力尤其厲害。”魏後凱說。

　　面積很大，開而不發

　　在此起彼伏的造城浪 潮中，更深層的“土地危機”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展開。

　　魏後凱說，在城市化快速推進中，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遠遠高於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2001到2008年的研究統計，城市土地的擴張速度比城市人口擴張的速度快一倍左右。

　　陸大道院士這樣描述土地擴張過程：改革開放以 來，城鎮建設用地出現三次大規模擴張。自2001年開始的第三次過度擴張達到了空間失控的嚴重地步。據建設部門數據，1991~2000年全國城市建設用 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萬畝，2001年在300萬畝以上。部分沿海地區的城市2010年的土地指標在2001年已經用完。

　　大量耕 地、特別是優質耕地被圈定為建設用地後，卻陷入閒置狀態。魏後凱說，通常的解釋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很多地方為了“鋪攤子”，徵地後就讓它閒在那 里。“建了那麼多開發區，面積很大，開而不發。”

　　據2003年國土資源部對24個省市區的調查，當時中國各類開發區達5658個，開 發區規劃面積3.6萬平方公里，超過了現有城市建設用地總量，其中開發不足和閒置的土地超過70%以上。

　　2004年中央一度對開發區 的閒置土地進行整頓，然而時至今日，開發商仍以各種名義囤地。

　　土地閒置的數量究竟有多大?中國人民大學土地公共管理學院管理系主任葉 劍平表示，目前國內幾乎沒有研究機構掌握土地閒置的具體數量，國土資源部也未公布。2008年中央對土地閒置有所整頓。

　　國土資源部部 長徐紹史在一次會議發言中提供的最新數據是：截至2008年，全國供應給開發商的土地還有14.5萬畝閒置，約占當年完成開發麵積的四成。

　 　怎樣變成土地契約的方式

　　城市擴張引發的土地危機，並不止於土地被盲目圈定後拋荒，失地農民難以 分享土地城鎮化後所產生的巨額收益，讓問題變得尤為複雜。

　　據陸大道院士統計，2002年，全國獲得的土地收入為2419.79億元， 其中，招標拍賣掛牌獲得的收入為968.55億元，平均每畝的收益為35.67萬元。在上海、北京等地，近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時，其成交價格一般在每畝 幾百萬元。農民是按被徵用土地原用途的產值倍數獲得補償的，每畝耕地的最高安置補償費為2.5~3.0萬元，低的僅每畝3000~5000元。

　 　失地農民成了“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農民，因城市擴張引發的徵地補償安置糾紛，已是當前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

　　6月 初，武漢一農民楊友德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以自制火炮打退拆遷隊。王軍說，拆遷事件越演越烈，因為一個邏輯始終未變——強制性低價徵收農民土地，低價拆遷 城市民居房屋，再以市場價格來完成城市化的土地財政收入。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使“財權上收、事權下放”，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地方財政困難，末端的基層政府有 時就在土地問題上“任意妄為”。

　　“中國式的造城運動，說到底就是"土地革命"還沒有結束。怎麼把中國的城市化由土地革命的方式變成土 地契約的方式，現在是一個大問題。”王軍說。

　　城市招商“單相思”

　　投資5000萬，“開車違法不受罰，娛樂場所消費不受查”

　 　有5年時間，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盧進勇奔走於全國大小城市，講授招商引資之道。

　　他的學員是省市縣各級政府主管招商引 資“天字號”工程的一把手，以及頭戴招商引資指標“緊箍咒”的公務員們。“可以感受到地方政府強烈的發展欲望。”盧進勇形容那種熱望“近乎瘋狂”。

　 　但最近兩年，盧進勇為人師的熱情淡了很多——每每路過城市郊區，看到耕地和村落變成開發區、工業園、CBD，“都成了產值，繁榮但不再美好，心裡隱隱作 痛。”

　　盧進勇講課，常常會提到“崑山模式”。

　　1985年，崑山是全蘇州經濟倒數第一的縣(1989年撤縣建 市)。縣長因此得名“小六子縣長”。

　　當年，崑山在縣城東邊劃了一塊4平方公里的土地搞經濟技術開發區。後來名字裡加了“自費”兩字， 因為沒人支持。縣政府拿出50萬元做廣告：一個做在上海虹橋國際機場——“歡迎各界朋友到國家級崑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業”。另一個登在香港《大公報》上： “崑山人民熱情好客，歡迎你們來投資;你們來剝削的越多，崑山人民越開心。”

　　“敢為天下先”是盧進勇等招商引資研究者對崑山這一段歷 史的評價。後來人想向崑山取經，卻發現“崑山模式”並不好複製。

　　是非高爾夫

　　 比如說，崑山的“高爾夫球現象”。

　　崑山人認為，高爾夫的最高境界在於打“人”——結識客商、溝通感情。崑山市招商中心秘書長孫建中在 介紹崑山招商引資之路時多次提到，到2006年，至少有8個投資5000萬美元以上的大項目，最初都是在球場上建立關係的。

　　不少地方 政府把高爾夫當成可以大大提升當地投資環境的“形象工程”。南京曾把鐘山高爾夫球場稱為“南京市對外宣傳城市形象、招商引資的窗口”；2003年，天津靜 海經濟開發區曾以高爾夫賽事的形式舉辦招商會。對一些中小城市，“高爾夫+別墅”是吸引外資、升值周邊土地的法寶。

　　北京林業大學教授 韓烈保2003年進行了中國高爾夫消費狀況的課題研究。他在報告中指出：我國GDP、實際利用外資額與高爾夫球場的發展規模相比已基本達到平衡。就擁有高 爾夫球場的城市來講，各城市的高爾夫球洞數與其GDP的相關程度為64%，與實際利用外資的相關程度達75%。

　　或許正因為此，雖然從 2004年到2006年國務院、國土資源部、國家發改委曾發布多道禁令嚴格控制高爾夫球場的用地審批，但到2009年，我國的高爾夫球場還是增加了近 400個。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貧困縣市也加入到這場種“綠色鴉片”的圈地運動中來。今年，國家級貧困縣海南陵水一口氣規劃了9個高爾 夫球場。

　　盧進勇的理解是，一方面，我國的財稅體系是“分灶吃飯”，高爾夫球場建設本身就是招商引資項目，地方政府將其作為增加財政收 入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高爾夫招商項目帶有很大盲目性。

　　“長期以來，全國至少60%的球場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原中國 高爾夫協會秘書長崔志強斷言。

　　對於建幾個高爾夫球場和別墅就改善了城市硬環境的想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處投資環境項目方案主 管、國際投資環境研究院院長黃靜認為，投資環境的好壞不完全在於硬環境的優劣，有時軟環境要素會起決定性作用。

　　他舉例說，荷蘭有個 10億歐元的投資項目同上海張江科技園談了一年都沒談攏，最後落戶蘇州，原因在於那裡的商務成本較低。

　　位於金沙江的二灘電站在建設之 初，一批歐洲科學家、工程師和學者負責施工運行。攀枝花市為他們建立國際城(村)，不僅通互聯網，還修了教堂和國際學校。“如果把招來的"商"比作一株植 物，城市就要提供同它原來生存環境相似甚至更好的陽光、空氣和土壤，否則植物移栽就會生病。”

　　招商“零政策”

　 　賣土地是城市招商引資的王牌。

　　2003年，國土資源部檢查組調查了山東省德州市齊河縣徵地2800畝搞高爾夫別墅項目的問題。“為 什麼開發區圈了地，卻沒有項目進來？”面對調查組的提問，一名鄉長答：“上面要求每個鄉都要搞開發區，我不搞，鄉長就當不成。”

　　齊河 縣曾規定，凡固定資產投資300萬元以上的，無償提供土地15畝，每增加100萬，多提供5畝。土地政策優惠之外，該縣還提出“招商零政策”理念：“客商 需要什麼，我們就提供什麼。”

　　齊河電信局局長曾專程到德州電信局給外地客商要他們需要的電話號碼。縣委書記為爭取澳門名嘉集團在山東 的投資項目，親自上陣盯住對方的車，不休息不吃飯，一直跟了12個小時。

　　靠着“零政策”，到2002年，齊河縣共引進14個過億元的 項目，連續兩年成為德州市招商引資狀元。

　　投資送地，齊河並非個案。甘肅正寧縣規定，對投資100~500萬元、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工 業項目，用地實行“零地價”租用；投資500萬元以上的工業項目，實行“零地價”徵用。

　　“一些地方政府將賣地作為吸引資金的最大優 勢。”北京創意村營銷策劃公司董事長、《盤活城市》作者陳放告訴本刊記者。目前，沿海14個省市的實際占有耕地大多已突破規劃指標。

　　 被出賣的不只是國有土地。

　　山西亞美大寧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晉城市政府於1999年從美國招來的“金鳳凰”——美國大陸煤炭有限公司成 立的合作礦山企業。10年間，外方僅投資3000萬美元，就擁有了價值近100億元人民幣的國有煤礦78%的控股權及經營權。而外方在2008年8月將自 己的所有股權私下非法轉讓給新加坡一家公司，套現4.3億美元。

　　盧進勇說，我國很多城市沿襲多年的政府主導型招商引資模式，對政策優 惠、資源出讓等具有較強依賴性，這是一種短視行為，應該向“集約招商”模式轉變。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曾說，我國是世界上每 年新建建築量最大的國家，每年20億平方米新建面積，相當於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而這些建築只能持續25~30年。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兩點： 一是建築粗製濫造，質量堪憂；二是政府一拍腦門定規劃，再拍腦門改規劃，用大拆大建置換GDP和政績。

　　黃靜援引財經評論家時寒冰算過 的一筆賬描述“刮地皮”之痛：建築壽命每縮短一年，意味着財富當年損耗掉4萬億元，如果與英國平均132年的建築壽命相比，我們損耗的是408萬億元的財 富!

　　“打一場全民招商的人民戰爭”

　　“降地價、給政策不如找人才。”中國招商 引資研究院院長李偉林提出解決之道，“專業招商在招商引資中應唱主角。”而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模式大都是“人民戰爭”式的全民招商。

　 　李偉林對“全民招商”十分熟悉。他告訴本刊，有些城市，就連公安局、檢察院也有招商引資任務。公安局設招商科，刑偵隊長兼任科長，下達給幹警每人動輒十 萬甚至上百萬的招商引資指標。

　　黃靜調研時發現，有些地方招商採取保證金制度，當地領導每人每年有1億元的招商引資指標並需繳納保證金 1萬元，各部門領導承擔5000萬元的指標、保證金5000元。

　　2009年，湖北省大冶市曾出台規定，誰能邀請世界500強老總到當 地考察，每次獎勵1.2萬元;若成功招商引資，最高獎勵50萬元。

　　“誰刁難投資者，誰就是人民的罪人”；“打一場全民招商的人民戰 爭”；“招大商、大招商”；“招來500強，給車又給房”？類似宣傳口號在一些城市仍在流行。

　　盧進勇認為，雖然全民招商的概念可以營 造這個城市整體歡迎投資的形象和氛圍，但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社會公益事業的管理者、公益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公益項目的投資者、社會“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和 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監督者。黨政部門和黨政幹部都去招商是典型的角色錯位、越位。

　　但現實中公務員仍是專業招商隊伍的主力。李偉林說， 全國4萬多個省、市、縣、鄉四級貿發局、經發局、投資促進局、開發區管委會招商部，至少有10萬名公務員在工作。

　　有報道說，某市承諾 對所有來投資的客商都給予“招商局副局長”的頭銜，最終這個頭銜頒發了138次。

　　恨不得倒貼的招商“飢餓症”

　 　陳放總結了中國城市的26種“城市病”，其中盲目不計後果的招商引資被形容為“城市單相思”。

　　這種病症曾以不同方式在中國許多城市 爆發。如，甘肅正寧創造了投資金額和公務員待遇的“等價值”交換規定：聘用投資300萬元以上、年納稅2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法人代表到經濟部門兼職，發 給副科級四檔基本工資，可協商推薦任縣政協委員；投資500萬元以上、年納稅40萬元以上的，發給正科級四檔基本工資；投資1000萬元以上，年納稅80 萬元以上的，發給副縣級四檔基本工資；當年被聘用企業法人代表的1名年齡、學歷條件符合規定的子女，到行政事業單位工作。

　　河南沁陽曾 創造“超國民待遇”：投資5000萬，就可以“開車違法不受罰，子女上學自由擇校，娛樂場所消費不受查”。

　　還有一些城市將招商引資同 公務員獎懲掛鈎： 擬提拔的人員必須能招來商引來資，否則不用；對能招來商引來資的人員，就是超過規定年齡，也照樣提拔；連續兩年招不來商引不來資的部門一把手就地免職或撤 職。

　　恨不得倒貼的“單相思”卻往往不見效果。黃靜說，有些地方招商引資採取四面出擊的方法，但招來的資金可能還抵不過花出去的錢；或 者自認為本地有良好的環境和項目，但“吹了幾次號，放了幾回炮，熱鬧過後還在原地跑”。於是“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騙上級，層層摻水，水 到渠成”就成了現實。

　　“要進行資源整合。”作為國內第一位投資環境方向的經濟學博士，黃靜認為，一個城市要成功招商引資，必須在投資 環境、投資機會和招商引資協助三方面下足工夫，客觀有效的宣傳，科學地整理投資機會，合理利用招商資源是招商引資成功的關鍵。“如何讓投資人找到你？這是 城市喊得多做得少的工作。”

　　李偉林主張招商引資應最終向品牌營銷方向發展，“每個城市都應有自己在廣闊時空中的坐標，品牌形象就是城 市的靈魂。”

　　在“千城一面”的中國找到適合自己的城市，“被相思”的一方似乎更為理性：南亞電子城準備投資一個27億美元的項目，用 了兩年時間調查了中國200個城市，最後董事會投票選出了崑山。同樣落戶崑山的一家企業負責人說：“我們最早選址在深圳，但董事會認為那個地方的服務不 行，見個科長都難。”

　　口號里的城市

　　今年1月，合肥推出城市旅遊口號：“兩個胖胖歡迎您”，當地媒體街頭調查 顯示，此口號遭多數市民反感。3月，宜春旅遊政務網打出口號：“一座叫春的城市”（目前已改為“一座春的城市”）。

　　此後，網民興致勃 勃地評選出了“中國十大雷人城市口號”，且榜單不斷更新。“沒有最雷，只有更雷”，常常是某地政府剛剛花大力氣大價錢樹起來一個口號，馬上就被網民解構得 體無完膚。

　　“上海，精彩每一天”，被指直接來自護膚品廣告;海口的“娛樂之都”，像是給坊間傳聞提供依據;而“現代化魅力型區域中心 城市、沿海強省省會”，被稱為“打死也猜不着”的謎語——答案是“石家莊”。

　　據長期關注城市形象研究的文化學者陳勇介紹，中國內地大 小2000多座城市（包括地級市、縣級市和縣城），幾乎都在絞盡腦汁地設計與營銷城市，除形象廣告、徵集市歌、申遺、改名、選形象大使、建地標外，對於征 集城市口號也熱情高漲。

　　地方政府常以重獎的形式徵集城市口號，少則三五千，多則數十萬。重慶市政府以重金策劃出“沒到過重慶，不了解 中國”，一度當選上述“十大雷人口號”之首。對它的質疑不是因為出格，而是太沒特色，“沒到過吐魯番”、“沒到過漠河”，像是一道萬能填空題。

　　 無比正確的廢話

　　如同石家莊的城市口號一樣，讓人猜謎、相互山寨是中國城市口號的通病：“擁抱碧海藍天，體驗漁家風 情”，是三亞嗎？不，答案是威海。“文化聖地，天鵝之城”，誰能想到指的是三門峽呢？

　　陳勇告訴記者，整理當今國內的城市口號，會發現 很少有能劃到四個隊伍之外的：

　　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這個最簡單，有什麼出產，有什麼產業，填上就得。

　　二是由 蘇杭領隊的“天堂在人間”，天堂、仙境、伊甸園成了許多城市的標籤：“焦作山水，人間仙境”（焦作）；“東方不老島，海山仙子園”（浙江象山縣）；“小商 品的海洋，購物者的天堂”（義烏），等等。其實把某某之都，直接改成某某天堂，一般都無不可。

　　三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成功，引發 “山水類”口號扎堆：“福山福水福州游”；“奇山秀水綠南寧”；“多情山水，天下洲城”（長沙）。以中國的地貌，大部分城市要找出些小山小水都不難，這些 山水是否有代表性？還是和房地產開發商宣傳用的山水家園、山水花苑一樣，只是個噱頭？

　　四是給西方地名做“二房”。如在宣傳中自比“東 方日內瓦”的地區，就有石家莊、秦皇島、肇慶、昆明、大理、巢湖、無錫、上海崇明等，還不算自稱“東方小日內瓦”的，以及把發展目標定為“即將建成東方日 內瓦”的。

　　在陳勇看來，上述現象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後，城市發展向西方看齊的努力和與西方文化抗衡的心態，也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中國 城市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甚至是極度自卑。

　　在2008年的一次旅遊專家座談會上，中國旅遊文化資源開發促進會副會長魏小安指出：“城市 口號最容易變成正確的廢話。”

　　“要麼因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強大慣性而顯得很"虛"，要麼出於市場利益訴求而太"實"，這是目前城市 口號的兩種極端化表現。”陳勇說。

　　失落的城市精神

　　定位混亂、推廣不力、缺乏 國際視野、設計粗糙、公眾參與度不足，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彥平給城市口號總結了這些病症。

　　口號，就是供口頭呼 喊的有綱領性鼓動作用的簡短句子，參考該定義，目前中國的城市口號大都難擔這一重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顧曉鳴解釋說，城市口號出現克隆有兩個原因：一是 對城市的今天不了解；二是對城市未來的發展之路也不了解。

　　西方著名學者斯賓格勒說：“將一個城市和一座鄉村區別開來的不是它的範圍和 尺度，而是它與生俱來的城市精神。”在顧曉鳴看來，我們需要的是精神追求，一種崇高感和超越感，提鍊形成主題詞的形式，讓口號體現出強大的感召力。

　 　上海師範大學旅遊學院科研處處長梁保爾告訴記者，城市精神是一個城市的內在氣質和根本價值的追求，是內化於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哲學法則。城市精神需要通過 有代表性的符號解讀出來，而城市口號最具代表性。“"動感香港"這個口號很成功，因為它體現了香港工業、經濟和文化的動態與香港人的活力。”

　 　要詮釋城市精神，首先需要對城市進行明確定位，否則會事倍功半。如廣州的城市口號“一日讀懂兩千年”，既想照顧到該城市多元的歷史，又想打造現代主題文 化，由於定位不明，不知取捨，容易不知所云。

　　劉彥平舉例道，往往一個城市有很好的文化資源，偏偏定位偏差，如大同，雲岡石窟聞名中 外，卻把自己叫做“煤炭之都”；甌越古地、南戲故里的溫州，以“中國鞋都”自得；還有古都南京，自稱“博愛之都”，反遭網民揶揄。

　 　前提是“酒要好”

　　陳勇說，一些名不副實、有悖於文化內涵的口號，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不僅對城市建設沒有推動， 反而對城市形象產生負面作用。如“生態型城市”的提出，並不適合所有的城市。即使初始條件符合，根據發達國家經驗，真正實施並達到效果至少需要幾十年的持 續發展。此類漂亮口號只會助長城市發展的浮誇風氣。

　　城市口號應該是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不僅包含歷史文化基礎，還必須有群眾基礎。 劉彥平對在城市口號的塑造中民間參與嚴重不足表示擔憂。他認為，城市品牌的實質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對城市歷史的自豪感、對城市發展前景信心的綜 合表達。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所以城市品牌從設計、管理到增值，都應有市民的參與。

　　民間參與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去年浙江寧波舉 行了口號海選，最後選定的一句“書藏古今，港通天下”就是出自一對來自湖南長沙的遊客夫妻之手。

　　“這並非一次簡單的口號徵集。”在寧 波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儲嘉康看來，口號徵集活動客觀上讓寧波以外的人努力了解寧波，認知寧波，這就是寧波城市影響力的到達。

　 　然而即使是口號海選，決定權仍在政府。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包亞明表示，歸根到底目前的城市口號都是官方意志的體現，地方領導在選擇上有最大的影 響力。而僅憑領導意志或政績需要作為城市口號選擇和宣傳的背後推手，常常導致城市口號的隨意性強而生命力弱，不是遭詬病，就是被遺忘。

　 　包亞明表示，小地方特色鮮明，容易提煉出特色，如江西婺源——“中國最美鄉村”。然而像上海這樣的多元化大城市，很難用一句話概括。

　 　對大城市來說，依託雄厚的財力和發達的傳媒廣告業，宣傳、營銷自己的口號並不難。然而營銷只是推廣、輔助手段，不能解決城市精神重塑的大問題。如何利用 歷史文化激活城市的生長動力、凝聚城市精神才是根本。“酒好，還需要吆喝。但前提是：酒要好。”包亞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