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东，三十年西——回顾中共立国60年及“改革开放”30年

送交者: 杨爱程 2010年09月16日12:05:09 于 [彩虹之约] 发送悄悄话

三十年东，三十年西    ——回顾中共立国60年及“改革开放”30年    杨爱程(《真理报》加西版2009年10月号)        今年是中共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又是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运动31周年(一般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笔者今天以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身份，简略地谈一些个人的观察。        历史的怪圈    有哲人指出，人类从来未能从历史中记取教训，一直在原地转圈，好象有一堵“鬼打墙”，总也走不出那个无形的怪圈。这一看法似乎特别能适用于中国的历史，数千年来，皇朝更迭，兴衰轮替，周而复始，不知道重复过多少回了，每次新朝代建立，人们都希望这次是那“最后一次”，从此进入“万年盛世”，江山永固的大好时代。然而，多则上百年，少则数十年，新的皇朝又变得千疮百孔，于是又出现纷乱、争竞、杀戮......，最后又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闹剧。        现在，中国似乎又进入了相对安定、繁荣的所谓“盛世”，我和每一个关心祖国的海外同胞一样，当然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长期持续下去，不要再出现任何的动乱，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不再遭受乱离之苦。然而，如果我们大家，特别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改正以往的错误，恐怕再一次落入那个历史的怪圈也是无可避免的了。        其实，前车之鉴离我们并不是很远。1949年的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共抓住了政治腐败、贪渎盛行、贫富差别悬殊、民生雕敝、民权不张这些社会弊端，又相应地开出了十分诱人的诺言，并大力宣传，才调动了强大的革命队伍，把国民党赶下海的。然而，60年后的今天，当年成为发动革命的借口的那些东西，好象全都重新出现了。那么，能否在不引起另一场大动荡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让中国人民真正进入一个长治久安的时期呢?这不单单是个疑问，其实也包含着一个殷切的期望。        戒骄戒慎，反躬自省    我在阅读国家统计局“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顾系列报告”时，看到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比如“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至世界第三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119元上升到200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32.4倍”，“200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2，770美元，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等等，并很自豪地宣称:        “6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艰苦奋斗，勇往直前，在旧中国满目疮痍的废墟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辉煌成就，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记得1958年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如今单从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项数据看，的确超过了英国，并且坐三望二，超过日本，赶上美国似乎也是可以期待的。不能不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笔者和全世界的华人同胞一样，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但是读到下面这一段，就会令我们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了:        “195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很小，1978年才达到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          大家都知道美国和日本的人口是多少，而中国的人口又是多少，所以，若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美国比、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比才能真正看出差距到底有多大。        还有，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角度扩大一些，看看五千年来中国所经历过的兴盛时期，就更加能够看到，今天的中国相对来讲还处在相当贫弱的阶段。有历史学家指出，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被美国超过。中国失去第二把交椅，是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如果上溯到汉唐宋明时代，虽然没有所谓“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肯定远远领先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此看来，今日的中国还处在艰难地恢复昔日辉煌的路途中。        前30年与后30年    人的眼光总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很难摆脱自身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留下的记忆。所以，我们对自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有极深刻的印象，尤其当我们把后30年的蓬勃发展与前30年的艰困贫乏相对照时，感受到的震撼就更加强烈。然而，如果我们对过往一、二百年的历史稍作研究，就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实从十九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其间虽然经历过许多内乱和外敌入侵，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发展着，到1949年政权交替之前，上海、天津、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海更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都会了。而中共的革命对象，恰好就是那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暴力革命的荒谬性以及它对社会公义的粗暴扭曲。        中共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的，在所谓的“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运动中，许许多多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先富起来的人”被剥夺了全部或部份财富，更有数百万人被剥夺了生命，其后的“反右派”、“社教”、“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为了防止这些人东山再起。        然而，如此动用整个国家专政机器强力推行的社会制度却被证明是无法运作的，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共公开承认，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出路在哪里?聪明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都明白，就是要走回头路!只不过隅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不可能如此明言，而只能用尽心思，发明一整套貌似新鲜的政治术语来隐晦曲折地表达。到了今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中国终于完完全全回到了“旧社会”-不但是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回来了，革命前的官场恶俗、贪污腐败、贫富不均、民权不张、公平不保、公义难伸这些社会弊端也都回来了。有报告称，在如今的中国，0.04%的人占有社会财富的70%，而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当中，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官的亲属。        历史好象又回到了原点。人们不禁要问，既如此又何必发动一场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的暴力革命呢?那些因为辛勤劳作，苦心经营而积累了一些财富，却因此而作了革命“祭品”的人，又如何还他们以公道呢?        呼唤公平与公义    不得不承认，人类的历史常常是血腥的，并且常常是完全没有公义可言的，即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寇”。60年前的革命消灭了一代“先富起来的人”，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又成就了另一代“先富起来的人”，历史的怪圈终于没能突破，却也让“成王败寇”的关系中来了一个角色倒换，如此而已!        也许，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世间，我们不可能有真正完全的公平和公义。基督徒常会说“这世界非我家”，因为主耶稣早就说过，祂的国不在这世界。然而，我们仍然渴望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希望在今后的时日里，中国不单单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也在社会的公平和公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同时，也能够如当时的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在1945年9月27日社论中所说的: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议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06:3)但是，若不认识这位行公义，施怜悯的上帝，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祂的牺牲大爱的人，如何能够“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记29:14)”呢?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1)的确，中国需要主耶稣的救恩，如果中国大地上有了许许多多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重生得救的人，有千千万万由这样的人建立的教会为主作光作盐，每天用他们的新生命感染身边的亲友、邻舍及社区，把上帝的爱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如果那样，必定有上帝的公平和公义大行其道的那一天。        但是说到底，我们最终极的盼望不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因为这世界的一切，无论是伟人也好，王朝也好，政经制度也好，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迟早会成为过去。只有主耶稣的救恩才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所在，正如圣经所说:        “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33:15)“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以赛亚书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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