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也就变成了法利赛。历史是何其的相似，虽然相隔了几十年，但是红卫兵小将们的的那种善于利用语录本打仗揪法利赛的传承却从没有断开过，这才是中国人的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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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语录仗”（节选）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拍摄的电影故事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有这样一个颇有趣味的细节：一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姑娘在水果摊上东挑西拣地选大苹果，售货员大嫂不耐烦地对她喊：“要斗私批修！”红袖章姑娘则回敬她一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这部电影在总体上表现的“文革”是不真实的，有许多从政治概念出发图解“文革”因而经不起推敲之处，但是这个细节却十分真实。不了解“文革”的后人或外国人在看到这个细节时可能会不知所云，不明白买卖双方在嚷些什么。而每一个“文革”过来人都会明白，她们嚷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是在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毛主席语录”“打语录仗”。 

　　“打语录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特殊的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文革”时期的中国，几乎人人都会以“毛主席语录”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来保护自己，压服对方。因为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谁敢不服从，就等于是“抗旨”。只要能说出一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于是在两军对阵中抢占了“政治制高点”。 

　　最缺少文化的农民，也学会了用“毛主席语录”与人争论。著名作家陈白尘《牛棚日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五七干校时，一次有公社鸭群放牧来到中国作协连队的地盘内，干校的人去制止，却遭到放牧的农民振振有词的反击，陈白尘记载：“牧鸭人蛮横甚，说土地是国家的，谁都可以放牧，你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打击贫下中农等于打击革命云云。”陈白尘叹道：“毛泽东思想谁都可以用来作自卫武器，可笑之至。”（见该书216—217页）那位农民所运用的“毛主席语录”，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话是：“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这段“语录”在“文革”初期曾由官方媒体反复广播、刊登，在农村则到处都写在墙上、石碑上，并且每当开会（不论是学习会还是批判会）都必定要读上几遍，即使不读书的农民也耳熟能详了。 

　　当时在两派辩论或争吵中，还有用“毛主席语录”来骂人的。比如，若要想骂对方“不要脸”，就可以引用这段“语录”：“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这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还有一句常被用来辱骂对方的“语录”是：“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出自同一篇文章，原也是骂反共顽固派的，其前边几句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的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接下来才是“死皮赖脸……”这几句。）那时，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词还没有公开发表（1976年元旦才发表），要不然，那首词中的“不须放屁”肯定会成为两派辩论或争吵中使用率极高的“语录”。 

　　“文革”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当时著名的外国专家造反派代表人物），在他的回忆录《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里写到这样一次“语录仗”：   

　　广播学院的红卫兵要冲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揪“走资派”，而“保守派”和负责保卫广播电台的士兵们则不准学生进入，双方对峙并各自读起了《毛主席语录》，一方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另一方读“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互不相让。 

　　李敦白说：那是毛泽东与毛泽东的对抗。他感叹道：没有任何权威，任何双方都承认的党领导人或任何一个人能告诉我们，这些引自毛语录的话哪一条能适用于目前的情势。

　　更加有趣的是，“文革”初期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在《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一书中回忆了一次周恩来亲自参加的“语录仗”（见该书543页）。 

　　当时，中央办公厅由戚本禹领导的造反派“中南海红色造反团”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休息，要造反团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团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亲自来劝说，造反团的人就搬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语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们在这里开会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其中关于“纪律”的部分，念道：“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