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民主化，我當時充滿了信心。我認為（當時流行的看法也是這樣），首先，民主是大勢所趨，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全世界的民主事業雖時有挫折，但總的趨勢是向前發展的。世界大潮，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第二，中國在逐步開放的過程中，與民主世界的交流更加頻繁，會促使落後的政治制度發生改變；第三，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多元化民主體制，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會迫使政治的多元化，歐洲的民主化就是因市場經濟產生了一批資產階級；第四，黨內幹部愛西式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當老一輩退去，新一代上台，民主是順理成章的。我同一位世行官員私下談過中國政治，他說，在西方，有些人反對同共產主義中國接觸。但主流思想認為，同中國的接觸可以促進中國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改革。十幾年來，中國的變化證明這是對的。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工作，許多同學也散布在中央部委和其餘的省市政論。我的印象是，黨員幹部中，認為西方制度比中國先進，中國遲早要民主的有七八成。所以，我天真地認為，民主的中國是我們這一代人就可以實現的目標。

主，我當時全錯了，包括所有懷有此幻想的人。傳道書中講：日光之下無新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人類在歷史中所學到的教訓是，人永遠不可能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我們小時候天真地嚮往共產主義，同成人後天真地嚮往民主制度是一樣的。小時候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是因為ABCD，後來相信民主制度，理由一二三四。影響我們思維主的仍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即人類社會受制於一定的規律，往何處去是“必然”的。同生物界一樣，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社會會越來越美好。這種思維在很多“無千禧年派”基督徒中很普遍，只不過是將“共產主義”或“民主政治”換成“基督化社會”或“福音廣傳”。

主啊，作為基督徒，我們應當拒絕一切這個世上所能給的許諾，包括所謂社會大同的“共產主義”和“民主政治”。除了神國降臨之外，在社會、政治、經濟上，這個世界不存在一個終極的美好社會。對這種無神論的普世價值追求的結果，只能是水月鏡花，南柯一夢。主啊，求你賜我們智慧的心，讓我們知道你的道，因為認識耶和華則智慧的開端。求你讓我們信心堅定，不隨流行風潮飄泊流蕩。也求你將榮耀顯在地一，讓萬國，萬民都看見，並順服。

當我對中國民主前景滿懷希望的時候，有三件事將這個夢想砸碎，讓我認識到民主中國的難度極大。而且中國即使民主了，也未見得是好事。

一是96年的時候，李登輝提出兩個中國的概念，引發了大陸的強烈反應。軍演、試射導彈令眼花聊亂，再加上電視、報紙對李本人的大肆攻擊，使人仿佛回到文革的批鬥會。我本人是不希望台獨的，盼望兩岸統一。但從實際情況來講，對方本來是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無論你承認與否。這是國共內戰的結果，不是外國入侵或叛亂造成的獨立王國。第二，既然講民主，就應該尊重民意。我認為一個政治實體不能夠代表另一個政治實體的民意，不能制定其國策，無論二者大小比例如何，就如馬來西亞不能代表新加坡。另外，對李本人的人身攻擊，如“民族敗類”，“千古罪人”等言語，以及請出他大陸原籍，從未見過李本人的七大姑，八大叔之類的來罵他祖宗三代，已經是一種很低下的行為了。

但是在我所處的世界裡，支持我這種想法的人是鳳毛麟角，至少在當時我一個也沒見到。無論在辦公室、路上、餐廳、甚至家裡，人們都在為台灣當局和美帝國主義的倒行逆施義憤填膺，為解放軍的飛機導彈歡呼雀躍。大澡盆人高聲喊打，認為即使用核彈炸平台灣，與美國大打一氣也在所不惜。不在其位的軍事家、政治家們紛紛拿起低比例地圖，研究登陸方式，轟炸目標和行軍路線。當中央的軍演和平結束後，大批民眾為江總書記的軟弱無能扼腕嘆息。

從這件事開始，我對以前奉若神明的所謂“人民”二字發生了懷疑。我想，台灣想獨立也好，大陸想開戰也好，都是“人民”的意願，但哪個“人民”更神聖呢？如果51%的人民投票，瓜分另外49%人民的財產，是不是符合公義的？也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同情台獨，而把自己放在了“中國人民”的對立面。

第二件事是科索沃戰爭：首先我聲明，我並不支持北約的軍事行動。我認為，一個國家為了保持社會安定和主權完整，有時可以採取一些暴力行動，甚至是西方看起來不人道的行為。如果台灣不是國共內戰而是叛亂的結果，我也贊成武力收復。總體上，我認為西方有時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別人，以自己的國情度量別人，強行要求別人接受自己的立場。撇開這個不談，轟炸開始後，我們的政府毫無保留地總在米羅舍維奇同志一方，將他描述成大義凜然，英勇無畏的塞族英雄。而北約則成了專門屠殺平民的侵略者和劊子手。我們並沒有參戰，但整個國家完全籠罩在戰爭氣氛中。

令我難以忍受的是中國大使館被炸後的一系列活動。我當時主管一個部門的工作，又是處機關黨支部成員，處團委書記，建委團委副書記。炸館的第二天，建委中層領導和黨員幹部開了會，布置了中央的任務，要求廣泛動員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主動、深刻地表達中國人民對這種侵略行徑的憤怒。會議並嚴禁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參加集會、遊行、抗議，但要儘可能給人民群眾，首先是大專院校學生的活動提供方便，比如接送車輛等，我們處的兩輛依維柯便撥給前往法國領事館示威的學生專用。會上並要求所有中層幹部上台表態支持中央的決定，譴責北約的野蠻行徑。

委機關會剛開完，處機關又開全體會，要求年有副科以上幹部上台表態。當天下午，建委團委又開會，我們又重新宣誓一遍。再接下來是各處支部成員、團支部、下級單位黨團組織，包括工會等等，大大小小的會議重複了上十次，每次都是同樣的內容，大家都重複同樣的表態。到最後兩次會時，我極不耐煩，始終沉着臉，發言時言不由衷，無精打采，以至我的領導問我是不是身體不適。在另一條戰線，示威的學生們戰果輝煌，據司機們講，怒火中燒的學生們將法國領事館砸了個雞飛狗跳牆，那裡的玻璃被砸了個稀爛，工作人員，包括漢奸們都抱頭鼠竄，不知所終。在警察的勸阻下，學生們才表現出極大的克制所理智，沒有沖入館中。這樣過一段時間，中央又下了一個通知，說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已經表達夠了，帝國主義已經知道中國人民不可辱，中國政府在向列強討還公道中已經占據了有利位置，建議停止示威活動。通知發出的第二天，街上的火熱立刻退潮，到處平平靜靜，象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許多年輕人依然心有不甘，大罵以江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賣國賊，哀嘆敢於對抗美帝的毛澤東已經做古。不過，沒有任何人出來集會，遊行。

這個事件讓我看到中國文革的土壤依然營養充足，黨駕馭民意的能力依然強大。毛澤東時代，就是由有魅力，會煽動的領袖利用非理性的民意對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力，從而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通過正常渠道討還公道，我是雙手贊成，但是利用群眾運動的辦法，對一個國家來說，是很可怕的。希特勒、毛澤東都是箇中高手。所以，從那以後，我對中國民主的前途開始失望。中國是一個暴民的社會，暴民中潛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民主選舉開始了，這種能量隨時會釋放出來，作用是好是壞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