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守望天国疆域的前沿
炮声在天边稀落地轰响着，周围不时有炸弹掀起的烟尘，战云从低空黑压压地掠过，在战火撕裂的战壕与散兵坑里，“守望”的将士在沉静地等待着对面的下一次突击。这不是一个局部的战斗，也不是一次偶发的战役。早在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那位执政当权者发布了两项指示的时候，世界的大军就开始向天国的疆域压了过来。
“（1）要各级政治权力引导未登记教会的基督徒到‘三自’教会聚会；（2）要把独立的大型教会拆散到家庭里面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指示已经为这场针对教会的运动规定了明确的既定目标。逼迫的目标是既定的，所以，“守望事件”不是一个偶发的行动。我计划打你，然后就打了你；这里，动机与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在后的行为不能成为在前的动机的原因，这在逻辑上是不言而喻的；我在三个月以前就已经预谋对别人实施伤害了，然而在三个月后实施伤害时，却说是你当时“犯横”找打，这在任何法院都逃脱不了“主观故意”的罪责。这也解释了在事发之前当地政府寻衅式的种种刁难。狼定意要吃羊，则羊即使在下游喝水，也会违反常理地污染了处在上游之狼的饮水。在狼的心里，狼要吃羊，肯定是由于羊的错。“MLH革命”也不是“守望事件”的真正原因，而是只是一个借力，或者一个借口。对于借酒撒疯的人，酒从来都不是疯的真正原因，疯的真正原因是他想疯。“守望教会”遭害不是因为该教会自身有什么过失，其唯一的“过失”就是被贼惦记了。一个人定意要打你了，你是怎样退让都免不了挨打的。“守望教会”不过是政治权力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限制与消除独立教会运动的受害者。
由国家宗教局局长指示各级政治权力行动，可见运动是全国性的。“守望事件”不是个别事件，甚至也不是局部事件，而是一个全国运动的开端。“守望教会”之所以首当其冲，因为她是某类教会的典型。此次运动针对的不仅仅是“守望”，也不仅仅是北京地区，甚至不只是家庭教会。此次运动是全方位的。在北京，那些挂名在“三自”之下却实际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独立地位的教会，此次不也开始被勒令停办了吗？除了死心塌地地投降“三自”，任何教会都在打击之列。“独立”就是打击的范围。作为教会独立性的基地，家庭教会成为此次打击的重点；而由于其对外影响力和对内引导力，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又成为打击重点的重点；作为大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典型，“守望教会”也就难免首当其冲了。
国家宗教局局长为此次运动订立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战略性的，一个是战役性的。全面消除教会的独立性，将所有基督徒都纳入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以便达到政治权力主宰基督信仰的目的。这是中国政治权力针对教会的长期战略目标。局长的第一目标显然与这一长期战略是完全同一的。但是，基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即使最迟钝的官员也意识到：通过一个运动而消灭整个独立教会，根本没有可能性。所以，局长提出的第一个目标仅仅是方向性的，是一个尽力而为的事情。第二个目标就具体多了，似乎是一个当下可能的目标。公开化的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是教会通向主流社会的最有效的福音窗口，是目前最深入主流社会的教会前沿。打掉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最起码在外在形式上，剥夺了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中最有效的拓展通道，阻止了家庭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步伐。尽管在大多数城市，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刚刚在萌芽，但是，在北京，温州，厦门等城市，此类教会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北京；在2007年夏季，北京仅仅有两家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即“守望教会”和“锡安教会”；到2011年初，北京已经出现了超过一百家在写字楼聚会的大型或准大型家庭教会。这些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公开地在社会公共生活空间里面聚会，从而，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加速了信仰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其自身也由于与社会的接触面增大而得以迅速扩展。就社会影响力而言，自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崛起以来，家庭教会才逐渐成为重大的社会议题，其表现就是家庭教会开始成为媒介的焦点和官方或民间研究的选题。在自身增长方面，且不谈与公开化同步的内部结构的完善，单论规模，这些大型的城市家庭教会在数量上都有急剧的扩展；比如，“锡安教会”在2007年秋季仅有一百多成员，而目前却有八百人左右参加其主日聚会；又如，从2009年11月到今天，“守望教会”的聚会人数又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增长。打垮了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就摧毁了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里面发展的前沿阵地，从而，抑制住家庭教会在主流社会里面迅速发展的势头。
就因为“守望教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城市家庭教会，由此，对“守望教会”的打击也就是对大型城市家庭教会最具有代表性的逼迫。这是教会与世界之间“诉辩抗争”的最新判例。在这个前沿阵地的扭杀里面，双方对垒的最新前线将被划定。“守望教会”是家庭教会的前沿阵地，可以说，“守望教会”是为捍卫家庭教会的最大生存空间而战。守住了这个阵地，就守住了家庭教会深入主流社会的前沿。就生存空间的前沿而言，“守望教会”是为了整个家庭教会而背负了被逼迫的重负。如果没有“守望教会”这个高个子顶着，不知有多少家庭教会已经被蹂躏了。就效益而言，“守望教会”所付出的“十字架”代价具有教会整体的意义。
无论此次具体战斗的外形胜负，挑起此次纷争的政治权力已经输了。前线阻击部队的任务不一定是守住前沿阵地，而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的力量并为纵深阵地上的部队争取准备的时间。仅仅才两个礼拜，逼迫“守望教会”的政治权力已经在政权合法性与社会舆论方面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至少北京的不少家庭教会在观察，思索与效法里面已经做好了对付新一轮逼迫的准备。“守望教会”失去的仅仅是阵地，而不是教会；因为此次“十字架”的经历，“守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仅对信仰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与这个特定的地方教会有了生死之交。最不可思议的政府出招就是那个解散教会治理委员会的口信；这个政府管理教会事务的荒谬招数，若不是出于愚蠢的话，那简直就是一个侮辱了，这不是太小瞧“守望”人对基督与教会的忠诚程度了吗？从长程看，即使此次“守望教会”出于无奈而分散为多个小型聚会，由于以往教会生活所形成的教会理念和此次“十字架”的生命经历，在三到五年里面，分散聚会的“守望教会”成员会变成十家八家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就近期而言，失去一个阵地的“守望教会”并没有丧失其所有的阵地；特别是只要教会还在，“守望”随时还可以进入任何一个阵地。教会不是“MLH革命”的临时聚集人群；教会的委身要求与日常性质，使得教会不会因为一场二场逼迫而溃乱。由于“守望教会”的榜样，其它一百多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也可能会效法“守望教会”的样式。每剥夺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就创造出一个可能户外敬拜的教会，而且由于每一个退出户外空间却没有丧失教会与“十字架”生命的教会都可能重新出现在户外敬拜。不知道北京地方政府使用国家机器可能禁止多少间家庭教会的同时户外敬拜呢？三间？五间？十间？大概那也就是北京地方政府可能付出的最高执行成本了吧？以目前对付“守望教会”所动员的资源计算，北京地方政府绝无可能运用国家机器禁止更多间家庭教会同时的户外敬拜。最要紧的是，若是政治权力将全部的力量用在除了合理地要求敬拜场所而全然顺服执政当权者的家庭教会身上，这将不仅大大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而且可能为不那么顺服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提供了真正的机会。
最后，借此机会对北京市宗教局局长提一点建议：北京不是上海；上海只有几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北京却有上百间大型城市家庭教会；上海家庭教会的彼此连接程度，内部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力都不能与北京家庭教会相比；上海是一个私人生活空间高度自由而公共生活空间却不那么开放的城市，而北京却是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空间里面非常活跃的城市。上海的所谓“成功经验”不可能带到北京来。即使在上海，那种模式也只适用于一定的教会和社会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经验也将会越来越不“成功”的。有许多人（包括笔者）为你祷告，但愿上帝开你的眼，不要固守上海经验，多看看温州经验；尽管知道你不是决策者，若真能依据社会现实向上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国与己都是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