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美好安排

对我们成都的团契来说，这实在是神美好的安排，好像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从天上差来天使帮助我们。在政权交接的关键时刻，神让他的使女在这里带领和坚固弟兄姊妹，使我们能够靠主度过一个最困难的时期。这个期间，团契的主日崇拜，基本上都由郑姊妹和早些时候来到成都的刘本耀牧师担任讲员。他们两位主内长者，对团契的成长和弟兄姊妹灵性的栽培，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成了我们最喜欢的属灵带头人。

郑惠端姊妹（我们都称她郑姐）常常勉励我们要在灵性上深深扎根，不论环境怎样改变，我们都应当坚守主的真道。她用以赛亚书43章12节“你们是我的见证”为题所讲的道，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她还特别要我把这节经文写成大字，贴在讲台后面的墙上，提醒并勉励我们时刻记住神对我们的托付。弟兄姊妹都深受感动，纷纷在主前再次决志，愿将全人献上，成为主的见证人。

那个时候，不但大家的灵性得到复兴和坚固，生活也打成一片，互相体恤照顾。记得共产党军队是在1949年12月底和平进入成都市的。在这之前，虽然成都外围曾经发生激烈的战斗，但市内表面上还看不出有什么动静。内战大局已定，国民政府的官员和有关人士，都已陆续撤离，想走的人们也早已离开。留下的人们对前景捉摸不定，大部分人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但外表尚属平静，只有静待变化的到来。那年的圣诞节，团契的弟兄姊妹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度过的。圣诞之夜，大家齐集于平时聚会的客厅里，纪念救主的诞生，也感谢他的保守和看顾。成都西南郊武侯祠附近两军战斗的枪声时时传来，街上已无任何行人。我们却格外感到在主里面的平静安稳。亲身体验主内相亲相爱、和衷共济的温暖，以及完全依靠主的平安喜乐。

政权交替的年代，战乱遍及全国。外地同学与家庭的联络一时中断，经济供应不上。团契弟兄姊妹就伸出援助之手，互相接济。平时有的弟兄姊妹衣服破了，钮扣掉了，就来找郑姐帮忙修补，或者请她设法修改。有的没钱用了，也来问她拿。有的有家庭的逼迫，有的有恋爱上的问题，她也成了必然的顾问和导师。有一对弟兄姊妹要订婚，但是男方家长不在本地。于是就由郑姐安排在团契内举行仪式，男方家长则由我来代理，因为当时我在团契中是比较年长的，被称为大哥。整个团契像是一个大家庭，弟兄姊妹灵里相通，生活相助，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

团契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期彼此鼓励，互相关心。我们常常用主的话来彼此勉励，借此不但使自己刚强壮胆，也经常帮助灵性软弱的肢体。记得那时我正念大四，住在华大华英宿舍的单人寝室（一人单独住一间），下课后常常用写信的方式，和许多弟兄姊妹交通，特别勉励那些一时冷淡不来聚会的肢体，鼓励他们重拾起初的爱主之心。圣灵也感动我向同班同学传福音，我便定出计划，一个一个地找他们个别谈心，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把救恩的福音介绍给他们。团契其他一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总是寻找机会向自己的同学传福音。虽然时局动荡不宁，人心不安，但我们内心却深感踏实，有十分的平安，对神有更多的向往，更深的追求。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心是火热的。

1952年，在成都各个教会全体教牧人员大会上，郑惠端姊妹受到疯狂的围攻批判，说她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在大西南布置特务网”。（长期在我们团契聚会的何福坤姊妹，1966年3月被政府逮捕，并于1970年冤死狱中。逮捕的罪名是“暗藏的反革命份子，郑惠端布置的特务”。）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大肆声讨基督教属灵派，在一本基督教刊物《新希望》上，称她是“成都属灵派头子”。此后斗争和迫害的矛头一直对着她，使她无法在成都安心服事和生活。1953年11月，神带领她离开成都。陈尊贤、马祥云夫妇邀请她去武汉，后来王国显弟兄请她去广州，1954年夏天又回到上海。在这些地方她都不断在带领聚会，服事信徒。1958年3月15日郑姐在上海被逮捕，这是镇压基督教属灵派的一次全国性的行动，从此她开始了长达21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她的自传《奇异恩典》详细记录
了狱中的遭遇和她美好的见证。

1979年郑姐出狱，1980年得重病。由于在上海缺乏适当的照顾，1982年武弟兄、李姊妹夫妇接她到烟台家中治疗休养，至今已整20年。

2002年9月17日，李姊妹安排在病床上的郑姐和照顾她的众弟兄姊妹一起，庆祝她的88岁生日。但功涛和我，长期在团契接受郑姐教诲，曾被主用重价买赎却又跌倒悖逆过的两只小羊，有幸亲身参与了这个十分有意义的聚会，并在郑姐面前再次向神认罪悔改，数算主恩，重温主恩和主爱的甘甜，心中无限激动。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爱主事主的火热集体，这个集体又把主爱的触角伸向四周，把福音带给远近的渴慕者。1946年我在华西坝基督徒学生聚会第一次遇到的武弟兄和李姊妹，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在为主发光发热。基督徒学联会虽然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暂的一刻，神借着它所播种下的无数种子，却已经茁壮成长为大树，成为森林。郑惠端姊妹是这段历史当之无愧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