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把人的自由，或者自由意志，定义为“人的心智做选择的决定”。我不声称，以下的讨论也不需要，这个定义是自由意志最好的定义。只要记住以下讲到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就行了。

照这样理解自由的话，我们可以说自由是人的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按照自由行事，我们也只能按着自由行事。我们不能按照任何其他方式行事。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人永远只能做他们宁愿做的事。

例如我是一个二战德国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正走通向毒气室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是正在做着我宁愿做的事，因为我可以选择尝试逃生或者反抗而没有做。自由无法躲避地伴随着我们。

自由就是人做选择的决定，但人是如何选择的呢？人怎么就决定选择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呢？选择背后的驱动力叫做愿望或者动机。在任何一个时刻，人的心里面总是有很多愿望，有的愿望强烈，有的愿望微弱——人永远选择的就是那一时刻最强的那一个愿望。比如跑马拉松的人，他心里有拿冠军的愿望，有想停下来休息的愿望，那么他到底决定休息放弃还是坚持到底，就取决于这两个愿望中最强烈的那一个愿望。

你最终选择去做的事，一定是你认为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幸福，最有智慧，最有价值，最值得做的事，也就是在你心里产生最强的愿望的那件事。

问题就在于，在堕落之后的罪人的眼里，他看上去对他最好的、最愉快的、他最喜悦的事，经常是那邪恶的、错的、被禁止的和对他不好的事。

我们要问的问题不在于人有没有这个自由意志，而在于人这个自由意志去选择他最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怎样选择？

改革宗认为堕落以后的人在他所爱的事物的里不可能有上帝。因为人与神为敌；人在上帝面前是躲债的，是逃犯，是叛徒，而他自己知道这一点，所以人一点也不喜欢任何有关上帝的事，人不喜希望进入到一个环境使自己想起上帝的存在。人在他能够做出的选择中，尽量避免选择跟上帝有关的事，或者是接近他的机会。

所以，堕落之后的人的自由，非但不是他的解放，正是他的锁链！因为作为人他只能做他心里想做的，而作为罪人他发现他心里想做的全都是罪恶，他发现上帝一点也不吸引他。 

当讨论自由意志的问题时，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理解人要遵守上帝圣洁的律法的责任，与人的道德上的无力行善这两者之间的两难问题。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上帝向我们颁布命令这件事本身就假设了我们有能力行善，或遵守他的命令（这是同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能力，那么上帝向我们颁布命令，要求我们顺服，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两难问题最终导致人或者公开地，或者遮遮掩掩地（=阿米念主义）否定原罪，否定人的彻底败坏。

改革宗教会以爱德华兹为代表如此回答这个问题（个人理解）：

当说到人的无力行善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人的“自然性的软弱”或缺乏能力，另一件事是“道德上的缺乏能力”。自然的无力是指的我们无法做一件事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自然的能力，即使我们的意志、愿望想要做这件事。比如我们不能飞，或者不能在水面上行走，这是自然的无能为力，不是我们的选择。

而人的另一种没有能力，应该被称之为“道德的”无能。道德的无能的原因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愿望——不是我不能做，而是因为我不想去做；如果我想做，我有这种自然的能力去做。

例如，我对摇滚乐一无所知，叫不上任何一个摇滚乐歌手的名字。这可以说是一种无能，但这样的无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是因为我鄙视它，决定不浪费时间在这上面；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去了解它。

我们不能行善，或顺服神的命令是属于道德上的无能，不是自然上的无能。我不能顺服上帝，是因为我不想顺服上帝，不是因为我没有作为一个理性的被造之物顺服上帝的自然能力——我仍然有一个能够明事理的理智，能够做决定的意志，能够喜爱可喜爱之事的情感。这些神给人的能力我都仍然具有，但我就是没有意愿去用这些尚存的自然能力做神所喜悦的事。

显然这种道德性的、自愿的无能，不能让我们向神顺服的责任一笔勾销。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宗认为人一方面没有能力顺服神，没有能力行任何善事；另一方面，上帝又有权要求我们顺服他，这两件事是不矛盾的。

正是在这个这种绝望无助的黑暗的背景下，福音引入了。我们要想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首先得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人（才能有讨他喜悦的愿望）。为了做一个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本性，而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性。我们的自由正是束缚我们的高墙。我们需要上帝主权的恩典从外面改变我们的本性，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包括新的愿意讨神喜悦的愿望。上帝的恩典在如此拯救我们的时候，非但不能得到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帮助，而且还需要克服我们心里的敌意的自由意志的反对。因此人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不是“神人同工”——上帝的恩典正表现在于他在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儿子的死，和我们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