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基督教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这不是一本站在教会的立场或以信徒的身份写作的书，而是站在史学的立场并以学者的身份写作的书。     
    根据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对于基督教的历史过程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一共有三位：
    
    1、作为人子的耶稣，他宣讲的福音构成了基督教的灵魂；
    
    2、作为使徒的保罗，他组建的教会构成了基督教的规范；
    
    3、作为帝王的君士坦丁，他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支持基督教作为社会与文明的主流。
    
    以前，中国知识界普遍对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原名为“弗拉维乌斯·瓦列利乌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公元280——337年，又称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有很深的误解：
    
    1、君士坦丁一世只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发动内战的军阀，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2、君士坦丁一世自己并不信教，也不受教义的约束，直到临死的时候，才模仿第一位罗马元首奥古斯都的榜样，尽其表演的义务，装模作样地受了洗；
    
    3、君士坦丁一世通过官方化、国教化败坏了基督教，使其从穷人的福音变成了统治的工具。
    
    但是，根据《牛津基督教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提供的史料，上述有关君士坦丁一世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看法，可能是失真的，是基于无神论者的推测。
    
    首先，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众所周知，孩子受母亲的信仰影响往往超过父亲的，这种影响到人生的危机时候，会发生决定性的力量。（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如此。）
    
    其次，君士坦丁一世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并不如以前人们估计的那么多，远远不到人口的半数；君士坦丁一世在大战之前让他的军队打出基督教的标志，这在政治上十分冒险，很可能引起军队叛乱。种种迹象表明，他自己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真的相信，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具有神奇的功能，可以帮助他击败敌人、战争获胜，带来基督的和平。因此，当他看见天空中出现了十字架的图像，就毫无犹豫地相信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要他改弦更张、靠主得胜。
    
    最后，君士坦丁一世本来早就准备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的，只是由于基督教内部的教派纷争，使他延误了自己的受洗；他推迟受洗下，可在情况混乱的时候使自己拥有一个相对超然的政治地位，以便进行教义上的裁决。
    
    还有一点，说明君士坦丁一世还是具有真心信仰的，那就是他把自己的墓地安排在“十二使徒教堂”里，希望自己作为“第十三个使徒”忝列其后。如果他只是一个并不信教的“大帝”，那么，“第十三个使徒”这个地位，在他眼中就不会这么珍贵。（例如，毛泽东这个伪马列主义者就不肯老实就范，老是想办法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顶峰”，虽然他是一个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那样的历史次角——在中国发展苏联的“红军”统治。）
    
    君士坦丁大帝的活动，对基督教造成根本的影响，使得在他之后的基督教多多少少变成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基督教”，也使得他本人可以作为“大帝”名垂青史；君士坦丁大帝和基督教的关系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到什么程度，从时间上看他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至少超过了列宁的二十五倍；甚至超过了中国的汉武帝（对儒教的影响）和印度的阿育王（对佛教的影响）。
    
    事实上，综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伟大的宗教都是在政权的支持下，才能获得广泛的传播，甚至连“和平的佛教”也离不开“武力的护法”；而传播最快的马列主义和伊斯兰教，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基督教在中国的平等地位，也在呼唤一位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如果没有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出来护法，基督教在中国永无出头之日，无论罗马教廷如何努力也是枉然。因为罗马教廷的权能，本身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那里延续下来的，虽然他们声称是从彼得那里延续下来的。至于所谓的“新教”，更是在各国王公或“共和国”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正如，要是没有列宁违背马克思教义的政治赌博（“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只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或是让其追随者暴尸街头，而不可能入住克林姆林宫和中南海。
    
    “1990年5月11日，在莫斯科红场，反对克林姆林宫统治者的游行中有基督徒，一个拿着和人一样大的十字架的神父对戈尔巴乔夫说：‘基督复活了，米哈伊尔·瑟基耶维奇’。”——《牛津基督教史·大事记》
    
    2013年12月29日
    
    附录：君士坦丁大帝小传
    
    公元312年一天夜里，罗马城外的米尔维亚桥，满腹忧思的君士坦丁一世正发愁第二天即将到来的大战，当他眺望星空之际，突然看到苍茫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四个硕大无朋的火红色的十字架，伴随着这样的字样：“靠此神迹，你将征服。”。这被后人广为传诵的情节，预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即将发生。
    
    于是他命令军队戴上了基督教的标志。果然，佩带了基督标志的军队大获全胜，并使得他成为第一位承认基督教合法的罗马皇帝。
    
    身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长子，君士坦丁一世在戴克里先的宫廷里度过幼年，他本来没有被考虑为王位继承人，后来靠自己努力成为皇帝。在罗马城外米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使他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原来，公元280年君士坦丁出生于今塞尔维亚的尼什，他虽然来自世家大族，但据说却是他父亲君士坦乌斯和旅店女仆的私生子。当时正值戴克里先推行四帝共治制，君士坦乌斯成为西部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的副手，年轻的君士坦丁很快便成长为帝国上层建筑的重要人物，他曾到东部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军中服役，并在对埃及和波斯的战争中靠自己的勇敢和才干升任高级军官。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连同时退位，君士坦乌斯成为西部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回到他的身边，随父转战不列颠等地。306年，君士坦乌斯病逝，君士坦丁在军队拥立下继位为西部帝国的皇帝。但是，帝国的部分将领不服，于是内战爆发。经过六年的征战，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在上述的米尔维亚桥战役中，在基督圣灵的佑护下击败了挑战者马克森提，统一了西部帝国。
    
    与此同时，李锡尼也控制了东部帝国的政权，形成了两帝并立的局面。两人在初期曾密切合作，包括在313年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告宽容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但统一帝国的野心终于使他们水火不容，323年，君士坦丁击溃李锡尼，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
    
    君士坦丁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但据说内心极其虚弱和怯懦，不得不用珠光宝气来掩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轻度人格分裂者。他颇具仁爱之心，但曾毒死过他能干的亲生儿子。他曾经施行过仁政，给贫困人口以救助，但很快就变本加厉地成为贫苦人的压迫者。他颁布法令，规定奴隶主有权鞭打奴隶至死，对奴隶逃亡者加重处罚。更重要的是，他严禁隶农逃亡，规定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着在主人的土地上，对逃亡的隶农应带上镣铐解归原主。这就开启了中世纪农奴制的先声。此外，他还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着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他规定造币、面包、屠宰等行业为终身和世袭行业，这对中世纪的城市行会制度也有很大影响。
    
    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之后，致力于加强皇帝本人的独裁权力。他废除了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统治各地；废除了近卫军，改用皇帝直接控制的宫廷亲卫队来代替它，并降低边疆驻军的实力；同时进一步神化皇帝本人。自屋大维时代开始不断强化和神化的皇权，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终于达到了它的顶峰。好在他还愿意受到神权的管束，不至于发展出秦始皇那样的恶性膨胀。
    
    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疆域扩大，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显得日益重要，但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它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君士坦丁重建并扩建了拜占廷，并于330年宣布迁都拜占廷，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了它辉煌的千年历史，君士坦丁的名字与这个城市溶为一体，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
    
    因为上述种种举措，君士坦丁已足以排进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帝王之列。但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都打上了他的烙印，那就是基督教。
    
    罗马帝国前期的信仰是综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众多神邸的多神教，罗马人基本上处于信仰自由的境况。在此之中，笃信一神论的基督教显得特别另类。早期的基督教主要在贫苦人之中传播，信徒之间平等互助，患难相恤。由于他们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不服兵役，不敬罗马旧神，因此多次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早在尼禄时代，年轻的基督教就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迫害，此后在三世纪中期狄修斯（249—251年）、瓦列利亚努斯（253—260年）时代，又一次遭到残暴迫害。到了戴克里先（284—305年）时代，自称罗马旧神朱庇特之子的皇帝自然视基督教为异端，基督教又一次遭到了厄运。在此之间，也有一些皇帝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在公元1—3世纪中仍呈迅速发展之势，到3世纪已有教徒600多万人，罗马境内已有教堂1800多个。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徒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大地主、富有工商业者和官吏，甚至皇族也加入了基督教，基督教的仪式逐渐变得复杂，教义也更趋向于顺从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也开始了解基督教。这就是君士坦丁时代到来之前基督教的状况。
    
    君士坦丁从何时开始信仰基督教还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年并不信基督。也许是他长年征战所见的血流四野的疆场，也许是他母亲的影响，逐渐使他产生了“罪愆”观念，并从精神上投向当时看来充满仁爱思想的基督教会的怀抱，也许是他母亲和妻子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因为她们都是虔诚的教徒。而流行最广的说法，则是本文开头出现的奇异情景，君士坦丁在十字架的启示下嬴得了米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并从此眅依了基督教。
    
    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并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这是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君士坦丁从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他的政策明显是鼓励该教的发展。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个捷径；各种坏人纷纷混入教会，而真的信徒反而离开城市，去独自修道并逐渐建立了修道院制度。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独尊的时代。（这又是一个“社会政治七八十年一变周期”的显著例证。——谢选骏注）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贡献还不只于此。当时基督教已分裂成几大派系，其中正统教会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为代表的一派则否认三位一体，认为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一派同时还主张教徒安于清贫。为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君士坦丁于323年在尼西亚召集了主教大会，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大会通过了《尼西亚信条》，坚持了正统教会的三位一体说为正统，斥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将阿里乌斯革除出教会。
    
    337年，君士坦丁临终前接受了洗礼，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升向他梦想中的天国。在他的赞助之下，基督教开始成长为世界性的宗教，君士坦丁被教会尊为圣徒。
    
    有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即使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理由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许多罗马皇帝都对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压迫，但并没有能阻止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趋势。
    
    但是事实可以对此提出怀疑。因为摩尼教可以证明相反的事情，摩尼教也曾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拥有无数虔诚的信徒，也曾屡受压迫而不改其发展壮大的趋势，在罗马帝国时代曾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对手。但摩尼教始终未能在重要国家取得国教的地位，结果只能受到残酷迫害，在千余年的飘荡之后，终于消失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
    
    人类历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杰出的帝王，如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拿破仑，成吉思汗，秦始皇等等，但他们或许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或许建立的帝国持续时间太短，或许他们功业的影响只局限于少数国家地区，而不能像君士坦丁这样有着长久而遍及世界的影响。欧麦尔一世和阿育王对伊斯兰教和佛教有着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相类似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毕竟不能与基督教相比。
    
    看看我们身边，即使在现代中国，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许多基督教的赠予，如公元纪年（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纪年）、星期日、圣诞节、一夫一妻、政治观念、哲学思想、教育制度、科学技术等等。（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就是广泛吸收基督教元素的新时代。——谢选骏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君士坦丁大帝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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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君士坦丁大帝小传》可以看出，当年向其母亲努力传教的无名英雄，其实为天主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或她）的劳苦功效，超过了兴建多少教堂和召开多少布道大会。我想，他（或她）在上帝的永恒的国度里，一定享有崇高的地位。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以赛亚书》第九章8节）
    
    201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