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缝中，追求合一（方镇明）

中国家庭教会在风雨中成长。由于各地家庭教会处境不同，对救恩的理解也出现差异。有些教会（特别是农村教会）只注重灵命的实践，对圣经缺乏适切的理解，在神学上又固步自封，最终成为异端的温床。

    城市家庭教会，现今的会众大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不少人热衷于神学追求和理解。有些人拥护改革宗神学对救恩的理解，认为信心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人的得救、称义及成圣，全然依赖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预定某人得救，上帝必引导他们，感化其自由意志，使其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耶稣。

    然而另一些信徒，认为家庭教会的传统，源自亚米念主义（Arminianism），信心出于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意志决定人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在人得救上，人的意志比上帝的恩典更为优先。

    究竟哪一个观点比较正确呢？哪种观点才属于福音派？如果一个家庭教会中，领袖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教会应该怎样处理呢？

  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澄清：

    第一，改革宗神学及亚米念主义同样认为，上帝的恩典与人的选择是彼此配搭的。只是这两种神学对于人在得救过程中，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第二，亚米念主义的救恩观，在教会历史上，可以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第一种亚米念主义，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是神学家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及其跟随者提出的。第二种亚米念主义，是18世纪美国第二次教会大复兴运动中，布道家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2）提出的。让我们细说这两种亚米念主义。

 

什么是人得救的最终因素？

    第一种亚米念主义，在1618~1619年的荷兰的多特会议上，挑战当时的主流神学，即改革宗神学。其争论第一个重点，关于人是否有原罪。

    亚米念主义有一个很单纯的动机，就是要保护人在救恩中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这主义认为，决定人是否得救的最终因素，并非上帝的恩典，而是人的自由意志。即使 上帝的恩典临到人，人还是可以抗拒上帝的恩典，让自己不能得救。人若要得救，必须愿意寻求上帝，且愿意成全律法的责任。

    简言之，人在得救过程中，自由意志比上帝的主权和恩典，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1）。 亚米念解释︰“上帝的预定的教义并不是救恩的基础：因为上帝的权力并不是指著每一个相信的人的救恩……预定的教义并不是福音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注2）

    有人问，改革宗神学注重人的自由意志吗？笔者相信，改革宗神学不反对人在救恩中拥有自由意志。事实上，所有正统的基督教神学，都承认人有自由意志。

    改革宗《多特法典》（Canons of Dort）相当强调上帝的主权，但同时清楚地指出，人类并不是受因果关系操控的客体，乃是拥有自由意志、需要对救恩负责的人。

    《多特法典》写到：“堕落之后，人类仍是被赋予悟性和意志的受造物……同样，重生的恩典并没有把人类看为无感觉的货物和木块，也没有拿走其意志及其本性。”（注3）《多特法典》清楚表明，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责任寻求上帝，与上帝建立亲密的个人化关系。

    如果改革宗神学与亚米念主义同样注重人具有自由意志，那么其不同之处又在哪里？

    改革宗神学认为，虽然堕落后的人仍拥有自由意志，但是这意志的能力已受到严重的亏损，以致败坏（depravity），无法帮助人寻找上帝，也不能引领人得到救恩。

    亚米念主义则否认亚当堕落后，人意志的能力已经败坏。虽然堕落后的人，从亚当承受了原罪，但这原罪是指缺乏原义（original righteousness，即是人受造时的美好境况），而不是指人已经败坏了。因此，堕落后的人的意志，在得救的过程中，仍可以帮助人获取救恩。

 

亚米念主义建基于阿奎那的人观

    17世纪亚米念主义的救恩观，类似罗马天主教的救恩观。两者同样是半伯拉纠主义，认为人并不是败坏的。因此，上帝赐人恩典后，人能够“与上帝合作”，得到救恩。

也就是说，亚米念主义强调人获得恩典的帮助（assisted）或激动（excited）后，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足以对上帝产生信心。这信心的回应，是人得救的“最终的条件”（注4）。

    天主教也强调，人获得恩典后，人的意志足以帮助人作出善功回应上帝。人若真的行出善功或功德，必能获得上帝整全的拯救恩典。

    换言之，17世纪亚米念主义与天主教的救恩观是相似的，两者都强调人的意志可以帮助人得救。前者认为这意志是透过信心作成，后者认为这是透过功德。

    天主教的“与上帝合作”救恩观，建基于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而且至今没有改变（注5）。阿奎那认为，罪确实影响人的情绪和意志的本能，但是人的理性还没有完全受罪的玷污。是故，人虽然已堕落，但是借着理性，不需要上帝的恩典，还能够认识上帝的存在。

    阿奎那认为，亚当堕落后，上帝的形相（the likeness of God）已消失，但是人仍具有上帝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人的本能并不是全然败坏的。

    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人，人还可以依靠意志遵守律法，赚取使人得救的功德。

    换言之，人若要得救，除了依靠上帝的恩典的启动，还要尽上责任，遵守律法。人若能做到这一点，便能获得上帝的奖赏，以致得救（注6 ）。

    天主教进一步说明，天主教不相信上帝拯救的恩典必能拯救人到底。当上帝的恩典（先存的恩典）注入人里面，人还要在恩典的帮助之下，努力做到最好。这种在道德 层面上与上帝合作，作成功德的行为，是人最终能否得救的决定性因素（注7）。并且，即使人得救，人也不一定有得救的确据。

 

改革宗神学对人性的了解

    宗教改革神学家认为，亚米念主义和天主教错误的救恩观念，全然不合圣经。人在理智、情绪及意志的本能上，都受着罪的影响，有极度严重的亏损。人的每一个本能，都 已经变成有限，不能有效地帮助人寻找上帝，也不能驱使人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人在得救的过程中，并没有能力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这观点，称为“完全败坏”。

    笔者认为，圣经支持这论点。圣经清楚说明了人在救恩中的无助，人不会主动寻找上帝──“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上帝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14︰2-3）。

    《诗篇》这句“连一个也没有”，正与《罗马书》第3章“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互相呼应。并且，保罗强调，人在救恩中，确实 缺乏足够的能力寻求上帝。保罗称呼我们为死人，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祂叫你们活过来。”（《弗》2︰1）这意思是说，罪使我们在救恩中，缺乏寻 求上帝的意志，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人才能活过来、得救。

    很可惜，亚米念主义明显对人的罪性缺乏了解，没有注意到，亚当堕落后，人意志的能力和本性已“完全败坏”。

    如果人是“完全败坏”，人便不能借着人的意志、决定、决心、生活经验、理性知识，及行动上遵守律法而成就的功德。那么，人可以靠赖什么而得救呢？改革宗神学家认为，人的得救，只能单单靠赖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赎恩典。

    也就是说，改革宗神学家不反对“人拥有自由意志”，只是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不能够帮助人寻找上帝。同样，他们也不反对“人具有理性”是神学上的偏差。只是反 对“人单靠理性的能力，能够正确认识上帝的存在”。改革宗神学强调“人只有单单依靠上帝恩典而得救”，为福音派的救恩观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很可惜，罗马天主教及亚米念主义没有充份了解堕落后人类的真实面貌，而且以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不是完全的，人获得上帝的恩典后，还需要借着人的努力，例如，人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信心的回应（亚米念主义），或者积极行出的功德（罗马天主教），才能赚取永生。

    这种在救恩过程中，不把上帝怜悯的恩典作为最终极和最优先的救恩的观念，且“信心是人自己产生出来的，不是上帝恩典的赐予”。

    这与事实是相违背的。人的信心是上帝赐予的。若不是上帝首先恢复或加添人意志的力量，单靠人有限的自由意志，人不会对上帝产生真正的信心，不会主动寻找上帝，不会谦卑地在上帝面前祈求拯救的恩典。

    今日一些基督徒，对这种救恩观缺乏清楚的认识，因而自称亚米念主义者，却不知道17世纪的亚米念的神学，与天主教的“与上帝合作”救恩观是一致的。

 

卫斯理的亚米念神学

    其后，18世纪基督教布道家约翰‧卫斯理，称呼自己的神学为亚米念主义。在1778年，他在伦敦创办《亚米念派杂志》（The Arminian Magazine），自己亲任主编，为的是宣扬“上帝愿意所有人都得救，并不是只有被拣选的人才得救”（注8）。

    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与17世纪荷兰的亚米念的神学截然不同。可是这相同的称谓，确实使人混淆不清。

    卫斯理在神学上的理解和著作，并不像阿奎那、亚米念、加尔文等神学家那样透彻，但是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Wesleyan Arminianism），绝对属于基督教神学的一种──他认为人有原罪，人自身的任何本能，不能帮助人得救。只有单单依靠上帝恩典，人才能得救。

    卫斯理注重救恩和称义，以及“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的理论，承传自16世纪宗教改革家的神学。因此可以肯定，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是福音派的神学。

    虽然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在得救和称义上的理解，源于宗教改革的思想，但是在成圣的观念上，却截然不同。卫斯理引领了很多人信主，他发现很多信徒并没有遵守律法，也没有积极走向成圣的心志。因此，他强调，人蒙恩得救或称义后，不一定蒙上帝保守必然得救，可能重新失落。

    卫斯理注重基督徒生活中的自由意志。基督徒有责任爱上帝、爱人，完成基督的两大诫命，并积极追求“完全成圣”的境界。“完全成圣”的境界，是一种在良知中感 到没有罪的感觉，亦即相信罪恶已从个人内心根除的感觉（注9）。如果人没有尽上责任追求，并尽力避免一切污秽人的事物，人可能失去救恩及其喜乐。如果人没 有竭力追求成圣，人的得救确据，也可能丧失（注10）。

 

改革宗神学强调人要追求成圣

    改革宗神学认为，上帝若预定人得救，必会感动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赐信心。这信心不仅使人称义及成圣，更保守人在基督里不会失去救恩，并得着救恩的确据。而且这在基督里的所有祝福，并不依赖人的善工，全然建基于上帝的恩典。

    人肯定能得到这些祝福吗？能﹗因为这是圣经（上帝的话语）应许的。

    改革宗神学认为，虽然人得救全然建基于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及上帝在永恒中预定的，但是，谁能得著称义、成圣及得蒙保守的恩典，这全是上帝的奥秘，人不能参透。因此，信徒在传福音时，不宜猜测那人是否是上帝预定得救的。信徒的责任是向人传福音，结果如何在上帝手里。

    信徒得救后，应该尽上责任追求成圣。正如好树结好果子，真正的信徒必会从心底里渴望成长，心被恩感，愿意遵守律法。上帝也必会奖偿他们。

    虽然信徒在成长过程中可能跌倒，但是上帝会赐下足够的恩典，“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林前》10︰13）。

 

    另一方面，人若说经历圣灵的重生，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追求成圣的心，这表示他可能并没有得救──正如我们没有看到风，但是听到风的响声，便知道风的存在。

   

追求教会合一

    纵然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与改革宗神学在成圣教义上重点不同，例如，前者认为人要追求无罪的感觉，后者要人单单依靠上帝的恩典；前者认为人重生后仍会失落，后者说人重生后必蒙上帝保守……

    不过，这两种理论在救恩和称义的理解上，是相同的。并且，两者同样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具有权威性，相信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第3天死里复活，是我们的救赎主……

    基于以上信仰的内容，我们得知，那些认同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的信徒，与信改革宗神学的信徒，同样是福音派的成员，是真正信福音的人，是建基于宗教改革传统的，是高举圣经的权威和全备性的，是彼此为弟兄的﹗

    既是这样，这些信徒就不应相互批评，乃要以基督的爱彼此维系，以求同存异的心态，追求教会合一，并把基督的爱扩展到世上，积极传扬福音，让世人听到福音。

    昔日改革宗神学鼻祖加尔文，同样追求教会合一。即使他看见改革宗神学与路德宗神学不同，但仍期望能够借由一个自由和普世的会议，解决彼此的分歧，并以求同存异的心态，寻求接纳彼此的“主要教义”（圣经的核心教导），达成合一，借此抗衡天主教的错误。

    对加尔文来说，天主教错误的救恩论是基督教的最大敌人，因后者经常引用基督的圣名，在本质上却不是基督教。

    对于称义和救恩观点相称的教会，加尔文说：“我们应该通过任何方法，尽力让合一的信仰在我们中间照耀着，此举是保罗高度推荐的。”（注11）

    今日中国家庭教会中跟随加尔文神学的改革宗信徒，确实需要慎思明辨、理解加尔文追求合一的心，切勿卷入不必要的争论之中。

   

注：

1．Robert Picirilli, Grace, Faith, Free Will: Contrasting Views of Salvation: Calvinism and Arminianism (Nashville: Randall House Publications, 2002), 154ff.

2．James Arminus, A Declaration of the Sentiments of James Arminius, in Arminius Speaks: Essential Writings on Predestination, Free Will, and the Nature of God, ed. John D.Wagner (Eugene, Oregon: Wipe & Stock, 2011), 35.

3．The Canons of Dort, Chapter 3/4, Article 16. Cited in Vincent Bruemmer, Speaking of a Personal God: An Essay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76.

4．Carl Bangs, Arminius: A Study in the Dutch Reformation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71), 339-343.

5．Steven Ozment, The Age of Reform 1250-155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3-234.

6．Chun-ming Fong, “Luther, Melanchthon and Calvin: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God’s Grae and Human responsiility in Salvation,” Ph.D. dissertation (Westminster Theolgoical Seminary, 1997), 37.

7．Steven Ozment, , 233-234.

8．http://www.britishonlinearchives.co.u …

9．卫斯理见证他曾得着这无罪的感觉：“我已感觉不到罪，只有爱；我永不止息地祷告、喜乐、感恩。在我内里清楚地见证，我已经完全更新了，即如我已称义一 样。”Albert Outler, ed., John Wes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90.

10．巴刻，《活在圣灵中》(香港：宣道出版社，1989年)，页141及151。

11．John Calvin, “The Catechism of the Church of Geneva,” in Theological Treatises of John Calvin, trans. J. K. S. Reid, ed. John Baillie et. al. （London: SCM, 1954）, 88.

 

[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