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交叉

葉維麗、馬笑冬

當農民不用政審

葉：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媽媽都沒去送。那天火車站的氣氛有點兒淒悽慘慘戚戚。1968年夏天剛開始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們班大隊人馬去北大荒，她們走時還有一股奔赴革命的味道。後來我再去火車站送人，就感到人們的情緒越來越低落。我們走的時候，“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剛剛發表，車站上敲鑼打鼓很紅火，實際上很多人內心是無奈的，大勢所趨，去不去農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不像你走時還有很多人是自願報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經想走了。因為沒學可上，在北京待得無聊，朋友們陸陸續續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團，寧可插隊。

馬：為什麼你不願意去兵團？

葉：插隊自由一些，我這個人不愛受紀律約束。1968年11月我因為失眠睡不好覺，去黑龍江興凱湖農場散心。我表姐是1950年代的支邊青年，她們一家人都在那兒。我看到剛剛從天津來的知青，穿着黃不黃、綠不綠的假軍裝，俗話叫“狗屎黃”，幹什麼事都得排隊，給我的印象實在不好。離開興凱湖我去看望在黑龍江寧安縣插隊的兩個中學同學，那幾天我每天跟着她們去山裡扛木頭，累是累，但認識了不少老鄉。幹活休息的時候跟老鄉們聊天，一個中年男人問人是從哪兒來的，又自問自答說是用泥土做的，要不為什麼出汗時帶出那麼多的泥？我覺得這個說法挺有意思，雖說他的答案不“科學”，但是從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來的。

這讓我意識到，對“形而上”問題的關心，不是書齋里知識分子的專利。我的同學去的時間不長，卻已經和屯子裡的人相處得十分融洽，也參與一些當地的事務，我很羨慕她們這種腳踏實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來招人去插隊。我知道去兵團掙工資經濟上有保障，但當時這些考慮對我不那麼重要，我立刻就報了名。當農民不用政審，報了名就走人。

我們學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陰縣，在雁北地區，離內蒙不遠，是個窮地方。火車開到張家口，風一下子就變硬了。從大同到山陰改乘北同蒲線，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後來知道是鹽鹼灘。視野里幾乎看不見一棵樹，給人荒涼貧瘠的感覺。房屋是用土坯蓋的，老鄉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歷史上就窮，“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兒的人去內蒙古謀生。你說到雲南的青山綠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條件相對好的村子。我們村叫“上河西”，在當地是個大村，有300多戶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們村曾經很富，當年有個說法，叫“騎騾養馬上河西”，我們去的時候村裡的情況也比周圍其他村子要強點兒。從縣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間要經過一條河，就是丁玲寫的那個桑乾河，冬天結着厚厚的冰。我們有幾個人從北京託運了自行車來，我是騎着自行車去的村里，一路上顛得厲害。我們的車子不適合農村的土路，沒過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見當時我們對農村情況的無知。

剛去時我們分散住在老鄉家，後來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國家給每個知青200多塊錢安家費，安家落戶蓋房子，一年多後我們在村南蓋起了一排10間屋子，是請老鄉蓋的，男生幫工。房子蓋好後，我們決定不盤炕，從北京運來床板。老鄉看我們睡床板，總問冷不冷。我們那兒產煤，冬天屋裡生爐子，倒也不冷。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張當年的床板，幾次搬家都沒捨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館，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鄉爭有限的資源，不受歡迎。我們那兒地廣人稀，廣種薄收，我沒感覺老鄉不歡迎我們，當然也說不上多歡迎。我想他們是有點兒新鮮，也感到奇怪：這些城裡娃幹嘛來了？沒有什麼人把對我們進行“再教育”當真，說老實話，沒有幾個老鄉聽說過什麼“再教育”。

我們村子算一個大隊，下面有9個生產隊，知青分散到9個隊里，每隊三四個人，我在7隊。雖然是大隊編制，可是小隊核算，7隊算中等收入的隊，我是隊里唯一的女知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唯一的女勞力。我們那兒已婚婦女不下地勞動，偶爾有幾個小姑娘去地里也是連幹活帶耍。我和男人干一樣的活，他們鋤多少地我也鋤多少地，我掙7分半工分，一個整男勞力掙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掙這麼多，不管你幹得有多好。我們當時沒覺得有什麼問題，可能也因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裡的“後援”，不指望這點兒工分活。我一年干下來，年底分紅的時候，除去糧食錢、菜錢，也就能分到30來塊錢現金。在經濟上我們不能算真正獨立，這點比不上你們。

但是我們比你們自由。到村里後我很快就發現，這兒的政治氣氛比在北京寬松多了。後來我不斷在心裡想，選擇插隊是做對了。村里前幾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搞的我不清楚，但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沒有運動的氣氛了。當時的報紙上老說農村要“抓生產促革命”，怕革命沖擊了農業生產。農民不幹活和工人停產不一樣，農民要是不種地，大家都別吃飯了。

我們村“呂”是大姓，老鄉們說他們的祖上是明代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那兒集合來的山陰，還說他們的祖先是八仙裡面的呂洞賓。村里曾經有個“呂祖廟”，我們去的時候這座小廟只剩下個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壞。一些老習俗仍然很有勢力，比如說輩分，輩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輩的人名字中間的一個字相同，一聽名字就知道誰是哪一輩的，在稱呼上嚴格遵照輩分來，年齡倒在其次。村長是個輩分很高的人，沒多少文化，開大會的時候打着官腔，連口音都變成他自認為的普通話，還愛搬弄報紙上的名詞，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們聽着暗暗發笑。開會常在晚上下工後，在小學校的操場上搭個臨時講台，掛盞汽燈，村長一個人在上面講，底下沒幾個人聽，男人打瞌睡，女人說閒話，孩子們到處竄。城裡的政治到了農村，就變了味兒。

村子裡傳達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時，老鄉們的反應特別有意思。他們說，林彪和葉群兩個人都是雙職工，他們怎麼還反毛主席？

馬：他們是什麼意思？

葉：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個人上班掙工資，吃皇糧，別人家就羨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兩個“雙職工”，那過的是什麼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還鬧什麼事？老鄉們關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怎麼能吃飽過好，他們看不出上層鬥爭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如果不是那時候已經在農村生活了幾年，我會覺得他們的說法愚昧無知、荒唐可笑。可幾年下來，我明白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如果一家有兩個雙職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還有什麼不知足的？城鄉生活的距離之大，使一些農民完全沒法想象“雙職工們”也有他們的喜怒哀樂。“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農村的，又有多少農民覺得和他們有關係呢？

有的老鄉說話非常隨便，對很多事情不滿，說起來罵罵咧咧，要在城裡肯定能打成反動言論，一抓能抓一把“現行反革命”。他們卻不怕，說：“我們已經蹲底了（在社會底層），把我送進監獄我還能不幹活白吃飯呢。”老鄉知道他們作為農民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因此他們比城裡人有更多的“言論自由”。

當然不是人人說話都口無遮攔。我們隊有個大後生——我們那兒管沒結婚的男青年叫後生——名叫貴山。他心靈手巧，樣樣活計都拿得起來，跟着他幹活他處處照顧你。貴山是富農的兒子，快30了還沒娶上媳婦。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長得很端正，他沒結婚顯然和“成分高”有關係。那幾年我沒聽說村里開過批判“四類分子”的會，但對貴山這樣的人壓力顯然是有的。貴山說話很謹慎，從來不“胡說八道”。我們那裡並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體的氣氛確實比在城裡要寬松許多。

作為城裡人，咱們在內心深處往往有優越感。在農村生活一段時間後你就會發現，村裡有很多非常聰明的人，而你自己並不高明，往往還很笨。有一次我和幾個後生一起澆灌菜園，水很快很猛地沖進園子，我還傻傻地站着不動。一個後生看我沒眼力價，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別把鞋給弄濕了。他接着又說，其實幹什麼都是一樣，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顧及別的。後來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況，會問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這就是從生活中學來的哲理吧？我們隊有個熬鹽的老漢，讀過一點四書五經，有時願意跟我討論什麼叫“仁”之類的問題。我知道多少孔孟？這種時候真讓我汗顏。

同時，我們在書本上、從各種宣傳中得來的政治概念，也不斷地在現實中受到檢驗。比如說關於“貧下中農”，總是說他們政治覺悟最高、品質最優秀。我們到村里不久，大隊派了個老漢給我們做飯。他的形象朴實忠良，照一個女生的說法，“一看就是個貧下中農”。過了一陣，有個男生發現，我們的黃米還沒怎麼吃，米口袋已經下去了一大截。黃米是細糧，很金貴。再一“偵察”，知道都是老漢一次拿一點，慢慢偷走的。這下知青們炸了窩，對老漢不依不饒，數那個說“一看就是貧下中農”的女生反應最強烈，最後老漢只好走人了事。其實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飯。糧食下來後堆在場上，不時聽說少了。每個隊都有專門“看青”的人，他們不下地幹活，到各處地里轉來轉去防止人偷莊稼。其實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塊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來燒把火烤了吃。剛去村里時，老鄉們對待“集體”的態度讓我很氣憤。不但偷集體是常事，在地里幹活時，好心的小後生還教我如何偷懶取巧。時間一長我明白了，老鄉們並不“熱愛集體”。

我們那兒管下地幹活叫“受苦”，管好勞力叫“好受苦人”，我們知青干起活來都還比較實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學會了用扁擔擔水。有一次擔水澆隊里在遠處的一塊地，我一口氣擔了15趟，真把我累壞了。還有一次我們7隊和6隊在一起幹活。6隊有個老漢是個大能人，不但幹活是把好手，逢年過節還會耍獅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幹活時他暗中在看。收工時他說了一句，“你會受苦了”，意思是我會幹地里的活了。為他這個話，我心裡得意了好多天，到現在仍然覺得它是對我5年插隊生活的最高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