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小板凳上，咬了一口手里的馒头，一边用筷子在放在炕沿上饭盒里的烩土豆片里扒拉着搜寻不发青的土豆片，一边对旁边的彩云抱怨：

“最恨这种青土豆儿了。”

对面炕上的柳云琴搭话：“他们说青色的土豆是被太阳晒过的，你没看见食堂外边堆着那么多土豆？”

那次打过架以后，柳云琴似乎大大咧咧的并不记仇，还像以前那样该说的说该笑的笑。我也就没理由计较，只当打架的事没发生过一样。柳云琴虽然在精神上唯殷向东和指导员马首是瞻，但干起活来确实有股敢打敢冲的麻利劲，在全连女生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扬场的时候，她总是待在最累最脏的下风头；入囤的时候，她敢跟男生比赛，打撮子、灌麻袋、扛麻袋、上三节跳板，回来接着打撮子、扛麻袋、上跳板，整个一个憨头憨脑的假小子。她那股干劲是常人比不上的，我对柳云琴的成见中一向夹杂着几分心服口不服。

我接过柳云琴的话：“用那么几条破麻袋根本盖不住。”

旁边有人问：“咱们连菜窖子干吗使的？”

另外一个说：“那破菜窖还是他们“六五八”来的那年挖的呢，那时候他们才多少人？”

“指导员儿说了，等开春儿，把菜窖子挖大点儿。”柳云琴对连领导的意图总是先知先觉。

彩云立即表态：“好的，等开春，我跟指导员请战：让我们班去挖。保证给挖得深深的，大大的。”

麻嘴涩舌的青土豆已经吃了三年，这个话题也已经被我们咀嚼过无数次了。但每次都像第一次提起一样，有一番新的议论和毫无结果的无可奈何。

宫苹捧着饭盒到宿舍来找我。

她无事不登三宝殿，轻易不到大宿舍来，她对自己身上的猪号味可能影响到他人十分在意。

我问：“什么事儿？”

宫苹腾出一只手，从兜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小辣椒来的！走，上我那儿去。”

我端起吃了一半的馒头和烩土豆片，跟着宫苹走出宿舍。

过完春节，我和宫苹按时归队，庆庆和陈勇没跟我们一起回来。我和宫苹都给庆庆写过信，但一直不见回音。

庆庆的信是一个星期前发出来，写给我们俩的。信里她告诉我们，她和陈勇已经领到军装了，第二天将一起“开赴”北戴河东山部队疗养院。之前回到北京探亲的臧海凝很不解他们的决定，跟陈勇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庆庆写道：

……我姐早当兵了。我们大院里当知青的就剩我和陈勇了。走这一步，我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虽然我从来就不是柳云琴式的优秀知青，但并不贪图安逸，也没有不安心屯垦戍边。我喜欢开拖拉机你们是知道的，何况能上机务也算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了。可是你们大概不知道，现在社会上关于上山下乡的流言很多，信里不方便写，等见了面再告诉你们吧。咱这辈子图点儿什么？能图点儿什么？我虽然没有当人上人（她俏皮地把两个‘人’字摞在一起写成‘仌’）的心思，可当个人民子弟兵毕竟比当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知青强。还有就是，要跟你们俩分开，我很难过，但是咱们之间的友谊不是一天半天结下的，我觉得你们会理解我，还会是我的好朋友的。你们说是吗？

我早就在猜想庆庆和陈勇之所以没回连队可能是要去当兵。自从“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像是受到特殊召唤，兵团里许多军队干部和高干子女几乎是一夜之间脱下了兵团发的棉大衣，穿上了货真价实的子弟兵军服，庆庆和陈勇还算是赶了个末班车呐。我没有意料之外的惊讶，倒是为淘气的庆庆从来没有流露过的严肃和恳切而感动。我在宫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理解，尽管都知道，我们会想念风趣、直爽的庆庆，想念她随时为朋友赴汤蹈火的忠诚。

“臧海凝何必那么认真？”我不解。

“肯定是他觉得一个人既然选择了走某一条路，就应该坚持走下去，半途而废是懦弱的表现。”

宫苹很少讲这么理想主义的话，我一时搞不清了，她是懂得臧海凝还是跟他有同感？

我说：“人各有志。他俩自己不觉得懦弱，别人管得着吗？而且，记得吗，当初是小辣椒不愿去当兵的，陈勇可真够意思，一切听小辣椒指挥。我看呀，臧海凝又在以他的标准强加于人了，这样儿伤和气，犯得着吗？”

宫苹说：“咱们不过是看了小辣椒的信在这儿瞎猜，对臧海凝也许不公平呢？等他回来看他怎么说吧。”

宫苹一碗水老往平里端有时候也挺烦人的。

我说：“他爸也解放了，兴许他也当兵去，不来了呢？”

“不可能，如果那样，他们就不会吵架了。”宫苹的判断总是有根有据。

“那倒是。”我怏怏地叹了口气，“唉，小辣椒不能在这儿跟咱们逗乐儿了……”

“等臧海凝回来，咱们仨一块儿把小辣椒和陈勇的东西给他们托运回家吧。”这就是宫苹，永远是那么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