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六月注定是双喜临门的一个月。

钱伯伯被安排在部里下属的出版社做副主编，不日即可报到上班，然而，他却不急着做好报到准备。

“出版社这个小地球没有我已经转了这么多年了，等一等，不着急。”他坚持说。

等什么，他不说。

我出发前一个星期，钱伯伯终于向我们投下了一枚“炸弹”——他要回建江农场去了，他已经跟农场通好了气，回场部中学当中学校长。

“‘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竿’，搞出版，我是个门外汉。把小丽送走我就开拔上路，回农场干老本行。”钱伯伯说，全不顾我们的惊愕。

经过这几个月的朝夕相处，我自以为完全理解钱伯伯的心思。现在，我几乎是他第二个女儿。出门上街，我总是像女儿一样挎着他的胳膊。钱伯伯既矜持又不无骄傲的神态俨然像个父亲。常有人说：你们这爷儿俩可真亲，就是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笑笑，并不解释，我对钱伯伯多少是个安慰。可是，现在我要走了，钱伯伯想要回到蒋阿姨和钱薇身边去是很自然的。那里有他熟悉的人们，有他熟悉的环境，有他的家，还有尊重他的乡亲们和在等待他的老狗，虎子。他的归宿在北大荒，在黑龙江畔。

爸爸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你是心有余悸。”

“就算有那么点吧，北大荒天高皇帝远，那儿的人对我也比较了解，便是再来什么运动也会有人照应。”钱伯伯回答，“其次，我已经不大习惯城市的生活了，这些日子食欲不振老是失眠。在农场的时候，吃得香睡得好活得自在，没这些毛病。不过，我决定回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放不下农场的孩子。现在正是农场需要重新建立教师队伍的当口，趁着这把老骨头还能使上几年劲儿，尽我的微薄之力去‘救救孩子’才是我最应该做的。”

临走前两天，趁宫苹倒休，我去跟她告别，顺便叫她陪我去买点儿应急的小礼物。宫苹家还住在那两间屋里，鹤发红颜的奶奶拉着我的手，高兴地问长问短：什么时候上飞机？行李准备好了没有？给大伯带了些什么国货……奶奶最后说：“什么时候回来看爸爸妈妈，别忘了来看看我这把老骨头还在不在人间。”没等我刚张嘴说话，她又说：“今天就在这吃午饭，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你们坐，我去烧水泡点儿茶。”

我忙阻止她，“奶奶，不用，我是来叫苹苹陪我上王府井去买点儿东西。”

“那你们回来吃饭啊。”

“哎。”我们俩一起答应。

出了院门，我才注意到宫苹因倒班永远是困倦无神的眼睛今天神采奕奕。

“人逢喜事精神爽，什么好事儿？”我未问先笑。

宫苹难掩快乐，“明天开始上我们厂的广播站。”

“太好了！”我欢呼，“你看，有一技之长就是好。这下儿，至少不用再倒班儿，能正常生活了。答应我，你一定要考上电大。”

“希望吧。”

宫苹的谦逊真让人急不得恼不得。

“什么‘希望吧’，”我逼着宫苹说，“一定！你一定考上！”

我告诉她，我们这拨人里，庆庆和陈勇固然是幸运的，他们拥有我们大多数人不曾有过的机会。然而，他们没有躺在幸运的软床上睡大觉。他们抓住了命运赐予他们的殊荣，他们努力了，于是他们有所成就。现在，机会的泥鳅终于在我们面前冒头了，我们同样应该死死地抓住它，拼它个鱼死网破。庆庆她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

宫苹定定地看着我，宣誓般地答应：“好，那我‘一定’！”

我心满意足地挎着宫苹的胳膊，沿着宽阔的灯市口大街信步往王府井方向走。

宫苹问：“真的，你就不害怕？自己一个人，语言也不通。”

“怕什么？有我大伯呢。再说了，不会，学呗。”我轻松而自信。

“有人说学语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学不好了。”宫苹还是担心。

“谁知道，没准儿我是个例外呢。”

不管谁说什么都动摇不了我的决心，钱薇虽然走了，但她成全了我，并把她的聪明、她的自信、她的勇敢全留给了我。

“好不容易回北京了，再离开北京？这种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要是你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回不来呢？”宫苹还是为我忧心仲仲。

我说：“不可能一辈子回不来，我大伯不是回来了？！到哪儿去我都不怕，有北大荒那些年垫底儿，什么样儿刀山火海我都不怕。”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宫苹的脸上现出久违了的熟悉笑容。

我们俩旁若无人地开怀欢笑起来。

“胸怀朝阳何所惧，敢将青春献人民。”少年时留在记忆中的口号我一开口就溜出来。

“不对不对，应该是‘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宫苹又出溜出一句。

“还有一个：东风吹，什么什么的？”有点儿忘形的我终于忘词了。

宫苹稳健柔美的声音合着我的激情：“‘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我夸张地一拍胸脯，说：“我是人民我来啦！”

一阵燥热的旋风从我们脚下卷起尘土和垃圾，扑向马路对过。

宫苹突然收住脚步，脸上溢满了愕然与悲怆。

顺着宫苹的目光，我看见马路对面，人间蒸发了好几年的臧海凝，身着合体军装，高大而英俊，正和一个女兵有说有笑地朝与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去。

臧海凝似乎不经意地向马路这边瞥了一眼，也许是心理作用，我分明看见他的脸部抽搐了一下。

我刚要冲着街对面叫住臧海凝，宫苹猛然拉住我，“算了算了。”

“那不行！凭什么算了？”我一甩胳膊。

但她牢牢地拉住我，“你听我说。都住一胡同，哪有不漏风的墙，我早就知道了。他爸爸把他从监狱弄出来，直接送到广州那边当兵去了。眼见为实，果然不是谣传。”这么说着，她摇了摇头，像是嘲笑自己一直以来的痴迷不悟。

“这他妈混帐王八羔子！你为什么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就你这脾气，让你跟着瞎操心。”

“欺人太甚了，我去找他算账！”

“找他干吗？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刚才，在看见他那一瞬间，他在我眼里、心里就化为尘埃了。”宫苹的语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轻蔑。

“这家伙散布了反动言论，反而当了子弟兵，这叫什么事儿呀？”

“小丽，你再仔细想想他那时候说的那些话——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叫‘不同意见’不属于‘反动言论’。他并没有攻击上山下乡运动，只不过是说基层单位成绩不佳。他爸爸官儿大，后门对他永远是敞开的，什么问题不好解决？！”

我怒火中烧，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上天赋予宫萍美丽、温柔、艺情、才智，可命运却对她如此不公。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宫苹像突然打定了主意，不愠不火地说，“从今往后，咱们向前看。你不是老说大千世界吗？世界上有你这样天不怕地不怕、敢闯敢做的人，也得有我这样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人。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甭操心我，出去好好学习，我在这儿也好好努力，怎么样？”

“这就对了。”我重新挎起宫苹的胳膊。

宫苹终于摆脱了那个与她纠缠不休的诱幻，她轻装了，她解放了，她的命运也将改变了。

宫苹说：“你这次一走，万一国门又关上了，咱们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件事，你也应该知道。”

“什么事？”我很好奇。

“我跟你说过，我知道那次你在连队受臧海凝牵连，上团部医院做检查的事儿……”

我打断她，“提那事干吗？想起来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听我说。贾参说老贺憋着要你替臧海凝顶罪，他说我要是答应跟他干那事，他就命令老贺放过你，不然是不是处女都没你的好儿。”

怪不得那件事莫名其妙地不了了之了。我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连领导想整一个人比老鹰捉小鸡容易多了。就在我背弃了我们友谊的同时，宫苹却为了挽救我的政治名誉而奋不顾身。

“哦宫苹，你为我做的太多了。”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在得知真相后的复杂情感，感动与感激都远远不够……

原来，宫苹很倒霉，姓贾的只占了她一次便宜，可就那一次她就中着了，又不敢让妈妈知道，她只好求庆庆帮忙。贾参谋长放过我以后，她便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贾参谋长气急败坏，声称还要抓我问罪。幸好，老贺和柳云琴的“好事”被我和司马撞上了，贾只得作罢。恼羞成怒的贾参谋长要将她发配到柳云琴所在的那个新建连队，无奈其他团领导不明就里一致反对，说宫苹干得很好，用不着换人。于是贾参谋长便想方设法对她刁难。所以，一直到姓贾的离开农场回部队以后，她才办妥回京手续。

宫苹缓缓地说：“因为我爸去世时候那件事儿，我们家人都特感谢你，也特佩服你，更何况你替臧海凝顶罪是为我遭池鱼之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件事，本来我已经想好一辈子也不告诉你的。可是现在我觉得你应该记住，生活是残酷的，但友谊是美丽的，残酷和美丽共同的存在构成现实生活。也许你觉得这个国家对你和你的同辈人不怎么好，也许你出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逃避过去的记忆和当前的无奈，可是我希望你别忘记，不管到哪儿，生活中都有残酷，也都有美丽。我还想告诉你，即使今生今世没有机会再见面，我们今生今世的友谊永远是美丽的。”

翌晨，飞机轰鸣着刺向辽阔的天际。随着飞机迅速拔高，我的心在向钱薇靠近，比任何时候都更近。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她已经融化、渗透进我的血液、我的思维里，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活着的我与逝去的她将永远在一起。我从心底里掏出那条当年因钱薇离京而收藏的、编织着童年记忆的纱巾，纱巾上的花朵、纹路、色调比十多年前更美好、更明丽、更浓烈。我看到，这条记忆的纱巾里不仅仅有钱薇，也有司马；有宫苹和庆庆，还有钱伯伯、潘姐、秀莲和小昊昊。在我生命的旅程中，这条轻轻的、软软的、暖暖的，经过黑龙江水洗涤的纱巾将永远伴随我，温暖我，抚慰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