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在寫作中保持高貴
　　這應該算是一次遲到的採訪——上個世紀的最後10年，當還在美國攻讀英文寫作碩士學位的嚴歌苓憑藉《少女小漁》、《天浴》、《人寰》、《扶桑》等長短篇小說，拿遍台灣所有重要文學獎項及若干香港、美國的重要獎項時，我們內地的讀者對這個名字還是渾然不知的。

　　10年後的今天，嚴歌苓其人、其文在讀書人中依然是陌生。但隨着她的一部部作品悄無聲息地在內地出版，這個名字也日漸走入人們的視線，並日益地變得豐盈、繁複起來：12歲的部隊舞蹈演員、19歲手持五四手槍和特別通行證的戰地記者、因為一舉拿下台灣《中國時報》百萬台幣獎金文學大獎而被海峽兩岸若干著名男性作家憤怒得口不擇言的旅美女作家，以及《誰家有女初長成》中被販賣的少女巧巧、《天浴》中慘遭蹂躪的女知青繡繡、《白蛇》中身體會歌唱的舞蹈家、《無出路咖啡館》中被FBI苦苦糾纏的中國留學生……

　　當這一個個形象盤桓在我們腦海中久久不能離去的時候，嚴歌苓終於坐在了對面的椅子上，一杯杯地喝着啤酒。她說這是為了使自己的談話不被各種禁忌所束縛。每天上午的寫作是她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並至今保留用鉛筆在稿紙上耕作的習慣，興起時各種形狀的撇、捺可以自由地飛，這是電腦無法實現的盡興，但換來的後果之一就是常年的嚴重失眠。酒，尤其是溫熱的黃酒就扮演了嚴歌苓生活中的另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有時愛電影超過愛小說

　　沿：說起電影，好像你現在有好幾部作品都在被拍攝成電影的過程中，其中包括好萊塢要投巨資拍攝、由陳沖任導演的《扶桑》，而陳凱歌對你的《白蛇》似乎也很感興趣？

　　嚴：《扶桑》的劇本已經改好了，目前在找女一號，男主角已經確定是姜文。《白蛇》的版權陳凱歌沒有拿到，被一個台灣導演先買走了。不過，有另一位內地導演陳潔把我的《誰家有女初長成》拍成了電影，名字叫《巧巧》。此外，《也是亞當，也是夏娃》和《無出路咖啡館》也被別人買走了。

　　沿：加上由張艾嘉執導、在亞太國際影展奪得6項大獎的《少女小漁》和陳沖執導、囊括了台灣金馬7項大獎的《天浴》，你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頻率相當高。內地很多作家對別人根據自己作品拍成電影后的效果非常不滿意，你呢？

　　嚴：那得看是怎麼改，每個劇本的改編我基本都會參與。有時我愛電影甚至超過愛小說，因為電影在很多藝術手段上是優越於小說的。視覺上它所給你的那種剎那間的震動，不是文字能夠達到的。就好像你看到一塊皮膚冒出汗珠的那種感覺，文字一寫就俗了。

　　沿：所以有時你也從事劇本創作或改編別的作家作品？

　　嚴：是。現在我挺得意的一件事情是我已經正式拿到了好萊塢專業編劇的證書，這樣可以享受他們很多福利，每年只要寫出一個好劇本就可以過很好的生活。

　　沿：但是如果寫慣了劇本，你原有的文字會不會受到傷害？

　　嚴：我想不會，電影只會讓你的文字更具色彩，更出畫面，更有動感，這也是我這麼多年的寫作生涯中一直所努力追求的。這正是我為什麼會愛電影，然後跟電影走得很近的原因。我非常喜歡小說里能夠有嗅覺， 有聲響，有色彩，有大量的動作。現在有很多人都在寫性，我看了特別失望。因為它不撩撥人，沒有氣氛、沒有氣味，性愛整個的質感都沒了，所以一點也不性感。

　　沿：但是我們知道好萊塢電影的商業程度有多高，它的劇本生產似乎更像是手工作坊的作業。

　　嚴：我寫的都不是很商業的東西。那種隔幾分鐘要出一個大的情節，什麼時候要出現一個危機的東西我是不會寫的。當然別人讓你寫的東西不一定是你喜歡的，我會儘量堅持自己的原則，如果不能堅持的話我還可以選擇不寫，無非是少賺點錢。

　　沿：你現在既是美國的職業作家又是職業編劇，那你今後的創作會更偏重哪一個？

　　嚴：當然還是小說，所有的手段都是為了達到寫小說的目的，使我能有一個體面的生活，不讓任何小說潮流來誘惑我的生活。如果生活很困窘的話，你會變得很虛弱，很容易受誘惑。現在，小說成了我的貴族生活，它使我能保持中立的生活態度。什麼寫性的作家、脫衣服簽字……這些東西離我都很遠。

　　沿：在所有人裡面只有陳沖和你是二度合作，是不是對她的《天浴》很滿意的緣故？

　　嚴：對，我們是臭味相投的至交，跟好朋友在一起工作，覺得工作是一個遊戲，很輕鬆地就可以完成了。

　　陳沖把《天浴》拍出了童話的詩意而不是寫實的，如果那種知青被強姦的事情被拍得很寫實的話會是非常醜惡的。

　　沿：據說在《天浴》的寫作過程中陳沖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嚴：是。《天浴》是我在1978年聽到的故事，從此就像一個鬼魂縈繞了我20年。我覺得就是這個故事在我心裡發酵、成熟，但我真要寫的時候又很猶豫，因為故事本身太黑暗，等我把這個故事講給陳沖聽後，她拼命鼓勵我寫，結果寫出來後就拿了一等獎。那年陳沖正好在柏林電影節當評委，專門從電影節上給我打電話，說電影節上所有的電影之所以能夠存在、放映，完全是因為它們反映了當代人生活的萎靡、黑暗。我們把《天浴》拍出來就是要告訴現在的人們：曾經有這樣一些人被糟踐成垃圾，但他們的內心卻從沒有陰暗、萎靡過。所以才有了那部電影。

　　沿：那《扶桑》會沿襲前一部電影的風格嗎？

　　嚴：《扶桑》會更複雜，我們已經醞釀了5年了。裡面講了一個有着三寸金蓮的中國成年妓女與一個12歲的白種男孩之間的愛與恨，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複雜關係。

　　處在美國邊緣的感覺

　　沿：1989年開始到美國留學，之後你的創作就進入了一個高峰期。你曾說到了美國是自己的一個再生？

　　嚴：那是因為到了美國後你不再是一個優越的中國作家，你必須把自己向所有的生活方式打開，比如說我做過餐館的服務生、幫人家帶孩子的保育員、模特……這種種不是一個作家做姿做態地體驗生活，而是實實在在地在生活。這使我去掉了很多虛華的東西，而增加了許許多多的人生體驗。在國內我當了13年的兵，這13年是結實的，在美國的這些年是另外一個結實。在中國當作家的階段我寫的是部隊生活，在美國很快就開始寫移民生活，很幸運的是我基本上沒有斷層，沒有過一條魚被甩到岸上的窒息感覺。

　　沿：但聽說你姑姑就在美國而且非常願意資助你，所以你到美國後可以不必過得那麼艱難。

　　嚴：我姑姑、姑父都是很好的人，也的確很願意幫我。但是在那個地方，其他任何人的幫助對你來說 都是鞭長莫及的。你想你連自己的父母都不能依靠更何況別人？而且我12歲就到部隊，每個月掙6塊7毛5的工資，所以心理上我就沒有依賴別人的習慣。到美國後我向姑姑借過1000美元，但很快就還了，因為我申請到了獎學金。

　　沿：有人評論說你10多年的作品一直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是因為你一直生活在美國而不是中國，對此你怎麼看？

　　嚴：不是因為在美國，而是因為在一個邊緣。所謂當事者迷，道德的、政治的，就因為你在局內所以你不能保持一個冷靜的態度，不是控訴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謳歌……但這都不是文學的功能。局外一點，邊緣一點，就會不同。像加繆那樣站在局外，這樣比較容易看出社會中荒誕的東西。在寫作的時候我再把心裡的感覺告訴別人，寫出來的東西就是荒誕的，有游離於所有主流生活的感覺。

　　沿：也就是說這麼多年來你一直頻繁地往返於中、美兩國間，但你覺得自己又無法從屬於其中的任何一個？

　　嚴：我就不想從屬，永遠保持這種狀態。做很多東西不夠大膽，比如說一些作家在道德上、政治上表現出來的不勇敢就是因為他太從屬於這個社會。我們上一代的作家在這方面可能做得要好一點，但他們缺乏很好的美學基礎，這註定他們的作品不可能在文學史上取得永恆的地位。這一代人的美學基礎、見多識廣肯定要好於上一代人，但是你看其中絕大多數的人和作品依然是失望，因為你感到了這些作家不敢在道德、政治上承擔責任。你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的僅僅是冷漠、自私、以自我為中心。我覺得寫小說就應該是實現自己在道德、美學和政治上的抱負的過程。其中美學當然是第一步的，語言是首要，但其他的東西你也不可以忽略。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我的寫作可以不必考慮任何後果，因為我本來就不屬於那裡的主流社會。

　　我想出名我就說

　　沿：你在一篇散文里提到自己從4歲開始想做名人，而且追求的是一種大成功，而不是父親那樣的中流名人？

　　嚴：是，幸虧我爸爸沒看到這篇文章，否則他肯定會不高興。（笑）

　　我一直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活得太累。他們暗裡追求成功，明里卻得追求淡泊，必須掌握大量哲理、擺出高姿態向別人和自己否定這個追求，最終剩下的精力和時間只夠位居中流。我不希望自己也變成這個樣子，我想出名、追求成功我就說出來，這有什麼關係呀？我認為無數成功的個體能相加出一個成功的民族。

　　當名人就要當一個大名人，做一個小名人太不過癮。我覺得自己最尷尬的時候就是你的朋友當你的面很熱心地向別人介紹：“這是著名作家某某某，你聽說過的吧？”結果對方一臉愕然，根本不知道你是誰。那一剎那間，我常羞愧地覺得簡直沒法活了。（笑）

　　沿：那你在電影和小說方面的具體抱負呢？

　　嚴：就是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寫盡，包括哲學、美學上的嘗試，文學形式上的實驗……我把我的這些花招、跟斗、把勢都玩盡了就好了，沒有什麼太高的奢望。

沿：有人評論說你10多年的作品一直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是因為你一直生活在美國而不是中國，對此你怎麼看？

　　嚴：不是因為在美國，而是因為在一個邊緣。所謂當事者迷，道德的、政治的，就因為你在局內所以你不能保持一個冷靜的態度，不是控訴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謳歌……但這都不是文學的功能。局外一點，邊緣一點，就會不同。像加繆那樣站在局外，這樣比較容易看出社會中荒誕的東西。在寫作的時候我再把心裡的感覺告訴別人，寫出來的東西就是荒誕的，有游離於所有主流生活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