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上添花的學位 (ZT) |
送交者: xoxoxo 2005年06月02日13:17:56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
錦上添花的學位 能成為領一時風騷的學界名流,博士學位之類大概只是錦上添花,但有時候缺少了一些錦上添花的點綴,似乎也是一種遺憾。記得上世紀90年代在讀楊絳的“記錢鍾書與《圍城》”時無意地發現了下面一段話:
當時讀到這個“副博士(B Litt.)”覺得好生奇怪,按字面解釋B。Litt應當是文學學士,怎麼變成了“副博士”了呢,要知道,這個副博士是前蘇聯體制,蘇式副博士相當於英美制的博士。建國後中國有很多留蘇學者,如果把文學學士和蘇制副博士相靠,便有誤導之嫌。於是就在網上發一貼子尋問。其時號稱“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的網上名人方舟子還沒正式開始學術打假,但已經表現出對這類問題的興趣和警覺,他見到貼子,很快便查到了類似的牛津學制,貼在網上,是這樣的: “A student who has passed the examinations requisite for the B.A. degree, 這個材料出自1917年的天主教百科全書,嚴格說來不能作為準確證據,但大致說明是不錯的,因為引文所述情況跟今天的英美學校相關的學位制度依然是一致的。錢鍾書是在1935--1937年在牛津留學。詞條(c)有 Bachelor of Letters,應當就是和楊文中B。Litt相同的學位,這個學位要求兩年住讀與錢鍾書在牛津的時間也合。錢鍾書是一九三五年去的英國,在此之前曾從清華外文系畢業並在上海東吳大學教了兩年英文。可以算牛津B.A.的同等學歷。讀Bachelor of Letters也合乎要求。錢鍾書於一九三七年拿到學位後去法國巴黎大學旁聽,一九三八年被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邀回清華大學做教授,期間在牛津正好兩年。在楊絳的另一文章《寫《圍城》的錢鍾書》還提到錢在牛津讀學位時的一點插曲: “我只有一次見到他苦學。那是在牛津,論文預試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門課,要能辨認十五世紀以來的手稿。他毫無興趣,因此每天讀一本偵探小說‘休養腦筋’,‘休養’得睡夢中手舞腳踢,不知是捉拿兇手,還是自己做了兇手和警察打架。結果考試不及格,只好暑假後補考。這件補考的事,《圍城》英譯本《導言》裡也提到。鍾書一九七九年訪美,該譯本出版家把譯本的《導言》給他過目,他讀到這一段又驚又笑,想不到調查這麼精密。後來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來見,才知道是他向鍾書在牛津時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聽來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錢鍾書》裡把這件事卻刪去了。” 前面的Catholic Encyclopedia, Bachelor of Letters曾提到這個學位要求考試或遞交一份顯示原創性的畢業論文。從這裡的楊文也可以看出:文章提到論文預試要考的一門課,估計是考試選項。從這門課的題目和考試內容來看,也與“研究學位”的劃分一致。這門考試要辨認十五世紀以來的手稿,想必對外國學生不是易事,即使不是“毫無興趣,因此每天讀一本偵探小說”而考不過去也不難理解。這個學位在B.A.之後還要求兩年的住讀又是個“研究學位”,學位要求又有論文和考試兩個選項,這和現英美體制的碩士學位要求也基本一致,所以準確翻譯確應是“文學碩士”。
(二) 比錢鍾書更早的名人學位公案還有胡適在甫歸國就自稱博士時的博士學位真假問題,早在1919年就有人提出質疑,直到最近還有人在網上提起。 按說胡適錢鍾書那一代有沒有博士學位也不影響當教授的。象徐志摩,陳恪,錢穆等一大批都是沒有博士學位直接在名牌大學作教授的。但四十年代後似乎也確有象錢鍾書《圍城》中韓學愈那樣的人,拿個“克萊登”大學假博士文憑,發表幾篇“在‘星期六文學評論’的人事廣告欄(Personals)(‘中國少年,受高等教育, 願意幫助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取費低廉’)和‘史學雜誌’的通信欄(‘韓學 愈君徵求二十年前本刊,願出讓者請某處接洽’)”的文字就去國內大學招搖撞騙的。 胡適自稱於1917年的夏季就通過博士口試,但為何直到1927年才正式拿到學位,這一直是人們議論的話題,中間不難推測遇到了外人難以了解的阻隔。究其原因或許可以從下面一些事實找到。胡適於1910年19歲赴美在康乃爾大學讀農科,到1914年拿的是文學學士,這樣的成績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不錯的。胡適出國前的國學教育是齊全的,但要以這個西學資歷直接讀西方哲學博士肯定不是很容易的,也未必是胡適的興趣,所以他選擇了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題目《先秦名學史》(就象後來徐志摩碩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婦女地位問題。《圍城》中女博士蘇文紈研究的是中國文學)。這個題目其實也是很不討好的,名學按今天說法叫邏輯學,而人們都知道中國先秦談不上有真正邏輯學的,更遑論邏輯學史?而以胡適當時對西方哲學和邏輯學的了解,要他能遊刃有餘的以之作中國哲學比較研究肯定也是免為其難的(金岳霖有“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的評價名言)。 而從時間上看,胡適從1915年轉去哥侖比亞大學到1917年歸國中間只有2年,加上在康乃爾的一年大學後總共也就3年時間。3年要作個博士題目,“大膽假設”或許能夠做到,但要“小心求證”到令西人教授信服的程度肯定就不那麼容易了。而他的導師和答辯委員會成員基本上是不懂中國文化的人,導師杜威更是個哲學家而不是史學家。所以他這個論文不順利通過倒不奇怪,要是順利通過了才叫不正常。 但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導師最後還是答應讓他答辯了,導師同意學生口試答辯一般就說明對學生論文的結果和質量是基本認可的,而胡適口試也確實通過了。這在胡適也許得益於自己的少年才俊和能言善辯,而在答辯委員會則更可能是因為其成員對中國文化的全然不了解。如果教授們缺乏相應的知識來準確評價胡適的學位論文,那他最終博士論文的不能順利通過和學位上一些非同尋常的遭遇也就不難理解了。 既然答辯委員會缺乏可信的判斷力,我們不妨從其它渠道來看看他當時的博士論文水平究竟夠不夠拿博士。下面一段是引自唐德剛“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 --紀念胡適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一文,其中有關於胡適的博士論文的內容為: 唐德剛看到的論文應是1927年以後的手稿,是胡適最後拿到博士學位的定稿。顯然這一次主考官的評價也很不好。所以不僅唐德剛不平,“哥大博土出身的李又寧教授”甚至“立志要開個國際會議,為胡適之先生‘博士 論文’平反”。唐德剛認為胡適把這一擴充為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研究拿去做哥大的博士論文是“ 不識時務,誤將‘明月照溝渠’”,這說明胡適最後提交的博士論文至少在華人漢學家看來是非常好的,是和答辯委員會的評價很不相同的。 顯然胡適所作的工作是針對當時中國哲學領域有開創性的研究,他也許沒有興趣去一心研究西方文化,而只是順手拿它作了申請西方哲學博士學位的題目。而答辯委員會的西方學究們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也不感興趣。正是這兩方面的錯位導致了胡適博士論文無法受到公正評價。果真如此今天再來推測胡適當初為什麼口試過後10年才拿到博士學位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2005。3。27。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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