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排的時候，上場部的機會有限。印象中，場部總是冷冷清清的，好像別人都在抓革命促生產，只有我在團部遊手好閒。後來每次去，就躲在宮苹的廣播室不出來，怕被人看見說閒話。

如今，場部出現了“新氣象”。辦公樓門裡、門外、過道上、辦公室里知青、轉業兵、當地人有出有進，川流不息，人們來去匆匆神態各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為數最多，穿着最顯眼的要數各地來的知青。雖然經過了這些年廣闊天地風霜雨雪的洗禮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大多數知青頑固地保持着各自城市的時尚打扮、做派和鄉音。

我正饒有興趣地在人群中辨認着，迎面碰上一個過去住同院，後來同校卻不同班，因此沒有分到同一個連隊的髮小。好多年沒過見面了，既陌生又親切。他來場部辦遷戶口的手續，要去河北農村插隊，說是到那兒再想辦法把戶口往北京遷。啊，又是一個曲線回京的，我祝賀他。“你是獨生女早該回去了，怎麼還在這兒？”他挺熱心地問。我告訴他：因為錢薇的病，我不能走。他大惑不解，看我的眼神像看智障者，話不投機，便匆匆告辭。

領完全隊的工資，我哼着歌，推着跟潘姐借用的自行車，來到場部供銷社門口，準備買點兒牙膏之類的日用品。鎖上車，一抬頭，柳雲琴從供銷社推門而出，正在哼唱的旋律噎在嗓子眼兒里。

這是自柳雲琴離開二十一連以後，我第一次碰上她。她長胖了，羊剪絨棉帽子下面露出兩條半長的小辮，還艱苦樸素地在兵團棉服腰裡扎了根麻繩。我們不約而同地“喲”了一聲。四目相視，一時都窘迫地不知道說什麼好。

片刻，還是柳雲琴主動，問：“來辦事兒？”

“領工資。”我的回答缺乏熱情。

“你還沒辦走？”

廢話，我沒言聲。

她顯然不想走開，又問：“宮苹走了吧？！廣播裡換人兒了。”她朝電線杆子上的大喇叭示意了一下。

“嗯。”

“兩三年沒見了。”

我稍微想了一下，點點頭，“嗯。”

柳雲琴還是原來那個大方自信的柳雲琴，並不理會我的冷淡，說：“聊聊吧。”

我看了看身上背着的裝工資的書包，正好有個藉口，“現在不行，得回連發工資，等以後有機會吧。”

“我也是來領工資的，咱倆是同行了。過兩天，會計和出納上場部集訓，你來嗎？”這傢伙腦子反應夠快的。

我只好答應，集訓的時候找個時間聊聊。

幾天以後集訓完畢，我叫會計先回連，自己和柳雲琴走到場部旁邊的沙土公路的丁字路口。從這裡，我可以抄小道走回生產隊，她得在公路上等着搭她們隊的車回去。我倆不約而同地確認了一下風向，跳過路溝到上風頭的一邊，然後面對着公路坐下來，我猜測不出來她要跟我聊什麼。

“你們隊回城的走了不少了吧？”柳雲琴沒話找話地問。

“嗯，走了有三分之二，你們隊呢？”

“也差不多，你怎麼還沒走？”

“我有特殊原因，不然也走了。”

沉默了片刻，柳雲琴說：“小麗，咱們在學校的時候本來是挺好的朋友，可是到連隊沒多久你就對我有成見了。”

讓她這麼一提頭，我氣不打一處來，秋後算賬似地問：“剛來那會兒，連里組織宣傳隊兒，是不是你使得壞，不叫我和宮苹參加？”

她辯解道：“我不是想使壞，我真的以為非武裝戰士沒有參加宣傳隊的資格。那時候不是要準備打仗嗎？真要是打起來，宣傳隊上前線慰問演出什麼的，你們非武裝戰士不能去，那排好的節目怎麼演呀？”

“你也太……”我一時想不出合適的字眼，“要是真打起來，一個蘿蔔頂一個坑兒，少了我們非武裝戰士這仗沒準兒還打不贏吶。”

“再說，那時候我覺得你們挺不爭氣的。”柳雲琴本色不改。

我質問她：“我們怎麼不爭氣啦？革命全讓你一人兒包幹了，廣大革命群眾都是幹什麼吃的？”

柳雲琴說：“真的，那時候我真是覺得那麼做是正確的。”

我說：“不瞞你說，這些年我越過越糊塗，越過越不知道‘正確’這倆字兒是什麼意思了。甚至，我覺得我字典里‘正確’這倆兒字都模糊得快看不清了。”

“你說什麼呢？我不明白。”柳雲琴顯得很無辜。

“你當然不明白！我是說，就因為我同情一個有病的人，就不革命啦？革命者就不應該有同情心啦？什麼邏輯！？”

柳雲琴說：“你同情的是個反革命的家屬！”

我說：“反革命的家屬也是人，只要她沒破壞社會主義，我憑什麼不能同情她？”

“你看你，到現在還是那套資產階級人情味兒。”

都什麼時候了，還這麼不開竅。我忿忿地說：“你少給我上綱上線兒。甭管什麼味兒，我問心無愧。我沒因為同情錢薇而做反革命的事兒，說反革命的話。”

“咳，我不跟你爭了。”她說，“其實離開二十一連以後，我也想了好多。有些事兒，我做的是有點兒過頭兒，也挺後悔的。”

“其實，我對你最不滿的是你老挖空心思地壓制宮苹，從在學校的時候就那樣兒，我怎麼也看不出她哪點兒招你惹你了。”

她沉默了好長一陣子。我覺得終於把她給問住了，得意地等着聽她為自己理屈詞窮的申辯。

“怎麼說呢？”柳雲琴終於打破了沉默說，“你也知道，小時候，我們倆是特好特好的好朋友。‘文革’抄家那會兒，紅衛兵多厲害呀！一撥一撥地上她們家來，用軍用皮帶打她們家人什麼的。我儘可能地在旁邊護着她和她小弟，替她倆說好話。我出身好，我怕誰？”

回想起當年的自己，她笑了笑接着說下去：“後來，一幫紅衛兵把她家樓上的房間當成他們紅衛兵總部。一大幫男男女女的紅衛兵住在二樓、三樓，這幫人好像是各學校湊到一塊兒的。那時候，我稀里糊塗地不懂什麼聯動，什麼四三派、四四派的，反正都是紅衛兵。有一天下午，院裡就剩我和宮苹倆人，在她家樓下的小後屋裡。那些紅衛兵也都抄家去了，就留了倆看家的，是倆男的。那倆人兒下樓來，問宮苹會不會彈鋼琴，宮苹傻了吧嘰地說會。他們叫她上樓去彈琴解悶兒，我也傻乎乎地跟着去看紅衛兵總部什麼樣。那些男生把樓上弄的一塌糊塗，宮苹的練琴室髒得沒樣兒，還臭哄哄的。本來我想顯擺顯擺，給他們跳個舞，可是那屋裡根本沒地方下腳。宮苹坐在那兒彈鋼琴，彈着彈着那倆紅衛兵跟我來勁兒了，這摸我一下，那捏我一把。宮苹這傢伙見勢不妙，滋溜一下兒跑了!剩我一人兒對付那倆男的。好虎都架不住群狼，何況我那麼點兒一小女孩兒。那倆混帳東西三下兩下就把我給摁住了。完後，回家也不敢跟大人說，哭都沒地兒哭去，整個一嘬癟子。我可明白了什麼叫‘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了。我連階級立場都不要去保護她，她倒好，到了關鍵時刻不顧朋友，自各兒跑了。”

聽得出，柳雲琴有一肚子的委屈。

我驚呆了。柳雲琴犯了事以後，我就把她當作了一個不值得同情的悲劇角色，甚至暗自里詛咒過她罪有應得，萬萬沒想到她竟有如此忍辱的“前科”。

“真沒想到。”半晌我才從震撼中緩過勁來，自語般吐出這幾個字。

憋屈了這麼多年，柳雲琴索性一吐為快，“也就仗着我這人挺堅強的，回家裝得跟沒事兒人兒似的。不過，第二天，派出所派了一個女民警帶我上醫院做檢查。當天，房管所就把那幫紅衛兵給轟走了。後來，我媽說的，宮苹去派出所報案說那倆紅衛兵欺負我，值班警察把她給打發走以後，沒把她報的案當回事兒。第二天早上，派出所負責人聽說了，為了預防萬一，派了那個女民警來問了情況，然後帶我上了醫院。可是我就是不能原諒她。她要是不跑，幫我跟他們打，也許，我還不至於被他們那什麼了。打那兒，我就跟她掰了。咳，也可以說是壞事兒變好事兒吧，那件事兒也叫我真正懂得了什麼叫‘階級立場’，吃一塹長一智！”

“這代價可太大了點兒。”我長長吐了一口悶氣，眼前浮現出驚慌失措的小宮苹，“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她要真是不知輕重地幫你，也許你們倆都得被那倆畜牲給糟蹋了。”

柳雲琴猶豫了一下說：“噢，我倒從來沒這麼想過，也許是吧。”

稍作遲疑，我決心把賬算清，“那麼跟老賀，也是他強加於你的？”

“那不是。”柳雲琴像是早有準備，緊跟着毅然決然地回答，“我和老賀是另一碼事兒。”

“這事兒是從他同情我，我感激他開始的。我們家的事兒，除了老賀，我沒跟任何人講過。早先，我爸是給宮苹她們家看大門的。一個看大門的，沒本事又窮，找不着媳婦。我媽是鄉下戶口想進城，就嫁給我爸了。那會兒，我都一歲多了。”

如果用電光兇狠的霹靂來形容她前面敘說的故事不為過的話，那用一聲驚雷來形容這個消息也不能算太離譜。怎麼這麼多事兒，就發生在眼皮子底下，我卻全然不知。

“他要是我親爸還能對我那麼狠？這塊疤就是他用火筷子給打的。”她摸了摸嘴角上的疤痕，“我媽對我也漠不關心，這你都見過。我爸對我不好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媽老嫌他沒本事，一天到晚晃晃悠悠地蹬個破平板兒車。我媽老跟他吵架，一吵架就要離婚。可離婚哪兒那麼容易？單位、街道、居委會、派出所一趟一趟不厭其煩地上門，又是做思想工作又是調解家庭關係，沒完沒了的，煩死人了，我爸就拿我出氣。我媽也不知道是真想離還是假想離，跟老母豬似的一窩一串兒的下小崽兒，我媽沒說過我親爸是誰。我後爸管我叫‘雜種’，只要他在家，連我弟他們都敢跟我來勁兒，我在我們家根本就是個多餘的人。

“到了連隊，我覺得老賀像個領路人，又像爸爸、像兄長，對他特信任。他也挺重視我的，他說殷向東是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叫我好好跟她學。那時候我老跟殷向東上周玫的衛生室去，後來，他也常去，聊天、拉家常什麼的。他對我特同情，我對他特感激。他越信任我、越表揚我，我就越拼命干，越想報答他。後來，不知道怎麼一來二去的，每次到周玫那兒去，老賀一來，殷向東和周玫就走了。”

“原來是你們倆！”我又明白了，“連里的人都以為是周玫和臧海凝在衛生室怎麼着來着。”

“我知道，所以第一批上學，老賀就給周玫爭取了一個學醫的名額，挺對得起她的。”

“真會互相幫助！”我譏諷道，“聽說你的名額被團長小姨子頂了？”

“咳，我根本就不想上學，既不是上學的料兒，也不想回北京看我們家人那一副副的嘴臉。可是老賀非得說叫我上，為這個，我們倆爭了好些天。到了兒，他還是把我的名字報上去了。正好後來賈參謀長上咱們連來給團長小姨子要名額，把我給救了。”

我無言以對。

柳雲琴自顧自地說：“其實我們倆自己也知道不該那樣。你說，能不知道嗎？！可就是管不住自己。唉，人呀，一旦着了迷，真是不好控制。所以，我們倆商量好了，如果被人發現了，就老老實實承認錯誤。所以，那次，沒等你和司馬開口，我們就主動‘自首’了。”

“照你這麼說，那我和司馬還算幫了你們一把呢？”我頗不屑。

她沒理我，又說：“他媳婦要不傻，他早就跟她離了。那樣兒，我們倆就能光明正大的了。你別看老賀農民出身、沒文化，挺會心疼人的。”柳雲琴一腔懷念之情。

“那你就是那破壞他們家庭的第三者。”

“他媳婦是個石女！”柳雲琴的話衝口而出。

“那……你怎麼辦？就這麼不明不白地跟他混下去？”我一愣，竟有點兒結巴，但還是堅持把狠話說完。

柳雲琴有點兒生氣，“你少損人。自從離開二十一連，我跟他沒照過面兒。我犯過錯誤，但是，承認了也改正了。但是，我會默默地、遠遠地陪伴他一輩子。”

“喲嗬，你還來勁兒了。”我才不怕她生氣呢。

她沒說話，大概知道不管說什麼我都只會奚落她。

她不說話，我說：“我問你，大家都在不顧一切地往回辦，你怎麼打算的？”

“我特不理解，真的，別人走也算了，有些黨員卻也在艱苦的工作面前撂挑子，而且全場各隊都有。我們能入黨是因為我們紮根邊疆的決心最大，發過誓，‘拉革命車不松套，一直拉到共產主義’。這可倒好，邊疆還沒建設出個頭緒呢，使命還沒完成呢，一個兒個兒的一鬨而散了。”柳雲琴還是柳雲琴。

“咳，何止咱們農場，告你吧，全東北農墾系統都這樣。此一時彼一時，現在人的思想變啦。幹了這麼多年才發現，建設邊疆不跟打仗似的人海戰術就可以立竿見影。邊疆需要現代科技、需要有科學文化的人，知青那點兒文化知識差老鼻子了，根本不夠用。”

“他們那點兒文化知識回城就夠用啦？發過誓言的共產黨員說話不算數還叫什麼共產黨員？”柳雲琴理直氣壯地反駁我。

“嘿，你當怎麼着呢？”我話裡帶刺兒，“黨員裡頭還不是好賴什麼樣兒的都有？再者說，現如今回城不但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兒，而且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你也該認清大勢、順應潮流，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了。”

“什麼形勢的變化？我沒聽上級傳達說叫知青返城煉紅心的。共產黨員無視黨的召喚叫什麼共產黨員？”

“都什麼時候了，還唱高調！”我毫不客氣地說，“我看啊，要不是你們家人不待見你，你也早撒丫子跑了。”

柳雲琴說：“跟你說不通。反正都走了，我也踏踏實實地跟這兒待着，跟邊疆人民同甘共苦。”

我鼻子裡哼了一聲，火辣辣地說：“你在我面前標榜自己有什麼用？我又不能給你一官半職的，我又不能弄個什麼知青英雄的桂冠給你戴戴。難道你真不明白當前大勢？不開活學活用講用會了，不興紮根兒了。算了算了，你要跟我聊就是聊這個呀？咱們倆之間有那麼多共同語言嗎？”

“噢，話扯遠了。”她這才想起來書歸正傳，“我是想告你，我知道你這人心眼兒挺好的，特富有同情心，即使是跟錢薇和老錢她們劃不清界線也是因為你的善良。咱們在小學舞蹈組的時候，你老上我們家來幫我幹活兒，我一直特感謝你。還有，我也知道，我跟老賀那事兒，你沒在連里惡語中傷過我們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感謝你呢。我其實挺想你的，好幾次都想過回二十一連去找你，只不過……”

我像中了軟軟的一箭，被她的話感動了，一時啞口無言。過了一會兒，才說：“你呀，最應該感謝宮苹，她對你一直是逆來順受，從來沒說過一句你的壞話。”

柳雲琴真摯地說：“其實後來我知道那件事兒不能全怪她，可就是別不過來那勁兒。我知道她一直覺得對不起我，加上她這個人性格上有點兒軟弱。人就跟塊兒橡皮泥似的，越軟越好捏，我就老找茬兒報復她。她上豬號也是我在殷向東耳邊兒吹了風，她上老賀那兒遊說的。現在想起來，挺對不起她的。等你回北京的時候轉告她吧，我不恨她，她也沒有必要再自責了。”

“解鈴還須繫鈴人，有機會你自己跟她說吧。”柳雲琴不是宮苹的空頭冤家是我斷沒有料到的，我不想在她倆中間瞎摻和。

公路上載滿麻袋的送糧車隊由遠而近從我們面前駛過，又揚長而去。每輛車後面拖着一條長長的無形無狀的塵煙，風把飛揚的塵土吹散到公路對面的大地里。

我說：“琴子，以後還能碰上，再聊吧。”

“行。”

回生產隊的路上，我把柳雲琴的話仔仔細細地捋了一遍。現在，把回城當作大逆不道的人絕無僅有了。這人是天真還是無知？不過，不管是天真是無知，是死不開竅還是教條主義，看來她這人骨子裡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