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東平

第四章 西花廳海棠吸引了周恩來

大搬家還沒停當，新中國誕生的日子就到了。

　　據師乃博、師天朗的父親、當時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師哲回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原設想在1950年1月1日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把新政權的誕辰定在新年伊始，這也貼近中國的傳統。1949年6月下旬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時，毛澤東的意思還是不必那麼急。

但在與劉少奇交談時，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政府已經癱瘓，中共則完全具備掌握政權的一切條件。他提醒中共:解決重大問題，重要的是不可錯過時機。要警惕國際上的敵對勢力利用新舊政權交替間的“無政府狀態”插手干涉。

　　雖說蘇聯在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上，曾做出錯誤的判斷和干預，但如果斯大林真的有過這一提醒，在當時確是很具參考價值的。然而新中國誕生在“十一”，是否與斯大林的建議有關，目前還找不到其他能印證師哲孤論的材料。

　　關於開國大典的大場面，毛澤東如何，朱德如何，周恩來如何……許多書，許多回憶文章，都有詳盡的記述，如今又公開了許多錄像資料，但這都是從成人的角度觀察和記錄的。從中南海孩子們的視角，對開國大典是個怎樣的印象呢？

　　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說：“那兩天，我忘記了為什麼會在家裡，而不是在學校里度過的。”於是，他看到了他父親最忙碌的兩天。

　　其實，早在6月15日林伯渠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常委後，就一直處於席不暇暖、宵衣旰食狀態。8月，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秘書長李維漢不慎腿摔斷了，林伯渠隨即代理秘書長，頻繁與各界人士洽談，參與新政協組織法、政府組織法、共同綱領，以及國旗、國歌、首都等問題的討論修改。9月22日，他代表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向全國政協報告了籌備情況。

　　9月30日，林伯渠在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儀式後，又到天安門廣場，親自對開國大典的現場準備工作，做最後一番檢視。

　　開國大典舉行那天上午，林伯渠到前門火車站，迎接由法捷耶夫率領的龐大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法捷耶夫是著名的作家，蘇聯作家協會總書記，《青年近衛軍》一書的作者。

　　下午2點，林伯渠來到勤政殿，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被推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會議還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政府機關，展開各項政府工作。

　　委員會議一結束，林伯渠就跟毛澤東等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擔任開國大典的司儀。從辛亥革命時期就投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經歷了艱苦曲折的漫漫里程，終於迎來勝利曙光的林伯渠，也許是由於激動，在宣布升國旗，鳴禮炮後，竟忘了說奏國歌了。

　　“下午的遊行，我是站在中南海看的。晚上，爸爸帶我上了天安門，觀看群眾聯歡和放禮花。臨走前，爸爸對我說:帶你去開開眼界，好好看看人民翻身作主人後的喜悅。”那天晚上在天安門城樓觀看聯歡和焰火的，還有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

　　許多孩子還記得，開國大典夜晚的所謂焰火，並不是真正的禮花，實際上是作戰中使用的信號彈。那晚的聯歡和焰火結束時，林伯渠依然沒有回到家裡。他在9點前就離開了天安門，又去參加歡迎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的宴會了。

　　汪延群回憶，“十一”那天，她是和一些比她大一點兒的孩子，站在中南海里看的遊行。當時在中南海內新華門到東便門之間，有座與這段圍牆幾乎一樣高的土丘。後來才知道這座土丘，實際是中南海內日積月累的垃圾。年頭長了，已經沒了垃圾的模樣，還長出了小樹。

　　當遊行開始以後，汪延群就和一群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爬到了土丘上。為了看得更真切，還扶着樹幹或拽着樹枝，踮着腳尖。擠在一起看的，大約有七八個孩子，可汪延群還能叫得出名字的，就只胡喬木的兒子胡幸福一個了，“可能還有侯波的孩子吧？”

　　在他們那般年紀，顯然還不能理解翻身、解放、人民政權的概念，只是看着群情激昂的人流不斷涌過，歡歌和舞蹈，也被感染得興高采烈。但有一點他們知道，標語寫着、人們口裡喊着“萬歲”的那個領袖，即毛主席，他們不光認識，而且可以說是與之為鄰。

　　對孩子印象深的，那要屬騎兵的隊伍。他們背槍挎刀，騎着青色的、白色的、灰色的、棕色的馬，一隊接一隊的，威風凜凜。“每匹馬屁股後面，還都掛個布糞兜子，以防馬把屎拉在街上。”

　　“晚上，爸爸依然跟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是他的職責。可我們並沒能‘沾光’，也跟着到天安門城樓上去看聯歡和放焰火。”汪延群結束了對開國大典的回顧。

　　當我們詢問伍紹祖，50年前的“十一”那天是如何度過的時候，他說：“我那天是老老實實地呆在學校裡面，但我們知道老師們去遊行了，到很晚才回來。我們這麼大的孩子，還不到上街遊行的年紀。”

　　已經上了中學的孩子，基本上都隨學校的隊伍，參加了天安門前的遊行。

　　周秉德說她是和師大女附中的遊行隊伍，一起走過天安門的;晚上，她和同學們還在廣場上，表演了她們學校編排的“紅燈舞”。

　　囚童說他也是隨着師大附中二部的遊行隊伍，早早就等在了天安門附近，“那天下了一陣傾盆大雨，我們被淋得精濕，但依然興高采烈。晚上還參加了聯歡，在天安門城樓下跳集體舞。”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經能感覺絲絲的涼意，冬季不遠了。為中共中央領袖們居住和經常聚集的會議廳、室安裝暖氣一事，隨即列入日程。中共中央領袖和部分機關在中南海，住的都是舊有的院落，只經過簡單地打掃和修葺，就匆匆忙忙地搬進去了。

　　安裝取暖設施的計劃一定，開會辦公的頤年堂、勤政殿，毛澤東住的紫雲軒，包括周恩來準備遷入的西花廳，都來了水暖工人，開始了緊張的施工。那時還沒有水暖氣，安裝的是 恆溫效果不太好的汽暖氣。

　　施工期間的一天中午，工人們已去吃飯，周恩來恰從頤年堂走過。他發現一根未接好的管子甩在了外頭，人行走時不注意，就容易被絆倒。他吩咐跟隨他的衛士成元功：“你守在這裡，萬一主席路過時，提醒他一下。”

　　成元功守了一會兒，覺得自己的任務是隨侍總理，不能總守在這裡，就招呼另一位衛士替換自己。他回到菊香書屋南小院，周恩來一看見他頓時火了：“讓你守在那裡，你怎麼擅自跑回來啦，萬一絆着主席摔壞了，你負得起責任嗎？”成元功說：“你身邊不能長時間沒人啊，我就讓韓福裕守在那兒了。”周恩來這才平息了怒氣。

　　政務院成立之後，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們，以及相當於政務院辦公廳的機構，在中海西岸游泳池以北的區域辦公。11月，周恩來搬出菊香書屋，到了政務院辦公區域，他進駐的新院落叫“西花廳”。

　　周恩來為什麼會選擇西花廳，並一直在此居住到他與世長辭，完全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機遇。1981年4月13日，鄧穎超在西花廳，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人員，講述了那個偶然的過程。

　　鄧穎超說他們搬到西花廳，是1949年11月。早在當年4月，周恩來曾到這個院子看望一個生病的同志，對院裡芬芳吐蕊的花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在葉茂花繁之中，周恩來最喜歡的是4月盛開的海棠花，它潔白，含着淡淡的清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組織了政務院，恩來擔任政務院總理時，選了這個院子。我們選了這一角。這一角，主要是恩來辦公的地方。這裡，我只能說是我們的住處，也不能說是我們的家，應該說是恩來同志一個集體的院子，裡面有我們住的兩間房子，一直到現在。”鄧穎超當時這樣敘述。

　　西花廳是清末攝政王府西花園的後半部分。1908年11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在兩日內相繼辭世，光緒弟弟之子溥儀登基，其生父醇親王載灃攝政，遂在中南海紫光閣以西興造攝政王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務院辦公處也在舊攝政王府，這實在是歷史的巧合。西花廳坐落在政務院辦公區域的西北角，前院高台階上坐落着一座坐北朝南的舊式廳堂，門楣懸着題有“西花廳”的匾額，院落由此廳而得名。周恩來住進西花廳後，常在懸有匾額的廳里召集小型會議，接見國內外的賓客。

西花廳後院有前廳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個東西長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來、鄧穎超辦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來的辦公室，客廳兼餐廳，周恩來的臥室，鄧穎超的臥室，以及衛生間。

　　周恩來的辦公室約有30餘平方米，室內辦公用具很簡陋。本來剛搬入時，衛士成元功找到一張漂亮的大寫字檯，但周恩來非得讓他換一個舊的，一直用到去世。這個辦公室只有三 把鑰匙，周恩來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衛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時，任何人不進入他的辦公室，包括鄧穎超和他的秘書。

　　從這些細微的小事上，也可讓人感到周恩來處事的極其細密和謹慎。這也反映了那個時代領導核心成員，對組織原則和紀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級別範圍內溝通的事情，絕不外泄，哪怕是對感情最親近的夫人。

　　後院的東廂房，部分用作倉儲，部分住人。周恩來夫婦剛搬進去時，就是周秉德一人住。過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鈞，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來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就把他們送入以部隊的孩子為主的八一小學讀書。他們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東廂房。

　　此時，周恩來的老警衛副官龍飛虎隨部隊在南方，他的兒子、女兒，都在北京的學校讀書。有時，朱德接他們過去住；而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西花廳後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過了些時日，在周恩來夫婦的敦促下，他們的老戰友孫炳文將軍的女兒，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廳後院度周末了，這其間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孫炳文早年隨朱德一同到海外尋找真理，1922年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蔣介石“清共”，孫炳文在上海慘遭屠戮。當時遺下5個孩子。老大孫寧世，老二孫濟世，老三孫維世，老四孫名世，孫新世最小，此刻還沒起正式的名字。

　　母親任銳難以一面堅持地下工作，一面撫養5個孩子，就將最小的孩子託付給孫炳文好友黃志。為了安全起見，黃為她起名黃粵生，即出生在廣東。粵生在黃家生活得很好，長大後，稱黃志為爸爸。

　　後來，黃志將粵生真實身份告訴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於1949年7月踏上了萬里尋親認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聯絡地點，找到了喬冠華夫人龔澎。龔澎發報北平，周恩來回電:“做好接待，保證安全。”

　　在龔澎的安排下，黃粵生乘船從海媳鄙希�经过一庚f嘈瞧詰暮叫校�“飘驳A鋇教旖潁�继而赴北平。根据龚艛棠交代，她諛I攪酥心蝦Ｐ祿�门，恰巧哉喤空旂Y狹說擻背��?/p>

　　鄧穎超將她帶到了菊香書屋，見到了住在這裡的周恩來。周恩來看見黃粵生，撫摩着她的肩膀，眼淚潸然而下:“可憐的孩子，總算把你找到了。”黃粵生在這裡得知母親已在3個月前病逝。

　　據周秉德回憶:孫炳文家的孩子，名字都叫孫什麼世。此時，新的人民政權即將誕生，黃粵生的生活，亦將翻開新的一頁，周恩來遂為叫了多年的黃粵生，起名“孫新世”。

　　因為她姐姐孫維世是周恩來夫婦帶大的，孫維世一直稱周恩來夫婦爸爸、媽媽。可新世已是青年，不好意思跟着姐姐叫爸爸、媽媽。孫維世遂將收藏多年的與鄧穎超往來信件給她看，新世從信中感到了她們之間親密無間的母女深情，漸漸跟着姐姐叫鄧穎超媽媽、周恩來爸爸了。

　　孫新世到北平後住校讀書，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孫維世一起過。姐姐成家後，她就不好老打攪了。周恩來、鄧穎超知道這一情況後，就提議讓她住到西花廳來。

　　最初周恩來搬過來時，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一家，就住在西花廳院內的水榭。後來他調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鄧穎超的秘書張元，就帶女兒簫遠音、簫遠麗、簫松幾個孩子住進了水榭。

　　張元是個老機要工作者。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在中央長江局。當時，長江局所在的武漢，亦是國民黨政府西遷過程中的控制中心。為了確保機要訊息傳遞的秘密，張元長期不能與他人接觸，一人躲在小閣樓里收發報，吃飯睡覺都在其中。武漢是中國四大火爐之一，夏季閣樓里悶熱難耐，她就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工作生活。

　　經歷了長期艱難險阻的考驗，張元在新中國成立後，又回到老首長的身邊，擔任鄧穎超的秘書。再次來到周恩來、鄧穎超身邊，簫遠音還是像以往那樣，稱他們“伯伯、鄧媽媽”。周恩來則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隨“大米”而來，“大米”的名字，實有一番來歷。簫遠音出生時，中共另一位老機要工作者劉三源的妻子也幾乎同時分娩。兩個嬰兒在哺乳室里緊挨着，簫遠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劉三源的孩子黑黃而瘦小，像粒小而黃的小米，人們便大米、小米地叫開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簫遠音隨行，廣東人稱呼人喜歡叫“阿什麼阿什麼”，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後來，簫遠音的妹妹簫遠麗出生，周恩來說：“我主張棄繁用簡，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簫遠音印象里，西花廳水榭下既無水也無蓮花，枉稱蓮花池。後來才得知，周恩來進住時，從節儉考慮，不允許蓄水養蓮花。工作人員就在池底種植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從此花池成了菜地。

第五章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隊”

在孩子們充滿新鮮感地走進新家，走進雖然有些殘破，卻依然瑰麗多姿的園子的時候，新的學期已經開始了。最早住進中南海的多數孩子，是育英學校的學生。

　　育英學校創建在河北省平山縣的下東峪，正式開學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創時學生並不多，但陸陸續續總有新同學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的合併，因此也可以說，育英學校是由兩個學校合成的。

毛澤東的女兒李訥、王若飛的兒子王興、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當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書長廖魯言的兒子廖侯、葉子龍的女兒等十來個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的。

　　進入北平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子弟小學與育英學校合而為一，稱中直育英小學，校長是原育才小學的教導主任、後來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的韓作黎。合併後學生一下增加到幾十人，都是中共領袖、部分領導幹部和部分中直機關幹部的親屬子女。搬家和安頓並沒費太久的時間，很快恢復了正常學習。

　　當時的幹部們都實行供給制，學校的子弟們也不例外，他們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臉盆、牙具等，還有學習用具，都由公家發放。衣服由公家統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細布料，這些好料子都是繳獲來的，讓孩子們享用是大人們的心願。

　　每個孩子都有一塊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陽旗；統一發的背心，也是用太陽旗做的。汪延群還記得:“背心正好在太陽處開一個洞，腦袋從那兒伸出來。”後來，筆者從吳振英家，通過當年父親給女兒的拍照留影，一睹了孩子們身着太陽旗背心的模樣。那麼多的日本旗，也不知道和校址選在了原來日本人的軍事學校里有沒有關係，難道是從這裡翻出來的？

　　洗臉盆是銅的，寫大字的墨盒也是銅的。當年的學生胡勝利、李萬邦等回憶說：“那都是很好的銅製品，本應當做紀念好好保留的，可惜大煉鋼鐵時熱情一上來，把它給捐出去了，正經鋼也沒煉出來，紀念品也失去了。”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實行寄宿制，吃、宿在學校。1950年進育英學校讀書的康輝回憶說：“在學校吃得很好，有繳獲的高級罐頭，像奶粉，甚至還有罐裝燕窩，都被送到學校，增加孩子們的營養。”

　　“我記得為了增加營養，我們喝的稀飯里還要加一小匙維他命一類的藥粉。有時還喝葡萄原汁的飲料，這些大概都不是當時我們國家自己生產的，都是戰利品。我覺得那時的生活特別幸福。”同是育英學生的鐘延輝說。

　　和康輝同年級的徐建林記得:“學校組織春遊等外出活動時，發給每個人帶些糖果，還有巧克力。可是我們這些從山溝里來的土包子，最初不認這些高級玩意兒，看巧克力黑不溜秋，吃起來有股苦味，以為是什麼藥，悄悄地給扔了。”

　　以上情況都可反映出，中共領袖、中央領導機關對下一代成長和健康的關切和照顧。還可作此見證的是，育英學校的名譽校長是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主任擔任一所小學的名譽校長，大概除了育英學校，再沒有第二個了。

　　儘管只是個名譽校長，但楊尚昆對學校的事務和在校學習的孩子們，很掛記在心。嚴冬之際，突然來寒流降溫，他就會親自到學校去看看，過問一下孩子們的冷暖。

顯然是由於多為中共領導人子女的緣故，學校管理極其嚴格。北平剛剛解放，敵特分子還沒有肅清，周圍的社會環境也比較複雜，為了保障孩子們的絕對安全，學校訂立了一大堆規章制度。校門把守得極其嚴格，門衛中甚至有1935年參加革命的老資格，因為他們政治可靠，責任心強。

　　學校管理如此嚴格，難為的是送孩子在這裡讀書，而本人卻在外地擔任領導工作，難得


來一趟北京的部分家長。例如陳毅，他當時在上海任市長，卻把在讀書年紀的孩子擱在了北京的育英學校。

　　一次，陳毅到北京開會，利用午間休息匆忙從會場趕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見的兒子。結果就被那位恪守規定、絕不通融的1935年的老資格，屏擋在校門外。不管你怎麼說，就是不讓進。

　　下午繼續開會時，陳毅看見兼着育英榮譽校長的楊尚昆從身邊走過，就拍拍他的肩膀說:“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員執行制度也很認真嘛。”

　　楊尚昆聽得一頭霧水。當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後，有點過意不去，打算跟學校聯繫，讓陳毅父子見上一面。可陳毅會議一結束，就必須趕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說吧”，謝過楊尚昆的好意。

　　由於育英學校距市區較遠，接送孩子們上學回家，家長們是各顯其能。有的委託公務員接送，有的家長則派轎車接送孩子。毛澤東則有時讓機要秘書跑一趟，有時托保健大夫王鶴濱代接一下，因為王鶴濱妻子的兩個弟弟也在育英上學。

　　後來，外交部亞洲司一位叫魏寶貴的服務員，為此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機關某些幹部用公家小汽車接送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緊缺物資的浪費。他建議由育英小學設兩三輛汽車專送小孩，同時在西單附近設一聯絡點，由家長到那裡接送孩子，以節省國家開支，節省家長時間。

　　信送到毛澤東手裡，他很重視。我們的新政權建立在戰爭的廢墟上，一切必須從勤儉着眼，但孩子的安全也必須保障。他立即將信轉批給擔任育英小學名譽校長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辦。這個建議值得注意。”

　　從那以後，中央辦公廳就專門撥了一輛中型的汽車，還從警衛處抽調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學生回家和返校。

　　有意思的是，乘車的孩子除了記得自己在車上以外，都記不起車上的其他人。惟一一個能說出自己以外的同車人的，是張紀宇。“我有時從家裡出來的早一些，到流水音北邊的交通科等車。在這兒常能看見一個早到的女孩，她就是交通科長鍾步雲的女兒鍾曉蘭，她和我同年級，所以我記得她。”

　　再一個對接送的班車有較深印象的，是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因為有一次，班車把她給落下了。

　　汪延群從小就喜歡和男孩子玩，女孩子喜歡的唱歌跳舞抱個娃娃什麼的，她毫無興趣，男孩子爬牆上樹的隊伍里，倒不時有她的影子。她那時常跟着胡勝利的弟弟胡幸福亂串，因為他熟悉中南海里的地形，知道怎樣翻牆穿夾道躲過哨兵，到想去的地方玩。

　　有一次，汪延群爬到了菊香書屋附近的煙囪頂上。給毛澤東做飯的廚師廖炳福看見了，勸了半天，最後以給她吃冰激凌，才把她哄下來。還有一次，她和一群孩子到春耦齋玩，不知為什麼管理員非要趕他們離開，他們不願意，跟管理員又吵又鬧了一通。

　　這些事傳到汪東興耳朵里，汪延群總免不了挨一頓訓斥或一頓揍。汪東興在這類事情上，責罰孩子甚嚴。因為孩子的頑皮，常常會給警衛和服務工作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自己的孩子不管束好，跟別人鐵面無私就不硬氣了。

　　正是感到自己的孩子太頑皮，精力過剩，1950年秋，汪東興夫婦便把不滿6歲的長女送進了育英小學，讓老師用學校的紀律和功課改造她吧。

　　5歲多就進學堂，也真夠難為汪延群的。所以當老師問她：“喜歡上學嗎？”她毫不遲疑地回答：“不喜歡，我想回家。”她在上課時坐不住，搗搗亂，是難免的。如此一來，挨批受罰就比同班年紀大些、懂點事的孩子多些。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因為上課調皮而受罰。等老師允許離開，她趕到校門口，中南海接孩子的車剛剛走。她想回家，不願留在學校，就哭哭啼啼地朝着城裡的方向走。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三輪車工人，他問她為什麼哭，她說要回家，可汽車開走了。“有錢嗎？”“就有3毛錢。”她一邊回答，還一邊抹眼淚。“3毛就3毛吧。”就這樣，三輪車工人把她從萬壽路拉到了新華門。

因為學生是陸陸續續來的，育英學校開始連年級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從1到14班，數越小的級別越高。班與班之間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幾個月不等。

　　張紀宇的親身經歷是，到校先在最大數的14班。觀察了幾天，校長韓作黎找他談了一次話，又委託一個老師測驗了一下，感覺他和哪個班的水平接近，然後根據他的情況，給他調到了4班。

“直到我快畢業時，學校才根據哪幾個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為一個年級。我們那個年級包括了3到7共5個班。我印象這種情況大概就是從此刻才有所改變，分了年級，逐漸規範化了。在臨近畢業時，我們不僅分了年級，同時又分了男女班。”

　　剛到萬壽路時沒幾個班，各班學生也少，一個班的男生一間大房間就住下了；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許是因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個放衣服、雜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門的。睡覺的床是鐵製的上下床，鋼絲拉簧的，上面鋪着厚厚的棕墊。

　　吳陝立說：後來蓋了宿舍樓，男生在一層，女生在二層。洗澡的時候，由老師看着，男生在一邊，女生在另一邊。學校還是比較重視學生培養勞動觀念的，洗澡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級的同學自己動手釘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別的觀念。但畢竟有過革命大家庭這重關係，“別”得不像社會上那麼厲害，但男女生興趣還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塊兒。

　　在育英學校，有些後來其他學校幾乎沒有的怪現象，一是每個班的學生年齡參差，有的懸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親姐妹或親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級；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級，姐姐、哥哥在低年級。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許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據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長征時，交給了原根據地的老百姓收養，因種種緣故他們沒能及時上學。而他們的妹妹、弟弟則出生在陝北根據地，或早些時候被接入根據地，到受教育的年齡就上了根據地自己辦的學校。

　　新中國成立，諸事安頓後，一些中共的領導人，才考慮尋找那些交給老根據地老百姓撫養的孩子；或接回寄養在老家的孩子。那些當姐姐和當哥哥的儘管年齡大，卻得從一年級開始讀起。

　　父親在香港從事地下活動的李萬邦，姐夫是在新中國成立初給毛澤東當保健大夫的王鶴濱。他從老家投奔姐姐，進育英學校時，就和先到根據地的妹妹同年級；而小他好幾歲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級，和毛遠新同學。

　　毛澤東家也出現了這種現象，但他家的情況與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生於1937年，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大3歲。她在4歲那年，被毛澤東送往蘇聯，和生母團聚。1946年因病長時間脫離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到蘇聯治病，他發現賀子珍母女在蘇聯的境況相當不好，經請示毛澤東後，在自己歸國之際，偕她們而行。

　　那時李敏還叫“嬌嬌”，和母親回國後，一直滯留在哈爾濱。直到1949年，賀子珍的妹妹賀怡來東北，才帶着賀子珍和嬌嬌一同去北平。

　　然而，當她們到天津時，有兩個幹部模樣的人上了火車，他們找到賀怡，向她表明是代表組織來的，組織的意見是只能一個人帶嬌嬌進北平，否則按黨的紀律處治。意思很清楚，賀子珍不宜進北平。留在天津的賀子珍後來隨譚震林南下到了浙江，繼而轉到上海，當了一段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嬌嬌由姨媽賀怡帶到北平，送進了香山雙清別墅。據賀子珍的侄女，即賀子珍的兄長賀敏學之女賀小平回憶：性格也十分剛烈的賀怡，在把嬌嬌交給毛澤東的時候，曾向毛澤東提出要為自己的姐姐討個說法，毛澤東的回答很有中國寓蘊，讓人聽着既有兩分哀怨，又有三分滿足。賀怡也不好再說什麼了。

　　回到父親身邊時，李敏已在異國他鄉漂泊七八年了，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母語，所以回到祖國必須補上母語這一課。像她這樣情況的，在中共領袖子女中還真不在少數。到育英小學後，李敏也要從頭學起，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還低一年級。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級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過教育，所以只學習語文，其他課程不必重複。

　　因為她比同班的同學明顯地大一些，中國話又說不好，有時詞不達意，聽着怪彆扭的，就比較引人矚目。也正是因為年紀稍長，她比較關心弱小的同學，常常扮演保護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見一個男同學欺負女同學，便挺身而出制止說：“不要欺負我們閨女！”

　　不料，她話一出口，引來周圍同學一片笑聲。同學善意地告訴她，“閨女”是大人稱呼孩子的，或專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會自己叫自己“閨女”。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只要她說話同學發笑，她就要刨根問底地弄個明白。這樣一來，她中文學習進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結結巴巴地與人溝通語言了。因為育英小學的歷史短，最高不過三四年級，她就轉到有五六年級的八一小學去了。

育英學校還有一種現象，也是其他寄宿制學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節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

　　導致這種情形的，是因為許多學生的家長不在北京。在中南海住過的孩子中，龍桂輝的父親龍飛虎正在南下的軍中，通常由周恩來或朱德接到中南海里；像李萬邦兄妹，父母還在香港以隱蔽身份，為新中國從事經貿活動，故而由在中南海工作的姐姐、姐夫照應……

還有一些更特殊的，是由於他們的父母成為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戰鬥中犧牲的烈士，淪落多年才被組織找到，後寄居在父輩的戰友家中；有的是親生父母或因一方犧牲，或因離異，又組成新的家庭。

　　儘管不論是父輩的戰友，還是建立了新的家庭的生身父母，對孩子總還是含着由衷的親情。但有了這重特殊經歷的孩子，心靈似乎多了幾分脆弱和敏感，對新的家，有點隔膜和疏離。

　　還有就是當社會上流行某種疾病的時候，學校就不讓孩子們回家，以使孩子們與病源隔絕。這種情況有時要持續一兩個月，家長們想孩子了，就到學校看孩子。

　　但不管怎樣，孩子們在學校里，還是愉快的。逢年過節，或趕上什麼重要活動，就編排些節目自演自娛，是延安時期的老傳統。特別是“我們這些延安娃娃，幾乎從會走路時就會扭秧歌，只要操場上鑼鼓一響，紅領巾們就飛奔而至，隨着鏗鏘有力的鼓點，扭啊唱啊，可帶勁兒了。”

　　每臨近節假日，在育英學校執教的老延安們，就組織孩子們編排節目。學校里還組織了舞蹈隊、戲劇隊，經過一定的訓練，孩子們自己演出的節目，也非常富於感染力了。

　　舞蹈隊表演的俄羅斯舞蹈《馬鈴薯豐收舞》，贏得了到育英小學參觀的外國友人的好評。後來還為志願軍英雄們演出過。當時特別打動孩子們的，是戲劇隊表演的歌舞劇《小白雁》。

　　當年中南海的孩子，似乎都少點表演的稟賦，能活躍在這類演出中的不多。只有個別的例外，其中之一，就是楊尚昆家老二楊紹明。他的同學張紀宇說：“楊小二在小學，發展就挺全面，他的功課特別優秀，體育也不錯，文藝演出更少不了他。”

　　胡勝利雖不和他同班，可對他印象卻比較深，就是因為那時他個子比較矮，長得挺秀氣，又十分活躍，常常在節目中男扮女裝。幾十年後再見面，許多同學還是老忘不了他的舞台形象：“楊小二，還記得不記得，你老扎兩個小辮子？”

中國少年先鋒隊成立於1949年10月13日，當時稱中國少年兒童隊。其真正有規範的大範圍組隊，則在1950年的4月29日以後。這一天，共青團中央才頒布了隊旗、隊歌、隊禮、隊員標誌、隊長級別標誌、隊員入隊誓詞、隊員口號、隊員入隊儀式，沒有這一切，組織就無從談起。

　　當共青團中央頒布了這些規範之後，育英小學立即就着手了少先隊的組建工作。學校首 先批准了13位少先隊員，由這些先期被批準的少先隊員組成了建隊小組。金戈躋身其中，為中南海的孩子爭了一分光。

　　大隊輔導員，是當時的教導主任屠老師。他給建隊小組講述了組建少先隊的意義，闡釋了少先隊的章程。當全校同學聽了他的動員之後，紛紛提交書面的入隊申請。金戈和建隊小組成員們的重要工作，就是開會對申請人逐一評議審查，遴選出第一批入隊隊員。

　　6月10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學少先隊的建隊日。學生們聚集在校園東面的松林中，舉行了隆重的入隊儀式，《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在松林間迴蕩。

　　《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是馬思聰作的曲，郭沫若作的詞：“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着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聽兒子說，現在的少先隊隊歌已經改為《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第一批入隊的少先隊員們，驕傲地挺着胸，紅領巾像跳躍的火焰，與繪有星星火炬的隊旗，交相輝映。那是孩子們第一次體驗莊嚴，第一次就自己的人生，發出必須謹守的誓言：“準備着，為建設祖國的事業，為實現毛主席的偉大理想而奮鬥！”

　　那個年代，入隊有相當嚴格的要求，要經過德智體的全面衡量，必須是班級里的先進分子。

　　據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憶，加入育英小學的少先隊，那的確是要經歷一番努力的。“那時的一套都是從蘇聯搬過來的，發展新隊員，要召集全校的小隊長以上的幹部討論通過，可以一票否決。”

　　徐建林入隊第一次就沒通過，他記憶是李訥不同意。雖然大家認為他在學校表現還不錯，但李訥說他在中南海里表現不好，太調皮搗蛋，而一個少先隊員在哪兒都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她這一較真，徐建林的入隊期被推遲了。幾十年後，他們才又得重逢，徐建林提起此事，可李訥說她已不記得曾“阻撓”過誰的歷史了。

　　正是因為得之不易，所以一旦戴上紅領巾，便多了一重珍惜，也多了一重自我約束。

　　就在育英小學少先隊成立?月，朝鮮南北方政權之間的戰爭爆發了。不久，在美國的影響操縱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組成聯合國軍武裝干涉朝鮮的決議。

　　這一年的10月1日，共和國周年慶典的當天，毛澤東收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金日成的親筆信。信中敘述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登陸仁川後，朝鮮人民軍陷於不利境地，提出了“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的請求。

　　不久，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志願軍跨過鴨綠江之後，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支援慰問浴血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前線的子弟兵。已經在學校讀書的中南海的孩子們，也都自覺地行動起來，幫助老師們一起為志願軍做炒麵，縫製慰問袋，從家中尋找出一些自己珍藏的用品，放在慰問袋裡。

　　孩子們更多的是給志願軍寫慰問信，向最可愛的人表達純真的敬意。金戈一直與一個叫盧耀文的志願軍保持着通信聯繫。

　　盧耀文是個司機，他不停地冒着敵機的狂轟濫炸，把槍支彈藥和食品運送到火線，不僅一次次完成了運輸任務，而且還是節油模範，被授予特等功臣。

　　為了支援前線，全國還興起了為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的運動。著名的河南豫劇演員常香玉，一個人就捐了一架飛機。在這個背景下，少先隊員們也發起捐獻一架“紅領巾號”的活動。育英小學的紅領巾們很想為此出一分力，但他們都出自實行供給制的家庭，自己的衣食也是由國家供給的，拿不出多少錢，因此很着急。

　　當時育英小學正在拆除危舊房，蓋新房，那是日本人蓋的，都是木頭房子，所以拆下的木料成堆。孩子們見木料上有許多鐵釘、扒釘，頓時有了想法：把釘子從木料上起下來，當廢鐵賣了錢，不就有得可捐了嗎。

　　他們各顯其能，尋找各種各樣的工具，把深深在木料中的釘子，連拔帶摳地弄出來。每弄出一顆，“就像從敵人那裡繳獲了一粒子彈那麼高興。”金戈回憶說：“當年的勁頭可大了，一有空就去拔。哎呦，那時可沒少拔，一天差不多能拔三四斤廢釘子。拔完後交給老師，賣了錢捐獻。”

圖片說明：開國大典（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