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東平

第六章 “團結起來繼承着我們的父兄”

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的記憶中，育英小學是很重視學生體魄的鍛煉的。學校里建了一座相當寬敞的運動室，各種健身設施完備。遇到颳風下雨，體育課就可以在室內上，絲毫不受氣候變幻的干擾。

　　冬季，學校的老師帶領孩子們，在校園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潑出了一塊人工滑冰場。學校購買了一批冰鞋，教孩子們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點得天獨厚的便利，守着中南海這個 冬季天然冰場，回家滑得更痛快。

　　中海最初沒有開闢滑冰場，只是在南海的東八所一帶，圈了一個場子。那時滑冰運動還很不普及，所以冰場上見不到幾個大人，在冰上歡騰雀躍的，都是孩子們。有一張毛澤東看着李敏等換冰鞋滑冰的照片，就是在這個滑冰場拍的。

　　張紀宇說他在學校學了滑冰後，勾起了很大的癮頭，纏着母親買了一雙冰鞋。“毛遠新回中南海滑冰，起初沒有冰鞋，都是跑來跟我借。我們兩個挺熟的，最初的相識也不是到育英小學以後。1949年底1950年初，我隨媽媽到江西了一段時間，就是在那兒認識了住在江西省副主席方志純家的毛遠新。後來到育英上學，聽說他也在，他是我初到育英時惟一認識的人。”

　　毛遠新實際上是育英小學初創時的學生。1949年，他的母親朱旦華（毛遠新父親毛澤民已犧牲6年）和方志純結婚後，他隨母親和繼父去了江西，所以離開了育英一段時間。

　　1951年，毛遠新又回到北京，先是住在朱德家裡。從1952年起住進了菊香書屋，和伯父毛澤東一起生活。在育英小學的履歷表上，毛遠新家長一欄里填的是江青的名字。在育英讀書期間，他的表現應該說是相當優秀的，擔任過小隊長、中隊委和大隊主席。這些，都可以從他的履歷上查到。

　　如今的中國，在國際上有“自行車王國”之稱。而在50年代初，自行車別說在大眾眼裡，即便在高級幹部家中，也屬稀罕物。孩子們回憶時比喻說：“那時買輛自行車，就相當於如今買輛轎車。”

　　育英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家中沒有自行車。把自行車騎到學校的，大家只記得一個人，蕭立昂。他的父親蕭三，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澤東老鄉、《國際歌》中文歌詞翻譯之一，他還是中國共產黨內少有的幾個參加過列寧葬禮、並為之扶靈的人。

　　有時，蕭立昂騎自行車上學。一次，他在校園裡騎車騎得飛快，結果撞到了籃球架子上，把車大梁都撞彎了。儘管如此，大家都覺得他騎車很神氣，引起了學騎車的興致。

　　第二個有自行車的，是在國外當大使的黃鎮的女兒。因為育英小學裡把自行車騎進校門的，就這麼兩三位，所以大家都記得他們。

　　不知是出自誰的提議，或許是校方體察了學生們的欲望，大約在1952年前後，學校出資購買了20輛自行車，是比大人騎的自行車略小一些的輕便自行車。學校里隨即多了一項業餘運動，騎自行車。中南海里的許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學校學會了騎自行車。當學生學會騎車後，老師還利用節假日，帶留校的孩子們騎車遠足，作為一種鍛煉。

　　張紀宇還能記起一次參加學校組織的“遠征”：“那是一個星期天，我沒有回家，跟着老師騎車去了紫竹院。那時的紫竹院只是個地名，還沒有如今的園子，有水窪，裡面儘是蛤蟆骨朵兒。”

　　中南海中年紀大些的孩子，大多體魄強健，這應該歸功於育英小學的重視體育鍛煉；當然，這和中南海里有天然的鍛煉場所，有鍛煉的便利條件，也沾點因果關係。最起碼中南海的孩子都會游泳。如果哪個自稱是中南海的孩子又說自己不會游泳，那他肯定是在說謊，大可將之排除在中南海的孩子之外。

中共中央的領袖們對孩子們的關切，不僅表現在生活方面，給予物質上的保障；孩子們在知識汲取上是否努力？自己動手的勞動觀念淡薄了沒有？道德品質和革命理想的教育抓得還緊嗎？也都牽動着中南海內的目光。

　　除了擔任名譽校長的楊尚昆以外，劉少奇也到育英小學來看過孩子。當然，就和楊尚昆到此不是為看自己的兒子楊小二一樣；他來，也不僅僅是因為女兒濤濤在這兒讀書。他參觀 了整個校園，過問了學校的教育情況，還做了指示：“你們的教育質量的好壞，現在固然也可以看出來一些，但真正的要看的出來，還在十年十五年以後，也就是要看你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到社會上去表現如何。”

　　朱德總司令，曾偕在全國婦聯擔任婦幼部長的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學來看孩子們，雖然他們自己家的孫輩們都沒有在此就讀。

　　在孩子們的簇擁下，朱德和康克清在學校巡視了一圈。看着在孩子們的參與下變得漂亮起來的校園，朱德很高興，提議以校園為背景，同孩子們合影留念。他還為學校題了詞：“準備着，為實現共產主義和祖國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1952年“六一”兒童節前，育英小學輾轉向毛澤東提出為學校題詞的希望，毛澤東欣然應允。不久，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把父親那獨成一格的毛體“好好學習”，帶到了學校。此後，這一題詞曾製成影壁，豎在一進校門的地方。

　　也是這一年冬季，周恩來的一位秘書，把自己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孩子，帶進了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看到孩子時，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裝，是呢料製作的！

　　他向孩子詢問:“你的衣服是誰給買的？”孩子回答說：“不是買的，是學校發的。”孩子回答得無心，可周恩來卻聽得有意，就又問了一些有關學校的問題。

　　“你們學校的伙食怎麼樣啊？”“挺好的，老吃雞、鴨、魚、肉。”孩子說。“噢，老吃嗎？”他繼續發問。“老吃，有的同學都吃膩了，就丟在飯桌上。”顯然，孩子並沒覺得這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周恩來聽罷臉上沒有顯露出什麼，但內心很不平靜。幾天后，是個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來難得有暇，就要了車直奔育英小學而去。校長得知總理來了，立刻迎了出來。

　　在周恩來的詢問下，校長匯報了學校近期的情況。周恩來等他講完，隨即說出了從秘書的孩子那裡了解到的情況，並對此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你們學校的學生，都是革命幹部的後代。學校有責任好好教育他們，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們培養成八旗子弟！”周恩來語重心長。

　　也許，有必要提示一下周恩來風塵僕僕而來的背景，這一年，純潔革命肌體、樹立廉潔樸素風尚、加強政黨和國家機關建設的“三反”及整黨運動，經歷了高潮和尾聲。運動中揭露出在掌握政權後，一些黨政幹部頭腦中殘留的封建意識作祟、抵禦不住資產階級思想侵蝕、腐化蛻變的觸目驚心事實，中共中央甚至把開展這樣的運動，提到不如此“黨要爛，國要亡”的高度。要防微杜漸，必須從娃娃時就抓緊教育。

　　接着，周恩來又講了一件斯大林關心學校教育的真事:斯大林的一個孩子，在某學校讀書，開始大家不知道他是斯大林的孩子。後來，有個教師透露了這個關係，在學校里傳開後，便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樣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學生對待。斯大林聞知此事，嚴厲地批評校方:“你們有什麼權利把他和我的革命名字聯繫在一起？絕不允許因為他是我的兒子，就享受絲毫的特殊！”

也許，對孩子來說，中南海的環境太好了，偌大一個可以遊戲折騰的園子，到處都可以感到關愛的氣息，所以孩子們都特依戀這裡。平時，盼着星期六的下午早早到來；星期天的黃昏，總是不情願地登上返回育英小學的班車。

　　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憶說：“媽媽動員我們回學校可是費了勁了，好說歹說都不見效，最後只好給我們塞點吃的，哄我們走。那時是供給制，也沒有什麼高級東西，或者是 個蘋果，或者兩塊餅乾、一塊糖。這些東西自己還不能獨自享受，到學校全要交給老師，統一分給所有的孩子共享。自己得到的份額肯定是比原來少了，但消除了那種有人有、有人無的現象。”平等、友愛和互助的精神，就這樣潛移默化地浸潤於孩子們稚嫩的心靈。

　　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們進入中南海也就半年左右，中南海內的環境已經整治得大有改觀。南海海底的淤泥，據說清出了16萬立方米。沿海邊用石塊砌起了護岸，雜草和垃圾被清理得乾乾淨淨。

　　伍紹祖回憶中老延安們在中南海里養的鴨子，絕跡了。金戈初進中南海時那空氣污濁，蚊蠅孳生的感覺，也大有改觀。中南海的水，變得清澈；中南海的空氣，變得透明。

　　星期六，孩子們一回到中南海，就可以在瀛台、靜谷的假山、奇石、古樹間捉迷藏；晚飯後，可以在新砌的小碼頭解纜划船；再晚些，可以到春耦齋等着放電影。

　　星期天，同班和同年級已經熟悉的朋友，可以互相串串門。張紀宇和楊小二、毛遠新是同年級的同學，關係也比較好，有時就應他們之邀，到他們家裡去玩。

　　“我們家和菊香書屋挨得很近。當時我還是小學生，頭腦里也沒太多的禁忌。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歌唱得很熟，但那時的感覺是大救星是非常親近的人，而不是要敬畏十分的神，見領袖就見領袖，挺平常的，心理上從沒有要鄭重其事的準備。有時應邀，有時想找毛遠新，就奔菊香書屋而去。”張紀宇的話就像他的人一樣樸素直白。

　　毛遠新住處給張紀宇的印象，是書比較多。到他那裡玩，多半是窩在房間裡看一陣子書。“還能記憶得起的是在那裡看過一位著名德國漫畫家的漫畫系列，可這位漫畫家的名字現在怎麼也叫不上來了。再有就是一些鬼怪的故事，看得毛骨悚然，不看又忍不住要翻翻。”

　　“在毛澤東的院子裡也很隨便，我爬過院子裡的樹，還摘過菊香書屋院落里的梨吃。有一次我爬到樹上，衛士讓我下來，我就不下來。他們也沒辦法，也不能大聲訓斥，怕驚動了毛主席。”

　　也許是因為他母親是負責中共領袖的保健的，和領袖的關係比較近，張紀宇還有印象和毛澤東及一組的人一起吃過飯，坐過毛澤東劃的船。

　　“毛主席對孩子很隨和，見面總喜歡逗幾句。他跟我說過什麼我倒記不得了，但有一次我和楊小二一塊兒遇到他，他逗楊小二說：‘你叫楊小二。你為什麼叫楊小二，不叫楊小三啊？’楊小二當時怎麼回答的，我也忘了。”

　　這是在平時的周末、周日，孩子們玩一玩、鬧一鬧，對大人工作的影響不太大。但在寒暑假，孩子們玩耍吵鬧得太厲害，就要影響大人的工作了。因此逢寒暑假，中央辦公廳警衛處，會專門安排工作人員，做假期的輔導員，組織管理孩子們。

　　“組織起來”、“依靠組織”，是那個年代的格言雋語，孩子們也不例外，當假期離開了學校的組織，就組成了中南海臨時小隊的組織。臨時小隊長由假期輔導員指定，並像在學校一樣，定期過隊日。徐建林記得有一個假期，是李敏當小隊長。張紀宇則記得他被“榮幸”地指定為管男生的副隊長那次，隊長是李訥。

　　隊日的活動是多種多樣的，參觀警衛部隊的內務；到機關圖書館搞衛生，粘補破損的圖書；甚至去中南海外面的居民區，幫助烈軍屬掃院子、抬水、擦玻璃。在暑假期間，還組織孩子們在中南海里游泳。

　　大多數孩子還都記得，去玉泉山或西山農場勞動的情景。那裡有果園，還有奶牛場，負責中央的水果和牛奶等食品的供應。其實組織者的出發點是讓孩子們不要斷了和勞動的聯繫，不要忘記勞動人民，並不在於孩子們真能頂個勞動力，要完成多少勞動量，多數時候就是鋤鋤草。

　　到農場還是很讓孩子們開眼界的。康輝回憶說：“農場的設備很先進，我們在那裡看到了其他地方還不可能有的捆草機械，就是當時在電影裡看到的那種，能把散亂的草打成規矩的正方形草塊。特別新奇的是在奶牛場看見奶牛，都是進口的種，特別大，初看嚇一跳。餵養奶牛和擠奶的機械設備也是進口的，最先進的。青飼料先經過粉碎，加拌大豆，然後噴在外面的一個大池子裡，封起來，發酵一段時間再用來餵牛。我們就是在這裡，比較早地領略了農業機械化。”

　　讓孩子們難忘的，是“日理千機”的楊尚昆、胡喬木等父輩，也曾擠出時間，參加中南海小隊極其“小兒科”的活動。

　　有一個星期天，楊尚昆和中南海小隊一起去了釣魚臺。那時的釣魚臺，一點沒有今天公園的輪廓，除了一些破損的古蹟，只有一個個叢林繁茂，濃蔭蔽日、鳥囀啾啾的小丘。孩子們在此煞有介事地玩着“搶紅旗”的軍事遊戲;採集樹葉、捕捉蝴蝶，以便回去做標本……

　　中午，楊尚昆拿出他早就準備好的美國軍用罐頭，請孩子們野餐。性格開朗的楊尚昆笑着說:“這是運輸大隊長蔣介石從美國運來的，是我們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場上繳獲的戰利品。你們嘗嘗，好吃不好吃？”

　　有楊尚昆的詼諧，有罐頭佳餚，孩子們大快朵頤，開心無比。金戈的弟弟金矛很認真地說:“等我長大了，也要到朝鮮打美國鬼子，給你們繳獲更多的罐頭。”引起一陣鬨笑。

　　孩子的稚氣和可愛，也讓楊尚昆心情爽朗，他拍了拍金矛的大腦袋說:“傻孩子，志願軍還能讓美國鬼子在朝鮮活到那一天？”

　　停頓有頃，他又語重心長地說:“等你們長大，就要建設一個新中國，讓全國的娃娃們都能吃上麵包、牛奶和罐頭，吃上我們自己生產的麵包和罐頭。只要我們的國家富起來，強大起來，什麼日本鬼子、美國鬼子，再也不要想來欺侮我們！你們說，對不對？”

　　孩子們聽着，都瞪着大眼睛，神情嚴肅地點了點頭……

一直在感受着歡樂的孩子們，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國成立後的悲憫。那年的3月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國大眾播報時，已經是3月6日。

　　張紀宇說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風卷着塵沙的上午，他們正在校園勞動。學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聽廣播。回到教室後，喇叭里傳來了斯大林逝世的訃告，中共中央 決定從3月7日到9日，致哀三天。

　　受建國初期一邊倒的政治選擇的影響，中蘇友誼的強化宣傳，斯大林被樹立成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於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人的孩子們的心靈，經父輩的一再灌輸，盛滿了對斯大林的感情。聽聞噩耗，孩子們哭得昏天黑地，整個學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憶說:“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摯的。我們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是張鼎丞的兒子，他哭得可傷心了。還有一個孩子，一邊哭，一邊罵美帝國主義，罵各國反動派，罵國民黨蔣介石，說是他們作惡多端，把斯大林氣死了。”

　　孩子們的悲痛里，大概還隱含着一重社會主義陣營的統帥去世了，誰將領導我們前進的憂慮。儘管他們還都很小，但這是那個時代背景下，這種體制的國度的人們的思維定式。

　　每臨領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預兆，就開始了接班的未雨綢繆;或領袖真的撒手人寰，誰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開的黑匣子，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種惴惴不安。不光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就連另一個陣營的政治家們，也會感到焦灼。蒙哥馬利跑到中國，一再提出要見毛澤東，見面後又一個勁兒地刨根問底誰將是他的接班人，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樣，帶黑紗，參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動。

　　“兩年後，我們育英小學內，又舉行了一次小範圍的悼念活動。”吳陝立最先向筆者憶起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在我們學校上學的鐘筱蘭、鍾延輝的爸爸鍾步雲犧牲了。”

　　1955年春，亞洲非洲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首都萬隆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以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出席。4月11日，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石志昂、李肇基、鍾步雲，記者沈建圖、黃作梅、杜宏、李平、郝鳳格，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工作人員王明芳，波蘭記者斯塔列茨，奧地利記者嚴裴德11人，乘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星座式客機，從香港機場起飛先期赴萬隆。

　　該機飛行近5小時後，在北婆羅洲沙撈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機務人員企圖在海上迫降失敗，飛機在撞擊水面瞬間破裂，除3名機組人員，其餘15人皆遇難。

　　後經查實，香港航空公司雇員周梓銘化名周駒，被台灣當局特務機關以60萬港元收買，趁飛機起飛前加油時，在飛機右翼輪艙內，安放了定時炸彈，致使飛機爆炸失事。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起國民黨集團製造的針對中共領袖的恐怖行動中政府工作人員犧牲最多的事件。

　　4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餘人，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追悼大會，悼念遇難烈士。此時，周恩來剛剛抵達萬隆，他在亞非會議上就此指出:“烈士的光榮姓名，將永遠寫在亞非各國人民和世界先進人類為和平事業而奮鬥的歷史上。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是為亞非兩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獨立自由的事業犧牲的。”

　　然而追悼大會之前，還在育英小學讀書的鐘延輝，卻絲毫不知情。16日課間，鍾延輝正在校園活動，老師張寶璋突然把他叫進了辦公室，沒頭沒腦地向他詢問父親的名字。鍾延輝回答：“鍾步雲。”“是哪幾個字？”鍾延輝解說後，還等着老師繼續發問，可老師“呃”了一聲後，便讓走了。

　　星期六下午回家後，已經從育英小學畢業、上了師大女附中的姐姐告訴鍾延輝，父親遇難了，他就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第二天，姐姐替他帶上黑紗，和母親一起到中山公園音樂堂，參加了父親的公祭活動。

　　星期一回到學校後，學校在鍾延輝所在的班級里，也舉行了追悼活動。老師讓鍾延輝向同學介紹了他父親的情況。在他講完之後，有幾位同學相繼發了言，緬懷烈士，並對鍾延輝慰問。

中南海里的孩子，除了多數上育英小學外，還有上育才學校的。育才學校的歷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邊區保小。1948年，保小、行知、光明三校合併，改稱“華北育才小學”，校長是郭林，教導主任是韓作黎，他們在延安就已經是知名的教育工作者了。

　　育才學校是從河北省的行唐縣北皋嶺村出發的，囚童說他印象深的是，汽車從盧溝橋上開過。而林用三記得清楚的是，他們所乘的汽車是經德勝門進入城區，又到了柴棒子胡同的。“根據地的土娃娃，剛進城時鬧了好多笑話。印象較深的是不會上廁所。在柴棒子胡同，廁所里是坐式抽水馬桶，沒見過。那麼白的池子，那麼清的水，以為是洗臉池，把毛巾團巴團巴，堵住下水洞口，放水洗臉。”

　　林用三繼續說:“後來才知道，這麼講究的池子，居然是拉尿尿用的！但不知道應該坐在上面大便，過去就習慣蹲坑，此刻就蹲在池子上面解大便。”

　　還有就是看着滿街跑的有軌電車，覺得無比驚異。那時北平最寬敞的長安街上，就有有軌電車，而且在新華門前就有站牌。晚上，有軌電車的車廂里亮起了燈，孩子更不解了。徐建林回憶說:“我當時特別奇怪，那些點着燈的房子怎麼都跑起來了。為了整明白，便老在街上看，媽媽叫都叫不回家。”

　　當時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在育才學校上學的不多，就林伯渠的孩子林用三及住在林伯渠家的謝飄飄，伍雲甫的孩子伍紹祖。1950年以後搬進中南海的任弼時女兒任遠征，鄧穎超秘書張元的女兒簫遠音，也是育才學校的。

　　林用三和謝覺哉的兒子謝飄飄是同班同學。當時謝覺哉的家並不住在中南海里，林伯渠為了讓他們一起學習，互相促進，就把謝飄飄也接進中南海，和林用三住在一起，每天就伴兒上學。

　　無論在柴棒子胡同上學，還是在學校搬到先農壇以後，林伯渠都不允許他的孩子坐他的汽車上學，儘管那時供他使用的有一輛吉普車，一輛轎車，兩個司機楊峰和魯克。

　　還是在延安時期就跟着林伯渠的老服務員老金，蹬着家裡的一輛側面帶挎斗的三輪車，接送林用三、謝飄飄到在先農壇的育才學校上學。

　　簫遠音說起她的弟弟簫松往返於學校和中南海的故事，簡直笑煞人。他們姐弟三個都上的是育才學校，因為是女孩，因為年紀小，有時是母親雇個三輪車，親自接送他們，有時是只送，給每個孩子留一毛錢，讓他們周末自己乘車回家。

　　“可在這種情況下，我弟弟幾乎不和我們一起乘車。他嘴饞，要花五分錢買幾塊鹵豬尾巴，一邊啃一邊走。走到一個站牌等車來了，就問售票員：五分錢能坐到府右街嗎？不行就繼續走，直到售票員說可以了，他才上車。”

　　稍微大一點的孩子，例如一進北平就考上中學的李鐵映、囚童，他們上學就更辛苦了，多是靠步行。他們上的是師大附中的二部，也就是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學的前身。二部剛成立的時候，校址在鼓樓一帶寶鈔胡同裡面。“從鼓樓到中南海的那點距離，對我們延安長大的孩子算得了什麼呀！”囚童說。

新中國剛成立時，實行的還是供給制，除了個別人外，幾乎所有高級首長家裡都還沒有廚師，不自己開伙。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飯，分大、中、小灶。只是有的人家習慣讓服務員或警衛員把飯打回家吃；有的人家習慣在食堂吃。

　　多數孩子喜歡熱鬧，所以多在食堂吃飯。和林伯渠、伍雲甫家在同一個小灶吃飯的，還有朱德朱老總家。伍紹祖回憶說：“當年在小灶吃飯，印象特別深的是憑券就餐，每人一券 。一張餐券有煙盒大小。吃了一段時間後，朱老總就向食堂的管理人員提意見，說餐券沒有必要搞那麼大，一半都用不了，有四分之一大就足夠了。剛剛取得政權，國家底子很薄，能節省的就應該儘量節省。”

　　朱德提出意見後，隔了一段沒見變化，就又向食堂的人員說道此事。堂堂的全軍總司令，指揮千軍萬馬作戰的，怎麼還對這些小事那麼認真？小灶的餐券才有多少人用？一年又能用多少？就算節省四分之三，又能省出多少呢？許多年後，伍紹祖才體會到，問題不在於節省出多少紙張，這裡面反映出一種品質，一種精神。

　　中灶、大灶是在一起的，就在從靜谷通往春耦齋的拐彎處，人們習慣稱西大灶。後來西大灶搬到了懷仁堂的東邊。中灶、大灶吃飯都用同一個餐廳，區別只在於伙食標準不同。供給制時的飯票都是按小米計算的，菜的價格就分為四兩、八兩、十二兩、一斤。吃大灶的平均水準是四兩的菜；魚或肉比較多的菜，就要十二兩或一斤的飯票，這是中灶的水準。

　　常在中灶、大灶吃飯的人很多，但還能給孩子們留下記憶的，就屬田家英了。囚童回中南海時，就在這裡吃飯，常常和田家英坐同一張飯桌。這大概和他的母親和田家英在同一單位有關。

　　做了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吃飯時愛說話。工作時間思考了什麼，在飯桌上還繼續什麼話題。若思考了什麼理論問題，吃飯時還會和同桌人辯論不休。因為和田家英坐同一張桌子，囚童幾次聽到他和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的交談，他和毛澤東的其他孩子一樣，回中南海就到大灶吃飯。

　　毛岸英和田家英是老相識，1946年，他從蘇聯回到延安，毛澤東對他說：“你洋大學畢業了，還要上一上中國的勞動大學。”毛岸英在中國農村的“勞動大學”鍛煉了近一年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當時也在宣傳部的田家英，因刻苦自學，文史造詣見長於同齡人。經人推薦，毛澤東邀他做長子的語文老師。

　　田家英和毛岸英碰到一起，簡直無話不談，甚至開一些很調皮的玩笑。一次，田家英問毛岸英:“外國人頭髮是黃顏色的，那他們身體其他部位的毛是不是黃色的？”向毛岸英做如是問，是因為他在國外生活過，問罷田家英哈哈大笑，顯然純粹是為了尋開心。當時，田家英也不過是20多歲的青年，他會和普通人一樣，在工作之餘尋開心找點樂子。

　　星期天回到家裡的張紀宇，還記得跟着母親和毛澤東在一起吃過飯。給毛澤東當保健大夫的王鶴濱，也曾多次奉命陪毛澤東吃飯，他的兒子王子冀也“沾過光”。

　　王子冀還在上幼兒園時的一天，毛澤東又邀王鶴濱進餐，王鶴濱就帶着兒子一起去了。毛澤東見了孩子，先打趣起孩子的爸爸：“王醫生，很好嘛，你也當起媽媽來啦，身兼二職喲！”

　　然後，毛澤東把臉轉向孩子：“小娃娃，幾歲啦？”王子冀怯生生地伸出四個手指頭。“你媽媽呢？”“媽媽上學去了。”王子冀開了口。“想媽媽嗎？”毛澤東一邊問話，一邊給孩子搛菜。“想，想媽媽。”王子冀已經消逝了陌生。

　　當毛澤東發現王子冀的眼睛總是瞟向那一小碟鮮亮的、紅綠相間的炒辣椒時，來了興趣：“啊，小傢伙，你想吃炒辣子啦？這東西可好吃啦。”說着，就搛起一截紅色的辣椒，在孩子的眼前晃了晃。

　　王子冀剛要把嘴湊上去吃，被父親拉開了：“主席，不要給他吃！”他覺得這辣椒大人都會辣出汗，孩子哪受得了，被辣得哇哇一鬧，這頓飯就攪了。毛澤東見王鶴濱阻攔，就把辣椒放進自己嘴裡，還裝出很好吃的樣子，王子冀口水都快給逗下來了。

　　於是，毛澤東又搛了一截辣椒，送到孩子面前：“吃吧，可好吃啦，不要聽爸爸的。”王鶴濱再次阻攔了毛澤東。王子冀很奇怪：伯伯說好吃，又那麼好看的東西，爸爸為什麼就是不讓吃？

　　辣椒還是讓毛澤東自己吃了，但他帶着批評的口吻說：“你讓他吃嘛。怕什麼？讓他上上當。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樣，使他以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壞人嘛！”

　　關於吃辣椒，許多人都喜歡重複那段“革命性”的格言，甚至用辣椒和紹興老酒，來比喻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性情。然而在孩子面前，辣椒，使毛澤東想到了培養孩子逆向思維的意識，以及認知世界的複雜性的問題。辣椒，真讓毛澤東吃出了味道。

第七章 孩子版本的春藕齋故事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着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着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着。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 》；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繡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意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裡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着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着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着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着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閒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繫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致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着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着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着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仿佛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着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
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譁。”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着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進了一個夢裡。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灑。”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着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着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灑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着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着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詞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着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着黃面孔戴着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着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着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裡，面部沒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着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裡。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灑。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注:參見丁宏章編《中南海紀實》，華齡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裡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裡，哪裡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着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致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裡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着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着頭，嘴裡輕哼着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着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着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着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着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裡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着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裡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着。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裡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裡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着等着，竟裹着換下來的舊窗簾，躺在沙發底下睡着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着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着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冰激凌，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着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藉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裡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着微笑，和排着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春耦齋里對孩子們最具吸引力的娛樂項目:看電影。

　　在孩子們的印象里，最愛看電影的大人，就是楊尚昆。他有時挺早就陪着夫人李伯釗來到舞場，可每次都是李伯釗跳，他在一邊看着。多數孩子回憶說楊尚昆好像從不跳舞，卻能耐心地等到舞會結束。這時，通常是由楊尚昆宣布:“放電影。”

聽到楊尚昆發話，服務人員就把跳舞時靠牆的幾個沙發，推到中間排好，放映員麻利地支好架子，裝好放映機。一面牆的幕布徐徐拉開，露出後面已裝好的電影銀幕。就在這忙碌的當口，楊尚昆常常會向放映員建議:“今天晚上放兩個片子。”只要他建議，那麼肯定就會放兩個片子。

　　有時候，楊尚昆或其他領袖因忙公務，到得稍微晚一點。如果電影剛開始放映不一會兒，放映員就會把片子倒回來，從頭再放，儘管領袖和楊尚昆並沒要求。看電影的人對此都能理解，漏了前面，劇情發展就銜接不上，他們難得來看電影，就別讓他們帶幾分遺憾走啦。

　　多次在此看電影的鐘延輝、周延安等說:“開始我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剛演過的內容怎麼又演一遍，以為放映員搞錯了。後來才明白，是讓晚到的領袖或楊尚昆從頭看。當然，這種情況並不老出現。”

　　不喜歡跳舞，但有時也來春耦齋看電影的，還有林伯渠、彭德懷。彭老總不跳舞，可能和他的性格相關，不欣賞輕歌曼舞這類消遣。他沒有親生的孩子，但他喜歡孩子，每次來春耦齋看電影，看見小孩子喜歡抱一抱。伍雲甫調離中央辦公廳後，接任行政處長的羅道讓的小兒子長得又白又胖，彭老總老抱他，還愛用落腮鬍子扎他，扎得他吱吱叫。

　　電影放映在跳舞之後，有時候舞會結束得早，電影開映得就早些。但多數情況是開映時已經過了午夜，如果演兩個片子，就到次日凌晨三四點鐘了，好在第二天是休息日，不會影響工作。

　　這樣的安排，許多孩子在最初很不習慣，大都未等電影開映，早已呼呼入夢。稍微大一點的、有點耐力的孩子，也不過看個開頭，不知所終。待電影放完，服務員清場時，就會看到一個個東倒西歪的孩子。

　　類似的情形不知重複了多少回，終於把孩子們鍛煉出來了。“我們都成了夜貓子，後來只看一部都不過癮了，老盼着楊尚昆來看電影，等着聽他說：今天放兩部片子。”康輝說。

　　那時的國產電影還不多，看的影片以外國的為主。當時也不知道是否已經建立了正規的影片進口渠道，在春耦齋放的外國影片，好像多數是外交部弄來的；還有就是已建交的友好國家駐華使館提供的。

　　毛澤東不是很喜歡看電影，但也不是絕對不看。在等着搬沙發、架放映機的時候，他會和人搭搭茬說說話。

　　周延安記得有一次等着放電影的時候，他從毛澤東身邊穿過。毛澤東摸了摸他的腦袋，問:“你是哪家的娃娃？”周延安答：“周少林家的。”“哦，周副主席家的娃娃，長高了好多嘛。”毛澤東還記得他當年給周少林封的“官銜”，接着他又問了周少林夫婦的近況，周延安告訴毛澤東，自己的爸爸媽媽都挺好。

　　一次，放映蘇聯攝製的根據莎士比亞戲劇改編的《奧賽羅》，毛澤東跳完舞沒有立即離開，而是把正片前放映的抗美援朝前線新聞紀錄片看完了才退場。那天，江青也在場，但她沒有和毛澤東一起走，堅持看完了正片。

在春耦齋放映過、孩子們依稀數落出來的歐美影片，有《瑞貝卡》、《魂斷藍橋》、《紅菱艷》、《遠大前程》、《摩登時代》、《叛艦喋血記》、《偷自行車的人》等;東歐和蘇聯的影片，有《好兵帥克》、《左拉》、《斯大林格勒》、《青年近衛軍》等。搞清了哪個片子是哪國攝製的，只是部分孩子在很久以後的事。

　　伍紹祖說:“在春耦齋究竟看了多少電影，我也記不清了。但印象比較深的一部，我還記 得。就是那部又歌又舞，還跳水中芭蕾的《出水芙蓉》。”

　　“那時的男孩子，愛看打仗的電影。還愛看那種行俠仗義的影片，看完還特受影響。像《三劍客》、《芳芳和鬱金香》什麼的，看了以後，就學那豪氣干雲的達達尼昂或黑鬱金香。當時中南海里老有些殿堂房屋在維修，哪兒維修哪兒就有腳手架，我們就用捆腳手架的粗鉛絲，窩成長劍，在牆頭、迴廊、假山、草地間，劈來刺去的。”

　　聽周延安說起這個，筆者眼前馬上就浮現出當年孩子們學着馬跑的步子，手持鉛絲劍劈殺的場面。如今想來還真覺得有幾分危險，可我們胳膊和腿上的筋肉，就是在這種遊戲中強健起來的。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們的孩子是在電腦和遊戲機上，做着類似我們童年親身投入的遊戲。

　　有時候，遊戲就開展在春耦齋。就因為在這裡遊戲，還發現了這裡藏着的許多秘密。

　　春耦齋的周圍，有小坡，有水流，還有幾幢房屋。這些房屋並沒有住人，成天關得嚴嚴的，多數不是插着就是鎖着，裡面究竟放了些什麼呢，逗得孩子們心癢難撓。

　　“終於有一天，”周延安說:“我姐姐和康輝他們弄開了一間房子，發現裡面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黃豆。他們發現後，把我也帶進去看。我看見這麼多黃豆，可高興啦，這東西打在臉上有點疼，卻不會造成什麼傷害，玩打仗當子彈撒多好啊！”

　　從那以後，這兒就成了周延安他們取之不盡的彈藥庫了，時不時到這裡裝兩兜子“子彈”。“我後來感到貯存黃豆裡面應該有點文章，但也沒琢磨出所以然。過了些時候，看了個電影叫《農村婦女》，裡面有撒黃豆防賊的情節，賊一踏上去就會滑跟頭，老站不穩。我受此啟發，推想這黃豆也可能是撒在房上地下，防刺客用的。”

　　聽周延安這麼分析，筆者也覺得有道理。西苑是明、清間才具規模的，明、清兩代均有刺殺皇帝的事發生；清代的皇帝、皇太后又確曾駐蹕豐澤園；民國後北洋政府的首腦袁世凱、曹錕，也在春耦齋及緊鄰的居仁堂住過，為了這些頭頭腦腦的安全，以黃豆鋪地防範刺客，或許真是正解呢。

　　在春耦齋南面另一幢房子，孩子們透過窗戶的縫隙，看見裡面摞着一個又一個的鐵盒子。後來在看電影時，他們發現放映員裝電影膠帶的盒子，恰和那幢房子裡的鐵盒子是一樣的，由是知道了這幢房子是存放電影片子的。

說到春耦齋和中南海里的舞會，就不能不說到中南海文工團。

　　對於這個文工團，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傳聞，即使是中南海里的人，也講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筆者走訪了許多應該知情的人，但皆因已是如煙往事，各個人的回憶都有參差牴牾。

首先究竟有沒有這麼個文工團，就有說“有”，有說“無”的。多數人都說中南海文工團確實存在，特別是屬於最了解情況的原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田疇；具體負責組建工作的原中央警衛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都直言不諱說“有”。

　　然而說“無”也並非無憑無據，因為毛澤東在1953年，中南海文工團籌組之際，就曾做過一個批示，明確表態不應組建這樣一個文工團。

　　事情是這樣的：組建中南海文工團一事醞釀於1953年夏季，這和中南海的舞會有些關係。當舞會已經是例行的程式後，每次舉辦前臨時從各部隊文藝團體抽調人的辦法，就顯得既不方便，也不利於安全保衛了。

　　因為各文藝團體都有自己的演出安排，有時要調的樂隊和演員調不出來。進中南海同最高領袖接觸的演員要經過審查，每個人的情況並不是一下就能查得很清楚的，如果人員有變化，就增加了審查的負擔；另外即使是同一個人，隨時間推移可能發生的變異也難於掌握，萬一出了紕漏，誰都擔待不起。

　　考慮到臨時抽調演員不是個長遠之計，有關方面經負責中共中央領袖安全保衛的羅瑞卿同意，以公安部的名義，致電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兵種和大軍區，抽調文工團員。7月，電文經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副主任肖華批准發出。

　　後來，此事被軍委副主席彭德懷聞知，認為這個電報不該發。11月2日，肖華在給毛澤東寫報告檢討處理電報的錯誤時，也將此事列入其中。

　　肖華在檢討報告中說:7月9日批發公安部為中央警衛團抽調文工團隊員的電報，當時只注意到保證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問題，而未考慮到電報可能發生的政治影響，後經彭德懷副主席指出，才發覺錯誤。

　　毛澤東在肖華的這份報告上做了批示:

　　劉（少奇。括號內文字均為作者加，下同。）、朱（德）、彭（德懷）、羅瑞卿、周（恩來）閱，（楊）尚昆處理。

　　根本不應設此文工團，三反後又發生此事是不應該的。肖華只負批發電報的錯誤，根本的錯誤在公安機關。

　　毛澤東 1953年11月5日

　　在毛澤東做了批示後，籌建中南海文工團一事，遂被擱置。因為有這麼一段插曲，關於中南海文工團根本就不曾建立之說，就不屬空穴來風了；而且後來還有流傳更廣的彭德懷反對組建中南海文工團的傳說。

半年後，組建中南海文工團的事再度被提出來，理由還是安全問題，提議的人還是負責領袖保衛工作的羅瑞卿。顯然，除此還沒有什麼更妥當的辦法，此次是怎樣經過批准組團的，的確沒聽到誰說全詳情。

　　反正是命令下達到全軍各個文藝團體的主管部門，抽調合格演員，到北京中南海報到。由於調來的人都是部隊的文藝工作者，所以中央警衛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受命分 管此事。

　　這又牽扯到了文工團的名稱問題，到警衛團報到，由警衛團分管，就應稱作警衛團文工團了。可這個文工團又不是主要為警衛團服務的，業務和演出方面的事，警衛團並不怎麼管。無論是中南海文工團還是警衛團文工團，都不曾正式命名過，所以有人還稱之為“文藝小分隊”或“宣傳隊”。這裡就從俗，叫中南海文工團吧。

　　陸續來報到的演員，主要來自華北軍區文工團、華東軍區文工團、總政治部文工團、志願軍文工團、空軍文工團、海軍文工團這麼6個單位。到五六月份，已經有40人左右，文工團就算成立了。以後陸續又有調進調出的，最多的時候達七八十人。

　　當時這些演員的條件和素質，無論從政治方面看還是從業務方面看，都是相當不錯的。在文工團存在的4年間，所有成員表現都很好。王化宇對文工團做了如是評價。

　　文工團內主要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器樂隊，樂隊的水平挺高的，他們把一些領導人很熟悉的中國傳統的樂曲，中國民歌，一些根據地傳唱的老歌，改編成舞曲，聽着很親切，很舒服，一下子就把領袖們、首長們的情緒調動起來了，氣氛一下子就高漲了起來;一個是演出隊，包括聲樂、舞蹈、自編自演些小節目，同時還陪領袖們跳舞。

　　組團時宗旨很明確，為豐富中南海內娛樂活動，主要是春耦齋，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邊為重點。但文工團成立以後，由於水平較高，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受歡迎，結果中南海里各個單位舉辦舞會時都來邀請。國務院機關在紫光閣舉辦舞會，軍委在居仁堂舉辦舞會，也來邀請。

　　一般邀請了，文工團就去，但如果和春耦齋這邊發生衝突，其他地方就給春耦齋讓路。由於舞會不可能在任意一個時間裡辦，大都是安排在周末，這就難免發生衝突。幾次一衝突，別的單位也就不好意思老來邀請了。軍委臨搬出中南海前，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特意找王化宇，說請你們再支援我們一次，下不為例。

　　“這麼受歡迎，為什麼饃⒘四兀懇恍┪惱潞褪榧�传布的藫vㄊ?彭德懷對在中南海組建文工團很有意見，在他的堅決反對下，中南海文工團被解散。實際情況是這樣嗎？”筆者問。

　　王化宇說:“根本沒有這回事！組建中南海文工團是經中央軍委同意的，當時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就是彭德懷。沒有他的同意，總政治部也不可能發出從各部隊調人的命令，這個文工團就根本無法組建。”

　　“當然”，王化宇又接着說:“在組建的過程中，彭德懷確實提出過意見，但不是對組團有意見，而是對組團報告中個別條文中的個別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見。例如在演員要求上有一條是要‘相貌端正’，他不贊成，給去掉了。”

　　“那麼，中南海文工團最終被撤銷，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呢？”筆者又問。

　　“中南海文工團撤銷是在1958年，正是我們的軍隊實行大精簡的時候。在抗美援朝期間，我們的軍隊最多時，達到了五六百萬人。1958年，志願軍全部從朝鮮撤回，我軍即開始大精簡，要減到兩三百萬之間。精簡中有一條規定，就是軍和軍以下單位，不得保留文藝團體的建制，只有大軍區以上的單位，才能保留文工團。這條槓槓一划，警衛團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繼續保留文工團建制了，那就得嚴格遵循規定，撤銷文工團。”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把中南海文工團的撤銷和彭德懷的態度聯繫上的呢？

　　“那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氣候驟變，從反‘左’轉為反右，彭老總成為批判對象以後。”王化宇回顧道：“因為1953年總政發報抽調文工團演員時，彭德懷提過不同意見；再有就是後來他不贊同組建中南海文工團報告中個別文字。批彭時，有些人指責這是對組建為中央領導服務的文工團不滿，列為一條反黨的罪狀。社會上的傳聞，大概就源於此。”

　　中南海文工團撤銷於1958年七八月間，原文工團員大多數去了北大荒農墾建設兵團；部分留在北京，有到總政文工團的，北京軍區文工團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還有些去了甘肅、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方。

　　文工團員離開中南海時，是先到北京市區北面的鼓樓集結的。李樹槐長女李延梅說:“我們警衛局、警衛團的幾個女孩子，因為老到中南海文工團駐地去，看女文工團員排練節目唱歌跳舞，跟她們很熟而且建立起感情。所以她們走時，我們心裡挺不是滋味，就為她們送行，一直送到鼓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