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東平

丙樓和丁樓是西樓院落里最大的兩幢樓。這兩幢樓本是為各中央局書記和各省黨政領導人來京開會時住宿而建的，所以樓內的格局都是按飯店賓館設計的。可能是考慮到兩幢樓僅供外地領導人來京開會時住宿，利用率太低了，竣工後並沒有按原設想使用，而是給中共中央辦公廳機關做了辦公用房。

　　在丙樓工作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主任楊尚昆，以及部分與如今中央政策研究室相類似的工作班子人員。主持這個工作班子日常工作的，是國家機關黨委書記龔子榮。這個班子分為綜合一組，綜合二組，工業組，農業組，政法組，群工組，翻譯組。工作班子裡的人員都是中共的高級幹部，其中許多組員比組長的資格還要老。

　　搬進丁樓二、三層辦公的是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室。到這裡以後，隨着國內形勢的變化，工作範圍、方式的變化，科室的設置，比以前更完備了，人員也有些變動。此時機要室的幾位領導都是中共領袖的兼職秘書，進入了領袖身邊的工作小組，葉子龍進了一組，吳振英進了二組，康一民進了三組，潘開文進了四組，邱蘭標、賴奎進了五組，但機要室的總體工作還得由他們抓。康一民分管業務，潘開文分管行政，吳振英分管黨務，邱蘭標、賴奎擔任機要科正、副科長。後來，邱蘭標離開了機要室，去了中央檔案館，機要科由賴奎負責。

　　除了葉、康、吳、潘、邱、賴以外，還有一些幹部也進了領袖身邊的工作小組。如徐業夫、羅光祿到毛澤東那裡；伊明、孫岳先後到周恩來那裡；王干、楊俊到劉少奇那裡；崔平、閻致遠、朱慎先後到朱老總那裡。這些進入領袖身邊工作小組的人員，雖然工作關係還在機要室（周恩來的三組除外），還擔任着一定的職務，但平時就在領袖身邊工作，而不怎麼到機要室坐班。

　　在進入丁樓以後的日子裡，機要室逐漸地擴展為五個科。一科科長是徐業夫，副科長沈劍心。雖然兼着一科科長，徐業夫更多的時間，還是在毛澤東身邊。他是安徽人，30年代初參加革命，也是經歷過長征的老資格。他常年跟隨毛澤東，出於對領袖由衷地愛戴，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外，還十分關心毛澤東的身體健康。毛澤東喜歡抽煙，而且徐業夫自己也嗜煙如命，因此他不主張對毛澤東嚴格戒煙，而是勸毛澤東對煙量加以控制，少抽一點。特別是當他發現自己抽煙，卻不怎麼咳嗽的情況後，他感到抽煙是否致病，也許和煙的品牌有關。徐業夫便把自己的這一發現告訴了毛澤東，然後摸出了自己抽的四川雪茄。毛澤東抽了幾根徐業夫的雪茄，感覺確實比自己原來的煙抽着舒服，咳嗽也明顯減輕了。從那以後，毛澤東就不再抽解放以來抽的中華牌和大熊貓牌香煙了，改抽特製的四川雪茄，直至他逝世。然而對此還有第二種說法，說給毛澤東嘗雪茄的不是徐業夫，而是李先念。

　　傳閱文電是中央領導同志間溝通情況，商榷問題，決定有關事宜，體現集體領導，處理日常工作的重要方式方法的一部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都在夜間工作和批閱文電。因此，丁樓的燈光總是通宵達旦地亮着。正是因為通常要工作到很晚，有時夜裡還要值班或處理緊急事務，機要室的科以上幹部，大多數就安家在辦公室的旁邊。一旦有緊急要務，馬上就能找到人，馬上就能進行處理。

　　丁樓里有孩子的聲息，首先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機要室各部門中吸引孩子的是五科，五科辦公不在西樓，其門前的紅柱子上掛個“收發室”的大牌子，工作內容一目了然。收發室的房子後面，有一排車棚，裡面外面擺着許多摩托車，這個地方挺招孩子的根源就在摩托車。看見搞收發的機要交通員，用腳一踩，摩托車就發動起來了，孩子也常跑過去踩，但不管怎麼踩，摩托車也沒動靜。後來才明白，沒有車鑰匙插上，就是踩一輩子也沒用。大一點兒的孩子，有時纏着機要交通員，送信件、文件時帶上兜一圈：“叔叔，我幫您壓挎斗吧。”有時，機要交通員就帶着孩子跑一圈。周延安跟着跑了幾回，長了不少見識。有一次，他跟着送文件的摩托車去了西山。那時的摩托車車把上有個指示標，箭頭形狀，上紅下綠。箭頭朝上是前行；朝左是左拐；朝右是右拐；朝下是倒車。在快要進入首長家門時，機要交通員把指示標撥到了朝下的位置。周延安一看這樣指示和行車的方向不一致，一個勁地提醒說：“叔叔，不對，指錯了，指錯了。”可那交通員說：“別言語，別言語。”就這樣，門崗攔都沒攔，就放他們進院了。幾次以後，他明白了：“原來那是暗號呀。”

和中辦機要室一起進入丁樓的是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與機要室不同的是，這裡沒有住家，是純粹的辦公地點。到丁樓後，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與日俱增，並逐漸有了來自各國的信件。處理這些信件是頗費心力的，要從這些信的海洋里捕捉到有傾向性的問題，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有啟示價值的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及時向中共中央和領袖們反映，以使中央和領袖們儘早地將相關的事宜提上日程，研究考慮相應的政策方略。

　　除了反映問題，與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相關的來信外，給毛澤東的信可謂五花八門，各個方面內容的都有。毛澤東博覽群書，涉獵廣泛，於是許多學有專長的人，給毛澤東寫信，談論學術研究的心得。甚至有一些外國人，也來信談及所在國與中國交流的歷史文化問題。像這類信件，若談論的是很專業的問題，或涉及比較冷僻的學科研究，政治秘書室的幹部們在處理時，就會感到力不從心。但又不能因此而不予處理，就必須藉助外力。一次有一封信，談論的是古印度語言、梵文等問題，秘書室的人員讀來雲山霧罩。只好與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的主任季羨林教授聯繫，請求他幫助閱看一下來信，給予講解說明，並提出回復的意見。回憶起類似的事，就不會奇怪當年議論組建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時，胡喬木為什麼向毛澤東提議，要請一些名牌大學的教授來工作了。

　　此外，毛澤東的親友、同鄉的信件往來也特別多。郵寄給毛澤東的這類信件，秘書室一直有專人處理。在馬芷蓀、呂澄之後，二科科長沈棟年負責的時間最久。據沈棟年回憶，解放後最早給毛澤東來信的親友是湖南長沙的楊開智和周世釗。楊開智是毛澤東夫人楊開慧的哥哥，他來信通報了家人的情況。周世釗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同學，也是毛澤東早年創立的新民學會的會員，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德高望重。

　　這類信件中有少數是錯認毛澤東為親友和冒充親友的，所以工作人員首先要加以分辨。為了提高分辨能力，需要熟悉毛澤東的家庭和個人的歷史情況。為此，沈棟年閱讀了當時僅有的肖三、李銳先後撰寫的關於毛主席青少年時期活動的兩本書。經過分辨，沈棟年把有明顯錯誤或冒充毛澤東親友的信件，先行篩選出來不作處理，其餘的送毛澤東。送前先登記，摘錄主要內容，建立檔案。送閱時在原信封上貼一紙條，用一句話概括來信的內容。這樣做可使毛澤東一眼就知道來信的主要內容，以便分別輕重緩急，安排適當時間閱看、回復和處理。

　　毛澤東看重親情，珍視舊誼，對親戚朋友的來信，許多都親自回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寫的覆信比較多，一般連同親友來信一起退秘書室。他覆信大多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信箋、信封，為了保密和安全，辦信人把毛澤東的覆信，套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信封里，經郵局掛號寄發。部分親友們在給毛澤東的來信中，提出來北京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對這類要求，有計劃地做了安排。最先獲得同意來北京的，是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宇居。他是毛澤東的堂兄，又是他幼時在私塾讀書時的老師。大約1950年秋天，毛宇居來到北京，秘書室參與了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裡住。毛澤東很快接見了他，向他了解了不少故鄉和親友的情況。後相繼有不少毛澤東的親友來北京和他會面，他們來北京的路費和食宿費用，都由毛澤東個人負擔。

　　建國後，陸續有群眾來信，表示對新中國締造者們的崇敬，不少群眾在信中訴說了想赴京一睹領袖風采的渴望。這些信匯總向毛澤東反映後，他表示和群眾接觸是他非常願意的，但目前廣大群眾的生活水平還很低，專門為此赴京要花費很多錢，也耽誤工作。考慮到毛澤東政務纏身，政治秘書室建議印製一些領袖照片，寄給來信的群眾，以滿足他們的願望。

　　年復一年，群眾的來信與日俱增，秘書室的幹部總是在超負荷地工作。在筆者和其他孩子的記憶里，父母親幾乎就沒有在夜晚12點以前回過家。但我們好像從來沒聽他們說過“今天要加班”之類的話，在有記憶的中南海生活中，我們都沒聽到誰因為工作時間長抱怨過什麼，仿佛這就是他們的正常工作狀態。大捆大捆的信件，在秘書室的辦公室里處理完畢；大捆大捆的信件，又被源源不斷地送進辦公室。它們不僅是秘書室的幹部們整日凝眸思量的對象，還成了一些孩子緊追不捨的對象。孩子們盯着的，是信封上的郵票。
在50年代，政治秘書室幹部的孩子還小，因郵票之事惹得大人們心煩的，是西樓院落里其他單位大一點的孩子。信件處理完畢後，該存檔的存檔；有些需要保留一段的，專門有放置的房間，還有例如致敬信一類暫時處理不過來的，也先存放在專門的房間裡。在西樓院落東門外往南一拐的一排房子，就有幾間是放郵寄的信件和禮品的。其餘沒有保留價值的，就定期銷毀。

　　對孩子們的集郵愛好，大人還是理解和支持的。但孩子們對郵票擁有的渴望很難滿足，給他們這些，他們還盯着那些。當正當方式得不到時，就趁大人離開時，溜進辦公室自己動手，剪撕郵票。但他們並不知道哪些是處理過的，哪些是待處理的，哪些是要保留的，哪些是處理後要銷毀的，哪些可以動，哪些不能動，一看到令他們眼熱的郵票，其他一切都拋諸九霄雲外。經他們剪撕後，信件就被搞亂

　　了，有些未閱看的信件也弄破損了。工作受到影響，大人自然要煩了，連本來可以提供的便利，也不再提供了。於是孩子們就盯着信件的流動過程，尋找弄郵票的機會。

　　終於有一天，他們發現了西樓院東南存放信件的房子。周延安、劉丁丁等幾個孩子，弄開了後窗戶，爬進了房子。因為進入了幾次，把裡面的信箋、郵包弄亂了，大人就知道是孩子進去了，大張旗鼓地查尋罪魁禍首。“最後查着了我們幾個。劉少奇家管孩子管得嚴，王光美阿姨得知丁丁也在我們其中，把他批評了一通。她還要吳振英告訴相關的家長，孩子太調皮了，要教育教育。”周延安說。

　　丁樓東頭的一幢兩層小樓，是中南海多數孩子都熟悉，都能講出相關故事的一個地方。一層入門門廳北面是廚房，也就是後來的西小灶。南邊，用如今的話說可稱為多功能廳，當年就是既做餐廳，也當會議室，還用作娛樂場所數功能並舉。在一講述當代中國歷史，必然要提到的“七千人大會”之後的“西樓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

　　當然，在孩子們記憶里的西樓會議室，並沒有太多的政治的凝重。在孩子們的嘴裡，也從來都沒有叫過它會議室，而是叫“西樓電影院”。雖然這個樓主要是用來開會的，僅僅在星期六或除此以外的個別晚上才用來放電影，但它老被中南海，特別是居住在西樓附近的孩子惦記的，就是這麼一兩個晚上。尤其是星期六晚上，孩子們晚飯後，便早早地來到放映廳的入口處。然而，每當孩子們過早地守候在入口處的時候，便可能通過放映廳的兩扇彈簧門的門縫，看到特別有家庭氣氛的場景，有幾家人家還在吃飯。因此，關於在西樓看電影的故事，還得先從西樓里的吃飯說起。

　　為了便於敘述，我們還是按照孩子的意念把西樓會議室稱作西樓電影院吧。電影院門廳北面的西小灶，只有灶，沒有餐廳。吃飯的地方，就在電影放映廳中（即會議室），用屏風隔出靠雙開門的這邊一小塊地方。通常這裡支四張桌子，開會和放電影的時候，就把桌子收起來，靠在牆邊，再將屏風移過來擋上。

　　1959年以前，在此吃飯的有幾家，劉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懷家、楊尚昆家，鄧小平家有時也來這裡吃飯。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飯菜打回家去吃。偶爾，例如過年過節的時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會來這裡聚餐。在西小灶吃飯的幾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後，朱德女兒朱敏的孩子健健、窩窩陸續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這兩個外孫留在中南海里撫養了一段。加上早在這裡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從四川老家接來的孩子，就有十多個人了。一旦朱德老兩口帶上這十多個孩子，一張桌子就擠不下了。那熱鬧的場面，堪為中南海西小灶壯觀一景。

　　因為吃飯和看電影都在同一個大廳里，而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劉少奇等人，作息總是不十分規律的，就可能碰到吃飯和其他活動參差重疊的情況。1962年冬季的一個星期六晚上，放映廳要上演一部新片子。劉少奇剛開完會來小灶吃晚飯，剛坐下還未上飯菜，看電影的人已陸續在門廳內的雙開門外等上了。王光美看到這種情況，為不影響大家看電影，就對服務科的同志說：我們可以在炊事員們學習的小房子裡吃飯。直到電影演了快一半時，劉少奇才吃完飯，由王光美陪着到大廳看了一會兒電影。

　　楊尚昆在非工作的場合特別活躍，哪兒有他哪兒就特別熱鬧。每當楊尚昆得到或買到什麼稀罕的玩意兒，就會拿到西小灶餐廳里來，給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試製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導體收音機，是熊貓牌的，這在當時是令人驚異的。那時中南海里上中學的男孩子，課餘愛好之一就是裝半導體收音機。劉源、朱德的幾個孫子，都自己裝過，而且一直琢磨着小型化問題，自己買塑料肥皂盒，設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進去。

　　在西八所的東面，有一幢磚木結構的比較高的建築，這就是勤政殿。新中國成立後，勤政殿的院落，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辦公之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首們，在勤政殿裡，接受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各國使節遞交的國書。

　　因為住在院落里，當勤政殿裡沒有什麼政務活動時，孩子們就會在院子裡串來串去。院子裡有一位管理員，年紀挺大，孩子們隱約記得當年都叫他趙爺爺。趙爺爺經常打掃院子裡的衛生，遇上天氣晴朗的日子，他就把收藏在勤政殿後面房子裡的東西，搬出來晾曬。

　　既然說到勤政殿，並由此涉及了與之南門相對的瀛台，我們就順便講講瀛台的故事。瀛台除了憑一橋與南海的北岸連接，是個周圍皆被碧水環繞的小島。瀛台重新有了生氣，是在中共接收中南海之後。一進中南海就為新政協會議，為開國大典的各項準備工作忙碌的鐘靈、郭英、李釗等人，就在瀛台島上安頓了下來。其實，中共中央的領袖和機關搬進中南海後，瀛台供人居住的歷史並不長，使瀛台前所未有地出現人聲鼎沸情景的，是在此舉辦的各種展覽會。剛進北平的時候，這座古城還沒有多少與現代文化生活相關的設施，除了故宮博物院，其他博物館、美術館、展覽館都還沒有興建。許多展覽就辦在了中南海裡面。各式各樣的武器，還有造武器的機器，往院子裡一擺，被刺激得最亢奮的，就是那幫男孩子們。跟着父母來看一遍還不過癮，還想再看幾遍。光看還不行，還想摸摸、動動。在開放的時間看了還不夠，還想在不開放的時間，在沒大人的情況下，自在而盡情地看看和撥弄一番。再往後，這裡還舉辦過機械製造工業的展覽，礦業和地質勘探成就的展覽，中國自己製造的軍工產品的展覽等等。

　　1955年夏季，時不時到瀛台、勤政殿一帶玩耍的孩子們，發現勤政殿總有領導人和部隊幹部進進出出，而且出得殿來的人們，都喜形於色地議論紛紛。難道勤政殿裡有什麼神秘而令人感興趣的東西？趁飯後大人們午休的時候，康輝、吳陝立、令狐安、周延安等孩子們，便相約悄悄來到勤政殿。因為勤政殿外圍的警衛並不十分嚴密，進進出出的孩子們又都認識，他們就沒遇到什麼阻攔。孩子們進到殿堂里，立刻被各式各樣奪人眼目的軍禮服和警服吸引住了。

　　這一排，湖藍色的禮服，綴着金黃色的綬帶和流蘇，袖口和衣領，也有金絲線精繡的邊飾。褲子的邊線處，綴有金黃色和紅色的條紋。還有與禮服配套的大蓋帽、皮靴。從裝飾、樣式和質料，可以看出分了幾個等級，依次排列。後來他們才搞清楚，那不同的等級是元帥、將軍、校官、尉官、士兵。最漂亮的那件，是為毛澤東特製的大元帥服，據說這套禮服的邊飾，是用純金的絲線繡縫的。

　　另外一排陳列的，是蘇聯軍隊的禮服和軍裝，這也是後來才知道的，比中國這邊的更絢麗多彩，也同樣看得出分有等級，即從大元帥到士兵依次排列。和禮服相配的，還有鍍得熠熠耀眼的短佩劍。多數的禮服，是套在木製的模特身上，穿着效果都顯示了出來。

　　當中南海的孩子們在勤政殿內發現陳列着的前所未見的漂亮軍服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內的高級將領們，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們，正在為軍銜制度的制訂和實施見仁見智並忙碌着。

　　不久，中央軍委發布《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服役條例》亦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其中規定人民解放軍於1955年10月1日開始正式實行軍銜制度。毛澤東隨即簽署主席令，公布實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度的軍銜等級，是參照蘇軍序列設置的。軍官分為4等14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大將、上將、中將、少將；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兵分為2等5級，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在後來的實施過程中，為解決副排級幹部的授銜問題，又增設了准尉軍銜。

　　經過緊張細緻的工作，評銜工作順利告竣。9月初，在羅榮桓主持下，軍委接着召開了授銜工作總結會議，羅榮桓宣讀了少將以上人員名單。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南海懷仁堂前車水馬龍，從車中出來的多是身着嶄新軍禮服的將帥們，他們相互打着招呼走進懷仁堂。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中南海里的孩子們認識的叔叔或伯伯，但在孩子們的眼裡，他們從未像今天這般衣冠楚楚、年輕而精神抖擻。此刻，“大會堂”被軍人的英武氣概覆蓋了。來此參加授銜儀式的將校們，昂首闊步而入，嶄新的軍禮服的湖藍色，在懷仁堂紅漆大門、紅漆立柱、紅漆門檻之間閃動，構成一幅色彩鮮明的風景。

　　毛澤東也來了，他身穿灰色的中山裝，比之在軍禮服襯托下威風凜凜的將帥，這位始終不願把大元帥服加身的偉大戰略家，更有一種善戰者不露兵氣的神采。5時整，在將校正襟危坐的懷仁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毛澤東在主席台前，親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狀和勳章，授予和他一起從硝煙瀰漫的戰場走過來的戰友們，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下午6時半，授銜授勳典禮在軍樂《勝利進行曲》的旋律中完畢。

　　此刻，懷仁堂的後草坪上，早已擺好了一片餐桌，餐桌上杯盤鱗次櫛比，盛滿豐富的冷餐和水酒。所有參加活動的人，餐飲都自己動手。金燦燦的肩章、勳章、紐扣、衣領袖口的繡飾，和杯中的酒交相輝映。當時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將這次授銜和酒會的全過程，都拍攝了下來。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南海船塢的舊址上，新蓋了一座樓房。樓房下面依然是船塢，南海休閒時劃的船，平時都存在這個船塢裡面，故而中南海里的人習慣稱此樓為南船塢。據說此樓建築的本來用途，是做中南海門診部。那時，中南海內有兩個門診部。一個是老中南海門診部，起先在西八所，不久後遷到“流水音”。另一個門診部，在中南海西岸最北面，在這座兩層的灰樓正門，開始掛着的是中央直屬機關第三門診部的牌子。新樓蓋好之後，情況有了變化。原在中南海辦公的中央軍委、中央統戰部、中央宣傳部，因有了新的工作場所，先後搬了出去，中南海內的工作人員大為減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有關方面感到沒有必要在南海保留那麼大的門診部了。於是中海北邊的灰樓，掛上了中南海門診部的牌子；南船塢新樓，就當了宿舍。居住在南船塢宿舍樓里的，幾乎都是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幹部。講到此，需要做一點說明，就是在1953年，中央辦公廳的行政處和警衛處合併，合併後改稱警衛局，又稱公安部第九局。還應在此做一點簡述的是，同在1953年，幾乎在警衛局成立同時，重新組建了中南海的警衛部隊，成立了中央警衛團。

　　先後搬入南船塢樓房居住的，共有10餘戶人家。汪東興住在南邊的第一層。因為下面是船塢，所以一層高出地面半層。此時的汪東興夫婦，已經有了五個女兒，兩個兒子。汪東興的老大汪延群說，剛搬進新樓的第一天，她就爬到樓頂上去了。她說：“當時純粹是出於好奇，想看看新居的全貌，就一層一層往上爬。爬到三樓，看天花板上還有一個洞，就順着洞爬了出去，出去一看已經到了樓頂上。爸爸得知後很生氣，說我太淘了。”搬進新居後僅一年左右，汪東興就到中央黨校學習去了。當時中南海里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還有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之所以知道彭老總的夫人也在中央黨校學習，是因為每個星期天的下午，彭老總都陪着浦安修散步到南船塢這邊來，她和我爸爸一起坐警衛局的車去中央黨校。每個星期六，他們也乘一部車回中南海。”

　　1956年冬至1957年春，全國各省都興起機關幹部上山下鄉鍛煉的熱潮。大批黨政幹部響應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號召，走出機關到基層鍛煉。汪東興在中央黨校學習結業後，去見毛澤東，提出想到地方，做點警衛工作以外的工作。“毛主席表示可以，訂個合同，三年為期。他問我爸爸想到哪裡？我爸爸說就回江西老家吧。”汪東興這一走兩年半，直到1960年9月底，才通過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把他倉促叫到北京。隨後，毛澤東讓他國慶節一過就進中南海。就這樣，汪東興又回到了中南海。

　　 第一批搬進南船塢住的，還有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羅道讓一家。羅道讓是泰國華僑，他的大兒子羅振烈就是在泰國出生的，然而他很早就歸國參加了革命。延安時期，他在王家坪中央軍委，擔任軍委總務處的處長。他和此刻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的上下級關係可追溯到 1943年。那一年，楊尚昆從中共中央機關調到中央軍委擔任秘書長，由楊家嶺搬到了王家坪，他們因工作常打交道，打那以後就熟悉了。

　　和羅道讓住在同一層的，有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王敬先一家。此時，他的長女王志援已經漸漸長大了。她最初的好朋友，是汪延群的雙胞胎妹妹，汪大燕和汪小燕，她們年紀相差僅一年，原來就住前後房，上的又都是北海幼兒園。她在中南海里也是比較皮的，喜歡跟着男孩子追逐打鬧爬樹。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外出，

　　中央辦公廳警衛局領導隨行的，一直是汪東興，王敬先也陪同隨行。但從 1955年始，就基本上全由王敬先跟隨了。後來汪東興到中央黨校學習，再後來，又去了江西，隨毛澤東出行的，便只有王敬先一位局領導了。

　　就在搬到南船塢之後，王志援新交了一個特別要好的朋友，田家英的女兒曾立，她們兩個是同齡人。田家英是 1949年跟隨毛澤東進的中南海，辦公住宿都在靜谷里的一處三間廂房。在中南海的孩子們眼裡，靜谷是最美麗的園子。恰是園林的美麗，曾立、曾自眼裡父親的住所愈顯得晦暗頹敗 :門窗的漆飾褪色剝落，房內滿眼破舊和陰暗，地板腐爛了，霉氣從地板縫隙里瀰漫上來。共和國肇始，毛澤東選集的編輯、憲法的制定、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室務領導等工作，使田家英終日陷於公務，曾經被累得吐血，房間不夠整潔就更無暇顧及了，自然有些零亂。

　　雖說田家英在靜谷有廂房三間，但僅夠他一人辦公和棲身，妻子和孩子，都只能偶爾到這裡來看望一下田家英，住宿還得回地處萬壽路中央政治研究室宿舍院裡的家，田家英在那邊兼着室副主任的職。直到南船塢的樓修建好，被用作宿舍，田家英才又從此樓中得到一間房子。田家英的妻子董邊，帶着兩個女兒和阿姨，搬進了新居。曾立本以為家搬進中南海，就和父親住在一起了，不料仍然是分居。

　　四人一室絕不寬敞，好在母親時任《中國婦女》雜誌總編輯，白天都在雜誌社忙碌 ;曾立自己在育英小學寄宿 ;妹妹曾自在中南海幼兒園入托，平時家裡反而有幾分冷清，只是在星期六、星期日才偶爾擠一下。和此時中南海其他在育英小學讀書的孩子一樣，曾立每星期天坐班車去學校，同車有警衛局的、機要室的、還有李富春的外孫等孩子。每星期六下午返回時，她都先逗留在靜谷這邊。待到吃了晚飯，看完電影，父親領着她回南船塢時，已是星爍月朗的深夜。

　　從結為好友後，她們倆就經常形影相隨，星期六結伴到西樓去看電影，星期天聚在一起看書交流心得。 1961年王敬先因非正常緣故被調出中南海，到蘇州任地委副書記。分別時，已成莫逆的她倆都感覺難捨難離。

　　住在南船塢三層的，孩子們印象是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後來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於桑、住了沒多久就調往遼寧撫順的副局長李福坤、同時提升副局長的田疇和李樹槐。南船塢的樓里，還住着幾位警衛局的科長們，像保健科科長徐福靜家，攝影科科長侯波家，服務科科長周啟才家，交通科科長鍾步雲家，交通科副科長周西林家。以及後來被人們習慣稱呼為衛士長的李銀橋、孫勇、曲琦玉、毛崇橫等幾家。這個樓里的另外一個人似乎也不應漏掉，他就是曾經擔任中南海門診部大夫、 1957年擔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李志綏。

　　10多家人家集中到一起，就有了 10來個 40年代末 5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子，跳舞唱歌，就不再是個體的活動，而是有了一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群體。

　　在南船塢樓里，廚房是公共的，做飯時自家開伙的人家湊在一處，奏起鍋碗瓢勺交響曲。誰家吃什麼，怎麼烹製，現場交流。剛搬入時，做飯都用煤球爐子，由於怕把木製地板燒壞了，每家的爐子底下墊有鐵皮面的爐托。 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這裡近水樓台先得月，煤氣管道接進了中南海，南船塢大概是北京城裡最早用上管道煤氣的宿舍樓之一。

　　南船塢宿舍樓有一位管理員，名字孩子們只記得讀音是關承善。他長得清癯消瘦，背駝得很厲害。他好像有一定的文化，因為孩子們常看見他在舊報紙上練習書法。他的職責之一，是打掃整個樓內外的衛生。此外，樓里有一部公用的電話，也是由這位老管理員看守。來了誰家的電話，他就負責地去招呼那家的人來聽電話。孩子們用這部電話，通常是在星期六的下午，詢問中南海里幾個放電影的場所，晚上放什麼片子。在孩子們的記憶里，這位老管理員工作任勞任怨，就是不太講衛生，手老是髒兮兮的。

　　因為警衛局這座南船塢宿舍，附近就是中央警衛團的機關中心，所以，孩子們的許多活動，就和中央警衛團發生了關係。

　　在中南海里，許多食堂同時就是禮堂，所以大食堂里都有個舞台。平時吃飯，節日聯歡時就用作禮堂。中央警衛團團部這裡的大食堂也是如此，但它作禮堂用的機會更頻繁，冷天，或氣候不好的時候，就在這裡放電影。在食堂的外面，是一個大廣場，廣場的一邊豎有兩根木杆。夏季的周末晚上，偶爾也不一定非在周末，只要天氣好，如果放映電影的話就在這個廣場，兩根木杆是掛銀幕用的。因為警衛團的電影放映時間不那麼固定，孩子並不到廣場上空等，他們有自己的經驗，只要晚飯後，在家裡聽到有軍人的歌聲由遠而近，就說明有電影，再拿着板凳去廣場不遲。在警衛團政治部里，有一副乒乓球案子。住在南船塢的孩子，有時就跑到這裡來打乒乓球。警衛局和警衛團，名字很相近，工作也有重疊。

　　警衛局的孩子和警衛團里的大人也有接觸，但兩邊的孩子，卻不熟悉，很少來往。中央警衛團的團長張耀祠、政委楊德中，就住在中南海東南角的同一個院落里。另外幾個副團長、副政委，也住在團部附近。但警衛團的孩子卻不太到警衛團機關範圍以外的地方去。

　　警衛局下屬單位，靠南船塢最近的是交通科。因為交通科的辦公室和車庫在一起，那裡有各式各樣的轎車，也吸引得孩子們常常到那裡去。時間久了，南船塢的孩子們對中南海的各種轎車，誰坐什麼牌子的車，哪位司機給哪位首長開車，都弄得十分清楚。每到“五一”、“十一”前，中共中央領袖們可能要使用的車，通通要先跑一跑，試一試，以確保在節日活動中萬無一失。每在這個時候，住在南船塢的孩子，常有機會坐在車裡兜風過車癮。

　　在南船塢的下面，存放的是在南海水域劃的船；在中海水域劃的船，則存放在北船塢。夏季的午飯後和晚飯後，行政科的管理人員，就從船塢將船劃出來，在每個小碼頭放幾隻，供領袖和幹部們劃。劃完之後，又由這些工作人員把船劃回船塢。所有的船都漆了外綠內白的漆，有個別的船前面的座位前，有一個方向盤。在中南海住的領袖和首長們都有划船的興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都划過，多數還留下了划船的照片。在中南海里住過的外國共產黨領袖，像胡志明、金日成，也在中南海里划過船。

　　從南船塢一直往北走，就可以走到北船塢。和南船塢的作用一樣，中南海劃的船，平時都存放在這裡。在北船塢上面的，是中南海幼兒園。居住在南船塢出生於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孩子，幾乎都上過中南海幼兒園。就字面而言，中南海幼兒園就是設在中南海里的幼兒園，應該包容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孩子。但在中共中央機關進駐中南海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和中共中央辦公廳還隔了一層。中共中央辦公廳轄下曾有過一所託兒所，那就是在延安成立的洛杉磯托兒所，但這不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直屬機關的托兒所。中共中央辦公廳直屬機關的托兒所究竟成立於何時，由於第一任所長李素英的逝世，已經無人能道出淵源了，總應在辦公廳機關逐漸健全起來的西柏坡時期吧。

　　在此入托的孩子，有中共中央辦公廳各單位的孩子，主要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幾個辦公室、辦公廳第一辦公室，政治秘書室，機要室，警衛局和中央警衛團。在中南海內居住的中共領導人的孩子，也有曾在此入托的。

　　那時孩子們看的幻燈片，還能記得起來的有《司馬光砸缸》、《孔融讓梨》、《神筆馬良》、《大鬧天宮》、《寶船》、《說謊的孩子》、《劉家五兄弟》。對孩子影響比較大的，是有神筆的馬良和劉家的5個兄弟。真人真事的幻燈片有《董存瑞的故事》、《把一切獻給黨》、《向秀麗》、《為了61個階級兄弟》等。對男孩子有吸引力的，是董存瑞，想有朝一日也成為他那樣的戰鬥英雄。

　　令孩子們難忘的還有李園長、趙園長、謝惠春主任，整個幼兒園在她們的領導下，辦得相當出色。1958年被評為北京市的紅旗幼兒園，1959年後一直是先進幼兒園。幾乎每年都有幾批和幼兒教育相關的人，到幼兒園來參觀取經。

　　中南海里的許多院落是以堂命名的，像前面提到的先後為中央軍委和中央辦公廳部分單位辦公之所的居仁堂，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和住宿的迎春堂，用於開大會、看節目的懷仁堂。在人民大會堂蓋好後，懷仁堂就主要用於戲劇和歌舞節目的演出了。在懷仁堂的周圍，還有好幾個院落。慶雲堂就是其中之一，這組院落與懷仁堂之間，只隔着一條甬道。慶雲堂共有四個院子，一號院在最南端，院子的大門朝南。在中央機關遷入城裡的時候，慶雲堂曾被用作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辦公室和幹部宿舍。

　　後來，中宣部陸續搬往沙灘，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主任的劉瀾濤，就住進了一號院。他的孩子有劉冀阜、劉冀平、劉冀青等。繼劉瀾濤離開後住進一號院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一家。常和李富春、蔡暢夫婦住在一起的孩子，是他們的外孫李勇和李堅。居住在二號院的，是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的譚震林。譚家共有6個孩子。長女譚涇遠，當時還在北京師大女附中。長子譚淮遠是老二，正在北京男四中讀書。老四勝遠是女兒，小名毛毛，和三號院裡的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的小名一樣。慶雲堂里的這兩個毛毛年齡相近，後來又在同一所小學，同一所中學讀書。老五老六都是兒子，叫小光和小旭，他們後來和劉源、朱援朝、朱和平同在北京第二實驗小學上學。

　　搬進慶雲堂三號院的是鄧小平家。在鄧小平家北面四號院的是陳毅家。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月底，在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委員會上，議決由陳毅擔任常務副總理。這就是說，他今後要在北京工作了。陳毅家大概是和四號院有點緣分，進中南海慶雲堂，他又被安排在了四號院。全家到京後不久，陳毅之子陳曉魯就轉到北京第一實驗小學讀書。他原來上的是育英小學，那裡施行寄宿制，可星期六放假時，他寧願呆在學校里而不回家，父母有些不高興，乾脆轉學走讀。陳曉魯說他讀小學的時候，還不太開竅，玩心重於求知心，所以功課成績不是太好。當時大哥昊蘇、二哥丹淮還給他做過輔導，效果不大，還惹得性急的母親發過幾次火。後來，陳曉魯的心深受觸動，他無法入眠，通宵奮筆，趕出一篇作文。發奮之作，總有可觀，父母看時，流露出欣慰神情，由是引發的矛盾盡在一笑中釋然。

　　中國的元帥多，世界上比中國元帥多的國家寥寥無幾。在這些元帥中，令人望而生畏、備感威嚴的，還真不如慈祥和藹的、儒風雅質而情調浪漫的多。陳毅就屬於後者中的一個。具有極強感染力和個性的陳毅，把汲自其父輩的遺韻，擴散給了他的妻子兒女。於是在陳毅家中，夫婦之間、父子之間建立起一種與眾不同的、特殊的交流方式，即詩這種儒雅的形式。1961年夏，陳毅的二子陳丹淮高中畢業，品學兼優保送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軍工院校，陳毅得知此訊十分高興。可他因公務要離京南下，與陳丹淮匆匆揮別。然而，他想到兒子是隻身出遠門求學，理應多多傾談，以盡父輩告誡教誨之責。離家之際，丹淮剛剛18歲，而他的父親，也恰恰是在18歲上，告別故土，奔赴異國追尋民智國強之途的。讀着長詩，父親的期冀和深情掀動了陳丹淮的心潮。

　　雖然，在孩子們平日的學習和功課方面，陳毅的關心是粗放的；然而倘若學業一旦和人生、和未來的事業聯繫到一起，陳毅便不僅很關注，而且絕不含糊。1959年，長子陳昊蘇高中畢業。大概是家風濡染的緣故吧，陳昊蘇自幼就對文學有興趣，並在這方面展露了不同一般的才華。因此，陳昊蘇在考慮大學讀哪一學科時，把學中文列為首選。長子讀大學、選什麼專業，陳毅自然十分關心，並與兒子就此交換意見。出乎陳昊蘇意料的是，對孩子管理一向粗放的父親，聽說自己把學業定向在文科，毫不遲疑地予以了否定。他勸說兒子放棄讀文科的願望，選擇理工科。

　　 然而，讀理工科與陳昊蘇的志趣相距太遠了。沒有志趣就沒有熱情和靈感，就不太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這就等於要陳昊蘇棄其所長，勉為其所短。他有些不甘心，希望通過傾談，使父親稍做鬆動，改變初衷，但陳毅對此異乎以往地執拗。陳昊蘇最終服從了父親的旨意，上了中國科技大學。陳昊蘇雖說讀的是理工科，但在陳毅的影響和引導下，很早就對中共黨史的研究投入了許多精力，後來走上了從政之途。

　　大約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為了更好地開展外交工作，始終在第一線領導外交工作的周恩來，提出調動領導人的夫人，積極配合外事工作的創意。在有“中國第一外交家”雅譽的周恩來看來，外交也是一種公關，夫人的參與，往往能給這個政治味很濃，有時難免針尖對麥芒的領域，滴入幾許人情親和的溶劑；也無形中增益了一條溝通的渠道，誰說無望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呢？周恩來曾借中央開會之機，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聚會，在比較輕鬆的氣氛中，傳遞了夫人配合外交工作的信息。當時在座的有全國婦聯主席蔡暢、陳毅夫人張茜、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夫人肖里、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向奎的夫人水靜、羅瑞卿夫人郝治平等。

　　新中國的外交工作一直是周恩來在第一線指導布置的，當1954年9月，陳毅進京聽鄧小平跟他說“今後外交部這一攤子，恐怕要你多操勞”後，陳毅就成了周恩來的搭檔。自正式出任外長始，陳毅工作往來最多的，就是周恩來。陳毅和周恩來的友誼，可以上溯到20年代初的留法勤工儉學時期，他們在異國就並肩組織過愛國運動。30多年後，在陳毅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獨當一面的外交部長時，他們還常會追憶當年的情景。慶雲堂四號院和西花廳相距不太遠，有時得暇，兩家就會互相走動一下。周恩來來得少一些，多是陳毅夫婦帶孩子去周恩來家。

　　四福堂在懷仁堂附近。在四福堂之一來福堂居住過的，前後有好幾家，胡喬木、林默涵兩家曾同時住在這裡，胡家的長女胡勝利和林家的長女孫小林，既是鄰居，又是同學。後來林默涵家搬出中南海，孫小林因一直和胡勝利同學，繼續在來福堂住了很久。曾任新聞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的范長江，也在這個院子住過。在他們之後，居住這個院子時間最久的，是1954年進京的張際春。因為張際春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副政委，進京前任中共西南局第二副書記、西南軍區副政委，故有人推測是曾任二野政委、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的鄧小平進京後，提議要張際春調中央的。從四川到中宣部後，張際春即被委以常務副部長，並主管人事。60年代以後，他在中宣部基本處於半賦閒狀態，當了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主任後，就把主要關注點放在了文教辦的工作上。張際春家共有三女兩男。老大張雲芬。老二張雲淑在育英小學時，和胡勝利、金戈、鍾小蘭等住在中南海的女孩子在同一年級。老三張雲嘉。老四張小英。張小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增福堂與來福堂相鄰。據陸家的老三陸健回憶，他家一進中南海就住在這裡。陸定一與前夫人唐義貞，曾生育過一女一子。他們惜別在兒子即將分娩之際，陸定一要隨中央紅軍長征，不便長途跋涉的唐義貞，只得帶着女兒留在老根據地。但他們這一別即成永訣，唐義貞在後來的游擊作戰中被捕犧牲，兩個孩子也因託付他人，一時難以尋找，直到“文革”以後，這兩個孩子才得以和生父陸定一團聚。當時住在中南海里的，是陸定一和後來的夫人嚴慰冰，及他們生的三個孩子陸德、陸瑞兒、陸健。

　　增福堂另一邊是永福堂。最先住進永福堂的是朱德，在朱德之後住進永福堂的，是從朝鮮戰場載譽而歸的彭德懷，他是個樸素加嚴肅的人，所以他進院後，院子就肅靜多了。當然，他也喜歡孩子，但不像朱德那樣容忍一群孩子鬧騰。彭德懷住進永福堂以後，接來了幾個孩子，是他的侄子和侄女。

　　在中南海里，和彭德懷有着良好關係的人不少，前腳剛搬走的朱德、永福堂附近的張際春、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慶雲堂的鄧小平等等。但彭德懷不是那種善於閒聊的人，喜歡孩子卻不善於逗孩子玩，因此孩子們對他的記憶，就是有時身後跟着兩三個大一些的孩子，在看電影的時候抱過某某；在西山、香山郊遊時，和朱德下棋。彭德懷工作間的小憩以及飯前飯後，喜歡在他住的永福堂院外的甬道來回踱步，當胡喬木去中南海岸邊散步而從甬道走過時，就可能和正在踱步的彭德懷打個照面，有時他們就都停下腳步聊上幾句。偶爾閒暇無事，他還會應彭德懷之邀，踅進永福堂里小坐。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政務院的辦公中心就設在了中南海懷仁堂、慶雲堂以北，紫光閣以西的區域。政務院最初在中南海北區辦公之際，總理辦公室主任齊燕銘就住在西花廳院內的水榭。他離開政務院後，鄧穎超的秘書張元，就帶着自家的孩子，住進了原來齊燕銘的住所。

　　水榭緊挨着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辦公居住的西花廳。除了在西花廳後院居住的周恩來的侄女、侄子等親屬，能經常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近距離接觸的孩子，就要算是張元的幾個孩子了。特別是住西花廳後院的幾個孩子，因參加工作和另外安排了住處等原因相繼離開後，住在西花廳院落里的年紀較大些的孩子，也就是簫遠音姐弟三人了。因為和周恩來夫婦住得最近，關係很熟，周恩來夫婦有時散步、划船，在紫光閣跳舞，偶爾到郊外呼吸點新鮮空氣，常會帶上“大米”、“二米”。

　　同住在西花廳的院落里，有時周恩來家裡做了好吃的，也會邀請身邊的幹部及孩子一起來享用。簫遠音第一次吃螃蟹，就是在周恩來家吃的。不會吃螃蟹的簫遠音，還是在周恩來指教下，學會了用手，用筷子、牙籤吃螃蟹。

　　京劇是中國的國粹之一，周恩來對京劇十分喜愛，並有着很高的鑑賞水準。進中南海後，他若是在西花廳家裡看電影，通常是調戲劇片欣賞。一個晚上，西花廳里又放電影，等着看電影的孩子們一看是京劇片《荒山淚》，就都跑開了。這立刻引起了周恩來的關注，孩子們對自己國家特有的藝術不會欣賞，沒有興趣，是個不該忽略的問題。他把簫遠音姐妹招呼回來，讓她們一邊一個坐在身邊，講起了《荒山淚》的劇情。他講得有聲有色，引人入勝。見孩子們被故事吸引住後，他就吩咐開始放映。

　　大約在1955年前後，李先念搬進中南海，就住進了東花廳。而原來在此辦公的單位，就遷往他處。跟李先念、林佳眉夫婦一起住進東花廳的，是他們的孩子李紫陽、李平平、李小林。最初，孩子們和父母一起在家吃飯，做飯的是李家從湖北帶到北京的老王阿姨，直到困難時期，父親要求他們到大灶食堂就餐。偶爾晚上沒活動，李先念在家吃完晚飯後，可以小憩一會兒，因為通常到夜裡十一二點的時候，周恩來就要把李先念等叫到西花廳那裡開會。夜晚工作、開會，這都是戰爭年代跟着毛澤東形成的習慣，解放後一直沿襲了下來。開完會總要到凌晨一兩點鐘，兩三點鐘了。開完會周恩來就休息了，他起得晚一點，而李先念從不睡懶覺，早晨很早就起床。

　　孩子們還有一項娛樂，是到西花廳打乒乓球，這得和所有在這裡打乒乓球的人一樣排隊。人多排隊的時間長，所以多數時間是看別人打。打乒乓球幾乎是周恩來的惟一運動，他就靠打乒乓球鍛煉身體，在西花廳辦公時，幾乎每天都打一會兒。右手有傷的周恩來，乒乓球打得並不怎麼好，因為這是他平時惟一的鍛煉方式，所以成人們都儘量給他餵好球，以使他興致高，能多打一會兒。可孩子們沒有這一概念，上了乒乓球案子就想贏。簫遠音對此也印象頗深：“為了贏周恩來，我們還專門往他的手最不好接球的區域打，打得他很難受。有時，他就說出來：‘別人和我打，總讓我幾個；大米和我打球，從不讓我。’我當時就沒想到，應該設法讓伯伯多鍛煉一會兒，那時真是孩子呀。”

　　孩子們常在假山或其他離辦公區域很近的地方玩耍，特別是一高興就忘乎所以，吵吵嚷嚷地影響大人們工作。周恩來就自己掏錢買了一些棋、撲克等娛樂品，送給孩子們玩。玩這些娛樂品，要在房間裡桌子邊。這樣，孩子們就不至成天亂跑亂鬧了。假期里，孩子們都不上課了，在中南海的時間更多。每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也拿出點錢，支持辦少年之家，並吩咐機關里派個大人，組織孩子活動，以保證辦公不受影響。李先念家的孩子，也加入了少年之家的活動，和中南海北區的孩子們在一起玩得很愉快。

　　 在靠近國務院辦公和生活區這邊，還有一個比較大的院子，被稱為福祿居。50年代中期以後，林伯渠一家就搬來了這裡。林伯渠又於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始終保持着樸素的生活作風。因接待外賓、外出工作和參加大型宴會的需要，公家先後為林伯渠做了兩套毛料衣服，但一回到家裡，他馬上換穿自己原有的舊服裝。福祿居的房子年久失修，他搬入後，中南海的行政管理部門幾次建議翻修，林伯渠都不同意。他說這房子比起普通老百姓的，不知好多少倍了，國家剛剛建立於廢墟之上，應該把錢用在建設上。這樣一住就是好幾年，直到再不加固就可能發生危險時，林伯渠才同意對房屋進行維修。但聽說維修費用過高時，他又變卦了，直到行政管理部門答應降低維修費用，他才再次點頭。在國務院北門南面，福祿居東邊，分別住着幾位國務院的副秘書長。像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國務院副秘書長楊放之等。繼齊燕銘之後擔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原名童大鵬，因為個子小，一直被人“小鵬”“小鵬”地叫，結果最後就變大為小了。和童小鵬、紫菲夫婦同住在國務院區域家中的，是他們的三個孩子。自幼就很活潑的童小鵬，跟孩子們從不板着面孔，所以別人家的孩子們常聚到他家去玩，他對孩子們的玩鬧也不過多干涉。童非非小學和陳珊珊、石小林是同班同學，在一個學習小組。他們放學後集體做作業，通常是在童小鵬家。有時候，童小鵬會冷不丁回家，抽查一下孩子們是不是在認真學習。

　　在國務院區域紫光閣北邊，和中南海門診部正對面，也有一棟50年代新蓋的宿舍樓。這棟樓的規模和南船塢差不多，能住下10餘戶人家。這棟樓呈“工”字形，所以人們通常就稱之為“工字樓”。在這裡居住的，有周恩來負責經濟計劃口的秘書顧明一家。

　　工字樓里還住着幾位老保衛幹部，一位是國務院秘書廳的警衛處處長賀清華。他是個老資格，14歲就擔任陝西省延川縣永坪區團支部書記。中央紅軍剛到達陝北那年他參加了紅軍，開始在紅一方面軍保衛局，1936年即給毛澤東當警衛員。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他也隨行保衛。胡宗南進攻延安時，他隨毛澤東轉戰陝北，直到1947年夏季在作戰中負傷，才離開毛澤東身邊。他的夫人李錦也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帶過李訥。新中國成立後，賀清華一家也進了中南海，但是在國務院這邊，還是干老本行，搞警衛。

　　1954年國務院秘書廳機要室改機要處時任處長，“文革”開始後任總理值班室負責人的吳慶彤家，也是工字樓的住戶，和顧明家在同一層。他原是曾思玉的第十九兵團64軍的機要科長，在抗美援朝作戰中，他的腿被炸斷，回國治療，治癒後調到國務院秘書廳機要室任科長。除了自己的兩個孩子吳繼光、吳繼平兄妹外，吳慶彤還一直撫養着妻子兄弟的兒子石小林。吳繼光和妹妹吳繼平，在學校里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和中南海里大多數家庭一樣，父母跟孩子談起學習來，要求是很嚴格的，一旦成績不好，回家挨罵是免不了的，但實際上家長並沒有太多的精力管孩子。“我父親經常出差，即使在北京平時工作也忙；母親管過，但也沒有多少時間，孩子的學習主要靠自覺。不像現在，家長要操那麼多心，甚至要親自承擔教學任務。”吳繼平說。

　　課餘時間，吳繼光還喜歡讀書。國務院區域內有個圖書館，藏書雖然不是十分豐富，但是足夠孩子看的了。吳繼光經常去那個圖書館，從二三年級就在那裡閱覽，並把一些很厚很厚的書借回家看。在圖書館旁邊，就是國務院的少年之家，那裡有個乒乓球案子，孩子們也常到那裡去打乒乓球。在這裡打乒乓球也是要排隊，不論是誰的孩子，大家都很自覺。

　　做好事、助人為樂是那個時代的風尚，在中南海里是容易找到這種機會的。在國務院這邊，有個看船的老張頭，他夏季的主要工作是在划船前，把船從北船塢拉過來，泊放在各個小碼頭邊，划船之後再送回北船塢。石小林、吳繼光兄弟老幫助老張頭送船。把散放在小碼頭的船串在一起，劃到對岸北船塢，再劃一隻船返回來。當然，其他的孩子也是很樂意、並積極爭取做這項工作。

　　
工字樓里有一個年紀稍大的孩子的聚集點，那就是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糧食組組長何畏的家。何畏只有一個獨子，名叫張寰。因為是獨生子，張寰小時候比較蔫。父母親為了培養他活躍、外向的性格，獨立自主的能力，特意讓他獨住一室，鼓勵他多與人交往，他邀朋友到家裡玩，父母不過問干涉。結果和他年紀相仿的孩子，誰都願意到他家去，感覺自由自在。

　　國務院的孩子，見周恩來的機會是相當多的，張寰的回憶是他把周恩來嚇了一跳。中南海里大一點、會騎車的孩子，常常在一起比車技。一天黃昏，周恩來、童小鵬、許明幾個人出來散步。幾個孩子正在練車技，張寰把車蹬得飛快，見前面有幾個人在走，但看不清是誰，他覺得他們走得比較鬆散，可以從中間縫隙里穿過去。直到騎近了，張寰才看清是總理，覺得穿過去不合適，就馬上一捏閘。車猛然停在周恩來身邊，周恩來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童小鵬等馬上扶住總理，對我說：‘張寰，你這個愣小子，怎麼騎這麼快？’總理也說：‘你騎車真快呀。’

　　我當時也不知該說什麼，聽他們說完，趕緊蹬車離開了。”

　　住在工字樓的，還有當過中南海門診部主任的沈謙，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的兒子，他後來做了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的公公。那是1964年國慶節後，周秉德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孫子沈人驊結婚，這還和周恩來的老秘書何謙有些關係。何謙和周秉德很熟悉，她剛進中南海時，就幫她安排過食宿，購買過日用品。聽到周秉德母親和鄧穎超有時念叨25歲的周秉德還沒有對象，何謙很把此事放在心上。過了一段時間，留心此事的何謙發現，樓里有時有位年輕的解放軍軍官進出。1963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逝世。在追悼會上，何謙發現那位軍官就站在沈謙身邊。他和沈謙是老熟人了，又是近鄰，印象中他只有一個女兒，這個青年軍官是誰呢？經何謙進一步了解，青年軍官叫沈人驊，是沈謙的兒子，30出頭，還沒有對象。於是，何謙決意來做個“紅娘”。

　　何謙的家和沈謙的家同在國務院西便門宿舍，還在同一幢樓同一個門洞的上下層。他把周秉德母女邀到自家，又把沈謙父子請下樓。談話從樓下談到了樓上，交談中周秉德覺得沈人驊有知識，老實正派，第一印象就不錯。當時沈人驊還在山東濟南空軍第五航校工作，他們見了幾面後，就全憑魚雁傳書談戀愛了。漸漸地，周秉德對沈人驊的了解更多了：英語好，專業業務好，政治表現好，家庭背景好……1964年初，沈人驊因參加籌建西安空軍工程學院，臨時到北京工作，周秉德的戀愛之花，終於到了臨近結果的季節。婚後，周秉德和沈人驊去西花廳，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

　　1949年5月，中央組織部先遣人員來到北戴河，開始接收吳家樓、德國府、聯峰醫院、齊家樓等建築，建立中央組織部北戴河療養院。三年後，改稱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北戴河療養院，由中共中央供給部領導，設院辦公室於四號樓，醫務室於八號樓，開始接收幹部休養。1953年療養院已有樓房21幢，朱德、徐特立等，是最早到此來休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形勢的發展和中央工作的需要，要求擴大療養院建設，以適應接待更多的中央負責同志，到此休息和在暑期辦公。1953年冬，中共中央辦公廳決定籌建中辦警衛局北戴河管理處，先後接收和購買了舊房53幢加以修葺；同時新建浴場（第五浴場）和一樓。真正堪稱規模，已是1957年，新組建中直管理局北戴河管理處管理整個別墅區。此時，別墅區擁有新舊樓房183處，總建築面積12.5萬多平方米，占地面積超過了三平方公里。然而在此前的1954年，毛澤東已經開始到北戴河度夏。當他有了去北戴河的念頭後，作為衛士長的中辦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先到北戴河打前站。

　　毛澤東決定赴北戴河的時間已經臨近第一屆全國人大的召開，而在這屆人大會議上，將討論通過他親自領導起草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他想在這次重大會議之前，回味一下中流擊水的愜意。大概是因為公務未了，預計到達的時間過了，毛澤東還沒有到。據李敏回憶，江青帶着她和李訥已經到北戴河幾天了，還沒見到說好要來的毛澤東，李敏和李訥遂給爸爸寫了封信，催他快來。此時，毛澤東帶着秀才們來到了北戴河。當擱置公務的閒暇時刻，毛澤東幾次親自帶着孩子們下海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