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梁東元

曾卓榮說，我們在天山找礦，由於有烏斯曼一夥活動，我們晚上都很警惕，都輪流值班。

有一次在白城北邊一個山谷裡頭宿營，搭起了帳篷，科什爾尼夫尼科夫和他老婆阿爾莎，

還有一個若拉，還有戈爾巴喬夫，四個蘇聯專家，我們也有一二十人，這一個小隊也可以

說是我們這個隊裡面的主要骨幹，都集中在一塊了。所以當時我們的崗哨就設在那個山坡

上，從這裡看那個平地，可以看得很遠。睡到晚上12點的時候，這個哨兵突然發現遠處有

打手電筒的，以為前面是來摸我們的，是對我們來偵察的，他就先沒作反應。等那個人慢

慢走，走得近了，他突然喊口號，我們晚上都規定有口號的，就是口令啊。他這一喊，對

方不知道哇，答不上來，答不上來呢，哨兵就開了一槍。打了一槍以後，那個人就慌了，

就從旁邊躲着走，手電筒也沒有關閉，胳膊一擺動，一時間漫天遍野都是手電筒的光。哨

兵一看，這傢伙好像不止一個人。我們一聽到槍聲，馬上都起來了，這個警衛很緊張，以

為我們被包圍了。我們有兩三架手提機槍，於是把這個輕重武器都布置好了，再把四個專

家給他保護起來。我們隊長叫宏志全，他過去對軍事上還是有一些經驗，把這個隊伍一布

置，人家攻過來怎麼防衛，怎麼撤退，都做了安排。另外，迅速把資料、文件都裝了箱，

同時還派出了我們的輕裝部隊，和崗哨一起對正面來的那個方向進行偵察。我們派去的人

喊話，最後回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我們的管理員，叫馬應仁，還有一個是他帶的人，兩

個人不知道我們規定的口令，他是去籌辦別的事，所以知道我們隊伍在這個谷里，他走

啊，走到天黑了，還沒有到，最後還是想趕到這個地方來結果槍響了。

勘察隊員們不光要防壞人，防泄密，還要防野獸。天天在野外起早貪黑活動，說不定什麼

時候就會面臨危險。新疆人煙很稀少，野生動物特別多，人們一旦單獨置身於外面，就會

受到死亡威脅。曾卓榮說，危險是經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過狼。那時因為路線一定

下來以後。就是逢山過山，逢溝過溝，不能夠取巧，必須沿着這個方向走。所以，我們找

礦員這一跑，回來的時候就回不來了。去的時候有很大的勁，想找礦啊，一直找到這個指

定地點，往回走呢，就把儀器關了，就走路回來了。你還是要像原先那樣往回走，別的地

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兩天也走不回來。上好上，一下來有的地方就下不

來了。有的人回不來，晚上就只好在山頭上露宿了。

我們有一個女地質員叫陳淑德，1955年重慶大學畢業的，她那天就回不來了，往下走呢，

有一個幾米高的坎，她沒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還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個山窩子裡

頭呆下來了。晚上找也找不着，我們第二天早晨派人才把她接回來。我們還有一個路線

呢，有個隊員沿着溝里走，以後跑路線正好跑到樹陰下，溝裡邊一般都有點樹，一下子碰

到了熊，遭遇上了。他也沒有經驗，我們那時規定，要是發現有特別情況就吹哨子。每個

人有一個口哨。可他這一吹哨子呢，這個熊就驚了，它一來就兩扒拉，把這個人給扒拉到

地上去了，完了用舌頭給他這塊臉都 舔了。最後住了很長時間的醫院，以後這個同志也

就不能找礦了，現在還在呢。這個臉我都見過，從額上右邊，眼睛沒有瞎，因為他緊閉着

眼睛，因為這一舔啊，把眼皮都給他舔壞了。長了新肉以後這半邊臉都變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氣已經很冷，勘察隊上到帕米爾高原，發現了巴斯布拉克礦點。當時的一

位找礦員叫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線一個點一點測，慢慢發現儀器上的反應高起來了。

馬振海興奮起來，又在左右逐步探測，最後圈出了一個異常礦化點，規模有一兩米厚，二

十來米長。繼續往前追溯，還有一些異常點。回來以後一報告，蘇聯專家很重視，馬上組

織測量，沿着馬振海發現的測點走向，再向兩邊追溯，最終找出了一條礦帶。這時已經是

隆冬季節，天寒地凍了，有些人建議明年再來繼續工作，蘇聯專家說不行，因為這個礦帶

類型很好，應該繼續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這個區域究竟怎麼樣。

勘察人員便在冰天雪地下繼續測圖、探測，搞了一個多月。在此期間，北京的領導和專家

都趕到那兒去看，第二年很快就開始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勘探。這裡平地都是三千多米的海

拔，空氣稀薄，人就住在搭的帳篷里，當時有個從北京跟着領導一塊去看點的人沒有經

驗，上廁所跑得太快了，一下就暈倒了。後來隊員們上了點以後，因為沒有那麼多帳篷，

便都挖了地窩子，裡面能睡一個人，上面擋擋風雨。

來華工作的蘇聯鈾礦地質專家，最多時候有400多人，在新疆的專家有100多人。曾卓榮

說，蘇聯專家來華工作，從1955年到1956年這第一個階段叫中蘇合營，兩家合夥干，找到

礦以後呢，給他提供礦石，他給我們提供設備、技術和專家。1956年到1960年這一段，是

我們為主，他是顧問，繼續幫助我們找，所以對中蘇雙方來說，等於給自己干一樣，熱情

非常高。專家來華也是經過挑選的，所以總的來講蘇聯專家的表現都很不錯。他們也是形

形色色，各有各的特點，有時遇到困難和危險，也特別要意思。

有一次，我們發現在庫爾勒的一個點上有鈾礦化現象，我們這個專家帶了一批人，大概有

七八個蘇聯專家，我是中方的，加一個翻譯和一個保衛，再加上嘎斯63車的司機一共是12

個人。本來照我們的意思是要走保險的那個路，過去我們小隊的車，常來往的。可是我們

這個專家頭頭堅持要走直道，說那個路線太遠，300多公里要走一天。我在這個圖上一看

呢，雖然只有100多公里，但走這直道要走塔里木盆地和天山接合部，原來曾經標過有這

麼一條路，可是並沒有把握啊。

為了保險起見，我們帶了一天的乾糧，一大桶油，放在那個車前邊就出發了。這一走，進

入接合部的時候，流水沖的那個溝像搓板一樣，汽車在搓板是走你就開不動了，一小時才

能走出五六公里。可蘇聯專家愛冒險，還是要往前走，他就不聽你的，結果我們一走，走

到天黑了，只走出60多公里，還有百八十公里呢，這怎麼辦？我們晚上呆在一個小河溝子

的旁邊，也沒有帶帳篷，因為都是臨時的，也沒有想到要在外邊過夜的，大家就露宿了。

我們把一天的乾糧已經吃光了，那個河溝子裡頭這個水啊，大概也就是一米都深兩米多寬

的這個河溝，新疆當地的老百姓不怎麼吃魚，那魚都是這麼長一條，我就用手電這麼一

照，魚都來了，再用缸子舀這個魚，一下子弄出它幾十條來，完了就用火那麼烤着，那吃

得還蠻香。

第二天繼續走。我們說，這一桶油能不能保證夠用啊，因為你沒有油了，上不着天，下不

着地，我們又沒有通信聯絡設備，怎麼辦，最後還是走。好在它這個接合部撅開了，往山

上走一個小時也能走十多公里，這樣又走出七八十公里。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了，這個油都

燒完了，這就到了絕境了。蘇聯專家出來時帶有獵槍、雙筒獵槍，他就把烏魯木齊買的新

禮帽丟到空中，叭，開槍打這個帽子，把皮夾克也扔起來，也用槍打。我們一看這也不是

個事啊，是吧，所以我跟警衛和司機商量，讓警衛自己帶着槍，告訴他地形圖，叫他沿着

這個方向爬過去，大概十多公里就可以找到我們駐地。我說，你爬也要爬到。那時候也餓

了半天了，因為第一天晚上只吃了那點河溝子找來的魚，第二天又是大半天過去了。他爬

過去，我們在那個 地方就呆着了，沒有辦法了。汽車不能走，沒有油了，人也走不動

了，你要步行走啊也不行了。最後我就在周圍看有沒有老百姓，正好有兩戶人家，買了一

些雞蛋，新疆那時候雞蛋很便宜的，我們一塊錢可以買五六十個。買了兩塊錢的雞蛋回

來，一煮，弄點鹽巴一蘸，就吃這個雞蛋。蘇聯專家他餓了，有時平常吃一個就夠，那天

有吃四個的，有吃五個的。我們年輕，又吃得多，我就吃了二十來個，吃了以後還得等

啊。第二天凌晨大概是四點鐘，我們的警衛員跑到駐地，連夜把車開出來，這個救援車帶

着饅頭，來迎我們。最後把汽車灌上油一起開到駐地去了。連夜睡覺，第二天中午又起

來，當地也沒有什麼青菜，除了雞蛋還是雞蛋，好多專家都反胃了。以後見了雞蛋啊，就

想吐。

劉興忠說，我在三0九隊的一分隊當中方地質負責人的時候，跟找礦員一起跑路線。有時

茅草很深，把身上劃得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碰到河溝，就跳到河溝里去找礦，河溝里的

水冰涼，涼得不得了，徹骨的涼。然後又上去，又爬山，就這麼一天，逢溝進溝，逢山過

山，有茅草住茅草房，沒有就露宿野外。蘇聯人他們說一不二，他們的意見你必須要執行

的。比如跑這個路線，碰着陡坡你得爬上去，按這個路線走，你繞着走就不行。那時宋部

長要求我們向蘇聯專家學習，所以，要求我們虛心。領導幹部跟蘇聯專家發生爭論的時

候，他們蘇聯專家有些做法還是很絕對的。

下午回來以後，我的工作服啊，後邊一層白鹼都是汗鹼，說明一天出了多少汗。出太陽也

出去，下雨也出去，所以，下雨天呢，外頭下裡頭也下，裡頭也是濕的。穿着雨衣去找

礦，拿着探測儀、輻射儀。普查隊走到哪兒住到哪兒。比如我在這兒工作了幾天，完了就

搬家了。搬家靠什麼呢？自己的行李自己擔着，拿扁擔挑着就走了，連儀器設備帶自己的

行李搬家了。搬到老鄉那兒去，老鄉有什麼空房子就住什麼房子。有的房子下面是豬圈，

上面就是一個茅草房，晚上睡覺可以看到星星。

那時候地質部在新疆組織了個中蘇合作考察隊，佟城做領隊，派了一個專家叫司又東，派

了我一個，還有冶金部一個，還帶着一個翻譯。蘇聯那一方派了三四個人，組成了一個混

合的調查組，在新疆的北部搞區域調查。有一天晚上，太陽已經快落山了，準備安營了。

我們騎馬走到額爾齊斯河的邊上，水流得特別急啊，每秒是3米以上，嘩嘩往下流。我建

議蘇聯專家說咱們在岸這邊紮營睡覺吧。他說要過河，我說太晚了，他說不行啊，非得過

河不行。人家蘇聯專家說了算啊，過河吧。他們先過，騎着大馬就過去了，我騎着個小白

馬，我就不敢過，因為水流得太急了，因為沒有騎馬過過河啊。後來沒辦法，只能過河，

走到河中間的時候，那水啊流得特別急，看見水就頭昏啊。蘇聯專家在河對岸就喊：你看

山，你看山，不要看水，越看水頭越昏。我剛一看山，這馬的兩個後腿支持不住了，被河

水一衝打跌了一下。我由馬背就衝下去了，順着水漂走了，哎呀，那水特別的涼啊，澈骨

澈骨的涼啊。我一掙扎就沉底了，摸着河床的石頭了，後來又起來了，就這麼起起伏伏，

一直往下漂。

我自己一想，完了，我起不來了，怎麼都起不來了。這水流得太急了。在這種危急的情況

下，已經過了河的蘇聯專家叫希尼森，是礦物專家，他沿2着河這邊追我，還有沒有過河

的一個哈薩克馬夫，沿着河這邊追我，河兩邊兩匹馬來追我，我在河當中漂，快追到我的

時候，那專家一下子跳下去把我抓住了。抓住我以後，把我拉上來，拖到一個小土包上讓

我控水，吐水，那差一點兒把小命給丟了啊。後來，希尼森還安慰我：劉，你還是很勇敢

的，你沒有哭啊。

因為有蘇聯專家一起參與搞普查，專家平時特別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負責的人

就時常處於一種尷尬境地。平時他們難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需要找當地政府和領

隊解決問題，可人家一問，他們往往又不好深談，顯得頗有些不夠意思。

有一次，在烏魯木齊開大會，叫楊士文也參加。他到那裡一看，發現都是烏魯木齊各方面

的領導人，還有各個地區的官員，伊犁的、塔城地區的都來了。伊犁區的州長是少數民

族，對勘察隊的人非常不滿。他說：我們當州長，這是黨對我們的信任嘛。你們五一九隊

的人嘛找我們，要人嘛給人，要車嘛給車，要什麼嘛都支持你們啊，但是我問你們搞什

麼，你們都不告訴我們嘛，我們很有意見嘛，很傷腦筋嘛。楊士文實在沒辦法，向上級請

示獲准後，就在會上把整個情況做了匯報，以緩和局面。結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說原來如

此，一定盡最大的力量支持地質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