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美國當局被迫釋放了錢學森，然而，這個昨天對美國的火箭飛行事業“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依舊未能擺脫陰影的籠罩。美國當局非法限制錢學森的人生自由：他們要錢學森每個月到移民局報到一次，不准他離開他所在的洛杉磯，並且要隨時接受美國當局的傳訊。
偌大的洛杉磯竟然成了一個無形的囚室——錢學森被軟禁了。
在錢學森被軟禁期間，他的許多朋友的遭遇比他更為悲慘。威因鮑姆因為被美國司法當局指控為共產黨的外圍分子，判處4年徒刑。馬林納、桑莫非以及與錢學森一起工作過的許多科學家，也因受到麥卡錫分子的指控，而遭審訊。
由於麥卡錫主義的幽靈死死纏住馬林納，馬林納感到在美國無法自由工作和生活，便毅然放棄了火箭飛行的研究，被迫去了法國巴黎，改行從事繪畫藝術，直到六十年代病逝於巴黎。
錢學森交保釋放後，也曾造成轟動。全美各大報紙都以重要篇幅刊登錢學森事件的事情發展。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正義人士聲援錢學森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再度向美國當局提出嚴正抗議，要求美國放棄對錢學森的軟禁和審訊，准許錢學森自由離境。
可是，這期間，正是美國在亞洲製造緊張局勢的嚴重關頭。美國軍隊在朝鮮戰場敗陣之後，依靠第七艦隊的海軍力量，於9月25日在仁川強行登陸，並用空軍狂轟濫炸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後方。他們還向新中國挑畔，將炸彈投擲到鴨綠江對岸的安東（現丹東）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不得不派出志願軍過江作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於是，中美兩國的武裝力量的直接較量——正義與侵略的較量發生了。
然而，美國五角大樓的決策人過低地估計了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當他們的部隊與中國人民志願軍正面較量不久，便被打得難以招架，節節敗退下來。
在這樣國際背景下，美國當局自然更加害怕錢學森回到中國大陸。因為那就意味着又有“幾個師”的兵力，增援朝鮮戰場，甚至，比這種情況更為嚴重。
正因為“錢學森事件”關係十分重大，所以，美國司法當局和美國軍方，絲毫不敢掉以輕心。他們在錢學森回國的問題上，不僅沒有一點鬆動，相反，進一步加強了對錢學森的限制和監視。
時常是正當錢學森在書房閱讀書刊，突然有聯邦調查局的特務人員登門造訪。他們用粗暴的敲門聲，干擾他的平靜，甚至不等主人開門便闖了進來。對於這些不速之客，開始時，錢學森還客氣地問他們一聲“有事嗎？”這些人無言以對，卻大模大樣地坐在沙發上，吸煙、喝飲料，旁若無人。後來，錢學森實在忍無可忍了，便對這些流氓特務嚴加斥責和嘲諷，直到把他們趕出房去。
錢學森的信件和電話也受到嚴格的監視和檢查。他的朋友和同事們，就有人因為給他打了電話，便受到聯邦調查局無休止的盤問。為了減少麻煩，朋友們同他的聯繫和接觸一度被中斷，他變成了深居簡出的“隱士”。
即使這樣，美國當局也沒有放鬆對他的迫害。他們用無休止地重覆審訊和盤問，繼續對他進行折磨。
195O年11月15日，錢學森在洛杉礬一間大廈的小房間裡接受審訊。
主持這次審訊的是聽審官華特爾，主要審問者是美國司法部駐洛杉磯移民局的檢查官古爾丘，速記員是克里頓。另外，還有一些旁聽人和新聞記者。
幾十人擠在一間狹小的房間裡。房間沒有通風、空調設備，窗門緊閉，百葉簾低垂，空氣齷齪而沉悶。
錢學森的辯護律師仍是柯柏。
華特爾按照例行公事進行了一番一般性盤問之後，接着，宣布錢學森被指控犯有違犯移民法罪。按照美國移民法，凡移民來美國居住的人，都不能是暴力推翻美國政府的任何社團和組織的成員。而錢學森被當局認定是共產黨員或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
這樣的指控，恰恰暴露了美國政府的假民主、假自由。因為，依照美國這個所謂“民主社會”的憲法，公民有思想、信仰、集會、結社、示威、罷工的自由，這當然包括允許反對黨派存在和活動的自由。但是，美國政府卻把共產黨等反對黨派宣布為非法，而進行殘酷的鎮壓。不僅如此，他們還規定，凡是具有美國公民身份而從事各種工作的人，都要向當局宣誓忠於美國政府。倘若事後發現宣誓人與共產黨有某種關係，便控以“發假誓”的罪名，而予以解僱、審訊或判刑。對於居住美國的外籍僑民，便以移民法來加以約束。如
今，美國當局正是運用這一套路來指控錢學森的罪名。
當聽審官華特爾宣布了對錢學森的指控罪名之後，審訊便由檢查官古爾丘來進行。
古爾丘原是美國政府的一個反共老手。早在二十年代便充當了聯邦調查局所謂反顛覆活動的偵探。如今，他又承辦錢學森的所謂違反美國政府移民法案。
老奸巨滑的古爾丘，從錢學森1911年在上海出生時間問起，然後按時間順序和事情的經歷一直問到他們將錢學森拘留起來為止。整個審訊的冗長和繁瑣可想而知。如果將審訊的全部記錄轉錄過來。簡直可以成為錢學森的半生傳記。這裡，我們只能將其中某些段落摘錄出來，從中可以看到錢學森的為人和高尚的氣節。
“你要回中國有什麼目的？”
“我再重複地說一遍，因為我是大唐的後代，我的根在中國，中國是生我養我的土地，我只圖報答她。”
“你認為你應該為誰效忠？”
“我應該忠於中國人民。”
“誰是中國人民？”
“四億五干萬中國人民。”
“四億五千萬住在共產黨中國的人民嗎？”
“他們之中大部分住在那裡。”
“你認為你應該忠於中國的國民政府嗎？”
“如果他們在治理中國，如果他們在做有益於人民的事，那麼我應該忠於他們。”
“你覺得國民政府是這樣嗎？”
“這一點——我還要等着瞧。”
“這一點，你心裡對他們還不能確定嗎？”
“他們以前做的事不很好。”
“那麼，現在共產黨的中國政府正在對中國人民干着好事嗎？”
“我沒有消息。”
“你說你沒有消息，但你為何又要去那裡？”
“是的，如果我到了那裡，那麼，我將對閣下所要問的問題進行了解。”
“你打算帶所有的資料——關於航空和噴射推進的文字資料
——去幹什麼？”
“這是我知識的一部分，它是屬於我的。”
“你打算怎樣使用這些知識？”
“將它放在我的心裡。”
“你打算將它用到中國——共產黨中國去嗎？”
“這是屬於我的財產，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正好像我要出賣，我的才能，要給誰就給誰一樣。”。
“假如美國和紅色中國之間發生衝突，你會為美國對紅色中國作戰嗎？”
“我不能答覆這個問題，因為指控者所描述的局勢並未發生。”
“這樣的局勢並未發生是何所指？”
“這樣的局勢還沒有出現。換言之，美國現在還沒有向中國宣戰。”
“一旦戰爭爆發，你究竟會否為美國向紅色中國作戰？”
“我未曾考慮這個問題。”
“你是否還要先作出決定，決定這場戰爭是否有益於中國人民，嗎？”
“是的，我要作這樣的決定。”
“你不准許美國政府替你作出這樣的決定嗎？”
“不，當然不。”
“為什麼你不肯聽從於美國政府？”
“因為家父曾經囑託於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
“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人民大眾喜歡什麼，你說什麼，人民大眾喜歡什
麼，你做什麼。家父從未談起，天聽美國人聽，天視美國人視。所以，
絕不能是美國當局要我做什麼，我便去做什麼。”
“那麼，我要問你，你願否將你在美國所學得的知識用在美 國？”
“我早已用在美國了。”
“那麼，我再問你，你可以將你在航空學和噴射推進方面的知識用在美國以反對中國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與我前面所作的答案相同。”
至此，錢學森的掙掙鐵骨已令美國當局為之色變，而美國當局阻撓錢學森歸國的惡毒用心已昭然若揭。
次日，審訊繼續進行。
美國司法當局把12年前與錢學森家“派對”相聚的朋友，一個一個地傳訊到審訊室來。許多人說他們知道這是個共產黨支部，但是，每個人都含糊地說，他回憶不起錢學森是否偶然參加過會議。他們說，到那裡去的客人們，特別是外國人經常被邀請，這些客人沒有必要知道這些會議是共產黨的集會。因此，沒有一個證人有任何把握供認錢學森是這個支部的成員。當時，一個管理經費的司庫作證說，他回憶不起來收過錢學森的黨費。
事實已經很清楚，錢學森不是共產黨員。當然，錢學森也承認，他參加過被當局指控的所謂“共產黨會議”的那種集會，但他本人並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會議。他義正辭嚴地指出，他沒有罪。他從未參加過美國共產黨，他們的“集會”僅是朋友間的閒談，沒有任何隱蔽的目的。因此，也不存在違犯美國移民法的罪名。
美國司法當局並不就此甘休。他們又從洛杉礬警察局打進美共的內奸比爾·金普爾那裡索取證詞。金普爾提供了一些共產黨員名單。據說，錢學森的名字出現在其中的一組名單中。但進一步細查之後，發現金普爾提供的名單，並不是美國共產黨的文件，都是金普爾手寫的。錢學森的律師柯柏當即指出，這些沒有經過認證的名單，如果不是偽證，充其量不過是書寫者把錢學森出席過某次會議被誤認為是發展對象而記錄下來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在律師的反駁面前，金普爾不僅拿不出一份帶有錢學森簽名手跡的共產黨記錄，或錢學森交納黨費的證據或黨證，就連寫在官方檔案上或正式公用紙張上的黨員名單也拿不出來。
美國當局沒有足夠的證據定錢學森的罪名，儘管錢學森的辯護律師一再向美國司法當局提出抗議，但美國執行法官依然花費了很長時間，在政治觀點上對錢學森進行質問，以此來脅迫錢學森放棄回歸新中國的願望。但是，錢學森矢志不渝。
的確，如果你在錢學森被軟禁期間，到他的家中看望，你聽到的依然是回歸祖國的話語；你看到的，是他時刻準備動身回國的行裝。
蔣英在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那幾年，我家總是擺放着三隻輕便的箱子，天天準備隨時可以搭飛機動身回國。”。
錢學森在美國被羈留的消息傳到了上海，他的老父親錢均夫深為兒子一家人的處境感到憂慮。他想寫信給兒子，但又怕信被美國當局扣壓，反而連累學森。不寫信，心中又憋悶得很。考慮再三，還是決定給兒子寫信，說幾句勉勵的話。他希望能通過美國當局的檢查，送到兒子手中。為此，老人的信寫得很含蓄。信中表達了父親對兒子處境的惦念和關切，更重要的是對兒子的囑託。信中寫道：
…… 吾兒對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贅述。吾所囑者：人生難免波折，歲月磋跎，全賴堅強意志。目的既定，便楔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彎路重重，但要始終抱定自己崇高理想。相信吾兒對科學事業的忠誠，對故國的忠誠；也相信吾兒那中國人的靈魂永遠是覺醒的……
香港《文匯報》一位記者也給錢學森寫來上封信。信中寫道：
…… 你是炎黃子孫的傑出天才，你是祖國人民的驕傲，祖國人民關懷你，祖國人民熱愛你。
錢博士，我們熱切地期望你走在回歸祖國的路上。然而，眼前的崎嶇道路望你能夠挺身逾越它。當你在人生之旅途上看不到曙光時，你千萬不要絕望地把心扉緊閉，必須用心裡那盞長年點燃着的燈盞，來為自己照亮前進的路......
接到父親的來信，錢學森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從信上他看到了父親那關切而憂慮的目光，也看到父親在解放後思想上的飛躍。他的心靈再次受到鼓舞。祖國和香港朋友的來信，也深深地感動了他。他感到渾身充滿了力量，是的，畢竟在大洋彼岸有許多骨肉同胞如此關懷着他，熱愛着他。
這期間，美國的眾多朋友也在熱情地關懷着錢學森。加州理工學院的院長杜布里奇很快恢復了錢學森的教授工作。學院的許多教授，以他們自己的名譽，為錢學森承擔風險，並幫助他支付沉重的法律費用。錢學森從美國朋友的真誠友誼中得到慰藉。他默默地吞下了美國當局加給他的羞辱，強壓着心頭的怒火，回到了工作崗位。當然，美國當局既然不允許他接觸軍事科學機密，所以，他只好告別古根海姆噴射實驗室，從而成為了加州理工學院一位數學教授，從事數學研究。
錢學森畢竟是錢學森，他搞數學，也要有所突破。從此，他又與代表世界最現代潮流的電子計算機結下了不解之緣。
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錢學森數學教授的生涯也並不平坦。
1951年2月，錢學森又一次被美國司法當局傳訊，接學非法審訊。
這一次，美國當局是經過了充分準備的。他們召來經過訓練的美共叛徒羅薩諾夫和希凡·魯賓來作證。
羅薩諾夫自稱於1938年春天，在加州理工學院當學生時，參加了美國共產黨。他曾經在威因鮑姆一案中出庭作證，指認威因鮑姆是美共黨員。如今，美國當局又把這條狗牽來，妄圖實現對錢學森審訊的突破。他在發表證詞時妄稱當年曾經同威因鮑姆一起討論過錢學森入黨問題。他認為，錢學森將來可能入黨。
希凡·魯賓是一個物理學家。1936年至1939年曾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自認那時是共產黨員，曾認識錢學森，但記不起是怎樣相識的，更記不起錢學森是否參加過共產黨的會議。他在作證時說；“所有我能說的是，我相信錢學森是一個共產黨員。”
作為向法庭提供的證詞，希凡·魯賓的話是十分荒唐的，是毫無法律價值的。那麼，美國當局為什麼還要拿他來派用場呢？原來，美國當局在錢學森事件上已陷於走投無路的境地，他們製造的這一轟動世界的事件無法收場，在輿論上也已經十分被動。在這種情況下，尋到了魯賓這樣一個據說可以“乘其不備時使他（指錢學森）透露‘真言’的證人”，以便再次製造轟動效應。至於魯賓本人，他原本是拒絕出庭作證的，後來美國當局以“偽證罪”壓魯賓就範。同時，聯邦調查局也向他暗示，如果他改變主意而出庭作證的話，將得到寬大處理。於是，魯賓來到法庭，他可以講的對錢學森最為不利的話，就是“所有我能說的是，我相信錢學森是一個共產黨員。”
與此同時，錢學森的辯護律師也找來杜布諾夫作證。杜布諾夫承認自己曾經是加州理工學院第122教授支部的黨員和組織者。他再三證明錢學森沒有參加他們的組織，他堅決否認錢學森是共產黨員。
經過這個回合的較量，事實似乎已經非常明朗了。
1951年4月26日，美國司法當局的聽審官對錢學森案件作出了最後的判決——
錢學森作為僑民，被發現有共產黨嫌疑，甚至或者是美國共產黨的黨員，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形成威脅，予以驅逐出境。
這個以“莫須有”罪名為基礎形成的判決，實則是美國司法部早已內定的，即使沒有那冗長的審訊，僅憑錢學森要返回新中國這一條，美國當局是註定要加罪於他的。關於這一點，美國當局有關的大小官員均心照不宣。
古人曾經說過，親履艱險者知真情，備經險阻者達物偽。經過煉獄的煎熬，錢學森在剛直、豁達的性格中，更增添了幾許堅韌。至此，錢學森更加深刻地領悟到美國政治的虛偽，領悟到了海外遊子步履的艱難，從而更加嚮往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後來，錢學森每當回憶起這段令人髮指的遭遇時，便會憤憤然地說：
“這一段歷史，我決不會忘記。它使我深深懂得什麼叫帝國主義，領教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國的‘民主’是什麼樣子。”
根據美國當局的司法程序，錢學森被“設想”為一名共產黨員，判處驅逐出境後，就應該允許錢學森立即離開美國。但是，這樣一來，美國當局阻撓錢學森歸國的圖謀就要落空。因為，他們害怕錢學森回歸新中國。於是，他們又宣布不准錢學森“自由離境”。這就是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政治。
對於美國當局在錢學森事件上玩弄的種種把戲，馮·卡門教授看得清清楚楚，事後，他撰寫文章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寫道；
帕薩迪那移民局下令驅逐錢出境，……但錢卻被滯留美 國達 5年...... 滯留錢的目的，是要使他當時所掌握的一切知識變得陳舊過時。錢繼續在加州理工學院執教，但必須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匯報。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屈辱。他從未放棄過回中國去一的打算，因為他覺得，只有中國在真正營救他，而且在那裡他會得到禮遇。或許和錢的想法一樣，我覺得，由於我和華盛頓的密切聯繫，我本來可以為他做更多的事。令人痛心的是，處於這種荒唐的年代，這種局面一旦出現了，即使你有最強的贊助，也幫不了多少忙。
......
對於錢學森來說，最有影響、至關重要的朋友，就是他的導師馮·卡門。因此，錢學森對馮·卡門的愛戴與尊敬一往情深；而馮卡門教授對錢學森的關懷和愛護也始終如一。
在錢學森遭軟禁的日子裡，馮·卡門教授大部分時間在北大西洋組織工作，長期住在巴黎。但是，每當他回到美國，他一定要到薩迪那登門看望錢學森夫婦，給他們以精神安慰。而每當馮·卡門到來，錢學森的情緒就特別好。為此，他們夫婦或者在家中給馮.卡門設宴，或者在洛杉礬唐人街的中餐館裡，邀一些朋友來共進
晚餐。在這些場合，蔣英總要為馮·卡門教授演奏一首鋼琴曲，或演唱兩支人們喜愛的歌曲，比如《紅松林》《友誼地久天長》等。用人表達對師尊的敬愛之情。
馮·卡門由衷地誇獎蔣英，說：“我敬佩她的母親給了英一顆善良而溫情的心，她總是樂意去關懷別人，幫助別人，她有着極好的人緣。”
好妻子是雨季丈夫頭上的一把傘。
好妻子是夏日丈夫身旁的一棵樹。
在錢學森受軟禁長達5年之久的那段漫長的歲月里，蔣英同樣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她毅然放棄了自己那造詣很深的女高音歌唱家的藝術事業，挺身而出，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同厄運作鬥爭。她幾乎以自己的全部時間來操勞家務，照料丈夫，撫養子女，同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和不懷好意的記者周旋。她作為一位賢德的妻子，保護着錢學森，關懷着錢學森，帶給錢學森的是溫暖、信心和希望。
為了擺脫特務的監視，蔣英為丈夫在浴室里放了一張沙發椅，讓錢學森在那裡搞科研，而自己則守候在門外，看書、聽音樂，充當丈夫的“保縹”。她那銳利的談鋒，幽默機智的話語，常使前來糾纏的特務、記者敗興而去。
為了使丈夫、孩子不發生意外，她不敢雇用保姆，默默地承擔起全部家務。每天要照料兩個孩子，料理全家人的飲食。每當周末的清晨，正當許多美國人的家庭主婦還在熟睡的時候，她已經早早起床，到“農貿早市”上去選購新鮮的菜蔬、食品和鮮花。
蔣英對早市上出售的鮮花最感興趣。因為這裡的鮮花與花店裡的鮮花不同，不僅新鮮，而且多是野生的，便宜得很。蔣英像是一支蝴蝶徘徊在那一簇簇散發着清香、帶着露珠的鮮花叢中。經過挑選和討價還價，帶回一束她十分滿意的鮮花來。回到家裡。她還要精心剪插，不一會兒，一盆五彩繽紛、芳香襲人的鮮花，擺放在客廳的茶几上。然後又去製作早點，喚醒丈夫，穿衣、洗漱，用餐。
當錢學森從臥室里走出來，那誘人的花香，把他引向客廳。望着那生機盎然的鮮花，他那消瘦的臉上立刻綻露出驚喜。這時，他總要將心愛的妻子緊緊抱在懷裡，長長地親吻。而後，他俯下身去仔細觀賞，深深地吸一口鮮花的香氣，嘴中連連讚嘆着妻子的插花藝術。
當兩個人圍坐在餐桌旁用早點時，蔣英從早市上買回的新鮮，麵包、果醬、奶酪以及鮮牛奶，又贏得丈夫的一片讚美。
妻子的辛勞，給全家人帶來了歡樂和溫馨。
人在遭遇困境之後，才會更加理解和珍惜真情。挫折和不幸，使得錢學森夫婦更加相互體貼和相互愛護。
錢學森見妻子整天為他、為家人操勞，沒有時間顧及自己的專業，心中十分不安。他總是勸勉妻子注意休息，注意抽出時間練琴，或者練唱。為此，他主動搶着幹些家務。吸塵、燒菜，甚至給孩子洗小衣服，儘量為妻子減輕家務負擔。蔣英理解丈夫的心意，她總是把搶着幹家務的丈夫推走，保證他的科研時間。至於自己在音樂方面的發展，她已經不再考慮。只是為了不荒廢所學，仍然堅持每天短時間的聲樂練習。蔣英純潔無私地為心愛的丈夫獻出了年華、熱情和才智。她從成婚的那一天起，便立志為丈夫的航天事業奉獻自
己的一切。
為了方便回國，同時，也為了與特務周旋，他們頻繁地變動住所。租房往往只簽訂一年的合同。這樣做，在開支上是很不合算的，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在美國租房，要通過不動產公司介紹，要有租房保證人，要交保證金。保證金不僅數額很高，而且有種種規定，其制度等於變相敲詐。例如，租房時，先交相當於月租金三至五倍的保證金。可是退房時，只退給應交保證金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被房主找出紙漏，如發現有不該釘的釘子，不該張貼的畫片等，那保證金就全部被扣了。此外，每搬一次家，還要白送不動產介紹費約計相當於一個月的房租金。
可想而知，僅就這一項開支，給他們造成的經濟負擔是何等沉重。因此，在回國前的一段時間裡，錢學森夫婦的生活費用是很不寬裕的。為了回歸祖國，他們寧可節衣縮食，雖然略顯桔據，但他們互敬互愛，互相關心，依舊過得很好。
每天早餐後，是他們散步聊天的好時光。因為他們已經摸透了特務們“光顧”的時間多是在下午。這時，兩個孩子還未起床，他們可以毫無牽掛地走到房後的草地上。
這片草地很大，遠處連接着一片原始森林。他們迎着清晨的陽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氣，邊走邊做着一些簡單的肢體伸展活動，感到很是愜意，而且總有一種生機盎然的興奮感在胸中升騰。漸漸地，他們對草地產生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感情。
在錢學森眼裡，片片野草，綠盡天涯，蓬勃於山野，為大千世界鋪墊着青春底色。它甘願作人世間絢麗花朵與翩翩蝴蝶的陪襯；它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品格，一輪迴又一輪迴地繁衍生存下去，涵養水分，調節空氣，美化環境，它對人類的恩情實在太深厚了。於是，他深情地對蔣英說：
“我想沒有草的世界，恐怕就是接近死亡的世界了。正是由於草的存在，才有了我們人類優厚的生存環境。”
蔣英贊同他的觀點，但另有見解。她微笑着說道：
“要知道，這草，有時也是一種缺憾的象徵。諸如‘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這‘無情’便是它的缺憾。”
錢學森搖搖頭說道：“草木無言，但不等於無情。試看，草木那樣的擇善固執，那樣頑強地表現自身生命的價值，能說它無情嗎？你再看，那些紮根於懸崖峭壁、荒原沙漠上的草，它以驍勇與緘默點綴了一方風情，豈不是一種情嗎？在冰雪覆蓋下，它不愁不憂，無懼無畏，只待‘春風吹又生’，它的生，為人類送來了美好的春天，難道這不是一種情嗎？”
蔣英見丈夫又認真起來，只好點點頭，會意地笑了。她知道，在眾多的科學家中，錢學森屬於那種既有嚴格的理性思維，又有豐富的感情生活的人。他總是藉助於藝術，藉助於大自然，以富於哲理的思維方式，來淨化自己的靈魂。
在那段陰暗的日子裡，錢學森不僅寄情於草地、森林，也寄情於音樂，以求得某些解脫。他買來一支竹笛，蔣英從朋友家借來一把吉它，他二人往往在周日的上午，共同演奏17世紀的室內音樂。應該說，竹笛和吉它所產生的音響並不那麼和諧，但是，這音響所產生的情感共鳴，卻又非同一般。那竹笛和吉它所演奏出來的是一
種力量，是一記號角，它代表了這對不屈的夫婦的一種意志，一種品格，一種必勝的信心。他們從這音響中領悟到的，是一種發自心底的動力。
蔣英有時用她那甜美的歌喉，為錢學森歌唱，也用清泉般的琴聲滋潤他的心田。
有時在晚間，當孩子們入睡後，他們共同欣賞貝多芬、莫扎特的交響曲。他們聽得最多的是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體味那主宰乾坤的樂章——
暴風雨襲來了，鞭打着山川、樹木和花草，它來得那樣突然，那樣無情。這就是命運之神的驅使；
無望之中，祖國母親的聲音出現了。話語親切而柔和，像是用一雙溫柔的手撫摸愛子受傷的軀體。又像是疼愛的親吻，在撫平愛子心靈的創傷……
每當聽到這裡，錢學森的眼睛總是要潮濕的。他似乎感受到了祖國母親對他的愛撫，而且從愛撫中獲得力量。他懂得了，在暴風雨可前，不應驚慌，應設法保護自己。於是，他聽到了貝多芬送來的鼓舞他與命運抗爭的的旋律，他振奮，他要用抗爭來對付美國當局強加中他的厄運。
從第一樂章中，他領悟到了抗爭和搏鬥；
從第二樂章中，他領悟到的則是對勝利和光明的嚮往；
在第三、第四樂章中，他漸漸地聽到了人民勝利的歡呼——
人民終於勝利了！正義終於勝利了！善良終於戰勝了邪惡，搏鬥改變了命運。
就這樣，錢學森從美妙的音樂中得到了啟迪，得到了力量。他決心用另一種方式去搏鬥，去戰勝邪惡，去奪取勝利！
在那段陰暗的日子裡，錢學森天才的頭腦，並沒有被苦悶所占據，其敏銳、活躍的思想依舊在科學的天地里翱翔。一些非常重要的，也許對他以後的科學創造具有更為重要價值的設想，恰恰就在他被軟禁的日月里，一個又一個地在他頭腦中浮現出來的。
錢學森在被美國當局軟禁之前，是從事空氣動力學、彈性力學、噴氣和火箭推進器等航天領域的科學研究的，所有這些方面的研究，都離不開先進的完善的實驗手段。而這一切，對於現在的錢學森來說已經成為禁區。他如果想在家中繼續他原來的科學研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縱有極高價值的設想，也只能是“設想”。
時間在一天天消逝。這對一個年富力強、正處於科研高峰期的科學家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
一天，一位美國朋友來看望他。閒談中，這位朋友向他點明了美國當局遲遲不放他回國的真正內幕。這就是他的專業與新中國的國防建設有關。美國政府企圖通過留難於他，從而阻礙紅色中國科學技術特別是國防科學技術的發展。
這是多麼狠毒的陰謀。
對此，錢學森在決定回國的開始，在他向美國海軍部次長金波爾提出回國申請遭到拒絕，以及後來他的行李被扣等一系列的磨難中，曾察覺到美國當局對他回國所引起的不安，甚至是恐懼。但是，他不曾想到美國當局妄圖無限期拖延他回國的手段，使他的專業在時光流逝中過期、報廢。
想到此，他感到十分氣惱。他萬萬沒想到，自己致力於航空和航天科學的研究，是要將它帶回祖國，為祖國服務，如今，倒成為了回歸祖國的障礙。
不過，這位朋友的提醒，使他豁然開竅。他懂得了，只有另起“爐灶”，搞一門遠離國防科技的新學問，才能使美國當局“放心”，才能儘快撤銷對他回國的禁令。
於是，他沿着這條新思路，選擇自己的突破口。
他想到，隨着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科技活動日益繁雜，人們迫切需要用最短的時間，投入最少的人力和物力，有效地利用最新技術成果，以完成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各項任務。為此，僅僅依靠某種特定的技術和某個學科的知識，以及少數人的組織管理技能和經驗，是遠遠不夠的。要採用各個學科的最新成果，必須綜合地、定量地、科學地加以處理，使人們有可能從經驗決策上升到科學決策。於是，一種嶄新的理論便被提了出來，這就是“控制論”。
早在四十年代，錢學森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發展起來的控制與制導工程技術，曾作過深入地觀察與研究。他把設計穩定與制導系統工程技術實踐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曾取得一定的進展，成為此類研究工作的先驅。現在，他把目標選定在“控制論”的研究上，實則是重操已經被擱置的課題。
錢學森畢竟是錢學森。他不肯屈從於美國人的意志，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闖出一條被軟禁的科學家的生活道路。他決不做消積遁世的“隱士”，相反要藉此機會進行一種新的人生實驗，更好地運用生命，進行一次新的科學探討。
應該說，在那段漫長的歲月里，他少了許多喧囂的社交活動。但他安於平淡，安於孤寂，他正是利用這片恬靜的樂土，着手“控制論”的創作。
“控制論”這一詞，來源於希臘語，意思是“舵手”。“控制論”作為一門新的科學的出現，它將成為統管一切學科的“舵手”。準確的信息傳遞，是“控制論”的前提，“控制論”的過程，是通訊的過程。例如，發射火箭，是由人來操作，人的神經系統與機器的控制系統必須相一致，這就需要突破控制與通訊的界限，突破生物體與非生物體的界限，找到他（它）們的共同點。“控制論”便是力求找到那個“共同體”，從而解決“相一致”的突破口。所以說，“控制論”就是研究動物（包括人類）和機器內部的控制和通訊的一般規律的學科；它鄭重研究上述過程的數學關係，而不涉及過程內存的物理、化學、生物或其它方面的現象。通過控制論的研究，將使生產自動化和國防科學進展到更高階段。
他的創作條件十分簡陋。因為沒有起碼的實驗設施，他只好面向三尺寫字檯。他那聰慧的大腦，就是他的資料庫。由於它過去曾經對於融科學、技術與社會管理於一體的“控制論”如何應用於技術工程的研究早有設想，早有所準備，所以，現在搞起來也就顯得順利得多。
錢學森的創作條件雖然簡陋，但是，他的創作環境卻是第一流的。
三尺書桌，是錢學森的一方心靈的淨土。與筆墨相伴的，是白瓷花瓶中四季不絕的芳菲。還有更難得的，是賢德的愛妻蔣英那盡善盡美的服務。
秋季，是一簇千頭野菊陪伴着他。那是蔣英從戶外原始森林與草地相交的地帶采來的。菊花將要凋零了，代之而來的，是蔣英從花店買來的幾枝梅花。虬曲的枝椏上，綴着稀疏的蓓蕾和嬌嫩的淡雅的花朵。春天來了，“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一朵朵或含苞，或怒放的花朵，催他奮筆拼搏。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古訓，使得他的心緒變得非常平靜。這樣，他的案頭，一年四季，鮮花常開不敗，他著書立說的激情，也恆久不衰。
他時而坐在寫字檯邊揮筆疾書，時而又踱步房間沉思。一旦他思考成熟，又操起打字機，連珠炮似的，將稿件打出。在科學家的筆下，“控制論”的要領越來越清晰，“控制論”的內涵，被充分提示開來，它是那樣的豐富而多彩。“控制論”的外延，也被科學家廣泛的開拓出來，在人們面前展示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它涉及到信息論、電子計算機理論、自動控制理論、現代數學和對動物神經系統的科學分析等各門學科。
就這樣，他憑着天才而智慧的大腦，憑着淵博的科學知識，憑着堅韌不拔的毅力，憑着一腔火熱的愛國激情，艱難地攀登在通向另一座科技峰巔的崎嶇山路上。
就在美國當局自認陰謀得逞而露出得意笑容的時候，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完稿了，這部著作，是錢學森在科學領域中的哲學思想和文字才華的集中表現。精煉的文字，嚴密的邏輯，精闢的論證，新穎的見解，獨到的發現，使這部著作熠熠生輝。而書中蘊含着最珍貴的東西，是中華兒女不屈的民族氣節。
經朋友推薦，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很快由美國勞克勞.希爾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工程控制論》的問世，很快在美國科學界有識之士中間，引起關注。他們認為，此書是這個領域中奠基式的著作，是美國科學家維納之後，又一個輝煌的成就。因此，贏得了國際聲譽。兩年以後，世紀相繼出版了該書的俄文版、德文版和中文版。
一位專欄作家對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作了評論。他寫道：
控制論是關於工程技術領域各個系統自動控制和自動調節的理論。維納博士四十年代提出了控制論的基本思想後，不少工程師和數學博士曾尋找通往這座理論頂峰的道路，但均半途而廢。工程師偏重於實踐，解決具體問題，不善於上升到理論高度、數學家則擅長理論分析，卻不善於從一般到個別去解決實際問題。錢學森則集中兩個優勢於一身，高超地將兩隻輪子裝到一輛戰車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論研究的一條新途徑。……
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問世了，可是，有誰知道，研究和創作這部論著所遇到的困難，超過了他以往所進行的任何一個科研課題。他進行研究的條件之差這且不說，還有使他更難以忍受的是來自美國當局的干擾。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為要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的所謂談話而被打斷。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還強迫他每個月必須向他們作一次匯報。這對於錢學森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屈辱。每當這個時間到來的前後，他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研究工作也難以進行下去。
幸有愛妻蔣英與他共同承受着一切來自美國當局的壓力；美國許多有正義感的科學家朋友，也並不因為錢學森是美國當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們對處於困境中的錢學森經常給以多方面的幫助和支持。在寫作書稿時，錢學森經常從與馬勃博士的交談中受益，他們的談話雖然不屬於那種學術性的探討，但是，往往觸類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開朗。還應該提到的，就是塞爾登傑克梯和溫克爾兩位朋友，由於他們的熱情幫助，使錢學森大大減輕了書稿寫作時繁重的準備工作。
當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出版後，許多朋友趕來祝賀。他們之中自然少不了馬勃博士、德普利馬博士、塞爾登傑克梯和溫克爾先生。錢學森和蔣英在自己家中舉行晚會，熱情地招待這些在他們處於困境中伸出友誼之手的朋友們，也祝賀《工程控制論》一書的問世。
在晚會上，朋友們頻頻舉杯向錢學森祝賀，錢學森夫婦也舉杯回敬朋友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蔣英或和朋友們一起唱歌，或用鋼琴為朋友們伴奏。最精彩的節目，是錢學森和蔣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這兩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彈的樂器在一起演奏，在場的朋友們第一次見到，備感新鮮；當聽到他們演奏的那和諧悅耳的中國樂曲時，總是交口稱讚，並報以熱烈的掌聲。
蔣英的獨唱是晚會的高潮，也是最後一個節目。當蔣英結束她的演唱時，朋友們熱烈地鼓掌，在掌聲中，錢學森拿着一束鮮花走來，恭恭敬敬地獻給蔣英，並輕輕地吻了她。於是，大家的掌聲更加熱烈了，錢學森激動地用英語說道：
“密斯英，我冷酷歲月中的伴侶。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誠的完美體現。她與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們給予的愛……”
這時，在座的美國朋友再次響起熱烈的掌聲。並伸出大姆指高聲說：“密斯英，是上帝賜於錢博士的最為珍貴的禮物！”
是的，無論在晴朗美好的白天，還是在淒風苦雨的夜晚，他們共同歡笑，共同流淚。不管是苦辣酸甜，他們都同享共嘗。因為他們彼此的心用“愛”連結在一起。有了愛，縱然是狂風暴雨襲來，也不會把他們分離，也不會把他們擊倒。
大洋迢迢萬里，難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國、回歸祖國之心。錢學森在攻克《工程控制論》之後，依然不見美國當局有放他回國的動靜，心中更加焦慮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傳來，美國國務院於4月間發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這個消息使錢學森夫婦大為振奮。他們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個輕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聯邦調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啟程。可是，他們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依舊對錢學森的住所實行嚴密監視，他的行蹤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關當局去查詢，美國當局對他的禁令也無從改口。
他，只有等待。
1954年 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鄭哲敏（現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來到錢學森家裡。他要回國了，在啟程之前，特意趕來向老師辭行。
熱情好客的錢學森夫婦留他一起吃晚飯。錢學森親自動手，下廚房製作烤鴨，為鄭哲敏餞行。對於鄭哲敏能立即回國，錢學森羨慕不已。他多麼盼望很快就有這樣一天到來。鄭哲敏只好安慰老師，他相信這一天並不遙遠了。
臨別之前，錢學森特別叮囑鄭哲敏說：“你回國後，要極力宣傳兩件事情：一件是運籌學，希望你和清華大學錢偉長教授說一說。這個學科美國也剛剛開始研究。我想，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如何進行科學管理，加強計劃性方面，運籌學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講力學對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像流體力學是馬上能夠應用的，諸如油管、水管的生產和管理問題等。總之，要向有關方面，特別是領導、管理部門宣傳，引起關注。要使科學技術儘快為生產服務，早日轉化為生產力。”
鄭哲敏回國去了，他也帶去了老師那急切為祖國服務的一片赤誠。
錢學森依然在等待。此時，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國在恢復和建設中的情況，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國飛躍發展的新形勢。於是，他經常閱讀香港出版的《大公報》、《文匯報》以及美國的《華僑日報》。他還認真地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他認為應該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錢學森過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蔣英都非常焦急，晝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樣才能儘早地結束這種日子，儘快地回到祖國去。突然有一天，蔣英想出了一條妙計——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驕陽似火，蔣英帶着兩個孩子，伴着錢學森佯裝上街閒逛。他們巧妙地避開了特務的尾隨盯梢，迅速溜進一家咖啡館。蔣英邊喝咖啡，邊逗孩子玩耍，錢學森面前雖然也擺放着一杯咖啡，但卻無暇吸飲，而是以香煙盒作紙，忙着用中文寫信。一介香煙盒紙，密密麻麻寫滿了小字。上面寫道：
我提筆寫這便條，萬感千念，對祖國、對親友相思之甚，寸 陰若歲。耳聞祖國建設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礙歸國．禁令已於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還鄉報國之夢難圓，省親
探友之願難償，戚戚然久之……懇請祖國助我還鄉，幫我結束客居海外生涯，還我報國之宿願。切切！
......
短信寫好後，他連忙裝進一個寫好的信封里，由蔣英機敏地投入咖啡館門口的郵筒里。
這信是寄往比利時蔣英的妹妹家的，請她迅速轉給父親的世交陳叔通先生。
1954年４月２５日，中、蘇、英、美、法五國外長會議，在日內瓦召開，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國際會議，並由此開始了中美大使級談判。
五國外長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與美國代表團負責人亞·約翰遜（後來曾任美國副國務卿）分別代表兩國政府開始了關於平民回國問題的初步接觸。這樣的接觸，在整個會議期間，進行了三次。外長會議結束後，由雙方駐日內瓦總領事繼續進行。
在外長會議的談判桌上，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也曾向美國嚴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國問題，並尖銳地批評美國阻撓中國留美人員回歸祖國的行徑。
然而，由於美方的封鎖，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舊中國赴美留學人員的底數不清，談判桌上我方苦於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撓我回歸同胞的足夠證據。因此，屢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認。
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包圍與經濟封鎖。中美兩國處於相互敵視狀態。兩國之間，除了在朝鮮戰場上較量和在板門店談判中有接觸外，再就是伍修權率領代表團去紐約聯大控訴美國，此外，別無往來。
朝鮮戰爭以後，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交涉，即美國的第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人員還關押在中國。美國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華人員，又不情願同中國直接接觸，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美國曾設想通過當時以與中國建立代辦級關係的英國來辦理這件事。
1954年５月，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得到這一信息。於是，他明智而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日內瓦近郊的駐地召集中國代表團連夜開會研究對策。周總理認為中國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美國對華政策如此敵對和僵硬的條件下，中國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釋放在華人員的願望，開闢中美之間互相接觸的渠道。
就在這次會議期間，通過了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的安排，中美兩國代表將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初步會談。周總理當年的意願是：在中美之間留出一條門縫，以便於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雙方意見的通道。
3個月以後，中美大使級會議正式在日內瓦舉行。之後，中美兩國的總領事和大使級圍繞着朝鮮戰俘和平民回國問題的談判，一直處於談談停停，停停談談的拖延狀態。
就在這時，錢學森的短信，幾經輾轉，終於送到了陳叔通老人的手中。
陳叔通，當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浙江杭州人，是錢學森的同鄉，也是錢學森的父執、錢均夫的老師、求是書院學監陳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閱錢學森寫在香煙紙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為錢學森的拳拳報國之心所感動，也為他的險惡處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當天，便迅速將這封短信轉呈給周總理。
周總理看了這封短信後，激動地用手拍着桌案說：“好，有了這封信，我們就可以向他們要人了。看他們還怎樣抵賴？”
當即，周總理將就要赴日內瓦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同志招來，將錢學森的信遞給王炳南看過後，嚴肅地說道：
“炳南同志，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它說明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回國。你要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爭取早日使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回國。”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時。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再次復會，談判在日內瓦聯合國大樓舉行。
根據談判慣例，會談一開始，主要是雙方代表首先就談判的議題進行討論。中方代錶王炳南建議，這次會議應將雙方平民回國問題列為第一議題。美方代表亞·約翰遜也提到了一些議題，特別強調要把戰俘問題列在首位。經雙方磋商，最後達成一致，同意首先討論平民回國問題。王炳南見議題已定，便按照周總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國：
“尊敬的約翰遜大使先生，我們在正式討論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之前，我奉命通知閣下：中國政府已於７月31日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他們已於當天離開北京，預計８月４日可以到達香港。我希望中國政府的這一措施，能對我們的會談產生有利影響。”
赴日內瓦會議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談判，後放人”。但是周總理的部署卻是“先放人，後談判”。實踐證明，周總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國政府釋放美國戰俘的消息宣布以後，國際輿論很快認識到中國政府對中美會談是有誠意的，也是積極的。人們的感情很快地傾向於中國，連美國各大通訊社的記者都禁不住感嘆：“啊，中國人又搶去了主動！”
8月2日，會談繼續進行。當開始討論兩國平民回國問題時，王炳南大使陳述了我國政府的立場，並把在中國的美國僑民名單提交美方。這一舉動，使得缺乏誠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於被動。他們既不能向中國提供相應的在美的中國僑民名單，又沒有具體的措施。美方大使約翰遜在歷時１小時的會談中，一再聲稱美國國務院已經在1954年的４月份發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約翰遜還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證，美國政府對任何想去共產黨中國的中國人都不會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國的中國技術人員，一經得到中國通知，可以自由離境。
面對當面撒謊的談判對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總理的提示，當即將錢學森的短信及翻譯件，擺上了談判桌。而後義正詞嚴地質問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國政府早在去年４月間就發布了公告，為什麼中國科學家錢學森博士還在今年６月間寫信給中國政府，請求幫助回國呢？顯然，實際情況並不像大使先生所說的那樣。事實是中國留學生的回國要求，依然遭受到種種阻攔。他們的正當要求不僅不能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嚴重侵害。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質問下，在錢學森的短信面前，約翰遜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他只好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聳聳肩膀說道：“難道真有此事？我們要進行調查。”
這天的談判，就這樣結束了。
事實揭穿了美國的謊言。美國政府不得不在當年的８月４日，即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錢學森，准許他離開美國。長達５年的禁令，終於被解除。錢學森長達５年的軟禁生涯，從此宣告結束。
據王炳南同志後來回憶，五十年代末，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非常高興地對大家說：
“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長期沒有積極結果，但是，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是這一件事情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會談是有價值的。”
1955年8月4日，錢學森終於接到美國洛杉礬移民局的通知，說他被允許離開美國。
儘管錢學森盼望這一天已經很久很久了，但是，接到這個離境通知後，還是使他為之一驚。他面對妻子，面對一雙兒女，面對那三隻準備了多年的行李箱，兩行熱淚奪眶而出。蔣英也激動得流出了淚水。這是辛酸的淚水，這是激動的淚水，這是喜悅的淚水。錢學森親吻了妻子，又抱起兩個孩子親吻不已。永剛和永真聽說可以回國了，都高興地跳了起來。錢學森顧不上再和妻子說些什麼，立即穿好外衣，到輪船公司去購買回國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輪沒有好的艙位了，只剩下三等艙的鋪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國多呆，來不及與蔣英商量，就毫不猶豫地訂下了三等艙位的船票。此時錢學森想起了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後寫的那首詩，一路上吟詠起來：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捲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天午飯，錢學森親手燒制了兩道菜，拿出存放已久的葡萄酒，和蔣英對酌。一雙兒女也舉起飲料杯子和爸爸媽媽同飲。蔣英也清了清歌喉，唱了兩首江南小調。在歡樂的氣氛中，又增添了一份故鄉的溫情。
傍晚，錢學森攜了妻子和兒女，叩響了恩師馮·卡門家的門鈴。熱情好客的一雙兄妹，把錢學森一家迎進了客廳，馮·卡門和他的妹妹分別親吻了永剛和永真。
當錢學森向老師說明了即將回國的日程安排時，馮·卡門眼睛也濕潤了。這個極少動感情的老人一時說不出話來，良久，才痛惜地說道：
“美國當局幹了愚蠢的事，他們終於把一位最出色的火箭專家奉送給了中國。”
馮·卡門對新中國不無偏見。他很了解他的學生錢學森的非凡才華，但他卻不了解他的學生胸膛里跳動着一顆愛國赤子的拳拳之心。他不懂他的學生追隨他多年來刻苦求知，發憤攻克科技難關，其目的在於最終報效祖國。為此，錢學森敢於同美國的邪惡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坐牢、軟禁全然不怕，就是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錢學森深知導師的情份，也理解他的政治傾向，他不願意沿着恩師的話題談下去。於是，他對一雙兒女說：
“永剛、永真，來給爺爺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兩個孩子點點頭，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到客廳的中央。馮·卡門親切地問道：“我的小天使，你們要唱什麼歌子呀？”
永剛用流利的英語回答道：“我們唱《快樂的小白鴿》。”
四個大人為兩個孩子鼓掌，表示歡迎。
永剛輕聲說了一聲：“開始”。兄妹倆同聲用英語唱道：
聰明美麗的小白鴿，
活潑又快樂。
飛到東，飛到西，
咕咕，咕咕，
嘴裡唱着歌。
不怕風，不怕雨，
飛過高山，越過大河，
它們要飛回故鄉，
它們要飛回祖國。
......
這支動聽的少兒歌曲，是蔣英的傑作。這對夫婦時時用潛移默化的手法，教育兩個孩子心向故鄉，心向祖國。
清脆的童聲歌曲一結束，馮。卡門教授便問道：
“你們的家鄉在哪裡呀？”，
“在杭州呀。”永剛回答道。
“你們的祖國在哪裡呀？”馮·卡門又問。
“在中國呀。”永真天真地回答說。
“不，不。我的小天使，你們搞錯了吧？我記得你們倆的出生地，是在美國的洛杉礬呀！”馮·卡門爺爺幽默地與兩個孩子逗趣。
“不，我的爺爺生在中國，是中國人，所以，我的祖國是中國。”聰敏的永真搶着回答。
永剛也不示弱，他補充說：“我爸爸的老家是杭州，所以，我的故鄉是杭州！”永剛說完，問馮·卡門道：“爺爺，明白了嗎？”
“嗅，原來是這樣啊！爺爺好像明白了。”馮·卡門風趣地眨了眨眼睛。接着又說道：」
“你們這一對小白鴿要飛回故鄉，飛回祖國了，只是爺爺再也，聽不到你們唱歌了。”
“爺爺想聽我們唱歌時，就到我們中國去聽吧！”兩個孩子幾乎一異口同聲地回答說。
“噢，完全是中國的小主人的口氣啊！”老人有些感慨了。
這時，馮·卡門的妹妹為錢學森一家人準備了晚餐。於是，大家到餐廳就座。馮·卡門把天真可愛的永剛和永真安排在他的左右，邊用餐，邊用英語同兩個小傢伙對話。
晚餐過後，錢學森向恩師恭恭敬敬地捧上兩本書，一本是《工程控制論》，一本是《力學講義》。這是錢學森贈給恩師的禮品，也是向恩師交上自己最後一份答卷。
74歲高齡的馮·卡門，接過錢學森的“禮品”，心情十分激動。他默默地翻動着書頁，慢慢地抬起眼帘，深情地凝望着他的得意門生。那目光里充溢着無限依戀之情，也充滿了自豪。
“錢，我為你驕傲，你創立的工程控制論學說，對現代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孩子，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
這是一位科學巨擘的話，這是一位有着崇高威望的老師對自己的學生說出的話。這不是老人的謙遜，而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評語。
錢學森握着老師的手，久久說不出話來。他感到光榮，他感到自豪，他感到這是比什麼獎賞都要高的榮譽。他奮鬥多年，就是要得到這樣的評語。因為他說明了炎黃子孫完全可以超過洋人，而且可以超過洋人中的高賢。
1955年9月17日，對於錢學森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在軟禁和奮爭中度過5個年頭的錢學森，終於取得了返回祖國的勝利。
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天空萬里無雲，一輪紅日照耀着秀麗的帕薩迪那，市區高大的建築物尖端鍍上了一抹金黃。
錢學森夫婦喜形於色，他們攜了一雙天真爛漫的兒女，向帕薩迪那的住宅送去了深情的一瞥，然後，匆匆地趕往碼頭，乘坐開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
此行，對於錢學森來說，是經過鬥爭和祖國的幫助，勝利地踏上了返回祖國的征程。而美國當局卻是把他當作“嫌疑犯”“驅逐出境”的。儘管如此，為錢學森送行的朋友還是絡繹不絕，他們向他表示了誠摯的問候和祝福。
夾雜在送行朋友中間最顯眼的，是十幾名新聞記者。他們之中有電台、電視台的記者，有幾家報社的記者，還有大名鼎鼎的美利堅合眾國國際社的記者。鎂光燈“噗噗”地閃着光亮，幾隻錄音話筒，爭着伸到錢學森的胸前。記者們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問題，他回答了，有的問題荒唐可笑，他不作回答；還有一些帶有挑釁性的問題，他據理予以駁斥。當他回答完美國合眾社記者的提問後，便轉身走進他的三等艙。
郵船終於離開了美國的西海岸，向遙遠的東方駛去。朋友們在告別，在揮手。“一路平安！”的祝福聲不絕於耳。
這場景，與他20年前離開上海黃埔江碼頭時頗為相似。不同的是，站在岸邊揮手抹淚的不是錢學森的老父親，而是20年來與錢學森朝夕相處的摯友。站在船舷甲板上揮手告別的，也不是當年那個懷抱救國大志，渴望求知闖天下的青年學生，而是已屆中年的科學奇才並且攜帶妻子兒女的錢學森。他依然躊躇滿志，他要返回生他養他的祖國，為新生的中國奉上一顆赤子之心。
對此，錢學森曾在一篇文章中，為他20年奮鬥回歸祖國的曲折歷程，作了精彩的旁白。他寫道：
我於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作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我在美國那麼長時間，從來沒有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裡呆下去。我這麼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後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美元也不存。他們聽了感到奇怪。其實，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國成立，認為機會到了，應該回祖國去。但是，美國統治階級與中國人民為敵，製造了種種麻煩，阻止我回國，使我多待了5年......這一段歷史，我決不會忘記，它使我懂得了什麼叫帝國主義，我也領教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是什麼樣子……
“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航行在碧波浩蕩的太平洋海域中。
此刻，科學家站在甲板上，任憑海風吹拂他寬大的前額。大海雄渾而遼闊，遙遙可以看到行駛在大洋中的各國輪船。“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在幾乎與赤道平行的航線上緩慢地移動。郵輪載着日內瓦會議以來第一批從美國回國的炎黃子孫，郵輪將途經夏威夷、橫濱、馬尼拉。九龍等沿海港口城市。
這天，郵輪在日本的橫濱市港口靠岸了。
按照通常慣例，旅客只要在郵船上辦妥登岸證件，就可以上岸觀光港口城市的市容、街景，或是購買一些日本小商品。作為長久乘坐遠洋郵輪的旅客來說，中途到陸地上走一走，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因此，當郵輪靠岸後，不少人都上岸遊覽觀光去了，而錢學森一家卻依然留在船上。因為，他是作為美國的“犯人”被押送離境的。於是，錢學森的心頭又一次被屈辱感猛烈地撞擊着。
同船回國的物理學家李整武夫婦，在橫濱遊覽了一天回到船上，買回來幾份英文版的報紙（當時的橫濱由美軍占領）。其中一家報紙以醒目標題登載了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撰寫的關於錢學森啟程回歸中國大陸的電訊報道，李整武送給錢學森看，錢學森接過報紙小聲讀着：
［合眾社美國加州威爾明頓18日電」加州理工學院工程師錢學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回中國，他發誓再也不到美國了。
錢博士和他的妻子、兩個孩子同行。他說：他的回家的願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錢博士說，他對美國人民並無怨憤。他是被狗咬了，這隻狗也咬了美國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國的還有一個中國科學家，賀浦市醫學中心的張梧理（譯音）醫生。移民局和海關人員曾徹底檢查錢博士的行李。他離境時，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人也守在旁邊。海關人員說，他的行李只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關於核子放射的教科書。
這位44歲的科學家否認他是一個飛箭專家，只說他是一個“工程學家”。他說，他打算回中國去，“竭盡全力幫助中國人民建設國家，使中國人可以生活得光榮幸福。”
這位博士說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細，他不願說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憤的話來。有人問他是否將在軍備上協助中國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說：“這是一個假想的問題，鄙人拒絕回答。”
他說：“我同情中國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國。我對美國人民並無怨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樣的在謀求和平，謀求幸福”
錢博士說，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國，她“完全贊同”他回紅色中國的計劃。
錢博士說，他是1935年到美國的。他們夫婦的兩個孩子。
也同船回家。一個叫永真，4歲；一個叫永剛，6歲。
他說，他的決定回國，不是“匆促判斷”的結果，他“長時期”就想這樣做。他說，飛彈研究工作只是他這個工程學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說，這情形“對於你們的國務院比對於我更尷尬”。他又補上一句話：“假如你想知道真實情況，去問你們的國務院說完這一句，他就匆匆轉身，走進了他的三等艙房間。
當錢學森讀完合眾社這篇報道以後，蔣英注視着錢學森，問道：
“怎麼樣？還真實嗎？”
錢學森含着揶揄的笑容，回答說：
“從某種角度說，合眾社的這篇報道還算是真實的。可以這樣說，他們沒有再造謠言嘛！”
傍晚時分，郵輪從橫濱港起錨了。它轟鳴着，徐徐前進，將繁鬧的橫濱港遠遠地拋在身後。
錢學森從船艙走出來，站在甲板上眺望太平洋彼岸，萬千氣象，盡收眼底。他感受着大自然的宏偉，心情坦蕩，思潮洶湧。沒有多久，眼前便只剩下空曠的藍天與無際的大海了。他依然凝視着大海，由於夕陽西下，海面跳動着金色的細浪，景色十分迷人。他扶着欄杆，俯下身於，似乎在傾聽海水的微微細語，又像是依身在大海的懷抱里，他回到了童年時代，像是回到了母親的懷抱，媽媽在輕輕地搖動着他的身軀，他感到那樣的溫暖和幸福。此時，在異國曾經受到的榮辱早已拋諸腦後。他把自己溶入大自然，生命的真諦得到充分的感受，人生的意義，得到最真實的體驗。海明威筆下的大海的那種神秘、孤獨和險惡的氣氛似乎並不存在，他以為大海永遠是聖哲。
太陽掉進海里去了。天空最後一滴輝煌的血紅色彩，溶化着，顫抖着，暗淡着，變成無邊無際的寂靜。接着是一片莽莽蒼蒼，昏昏沉沉。
郵輪在黑暗中前進，有時傍着海岸，在燈塔的照耀下行駛，有時行駛在大洋中間，四顧茫茫。郵船塔頂上巨大的探照燈，射出的強烈光柱，像利劍刺破海空那重重的黑暗，給夜間的大洋帶來一絲光亮。他下意識地想到，那駕馭着這龐然大物的舵手，一定在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遠方。他依靠羅盤、經緯儀和滿天星斗來判定方向，引導巨輪平安地前進。一種敬意油然而生。這時，他突然憶起了一天夜間，他在收音機里聽到的一首中國歌曲：
你是燈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們永遠跟着你走，
人類就一定解放......
他小聲地哼唱着這首歌曲，眼睛似乎明亮了許多。這時，一件風衣輕輕地披在了他的身上，當他回過頭來，發現他心愛的妻子蔣英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
“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駛往香港的途中，船上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一個“同學會”。它的第一件工作，是印製了一份《克利夫蘭第六十次航行歸國同學錄》，分發在每個同學手中。人們拿到《同學錄》以後，爭相閱讀。許多中國留學生在船艙間穿來穿去，按照《同學錄》的導引，尋找他心目中的朋友交談。錢學森是“同學會”中比較年長的，他很珍視在船上結識的“同學”，這份《同學錄》一直珍藏至今。
在郵船上，儘管環境嘈雜，尤其是錢學森所在的三等艙，條件非常低劣。但是，錢學森依舊抓緊時間學習和研究。一天，同船回國的數學家許國志來到錢學森的房間，看見錢先生正在專心致志地閱讀一篇論文和抽樣本，非常感動地說：
“錢先生果然名不虛傳，你真是一位一心撲在科學事業上的楷模啊！”
當錢學森得知許國志先生是一位數學家時，非常興奮地說：
“認識你，我很高興。”他請許先生坐下，兩個人熱烈地交談起來。特別是關於運籌學的研究和推廣運用問題，他們談得很投機。錢學森說道：
“國內有不少事情需要我們去做。我們國家是計劃經濟，很多計劃管理方面的科學技術將來會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例如運籌學，系統工程等，這些東西對祖國建設很有用。”
“有用是有用，只是這牽扯到計算機就麻煩了，國內恐怕暫時還用不上。”許國志有些擔心地說。
“暫時沒有計算機也沒有關係，可以先搞個討論班嘛！”錢學森胸有成竹地說,“二戰期間，德國的V——2火箭准徽性極差，向倫敦發射了2000枚，只有1230枚落入市區，這其中又僅只有半數落在距目標13公里的範圍之內。這問題恐怕就出在了工程控制和運籌學等方面。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時，就想到了這一點。因此，這個問題我們國家一定要解決好。”
許國志點頭稱是，心中非常欽佩這位具有真知灼見的著名科學家。
1955年9月3O日，當郵輪行駛到菲律賓的馬尼拉海港時，許回多記者蜂擁而至，爭先訪問錢學森。錢學森以他那特有的語言回答記者的問題。
美聯社一位記者問錢學森，在美國是否經常有人監視他，錢學森回答說：
“有沒有監視我，只有美國聯邦調查局知道。”
“錢先生，你是否是共產黨員？”
“我還不夠做一名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人是具有人類崇高理想的人。”錢學森以莊重的口吻回答了那位記者的提問以後轉身回到船艙。
郵輪離開馬尼拉港後，掉頭駛向中國方向。
傍晚時分，“克利夫蘭總統號”已經駛近南中國海域。
錢學森來到甲板上觀看日落。眼前，依舊是碧空迢迢，滄海茫茫，廣闊無涯。西部天際，鑲嵌着一輪猩紅色的太陽，正在沉向大海，海面也被染紅了。這景色，頗像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十分賞心悅目。他盡情地領略這大海落日的豪情，呼吸着沒有污染的新鮮空氣。這時，突然聽到右面船舷上有人驚叫：“看呀，好圓的月亮升起一來了！”錢學森聞聲轉過身去，果然看到在東方的海空，剛剛浴出—輪圓月，它羞澀地探視着大海，散發出淡淡的光亮。
“啊！太絕妙了，月亮和夕陽遙相輝映，真是海上一大奇觀！”錢學森急忙跑回他的三等艙房，喚來妻子和兩個孩子，一同到甲板上欣賞這少見的妙景。兩個孩子驚奇地叫着、跳着。錢學森則拉着蔣英的手深情地說道：
“英，我在22前，曾經在家鄉的西子湖上，看到過一次月亮與太陽相會的情景。不過，那次是在早晨，也沒有今天看得這樣真切。
這真是個吉祥的日子。”
蔣英歪着頭問道：“那麼今天是個什麼日子呢？”
錢學森稍加思忖，興奮地答道：“今天是我們結婚8周年的日子，也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節日——中秋節。”說完，他們兩個緊緊地依偎在一起。
這時，火紅的晚霞和皎潔的月華同時披在這一對夫婦的身上。錢學森不由地想到“日月經天”“日月同輝”這些美好的詞語。他以為這奇妙的美景是對他們美好未來的祝福。
太陽已經墜入大海，觀看“日月同輝”的旅客紛紛回到艙內。錢學森告訴蔣英先把孩子帶回船艙，他去買些過節的食品以示慶賀。
錢學森的心緒特別好，他幾乎是哼着小曲來到輪船的售貨部。遺憾的是，這裡沒有中國的月餅，只有麵包之類的食品，他只好買了幾隻圓圓的夾餡麵包，還有一些糖果、飲料，快步走進了他們4人休息的三等艙房間。他大聲呼叫着：
“永剛、永真，快來吃月餅呀！還有你們愛吃的巧克力、蘋果、柑桔。”
蔣英看着那圓圓的夾餡麵包，不解地說道：
“這是麵包，哪裡是月餅呀？”
錢學森沖蔣英眨眨眼睛，笑着說道：
“美國人不知道我們要過中秋節，所以沒有月餅。不過，這也無妨。我們照常過八月十五，來吃‘代理月餅’吧！”
一句話，把全家人都逗樂了。
這天夜間，錢學森興奮得難以入睡。已經是深夜了，他還在翻身。這時，突然海浪大作，船體急劇地搖擺，還聽到一種驚人的轟鳴。錢學錢急忙披衣而起，走向艙外。只見許多船員和水手，都已跑到船舷和甲板上，面部表情很緊張。他向大海望去，海面上不時射出道道閃電般的光亮，氣勢宛若長虹。他問一個老水手，發生了什麼事？那個老水手告訴他，是海底發生地震，但是震級不算高。老水手神情很鎮定，他聳聳肩膀，對錢學森說，這種輕微的海底地震， 是經常發生的。請不必害怕，可以放心睡覺去。
錢學森笑着點點頭：原來大海是這樣的干變萬化。
他借着船上的探照燈光向前看去，只見在船的左側不遠的地方浪花飛濺，因為那裡有礁石出沒。郵輪在轉彎，它要繞開礁石，循着安全的航道前進。錢學森這時已經感到睏倦了，他打了一個呵欠，走回他的三等艙鋪位。妻子似乎也醒了，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小聲地說：“平安無事，快睡吧！”。
錢學森躺下來，腦子裡還在轉悠剛才見到的情況。他想到，這人生也如同行駛的航船一樣，大海雖然遼闊，但航道並不是筆直的。因為，海底有暗礁，有險灘，甚至還有風浪和海底地震。所以，要曲折、迂迴前進，才能到達目的地。
黎明又來到郵船上。這天是1955年10月1日。“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上的“同學會”，一早就通知所有的歸國留美學生，要在船上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六周年”’活動。
這時，郵船行駛在南中國海的海面上。錢學森攜了愛子永剛來到甲板上觀看日出。置身於祖國的領海上，錢學森的心情格外激動。天空晴朗無雲，只有朝陽升起的地方雲蒸霞蔚，十分壯觀。那躍出海面的朝陽，給天空和大海同時賦予了火熱的生命，顯示出它理所當然的是大海的靈魂和主宰。它給天際以青春的鮮紅，給波濤以燃燒着的火焰。它仿佛要把大海蒸煮得沸沸騰騰，其勢之磅磅，令人嘆為觀止。
郵輪在破浪前進，船尾追逐着成群的海鷗。它們嗚叫着，上下翻飛。錢學森帶着永剛來到船尾，只見一支大白鯊浮上海面，它淌着鮮血，已經奄奄一息。
錢學森指給永剛看尚在掙扎的大白鯊。他說：“大白鯊是讓輪船的螺旋槳擊中了。這個海霸王，在魚蝦蛤蚧面前，窮凶極惡，甚至可以掀翻小的漁船，不可一世；可是，在現代化的大海輪面前，它就不堪一擊了。”
永剛似懂非懂地點點頭，仍舊以好奇的目光凝視着已經遠離輪船的大鯊魚。只可惜永剛未能看到這生活在大海里的大白鯊，他感到是一種遺憾。但是，這奇景和爸爸的話語，在他幼小的心靈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飯後，錢學森和妻子兒女都穿戴整齊；一同來到郵輪的小餐廳，慶祝會在這裡舉行。
餐廳的牆壁上掛着慶祝會的會標，會標下是同學們昨晚精心製作的一面五星紅旗。《義勇軍進行曲》奏響了，大家起立，向國旗行矚目禮。同胞們的臉上，興奮和莊嚴溶在一起，許多人眼中噙着淚水。
音樂聲停止了。錢學森應邀在會上作主題發言。他精神抖擻地站在五星紅旗前面，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頓時，一個深沉而又充滿激情的聲音，迴蕩在慶祝會的會場上。
錢學森懷着興奮的心清回顧了國內的建設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後三年恢復和自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情況，還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171項重點工業建設的情況，他都—一道來，
如數家珍。人們驚奇他手中既無講稿，又無人替他準備什麼資料，何以對國內情況如此熟悉和詳盡？原來，這些資料和數字，早在他回國前，都已從報刊上收集起來，並爛記在心中了。
錢學森在講完國內經濟形勢後，又講到祖國的經濟建設，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他指出，大家回國之後，將大有用武之地。他誠懇地說道。
“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國家機關的一些領導幹部，都是身經百戰的老同志。他們對祖國的解放是有卓越功績的。回國後，我們要虛心地接受他們的領導，和他們很好地合作。”
最後。他與大家共勉：
“朋友們，同志們，祖國強盛是我們每個在海外學習和工作過的炎黃子孫的宿願，我們的一切才智屬於祖國，屬於人民。現在，向祖國貢獻自己的學識和才華的日子到了，讓我們攜手共勉吧！”
“一石激起千層浪”。錢學森熱情激昂的講話，贏得了同胞們的熱烈掌聲，也使會場更加活躍起來。人們紛紛發言，爭先向祖國母親傾訴衷腸。
發言告一段落，慶祝會進行文娛節目，人們唱啊，跳啊，盡情盡目興，好不熱鬧。
慶祝會後，大家商擬了一份關於聲討美國政府迫害要求回國的中國科學家的書面聲明，準備到香港後向報界散發。錢學森參與創並領導了這項工作。
“聲明”的草稿擬就後，“同學會”派代表找到“克利夫蘭總統四號油輪的負責人交涉，要求用船上的打字機，打印若干份。但是，這一要求遭到了拒絕。
錢學森氣憤地說：“我們是乘客，船方有義務為乘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他們沒有理由拒絕我們的合理要求，要繼續同他們交涉。”
在錢學森的鼓動下，船上“同學會”的全體人員，團結一致，集體找船方交涉，同他們進行合理合法的鬥爭。美國船方迫於中國同國胞的壓力，不得不答應“同學會”的要求。
黃昏時分，“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已駛抵九龍灣，在港外等待泊位、錢學森一家和許多中國留美學生，都走到甲板上觀看九龍灣的海景。只見海灣一帶停滿了一艘艘燈火閃爍的船隻，那燈光跳入海中，斑斑點點，非常迷人。錢學森從這些遠道來的船隻，想到了古希臘的大海，想到了埃及亞歷山大那古老的港灣。他想到，當年馬可波羅可能正是沿着這條航道，從中國返回意大利，帶去了中國的絲綢，中國的紙張，中國的麵粉製造業，也帶去了偉大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他感到中國人的祖先是偉大的，中國人的今日與未來也將是偉大的。
也許是由於過度興奮，整個夜間，錢學森都是在看表中度過的。
凌晨四點鐘，他便呼喚妻子兒女，梳洗打扮，準備下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