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1956年１月下旬，也就是錢學森回國３個多月以後，他被邀請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增補為委員。

錢學森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談話，他說道：

“我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過很長久的知識分子。我在新中國只有３個多月，我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來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就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要向各位委員學習。現在，我僅以一個小學生的態度向大家報告：我深深熱愛着我們新生的國家，我來到新中國，心中充滿了快樂，這裡沒有獵奇的記者，沒有聯邦調查局特務的跟蹤，沒有庸俗下流的廣告畫，我們呼吸的是純潔、乾淨、健康的空氣！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愛戴，我深深的感到生活在新中國是多麼快樂，多麼光榮！……

“現在，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在12年內，在國民經濟中最急迫的部門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這一偉大號召是在一個關鍵時候發出的，因為，我們正面向着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們科技工作者，只有積極響應……”

1956年2月1日，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正在參加政協會議的錢學森接到了一張由毛澤東主席簽署的大紅請柬。錢學森怎麼也沒有想到，他今天就可以見到仰望以久的人民領袖毛主席了，他要把對黨和政府的感激，把對發展祖國科技事業的設想說給領袖聽。

“來，學森同志，請坐到這裡來。”毛主席操着濃重的湖南方言，熱情的邀請錢學森坐到自己的身旁。

毛主席關切的詢問了錢學森回國以後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當問到他回國以後的感受時，錢學森回答說：

“我在國外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在短短的６年裡，我們能做這麼多的事情，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到處是一派生機勃勃。”

毛主席微笑着說道：

“新生的事物，是最有力量的，它總是在同衰亡着東西作鬥爭中生長起來的。”

錢學森還告訴毛主席，他讀過《實踐論》和《矛盾論》，他感到收穫很大。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闡明的基本原則，同樣也是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的指導原則。

於是，毛主席便和錢學森談論起哲學問題來。毛主席興致勃勃的就物質的無限可分性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精闢的論述。毛主席認為：

“原子裡頭分為原子核與電子，他們是對立的統一。原子核里又分為質子和中子，他們也是對立的統一。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質子，中子和電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現在實驗上雖然還沒有證明，將來試驗條件發展了，將會證明他們是可分的。”

最後，毛主席笑微微的問錢學森說：

“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

毛主席對這位海外赤子的尊重與厚愛，令錢學森異常感動；而這位偉人淵博的知識與謙虛的品格，更使錢學森驚嘆不已。尤其是毛主席對哲學理論的探索所表現的勇氣與膽識，給錢學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學家最清楚這種在理論上大膽探索的勇氣是多麼可貴。由此，他更加崇敬毛主席。以後數十年來，錢學森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熱愛與尊重沒有因為歷史的推移有任何改變。

1956年春天，對中國科學技術界來說，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春天。

1月20日，毛主席在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發出了“全黨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奮鬥”的號召。

1月25日，毛主席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中指出：

“目前我們國家政治形勢已經有了根本變化”，“我國人應該有一個遠大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上的落後狀態，趕上先進水平。”

1月30日，周總理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進一步明確發出了“向現代化科學技術大進軍”的號召。

周總理隨即要求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國科學院以及有關部門，於4月份以前，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周總理指出，“這個遠景規劃的出發點，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學最先進成就儘可能

迅速的補充進來，根據世界科學已有的成就來安排和規劃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末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能夠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

這是一個多麼及時、多麼宏偉、多麼鼓舞人心的遠景規劃啊！

600多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投入了這一遠景規劃的研究和制定工作。錢學森按照周總理的囑託，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並主持了這項工作，為這部規劃的制訂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對於錢學森在制訂這個遠景規劃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後來很少有人提到。當年參與這項工作，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理論物理所所長何祚庥教授，在不久以前曾專門著文：《錢學森教授與發展科學技術的十二年規劃》，對此作了客觀的評述。他寫道：

　　 錢學森教授在我國導彈和火箭技術方面，是創造者和開拓者，就是很多同志都很熟悉的事情；但是，錢學森教授還有一個功勳卻很少為人們所熟知，即參與並主持制定了1956年——1967年發展科學技術的規劃綱要。

1956年春，在周總理的建議和直接領導下，曾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遠景規劃。這個規劃對我國的科學技術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我國科學技術事業走向生機勃勃的局面。規劃自然是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如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還有科學界的領導如張稼夫、張勁夫，、范長江等，以及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參與下完成的。但是，這一規劃所涉及的科學領域實在太廣泛了，收到了很多來自科學界的建議。怎樣從這浩如煙海、頭緒紛繁的多種多樣的建議裡面理出一個綱？這樣的任務便交給了當時由12位科學家組成的綜合組，負責評議、選擇、裁決、推薦，並綜合各方面的建議，最終決策。當時由海外歸來學識淵博的錢學森同志擔任綜合組的組長。有幸的是，當時我曾參與做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前後達半年之久，得以聆聽學森同志許多教誨，並目睹學森同志從科學技術的海洋中，理出一個《綱要》。

在這裡，何祚庥教授自然是作了十分概括的敘述。僅此我們可以看出，錢學森在制定新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其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發展科學技術的十二年規劃中，除了制定五十六項重大科學研究任務以外，最重要的是確定了四項（內部稱六項，因為其中兩項是當年尚未公開的國防科研任務）緊急項目，即原子能、導彈、電子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和自動化技術。要知道當年挑選這六個項目事關重大，而在確定這些項目時，錢學森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從現在的眼光看，這六個項目確實是影響科學發展全局的關鍵所在。但是，在當時卻並不那麼明顯，因而，人們在認識上也頗不一致。譬如說，從國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空防應該重點發展導彈？還是應當重點發展飛機？就有不少爭議。我國軍事部門的一致意見，是重點發展航空飛機，以鞏固我國的空防。產生這種認識並不奇怪。因為當時導彈這一先進的國防技術，並不為人們所熟知。那時，蘇聯的人造衛星還沒有上天，洲際導彈的技術也沒有獲得成功，導彈能否成為國防技術的現實？同時，中國又是一個科學技術比較落後的國家，有沒有能力去發展這種技術？中國會不會犯戰略上的錯誤？等等，這些都成為疑問。

面對這些疑問，甚至是明確的反對發展導彈技術的意見，當年錢學森曾經旗幟鮮明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何祚庥在同一篇文章中寫道：

當年，學森同志力排眾議，斷然認為：中國應當發展導彈。其理由是，無論是從攻擊或者是防禦的角度看，導彈性能將比飛機優越。因為，導彈將比飛機有更高的馬赫數（即速度更快）。尤為重要的是：掌握和開拓導彈和火箭技術並不見得比飛機更難。因為導彈所使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飛機所使用的材料卻要求能多次使用，這樣，在燃料、發動機以及結構材料上都有特殊的要求。發展導彈技術就可以暫時地不去解決這些長期經驗積累才能解決的技術上的難題。發展導彈技術所唯一要解決的難題是制導問題，這在短期內易於突破。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而比較容易實現。接着，錢學森便向大家介紹了許多制導原理，包括洲際導彈的制導原理。錢學森同志這一具有真知灼見的分析自然為很多同志所接受。於是，這一重大戰略決策就此確定。

……近三十年來，中國導彈事業為什麼得以超乎人們想象的速度來發展，其淵源蓋出於學森同志在1956年的這一科學分析。

通訊技術，既是國防建設上的關鍵技術，也是經濟建設中的重要技術。但是，在通信技術的發展方向上，在這次規劃會議上也有爭論。爭論的焦點之一，是發展有線？還是發展無線？

當時，許多人主張發展有線。為什麼呢？這除了技術上比較容易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因為有線易於保密。而保密是軍事技術上一項很根本的要求。

錢學森則主張發展無線通訊。他說道：“保密固然是通訊技術的重要要求之一。但是，有線通訊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多種多樣的要求，其嚴重弱點是在未來的現代化戰爭中極易受到破壞。無線電通訊將比有線通訊有更好的更廣泛的適應性。至於保密問題，可以設法通過其它辦法求得適當解決。

然而，無線電電子學的重要性還不僅在於通訊。它是民用技術以及現代化國防技術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工農業、醫藥衛生部門都離不開無線電電子學。” 當年，在國際上彩色電視尚未普及的情況下，錢學森還在這次規劃會議上論證了高空大面積彩色電視在現代化戰爭中的作用。他指出：

“高空中的彩電系統將極大地有利於軍事指揮機關對現代戰爭的監視和指揮。”

可以說，錢學森這一獨到的精闢的意見，確實使參加規劃工作的人們耳目一新。

由於錢學森的這一倡導，一時之下，我國工、農、交通、文教、衛生各部門，都紛紛要求無線電電子學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去配合他們的工作。當時，無線電電子學方面的人員，成為我國人才的“短線”。

電子計算機也是當時有爭議的一個項目。

電子計算機的出現，是一個劃時代的發明。當年，已知美國的電子計算機秒鐘能運算8000次，這比起手搖計算器來真是一次大飛躍。但是，那時關於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前景並不那麼明朗。快速計算機在推進科學技術上的作用，也遠不像當今人們看得那樣清楚。譬如，計算機能否代替人的大腦思維的問題，當時還是一個疑問。為此，錢學森舉出許多實例來說明推進快速電子計算機的重要性，他以水輪機的設計為例，說道：

“過去，為了設計好水輪機，要進行許多實驗模擬，理論只能在極其簡化的條件下進行計算。如果有電子計算機，就可以用數值方法對包含一系列因素的複雜的方程精密求解。這樣，就可以在方程式中把影響水輪機設計的種種因素都放進去。這就能在最短期間以最經濟的辦法作出最佳的設計。”

錢學森還以電子計算機可以同人下象棋的實例，說明電子計算機在相當的程度和高度上可以代替人的思維。當時，曾有人懷疑地問錢學森：“電腦怎麼能勝過人腦？”

錢學森回答說：“因為人的速算遠不如電子計算機快，人腦工作久了會疲倦。所以，電腦在一定條件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勝過人腦。”

錢學森還形象的介紹了電腦的記憶功能，邏輯功能，甚至學習功能等等。錢學森反覆論證了電子計算機是極有發展前途的領域。

在錢學森的介紹、說明和論證之下，關於發展電子計算機這一重大項目的決策，就此確定下來了。

關於發展自動化問題，錢學森在規劃會上也做了很好的論證。他向大家解釋了生產過程的機械化和自動化在原則上的差別。他說道：

“機械化是只能按一定生產程序而操作的機器；而自動化卻是在電子計算機控制下，能適應各種不同情況而自動操作的機器。未來工業發展必然走向自動化操作。這不僅可以節省大量勞動力，而且為保證高質量的產品所必需。尤為重要的是，在未來戰爭中，必須有自動化的攻防裝備，否則就不能適應未來的高靈敏度的快速反應的現代戰爭。”

錢學森的這一番論述，完全為以後的多次局部戰爭所證實。準確的科學預見，顯示了他的聰明和智慧，也顯示了他敏銳的觀察力。

在制訂科學發展規劃會上，錢學森還特別提出農業耕作的自動化問題。他說道：

“中國農業發展不能僅限於機械化，而且必須走向自動化。中國農業發展的特點是精耕細作。”

錢學森饒有風趣地說：

“我國農民耕地如同繡花一樣，所以，我們國家必須發展自動化的農業機械，必須在農業機械的設計上引入控制機。”

當時，負責具體規劃工作的辦公室主任、我國農業問題專家杜潤生十分欣賞錢學森的這一見解，認為這一見解非常符合毛主席關於發展農業機械化的設想。而錢學森恰恰是從技術上具體指出了如何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途徑。但是，後來我國農業機械化的進程卻離這些構想相去甚遠。

對此，何祚庥教授無不遺憾地說道：

“……可惜的是，錢學森這個關於農業自動化的構想未能落到實處，在長時期內被人們所遺忘了。我以為，四十年後的今天，這仍然是我國農業部門值得認真加以研究的指導思想。”

關於發展我國原子能科學技術的構想，錢學森也發表了很好的意見。何祚庥教授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原子能原不是錢學森的專業。但是，他已預見到了許多重要領域的發展。他指出了快中子堆的重要性。因為這能增殖燃料。他也曾提倡研究受控熱核反應。為此，他在規劃會上做過一個如何實現受控熱核反應的設想報告。他指出，只要將牆壁做成多孔材料，那麼通過液體在多孔介質中的滲漏，將能解決任何大量熱能產生後的散熱問題。他還指出研究原子能在飛機和潛艇上應用的重要性，因為這能極大地增加續航能力。

關於決定開發半導體的研究，錢學森在規劃會議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何祚庥教授作了如下評論。他寫道：

錢學森非常支持半導體的研究。因為利用半導體將能制出體積小、壽命長並穩定可靠的二極管和三極管。這對發展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技術至關重要。可惜的是，我國科學家未能預見到集成線路以及大規模集成塊的發展。以至於我國在這方面的工作的起步竟落後於國際水準十年！

錢學森除了對上述六項緊急措施的決策做出極其重要的貢獻之外，還在這次規劃會上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科學想法。對此，何祚庥教授也有一段回憶，他說道：

“據我憶及，錢學森曾討論過水翼船對我國國防以及水上交通的重要作用。由於水的密度大大的大於空氣的密度（約相當於高空稀薄空氣層的一千倍），因而只要用面積很小的翼面，就可以在水中將高速行駛的船體托起，從而將大大減小水的阻尼作用，極大地提高艦艇的航行速度。

“如果將水翼船製成高速行駛的魚雷艇就可以靈活地避開敵艦炮火的壓迫，逼近敵艦釋放高速魚雷。

“錢學森還曾討論了虹吸這一現象在小型水利設施中的作用，可避免使用閘門。他指出，利用宏吸管將有利於小水電站建設，即能將小型水輪機放置在虹吸管中並輸出電流。”

在錢學森的主持下，當時的綜合規劃組曾逐項地討論了五十六項重大科研任務。在討論這些項目的過程中，錢學森除了從國家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需要的角度來審定這些項目的指導思想以外，他總是高瞻遠矚，從現代科學可能有的發展前景的角度，廣泛提出建議。這就使得這些科學研究項目的制定，能夠面向科學技術發展的未來。

何祚庥教授在他的文章的最後這樣寫道：

錢學森在他所主持的綜合規劃組的活動中，體現出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遠見卓識和自然科學中的深入求實精神的合流。當年我國十二年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制訂，正是因為有了錢學森這樣一位科技決策的大戰略家來主持，使得這一《綱要》，既符合了我國的國情，又突出了時代精神。

眾所周知，就是這個《綱要》，在三十多年以前，成為了我國社會各界，特別是科學技術界，千軍萬馬“向科學技術大進軍”的良好開端。

錢學森回國不久，之所以很快就有陳賡大將、彭德懷元帥、葉劍英元帥乃至周恩來總理先後找他談話，討論我國的火箭、導彈技術問題，則其中，有着深遠的背景。

原來，在五十年代中期，面對美國的核威脅，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抓緊國民經濟建設的同時，決定減少軍政費用，下決心發展國防高科技，首先是發展以原子彈、導彈為主要內容的國防尖端技術。

早在1955年初，中共中央便作出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研製原子彈的決定，隨後國務院、中央軍委又開始研究發展導彈、火箭技術的有關問題。

這年的12月，錢學森衝破重重阻撓，從美國歸來，先是陳賡大將在陪同他參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時，向他做了試探性的詢問；接着，彭德懷元帥在醫院會見了錢學森，討論了研製近程導彈的可能性問題。

次年12月，中央軍委當收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負責教授火箭課程的任新民等三位火箭、導彈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的建議後，彭德懷、黃克誠又專門指派總參謀部部長萬毅與錢學森詳細分析了研製導彈和火箭武器的有利條件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就是陳賡大將以國防部名義在高幹俱樂部設宴招待錢學森的那次談話。

隨後，中央軍委多次召開會議討論關於發展航空火箭技術於製造導彈問題。

1956年3月14日，周總理召開專門會議，為了發展中國的火箭、導彈科技事業。決定成立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簡稱“航委”），具體領導這項工作。

1956年5月26日，周總理再次出席中央軍委會議。會前，錢學森在年初提出的《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的基礎上，根據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中對發展導彈提出的目標，協助聶帥向中央提出了《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

這份“意見”書具體分析了國內外的科技情況，認為必須立即開始導彈技術的研究。其基本任務是，首先要研製成功短程和中程導彈，以最快速度在幾年內開展有關科技的廣泛研究，培養一批技術幹部，解決導彈的製造問題。

在這份“意見”中還提出，建議在“航委”領導下設立導彈管理局，由錢學森任總工城師；並建議設立導彈研究院，由錢學森任當院長。

會上討論了這份意見書，通過了發展導彈的決定，並同意成立導彈管理局和導彈研究院。

黨中央很快批准了這份“意見書”。

於是，中國導彈事業開始起步了。

為了爭取時間，縮短摸索過程，１９５6年8月，李富春副總理寫信給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提出：為鞏固國防，中國決心要製造自己的導彈武器，請蘇聯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不久，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了在導彈製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給予協助的書面要求。

9月，蘇方答應供應兩枚“爾——１”型教學用的導彈樣品，接受五十名中國留學生到蘇聯學習火箭專業，並派五名蘇聯教授來華教學。

由於蘇方答覆的與中國政府的要求差距較大，中國政府在不放棄蘇聯政府給予援助和合作的同時，加緊籌組自己的研製力量，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導彈技術的道路。

1956年10月8日，以錢學森為首任院長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國一個導彈研究機構成立了。

院址設在現今北京西郊紫竹院西南角一個僻靜的角落裡。

當年的紫竹院還是一個野兔出沒、墳冢遍布的荒草園。這裡有兩個療養院的幾座舊房子。原來的主人是華北軍區後勤部。這個院址是聶帥出面要來的。

導彈研究院的禮堂，是由一個療養院的食堂改造成，僅僅能夠容納200來人。會場的布置相當儉樸，但不失隆重。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的誕生，今天就要在這裡宣布。

這天，十樹位聲名顯赫的共和國的將帥和部長，還有剛分配來的，自己也還不知道要幹什麼的156名應屆大學畢業升，一同聚集在這裡。

身着元帥服的聶帥，健步走到講台前，用濃重的四川鄉音，大聲宣布：

“同志們，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院研究院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了！”

在熱烈的掌聲中，聶帥將第一任研究院院長錢學森介紹給大家。

錢學森——當代的火箭技術權威——面帶微笑，用坦誠而熱烈的目光注視着一張張容光煥發的青春面龐。他說道：

“同志們，我們的研究院是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成立的。”由於激動，他的聲音有些顫抖。“但是，我們是白手起家，創業維艱。我們會遇到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不過，我們決不會向困難低頭。對待困難有一個好辦法，那就是團結一心，認真對待，只要大家心向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用科學的態度，認真去辦，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得攀登不上的高峰。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完成黨中央交給的光榮任務。”

錢學森簡短的講話，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尤其是那些將帥們的掌聲，顯得格外響亮。因為他們把造出我國導彈的強國富民之夢，全部寄托在這位火箭專家和近三百名青年人的身上。

作為一個導彈研究院，這裡的設備幾乎等於零。而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員當中，只有錢學森一人是這方面的專家，其中一百五十六名則是剛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他們在政治上，是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毫無疑問是完全合格的，但是他們所學的專業，五花八門，有學機械的，有學化學的，有學紡織的，甚至還有攻讀文史的，恰恰沒有一人學過導彈理論，因為，當時我們的大專院校還沒有這個學科。

他們就是從這個起點開始，攀登世界尖端科技高峰的。

現在，擺在這位院長面前的任務，顯然不是進入研究的陣地，而是首先要使他手下的這批不知導彈為何物的研究人員，掌握導彈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

於是，一個導彈技術訓練班開課了。

實際上，這是一個導彈技術“掃盲班”，錢學森既是班主任，又是授課教師。當然，除了他親自授課外，還請來的空氣動力學家莊逢甘教授講《空氣動力學》，飛機專家梁守（此字須手寫）講《火箭發動機》，朱正教授講《制導》……

國家把一大批優秀大學生交給了錢學森，這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大學生。他們朝氣蓬勃，精力充沛，思想敏捷，做學問認真。錢學森喜愛這些年輕人。他從他們身上召見了自己的過去。是的，他曾經有過這般美好的年華。那時，他意氣風發，雄心勃勃，有着遠大的抱負。不幸的是，那時國家衰敗，社會動盪，民不聊生。這一點，與新中國這樣好的社會條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每當他手執教鞭為學生授課時，很容易想起世紀之初的父親和他的朋友。那時，錢均夫曾與魯迅先生一道執教。不過，在那個年代，“教書是知識無產者最悲慘的行當”，“是文人的末途”。他自然也想到了在美國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以及加州工學院執教的情景。那時，坐在他面前的，大都是金髮碧眼的洋人學生。如今他終於站在了祖國的講台上，面向中國自己未來的導彈專家們，講授同一課程，他的心中該有多少感慨啊！

甘願付出更多的心血，哺育新中國培養第一代火箭、導彈技術人才。他向聽課的學生們說道：

“火箭、導彈事業，是一個宏偉的具有遠大前途的事業，是國家和民族安危所系的事業。因此，投身於這項事業是很光榮的。大家既然下決心來幹這一行，就要求大家終身獻身於這個事業。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干我們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大家要甘當無名英雄。”

這就是錢學森的開場白。

下來的是由錢學森主講《導彈概論》。

錢學森雖然不是專職搞教育工作，但是，他很懂得教育之道。他不僅把淵博的知識傳授給學生，而且善於做學生的思想工作，善於用先人的哲理啟發學生。

當時，有個別學生因專業不對口而引起思想波動。認為從事火箭導彈事業是大改行，所學非所用，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白白貽誤了青春，原想搞本行當個“大科學家”“大人物”的夢想破滅了，因而，不安心學習。這個問題雖說是存在於個別人身上，但是，這種認識容易在其他人身上產生共鳴。因為，搞火箭和導彈對於絕大多數學生來說，都是“專業不對口”的。

錢學森了解到這個情況之後，便在一次談心會上，講了一大批富有哲理、幽默風趣的話，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他說道：

“我想，當人類還生活在伊甸園的時候，是分不出什麼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只是人類自己漸漸地感到大家都是一般高低的生活太乏味了。於是，才有人站在了高處，成了大人物。於是，人群里便有了大人物與小人物。

“其實，少數大人物的存在，首先是因為有千千萬萬不顯眼的小人物的襯托而存在的。時常是小人物成就着那些大人物。小人物就像池塘里的水，大人物就像浮出水面香氣襲人、亭亭玉立的荷花。試想，沒有水，荷花何以生存！

“人們往往只看到少數大人物的作用。實際上，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事業中，小人物比人物更不可少。雖說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如果一個個士兵都想像當元帥的話，那支軍隊肯定是無法打仗的。拿破崙再厲害，真正動刀槍的還是成千上萬的士兵。”

一次，他還用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勉勵大家，要人們甘當普羅米修斯和西西弗斯。他說道：

“普羅米修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盜火大王，他從天國盜來火種供給人類，從而給人類帶來了物資的光和熱，為此普羅米修斯觸怒了天神宙斯。於是，普羅米修斯被捆綁在高加索山上，任憑禿鷲齧食他的內臟……

“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獻火而犧牲了自己。我們搞火箭、導彈的，同樣是為了人類和平，為了祖國人民的安定和幸福，因此，我也應該具備普羅米修斯的犧牲精神。”

接着他又談到西西弗斯，他說：

“西西弗斯也是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他被天神的判決服勞役，命令他將一個巨大的石頭由山腳搬運到山頂。當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就要將這塊巨石推到山頂時，由於他體力不支，那塊巨石又很快滾落到山腳。但是，西西弗斯並不灰心，他又重新把石頭向山頂推去，經過多次反覆，終於獲得了成功。

“西西弗斯的命運仿佛就是人類命運的先驗結構。人類之所以能夠進化，事業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具有西西弗斯這種堅韌不拔，向命運抗爭的精神。”

在錢學森的耐心啟發下，學生們的學習態度的非常端正，學習熱情愈發高漲。他們都十分愛聽錢院長的講課和講話。因為，學生們感到，錢院長的胸膛里像是一座知識的寶庫，加上他那他幽默風趣、簡潔明快的語言，生動活潑、形象具體的事例，由淺入深，循循善誘的方法，所講的內容像是一股股清清的泉水點點滴滴的流入了學生們的心田。

在連續3周的時間裡，錢學森給持人事們主講人“這才發明。導板分”，還將為了在當時還設有分泌的人造衛星。

錢學森在講這些尖端的技術課程時，不是單純地講科學技術理論，而是將豐富的哲理融匯其中，從社會學、科學學、認識論的多方位進行審視，因此，既有歷史的縱深感，又有時代的現實感。他在向學生們解釋神秘的原子世界時說到：

“電子繞原子核旋轉的軌道不是雜亂無章的，它如同有軌電車，必須在屬於自己的特殊軌道上運行。

“然而，電子在本公司部分縣也可以從一個軌道叫到另一個軌道上去，因此，我們說電子郵箱是由無軌電車和較早的結合體。

“電子在跳躍軌道時，必定會獲得能量和釋放能量。

“總之，原子活動是有序的，清楚的，類似一個微小的太陽系——電子圍繞着一個又重又小的原子核旋轉，而且是在諸多軌道上旋轉。當電子從一個軌道跳到另一個軌道上時，就以量子的方式不間斷地釋放能量……”

錢學森在他主講的《導彈概論中》中從微觀世界降到宏觀世界他的講課內容計征法與有反應過程。請他講課，使你覺得，裡面的３１個人，而是一個職工支付打牌，一直於是的高山。他旁徵博引，妙語連珠，把乾巴巴的技術警和費用

在錢學森的初始下，導彈研究院在整版，等技術訓練吧機械辦法，相繼建立了導彈總體們給董立、發動機但結構、乙烯等石刻研究室之

這個時刻研究所眼力，為共和國已導彈以港和５０將使飛機的研究和賜教打下了基礎。

導彈研究院的機構，股東，炎炎也不准家。到１９５０年底，導彈研究院已經發展到似的。員工６６５億元９之地書號也就是４住院是西南角的那幢房子，總不能帶來的大小分子，每年一張，一個長。設在當時，條件已經很不。情節的，不以適應生產中影之首，將原人民大學分校，還有忠厚財務學校的房時，也先後導彈研究院。然而，這些新增加了舊，只能解決生活，而更為重要和機械科研、事業、生產用房，海未能得到解決。

這期間中共中央０５在長辛店的某種促銷，經營有關批准，將貨物連同裡面的設備，儀器等物品的導彈研究院。

以９５．７年１２月３日，人情網尖端科技事業經營品性形式，中央決定把我研究院一訪；布局，又一氛圍山，成立了三個方面。後來，又發展為５個研究院舉辦

五好解釋也在沒收中前進之力等重大。國家領導人會議前夕解除了手繁瑣的日常食物，它嘲諷我但是，國家又了。興中的研究院一個關繫到國家戰略的指令和航天乃至整個科技事業發展前者引資負責戰略導彈研製任務的第一研究，交給了他。由他兼任這個廠院長。

由於進行了上面這一系列的調整，中國航天事業漸漸的補零股道場。着眼各項任務等領域強有力的領導班子的由行政幹部９４７誓詞，與決算在也不柴米油鹽超星分成，。

前些％的觀念，脫離公司職工股者為限導彈事業的艱難起步，有過這樣的：

主要因為新中國成立不久，經濟，技術，克黨福建與現在相比，將查實和能源和院長之兩耳，原等導彈，這兩項尖端技術中與北功課，而且是以很快的事情呢。原因何在呢？我認為最長絲廠的領導，。茲，就是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和聶榮臻元帥與之稱

主要我們都演的時代。按照我熱情，州長、葉老總將死不法人股者皆通脹中，僅指了規模者，得碼頭，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來。７，儘管我們在經濟技術０３５困難，但由於主引導預防，還是很困難和之。

“反應是一段歷史，我覺得，個人只是盡力這一點應該之廣，那是很有一側一書功勞，，首先要歸功於黨的領導，第２是廣大科技人員的努力作用在當代在導彈技術保密，那就是最初的勞務元，以後視其既不、航天工業，現在交航空航天部，是這個領域成千上萬人的功勞。”

這就是“綠我國導彈事業艱難起步，引進均

1957年10月5日，凌晨1時36分，全世界通訊社的電傳打字機上，同時打出了塔斯社的一條電訊稿：

多年來，蘇聯一直致力於人造衛星的研究與試驗工作。蘇聯在國際地球物理的研究計劃中，已經談到過發射人造衛星問題。

經過各個研究所和有關科研單位的緊張努力，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現在已經誕生了——１0月４日，蘇聯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

1957年１0月４日，蘇聯當局宣布，他們的科學家已經成功地將一顆重１８４磅的金屬球由火箭運載送到了離地球表面上空足夠的高度，它不致於被地球引力吸回地球來，他能以每４５分鐘繞地球一圈的速度，周而復始地沿着既定軌道運行。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爆炸性的新聞.

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了!

人類第一顆拋向太空的衛星成功了!

這顆83．6公斤重、壽命只有3個月的人造衛星，終於揭開了人類航天活動的序幕！

就在這一年，北京舉行了盛況空前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在這個慶祝會上，錢學森代表首都科技界，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道：

“蘇聯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在今年１０月４日，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是一個球形體，它的重量是８３。６公斤，它的直徑是５８厘米，衛星的軌道高度平均是９００公里，周期是９６分鐘……

“這一顆衛星的重量和體積看來並不驚人，但是，作為一個科學技術工作者來說，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到發射這顆衛星的工具上去。根據已經掌握的資料，發射衛星的工具是一個三級火箭……因此，蘇聯人造衛星的成功標誌着科學工作者在火箭研製上的高度成就。用三級火箭連續將衛星送入近於圓形的軌道，可以看得出來，這一工作要求非常精確的控制和遙測系統。所以蘇聯發射人造衛星的成功，標誌着蘇聯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在自動控制和計算機技術方面的高度成就。

“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是一級星際航行的先鋒。但是，它在科學技術上的先進意義並不限於此，它對地球表面本身的交通也指出了新的可能：就是用火箭來推進彈道式的飛機，因而創造出超高速的交通工具……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蘇聯並不是第一個發展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國家，第一個製成現代大型計算機的是美國。但是美國先有了這個有力的工具，卻不會好好使用它;真正使用了計算機的是蘇聯。這是什麼緣故？我看這是因為美國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科學技術工作者，他們充滿了個人主義，爭權奪利，因而做實驗的看不起做理論的，做理論的也看不起做實驗的.兩方面的人，合作不到一起。

“我們可以看到，在科學技術工作中有效地使用計算方法是等於用理論的方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理論工作者必須和實踐工作者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所做不到的。而且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決不是一種機械的連接，而是辯證唯物的。所以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的光輝領導下，科學技術工作者才能普遍地掌握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才能把這一項寶貴的原則靈活地運用到所有的問題上去，從而取得卓越的成就。”

錢學森在這裡講到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有着切身體會的。他是親身經歷過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生活的科學技術工作者，他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感受。因此，他在這次講話的最後再一次強調地說道：

“蘇聯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最近在人造地球衛星上，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科學領域上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豐功偉績，歸根結蒂是由於社會主義優越性，是由於有黨領導的科學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錢學森的講話，當時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動。一位美國專欄作家，作了如下的報道：

錢學森對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表了洋洋萬言的長篇評論，以致對美國造成無比的衝擊。美國知識界人士抱怨美國政府逼走了錢學森，以致的錢學森個人價值，錢學森的科學知識為中國大陸共產黨所利用……

蘇聯在科學技術上的成就，在美國朝野上下引起大嘩。兩個月以前，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世界第一枚洲際導彈;兩個月後，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對於一心想稱霸的美國領導人來說，的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於是，近一個世紀以來，趾高氣揚的美國人第一次產生了自卑感。

在美國最高當局的再三催促下，直到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美國才將一顆只有十八磅重的“探險者一號”送上了太空。

美國各大通訊社向全世界播發了一條消息：

美國已經成功地把一顆科學地球衛星送入了地球軌道！這是我們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活動的一個組成部份……

從此，人類開始可進軍宇宙，角逐太空的歷史。

當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不久，錢學森便敏感地意識到人類探索太空的時代已經到來，各軍事大國在這方面的劇烈競爭已不可能避免。於是他找到我國著名的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郭永懷、陸元九等，積極倡議我國應當及早開展空間技術研究工作。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的第二天，有些代表在發言中幾次提到中國的人造衛星問題。代表們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毛主席。毛主席伸出了他的大手，高聲說道：

“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

毛澤東這一驚天動地的呼喊，表達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心願，也表達了錢學森等一批戰鬥在航天科技前沿的科技工作者，追趕世界尖端科學技術步伐的決心。

是的，自從蘇聯發射成功第一顆人造衛星之後，錢學森就有一種使命感和緊迫感在驅使着自己。他多次邀集科技界的同行研討這個問題，在科技的正式集會上，還多次發表談話，希望中國能早日搞出自己的人造衛星。他們就等着黨中央的號令了。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多次邀集錢學森、趙九章等人，座談研製人造衛星和發展空間技術的途徑。

1958年8月，由錢學森主持起草了一份給黨中央的報導。在這份報告中，對於發射人造衛星推動尖端科技發展的重大意義，做了很好的說明：

發射人造衛星，將使尖端科學技術發展加速前進，開闢新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新領域，為導彈技術動員後備力量。同時，任何人造衛星的上天，是洲際彈道導彈成功的公開標誌，是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集中表現，是科技技術研究工作向高層空間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圍繞人造衛星的研究，將會把一系列工作帶動起來，比如，高能燃料、耐高溫合金、無線電子學、電子計算機和應用數學等。

不久，聶榮臻、張愛萍、羅瑞卿以及張勁夫、王諍等領導同志，又特地邀請錢學森、趙九章、郭永懷、陸元九等專家，在國務院辦公室召開了專門會議，研究中國衛星如何起步的問題。會後，由錢學森主持制定了人造衛星發展規化設想草案。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提出了分三步走的設想：

第一步，發射探空火箭；

第一步，發射一、二百公斤重的地球人造衛星；

第三步，再發射幾千公斤重的科學探測衛星。

根據這個規劃提出的要求，中國科學院將人造衛星的研究列為全院的頭等重要任務。為了組織和協調全院關於衛星和火箭研究的業務，還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衛星小組——中國科學院５８１小組。由錢學森任組長，趙九章和衛一清任副組長，負責籌建衛星設計院。

研製中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這個神聖而又艱巨的任務，又歷史地落在了錢學森和他的同事們的身上。

1958年 8月 28日，這是一個星期四的下午。
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的辦公室兼寓所。
火箭專家錢學森和原子能專家錢三強被邀來，向毛主席談我國導彈和原子彈的研製情況和發展尖端科學的想法。
周總理、聶榮臻副總理和宋任窮上將也在座。
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首先匯報原子彈的研製情況。他講到二機部目前擁有上千人的原子彈理論研究隊伍，其他有關準備工作已按預定計劃展開。鑑於中蘇關係日趨緊張的情況，錢三強說道：
“如果考慮到蘇聯在履約上有變化，我們在人力、物力、財力、技術等方面會遇到很大困難。比如，我們的鈾原料就不夠用。需要將目前的鈾礦擴展幾百倍，這樣，我們的開採量才能滿足需要。”
說到這裡，周總理插話道：“我們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要做好立足國內的思想準備。”
毛主席靜靜地聽着，依然一支接一支地吸煙。這位政治偉人吸煙量之大，在延安窯洞時就很出名。
透過重重煙霧，毛主席將視線落在了坐在他左邊的錢學森身上。
“怎麼樣，”毛主席衝着錢學森問道，“錢學森同志，你說說看？”
錢學森沉思了片刻，說道：
“周總理說得好，關於兩彈的研製，要有立足於國內的思想準備，這就需要組織全國大協作。”
面對中蘇關係日益惡化和我國經濟、科技落後、基礎薄弱的現狀，錢學森思考了很多。他想到了毛主席一貫的立國思想，那就是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他也想到了社會主義制度在統籌和協調工作上的巨大能力。他還從現代大科學戰略的角度出發，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提出了“要組織全國大協作”的建議。
“哦！這個建議很好。”毛主席顯然很感興趣。要知道，在革命戰爭年代，毛主席就非常重視並嫻熟地運用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略思想，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正是這一戰略思想的光輝傑作。新中國成立後，在我們國家經濟還十分落後的情況下，又將這一軍事戰略思想運用於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現在要搞“兩彈”，看來還得依靠這個法寶。
毛主席將煙蒂在煙灰缸里擰滅，站起身來，走到周總理面前，一再叮囑，要儘快組織落實。
後來，毛主席在關於研製“兩彈”的一個文件上，作了這樣的批示：

要大力協同，做好這項工作。

毛主席在這次接見錢學森時，不只討論了人造地球衛星問題，還討論了農業上諸多的高產衛星問題。
1958年，那是個“大躍進”、“放衛星”的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赫然登在《人民日報》上。各地出現的糧食衛星，白菜衛星、紅薯衛星、棉花衛星，屢屢作為“重要消息”，發表在黨報的一版頭條。

天津小站水稻畝產兩萬斤。
河北安國的小麥畝產兩萬一。
......
這些都是可能的嗎？在科學上有依據嗎？毛主席詢問錢學森這位大科學家。
憑實而論，錢學森對於這些高產衛星，開始也有過疑惑。但是，當他看到黨的機關報上連篇累犢地報道了這些高產衛星單位的事跡，又有相當的地方黨委負責人驗收、核產，他不得不懷疑自己是否“保守”了。加上，當時全國熱火朝天的躍進氣浪，人民大眾解放思想，大膽進取的精神，在感染着每一個人。在那些日子裡，錢學森的心清處在無比興奮、無比激動之中，他和幾億農民的心是一致的。當毛主席問及此事時，他如實地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道：
“搞農業生產，我沒有實踐經驗。所以，開始曾偏於保守。但是，近幾個月來，報紙上發表的許多農業高產‘衛星’教育了我，也提醒了我。我想到農業生產同太陽的光合作用有着密切的關係。我們現在的農業，對太陽的光合作用的利用還遠遠不夠，人類一旦大膽而充分地利用了太陽的光合作用，農業產量將會成倍、乃至幾倍地增加。因此，創造出放衛星的高產來，是完全有可能的。”
聽了錢學森的解釋，毛主席點了點頭。
後來的事實證明，“大躍進”期間的高產衛星，絕大部分是假的。由於這種虛假浮誇行為，給我國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也因此，對於錢學森曾經說過的這番話，在科技界多有微詞。
對此，錢學森感到深深的內疚。他再三請教農業科學專家，當他知道自己的意見存在着片面性時，多次作自我批評。
當然，作為一位有崇高威望的科學家，說話要講科學。不過，在那個“大躍進”的浪潮把人們搞得發狂的年代，一個對黨、對人民懷有真摯感情，並對社會主義建設抱有飽滿熱情的科學家，說了一些發自內心的過頭話，是可以理解的。這不過是這位傑出科學家輝煌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罷了。
1958年的國慶節快要到了。為了向建國九周年獻禮，錢學森領導的那個剛剛組建起來的衛星研製隊伍，開始行動了。
沒有辦公的地方，就從北京西苑旅社租了幾間房子當研究室；沒有現代計算機，借來一台老式手搖計算機，不怕辛苦多搖幾遍；辦公桌不夠用，特別是沒有大的繪圖用的專用桌，錢學森和年輕人一起，趴在水泥地板上設計圖紙；一把老虎鉗，兩把挫刀，幾張鋁板，幾張三合板，外加十幾支蠟燭和幾把手電筒（以備停電時用），便開始了中國衛星及運載火箭模型的設計與研製。
後來，一位專家對於這種中國式的航天起步曾撰寫文章作了這樣的回憶。

剛剛組建起來的衛星隊伍，總共才一百來人。既沒有正式的辦公地方，也缺少必要的圖紙和資料。僅包租了西苑旅社的一棟樓，就開始研究方案，設計計算。那時，同志們的幹勁很大，勁頭很足，只用了十幾天時間，就初步設計製作出了一個運載火箭的模型，作為向1958年國慶節的獻禮！
儘管這些東西還是圖紙、模型，但它畢竟是中國人自己設計出來的，它代表了億萬中國人民向空間尖端技術領域進軍的意志和決心。

1958年I0月1日，中國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在北京西郊中關村生物所開幕。在所有的參展展品中，錢學森帶領的衛星隊伍送展的展品最為新穎——就是他們連日趕製出來的兩顆衛星模型和一支火箭模型。
在兩顆衛星模型中，一顆裡面放有科學探測儀，另一顆裡面裝了一條小狗——因為蘇聯發射的第二顆衛星中，放置了小狗萊伊卡。每當參觀的人群來到衛星模型前面時，這條小狗便會發出“汪！汪！汪！”的叫聲，非常滑稽逗人。而那支運載衛星的火箭模型在進行發射飛行表演時，還需要有人躲在模型背後，用手牽引一根橡皮繩，火箭方能“飛行”。
國家領導人對這個小小的展覽非常重視。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等先後來到這裡參觀。
毛主席也參觀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來了。
那是1958年10月25日上午10時許，一個為我國人民所熟悉、所熱愛的身影出現了。毛主席身着中山裝，腳穿圓口布鞋，跨着矯健的步伐朝大家走來。
在熱烈的掌聲中，毛主席在張勁夫、錢學森、趙九章的陪同下，走進展覽大廳。
毛主席一邊觀看各種成果展品，一邊聽講解員的講解，臉上帶着笑容，非常和藹可親。當聽到有關火箭和人造衛星的介紹時，毛主席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聽得很仔細，還不時向身旁的錢學森詢問幾句。錢學森用最簡練明快的語言作回答。
展品的最後部分是火箭和衛星的模型，並進行火箭的飛行表演，毛主席坐下來觀看。
火箭剛一啟動，毛主席突然從椅子上站立起來。原來他發現了情況——在火箭模型的後面藏着一個人，在用手牽動着橡皮繩。
“噢，那火箭是靠他牽動的！”毛主席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他回頭對錢學森說道：
“好，就這麼搞！不要怕土，土八路可以打敗洋鬼子嘛！”
毛主席又來到衛星模型前，他不僅圍着衛星模型仔細地觀看，還用手指在衛星模型的外殼上彈了兩下。這時，裝在衛星模型裡面的那條小狗，“汪！汪！汪！”叫了起來。人們告訴毛主席，這是仿照蘇聯第二顆人造衛星里裝載的小狗“萊伊卡”。毛主席再一次哈哈大笑起來，高興得像個孩子。
毛主席就要結束參觀了。他轉身對張勁夫、錢學森等人說道：
“你們今日展出的科研成果很好。我看科研也是可以大搞群眾運動的。”毛主席回顧了一下展廳里的眾多展品，然後揮動着他那開天闢地的大手，堅定地說道：
“你們科學工作者，一定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
陪同毛主席參觀的張勁夫、錢學森均連連點頭，同聲說道：
“請毛主席放心，我們記下了！”
走出展覽會的展廳，已經快到中午12點了。毛主席的座車業已停在門前等候。錢學森走近毛主席，不無羞澀地對毛主席說道：
“主席，我犯了一個錯誤，需要當面向主席檢討！”
毛主席停下腳步，驚訝地問道：“學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錯誤呀？”
“那一天我向您講過的關於農作物光合作用的潛力問題。事後，我請教了幾位農業專家，他們都說那是缺乏科學根據的。”錢學森誠摯地說道。
“噢，原來你錢大科學家也是冒叫一聲呀！”
毛主席大笑着，坐進車內，向大家揮揮手，車子平穩地開走了。

早在導彈研究院成立大會上，聶榮臻元帥就曾重地宣布了經黨中央批準的進展方針，這就是：

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已有科學成果。

根據這一方針，國務院也曾經向蘇聯政府提出了有關國防尖端技術的援助要求。

蘇聯政府對我國的要求，態度十分審慎，遲遲不作答覆。加上他們國內原因，拖了一年之久，於一九五七年７月才復函中國政府同意我國派代表團前往蘇聯談判有關國防尖端武器的發展和生產問題。

1957年９月，中國政府組成了聶榮臻副總理、三機部部長宋任窮、副總參謀長陳賡率領的，包括顧問專家在內共31人的代表團赴蘇聯談判。

錢學森以中將軍銜參加了代表團。說來，這裡面還有個小小的插曲。

蘇聯政府遲遲不復函中國政府，復函後附加了一些條件。蘇聯國防部表示，蘇聯的火箭、導彈和其他尖端技術設備需高度保密，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中，必須具有相當級別的政府官員和相當高級軍銜的軍官才能參觀。

當時，錢學森以列入代表團成員名單，但他沒有軍銜，更不要說“相當高級”的軍銜了。而他是必須去蘇聯的，因為代表團成員中他是唯一通曉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

此事被周總理知道了，他立即建議中央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據說，當時周總理詼諧地說過，早在1945年美國政府就曾授予錢學森上校軍銜了。現在已經過了十二年，我們為什麼不能讓他當將軍呢？就是按軍隊的晉升制度，也該輪到錢學森當將軍了。

於是，中央軍委很快作出決定，授予錢學森中將軍銜。

於是，在中央代表團中，又增加了一位身着中將肩章的錢學森將軍。

1957年9月，赫魯曉夫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爾加寧以及國防部長朱可夫等人陸續趕下台，掌握了蘇聯黨政大權。但政權尚不鞏固，有求於我國。因此，中蘇關係出現了短暫的“蜜月期”。中國代表團的到來，蘇方給予了高規格的接待。

這一次的中蘇軍事技術談判進展非常順利。

10月15日，中國和蘇聯在莫斯科正式簽訂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

根據這一協定，雙方在1957年底至1961年底，除供應我國四種原子彈的樣品和技術資料外，還決定供應四種導彈（P—2，C—75，C—2，K—5M）的樣品和技術資料等。並允諾在1960——1961年間共供給射程一千公里的“P——11”導彈的技術資料。

1957年底到1958年間，“P—2”導彈樣品運來北京，蘇聯同時派來專家。

然而，“以自力更生為主”，是我國發展軍事尖端科學技術的既定方針。因此，錢學森領導的中國導彈研究工作人員，並沒有躺倒在蘇聯現成的導彈圖紙上睡大覺。聶榮臻和錢學森根據蘇方的允諾及其實施情況，根據我國國防建設的需要，一起研究了三步棋：先仿製，後改進，再自行設計。

1958年5月29日。國防部五院大樓內，正在召開一次重要會議——討論對蘇制“P—2”導彈的仿製工作。

由錢學森向會議提出了仿製方案。當時，困擾錢學森的最大難題，是按照仿製的要求，我國軍事科研體系尚不配套，大量技術工作沒有人來做。儘管全國有一千四百個單位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仿製，但作為研究和設計單位的導彈研究院，仍然急需一大批各行各業的設計人員。

這個需求，得到了黨中央有力的支持。

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全黨發出通知，把發展國防尖端技術，視為頭等任務，為導彈研究院調配科技工作者大開綠燈。

總書記鄧小平為此作了批示：

技術幹部的調配，應以尖端需要為重點，儘量保證，滿足需要，其他項目所需要與此矛盾，應該讓路。

黨中央還為五院發了紅頭文件：《關於迅速完成提前選調給國務院國防部五院應屆大學畢業生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由組織部長親自負責挑選審查，保證質量與數量。

於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應屆畢業生，紛紛奔向五院。到1960年，五院已由數百人猛增至上萬人。

當然，這些從全國各地選調來的大學生，大部分專業不對口。錢學森只好再次辦起了導彈技術訓練班，進行補課。

五院人員大量增加以後，錢學森按照仿製與研製的要求，研究相應配套的新體制，重新組織分工。有的要新建，有的要充實擴大，這一切都要錢學森親自籌劃，親自參與。

隨着科研機構的健全，仿製工作全面展開了。錢學森夜以繼日地投入到設計工作以及組織攻破關鍵技術的工作。白天，他帶領年青人在實驗室里做實驗；夜晚與年輕人在一起，消化資料，做課題論證，推導運算，常常是通宵達旦，廢寢忘食。

為了“東風一號”的仿製工作，錢學森不知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在總體設計部，在控制系統，在彈體結構研究室，在推進劑研究室，到處都有錢學森的身影。然而，在百忙之中，錢學森不忘抓主要矛盾，抓關鍵部位。他始終把主要精力傾注在火箭發動機上。因為，火箭發動機是導彈的“心臟”啊。

大型導彈工程千頭萬緒，事事要從頭干起，談何容易！

所幸的是，一開頭，絕大多數蘇聯專家對中國的幫助還是誠心誠意的。這使得錢學森還稍稍喘了一口氣（對於這一點，即使在後來中蘇關係全面破裂之後，錢學森也仍給以公正的評價）。

但是，好景不長。中蘇關係出現了的“蜜月”期，很快便結束了，代之而來的，是由不公開的冷漠、撤火，到公開的決裂。

中蘇關係的這種微妙的變化，錢學森是最清楚的。第一個敏感點，就是“核子”領域。1959年6月，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這是一個信號。實質上是蘇聯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中蘇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的條款。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蘇共中央的無理來函不予答覆。但是，此事已出，中央只有橫下一條心，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從頭干起。

1959年9月，我國防部五院在莫斯科與蘇方進行設備分交的談判。按協議，蘇方應供給五院100噸不鏽鋼材，蘇方竟翻臉不認帳了。

隨後，蘇聯實際上中斷了對我國的援助，一些應到而未到的圖紙資料和樣品，都卡住不給了。那隻曾經伸出來的友誼之手，一下子縮了回去。

到1960年，事態發展得更趨嚴重。這年６月24日至26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蘇共對中共公然進行了全面攻擊。

1960年7月14日，蘇聯政府突然又照會中國政府，在一個月之內，撤走在華的全部12000名專家，並帶走許多重要的設計圖紙和有關資料，同時停止發送建設急需的設備、關鍵部件和重要物資。就在這一個月之內，蘇聯單方面撕毀同我國簽訂的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技合同。

所有這一切背信棄義的行動，對於正處在蹣跚起步的中國航天事業來說，無疑是一次嚴重的打擊！

正在北戴河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得知此事後，氣得用拳頭擂着桌面說道：

“我們要下定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難還的。我看應該給赫魯曉夫一噸重的勳章！”

毛澤東這番話，怨中有氣，卻表達了中國人的志氣與英雄氣概，同時也更加堅定了中國尖端技術的發展方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別無他路可循。中國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技術，要造出中國的原子彈、導彈。中國人要爭這口氣！

就在蘇聯專家撤走後不久，錢學森扣開了聶帥家的紅漆大門。他來到聶帥身邊，說道：

“蘇聯專家撤走了，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只不過事情來得早了一些，突然了一些。”

聶帥點點頭。接着，二位將帥相對而坐，久久地沉默。

“你覺得我們的導彈事業能夠順利地進行下去嗎？”聶帥開口問道。

“能，我們能夠成功！”錢學森充滿信心地回答了聶帥。

在外國人面前，錢學森向來是不服輸的。他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似乎早就有所準備。因為在導彈研究院建院之初，他就把“自力更生為主”寫進了他的建院方針。

錢學森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大智大勇，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一個普通的愛國科學家可能達到的境界。這時的錢學森已經是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了。

黨組織對錢學森的考驗和錢學森對黨的追求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在美國，聯邦調查局曾誣控他為美國共產黨員。當時，他的確不是一名共產黨員。但是，這種誣控和由此而來的種種迫害，使他懂得做一名共產黨員的光榮。將回國的航行途中，一美聯社的記者曾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錢學森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我還不夠作一個共產黨員，因為共產黨員是具有人類最崇高理想的人。”嚮往之情，溢於言表。

回國以後，他雖然沒有急於向黨組織表露自己的這種嚮往和追求，但他在實際行動上，卻處處以共產黨員為楷模，嚴格要求自己。他不眠不息地工作，在百忙之中認真學習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並自覺地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自己的科研事業。他不怕困難，艱苦奮鬥，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政策。他不怕洋人，不信邪，對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所有這一切，黨組織都看在眼裡，也都銘刻在他周圍的黨員和群眾的心裡。

錢學森這種無聲的追求，終於如願以償了。

1959年，建國十周年前夕，經杜潤生、楊剛毅兩位共產黨員的介紹，錢學森終於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入黨的那天晚上，他激動得徹夜未眠。他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天，比他完成一項重大科研課題、獲得某一重大獎賞還值得珍貴。因為，這種時刻，一生中只有一次。

入黨後，錢學森更加嚴格要求自己。他十分珍惜共產黨員的稱號。在後來發生的歷次政治動盪和歷史曲折的關鍵時刻，他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黨的立場上，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維護着黨的光榮、偉大和正確。

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由於蘇聯的背信棄義，也由於我們在某些政策上的失誤，從1960年開始，我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在這種曲折面前，少數共產黨員對共產主義產生了動搖，某些人對社會主義的中國喪失信心。然而，“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錢學森和絕大多數共產黨員一樣，對黨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卻萬劫不泯，且愈信愈堅，對處於暫時困難中的社會主義祖國，始終充滿信心。他沒有絲毫怨憤之氣，而有的是埋頭苦幹、奮勇拼搏的精神。在困難當頭的時刻，他決心帶領中國的科研人員，力挽狂瀾，使祖國蹣跚學步的火箭、導彈以及航天事業，站起身來，挺起脊梁，邁出堅實的步伐，在困境中崛起！

錢學森充滿必勝信心的話語，使聶帥為之一振。聶帥說道：

“你的話跟中央想到一塊兒了。毛主席最近說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應該給赫魯曉夫一噸重的勳章！”

聽到毛主席這樣詼諧而充滿自信的語言，錢學森笑了，聶帥也笑了。聶帥繼續說道：

“我們黨有了你們這樣一批科學家，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能夠把我們的事業繼續下去，發展起來。你常說，中國人是很聰明的，中國的科技人員並不比洋人笨。我們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專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火箭、導彈來。”

錢學森激動得連連點頭。

這一天，聶帥在自己家中宴請了錢學森、梁守磐、屠守鍔等幾位航天科學家。

家宴是六菜一湯。聶帥親切地給每個人夾菜，但卻很少說話。他那一雙和善的鳳目，時而深情地注視着每一位航天科學家，充滿着期望，充滿的信任與鼓勵。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錢學森應邀出席了人民大會堂的一次大型宴會。參加宴會的都是首都六級以上的工程師。陳毅、聶榮臻、陳庚受周總理的委託，宴請科學家。聶帥在這次宴會上動情地說道：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別人是靠不住的。以後就靠在座的大家了。黨中央寄希望於我們自己的專家！”

一種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的悲壯，一種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豪氣，充滿了宴會大廳。

在這種氛圍里，錢學森抑制不住那種只有出征的將士才有的激情，他即席講道：

“聶帥說，中國的科技人員並不比別人笨，這是客氣了。我說，中國科技人員是了不起的。我們不僅有聰明智慧，我們還能夠艱苦奮鬥。只要國家給了任務，大家便會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去干，甚至為此而損害健康，直到犧牲，也不泄氣。有了這種精神，我們就不怕落後，不怕困難多。我們一定要趕上去，我們能夠趕上去！”

對錢學森的講話，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掌聲也是一種語言，是贊同，是響應。

宴會以後，周總理還特意安排出席宴會的各路專家，觀看了北京人藝演出的話劇《膽劍篇》。

這次宴請和看演出，是一次科技界的誓師，是一次動員。錢學森帶領任新民、屠守鍔、梁守磐、黃緯祿、莊逢甘、林爽以及謝光選等我國的航天專家，開始了中國航天史上的長征。

錢學森出現在聶帥家中，出現在國慶節後人民大會堂宴會上，對於首都新聞界來說，都是一個絕對的秘密。因為就在1960年這一年，錢學森突然“消失”了。

錢學森的“消失”，引起了種種猜測——

西方一家通訊社斷言：錢學森的“消失”，意味着中國將有重大事情發生。

果然不錯。此刻，錢學森正在中國的西北部人跡罕見的大沙漠中，夜以繼日地忙於導彈試驗的準備工作。

為了適應導彈研製、鑑定、試驗、發射的需要，早在1957年，中央軍委便決定籌建綜合導彈試驗靶場。1958年開始了靶場場址的勘測工作，在艱難跋涉的勘察者隊伍中，是少不了錢學森的。

1958年2月14日，中央軍委聽取了負責靶場選址勘測工作的陳錫和錢學森的匯報。他們經過反覆勘測和比較，認為位於酒泉東北部的弱水河畔額濟納旗地區符合建設綜合導彈試驗靶場的要求。於同年３月２日報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酒泉靶場場址正式確立。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決定，以剛從抗美援朝戰場撤離回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十兵團為基礎，組建試驗靶場的機構；成立以陳士榘為首的特種工程指揮部，負責統一領導試驗靶場特種工程的設計和施工。同年6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導彈靶場研究會，負責領導試驗靶場的初期建設，黃克誠任主任。

1958年10月，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正式成立。

1960年9月，試驗基地建設已初具規模，可以進行的地——地、地——空、空——空導彈事業。

在這期間，錢學森的行蹤不要說對新聞界，對朋友保密，連家人、包括他親愛的妻子蔣英也同樣絕對保密。他和他的助手們，經常穿行奔走在風沙瀰漫的大西北，或頂着烈日，或冒着沙暴，進行勘測。他們風餐露宿，夜以繼日地工作，為研究解決一個重大的科學技術難題，一去就是幾個月，沒有書信回家。有時，他神不知鬼不覺地返回家來，妻子問他到哪兒去了，為什麼瘦成這個樣子？他只是淡淡地一笑，說一聲“沒關係，不用擔心”，就算支應過去了。蔣英回憶起錢學森那一段生活時，無不嗔怨地說：

“那時候，他什麼都不對我講。我問他在幹什麼？不說。有時忽然出差，我問他到哪兒去？不說。去多久、不說。”

有一次，錢學森又“出差”了，一去又是幾個月，杳如黃鶴。蔣英急得坐立不安，寢食不寧。她再也無法忍受這種親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終於用火一樣的戀情炸開了理智的閘門，她找到一位國家領導人，像一個天真的孩子賭氣似地質問道：

“錢學森到哪兒去了？三個多月連一封信也沒有。他不要我了，不要孩子了，也不要這個家了。那我就放一把火，把這個家給燒啦！”說完嗚嗚地哭了。

錢學森到哪兒去了？這的確是無法告訴她的。

此刻，錢學森剛剛走下火箭發動機的試驗台，又跳上一輛老式吉普車，沿着一條長長的土路，向大漠進發。

那時，酒泉沒有飛機場，築路大軍正在日夜奮戰趕修鐵路。汽車到達雅安之後，只好騎馬前進。在茫茫的沙漠和丘陵間，走着人跡罕到的絲綢古道。一天下來，腰酸腿疼，腳不敢沾地。住的是“未晚先投店，雞鳴早看天”的雞毛小店。小店裡除去床鋪，連桌子都沒有。開始的兩天，他們累得倒下來就睡，後來漸漸習慣了。每到一處，錢學森總忘不了記下一些路上想到的事，或看看有關的資料，小店裡沒有桌子，他便到附近茶館邊吃茶，邊看書，邊寫筆記。慢慢的，同行的人都知道錢學森的這一習慣，住下來後，便找茶館。

有人說，弱水河是“魔鬼”居住的地方。烈日下，紅赭色的山丘閃爍着奇異的光彩，顯得神秘而迷人，使人想到《西遊記》中的一些故事，也給人帶來歷史的遐想。

這裡天很高，太陽很低。夏日，火辣辣的陽光，照在戈壁灘的 沙石上，炎熱灼人，中午氣溫可達攝氏40度。

在蒼茫的戈壁灘上，不乏歷史見證。有古代樓宇的殘垣，也有中世紀城堡遺址。它們將與現代的航天城堡相對而立，共同俯瞰人類的起步，共同面對戈壁的狂風。

越過漫漫平沙，極目遠眺，依稀可見一抹綠色林帶，那便是生命力極強的胡楊林。而能同胡楊媲美的，那就是奮戰在航天工地上的中國科技工程人員了。

錢學森浮想聯翩。他在大漠中行走了許久，很想碰到一個趕駱駝的漢子，或者是一隻飛旋在頭頂天空上的雄鷹，或者是一隻迷失方向的野兔……但是，他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有那裹挾着沙粒的狂風……

這真是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大概治水的大禹也未曾到過這裡，因為，這裡無水可治；曾經統帥千軍萬馬，完成統一中國帝業的秦始皇，他的將帥大兵，也不曾到過這裡，因為這裡是蠻荒之地；而晚清皇宮裡那位“老佛爺”，即使在茶餘飯後閒得用象牙骨牙籤剔牙時候，也絕對不會想起這片被沙漠覆蓋着的國土。今天，我們的科學家來了。在他眼裡，這裡是很難得的一塊風水寶地。

錢學森到哪裡去了？他來到一個在祖國地圖上沒有任何標誌的地方。

此刻，在他的腳下，是由不規則的鵝卵石鋪就的無邊無際的戈壁。如果不是親身站在它的面前，任憑你怎樣發揮自己豐富的想象力，也難以描繪它的蒼茫和荒涼。那枯黃的駱駝刺，容易使人聯想到一輩子也沒有得到過鮮花和春風的人生。那被烈日炙烤着冒着青煙的沙石，大概是世界上最耐得寂寞的沉默者。

大漠的下午，是很有特色的。西下的夕陽，被高空的沙塵遮去了燦爛的光輝，只剩下一副淡黃色的圓臉龐。在大漠的遠處，升起的一條直升高空的炊煙，使寂寞的大漠更顯得寥廓。錢學森的心頭驀然想起兒時媽媽教給他的唐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他由衷地佩服詩人對大漠特有的自然景物的觀察和概括能力。

當他們跨上馬背就要向前方進發時，突然看到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出現了大片的湖水，波光粼粼，漁光點點，就像回到了他極為熟悉的西子湖畔。錢學森驚喜地叫道：“難道這就是大漠中的海市蜃樓嗎？”

傍晚時分，錢學森一行來到了正在施工的航天城基地。工地上的科技人員，解放軍戰士以及工人們，聽說錢學森來了，都圍攏過來，表示歡迎。錢學森似乎忘了一天來在馬背上顛簸之苦，他高興得與大家握手、擁抱、問候。在簡單的洗漱之後，便和大家一起，鑽進帳篷吃晚飯。

夜幕降臨。，工地上的小伙子們燃起篝火，在噼噼啪啪的爆裂聲中，火焰升騰着，映照着周圍的人群。錢學森就擠在小伙子中間，他的臉被篝火照得紅彤彤的。今晚是工地上的施工人員與附近的村民聯歡，氣氛顯得格外熱烈。只聽到一個指揮人員大聲呼叫着：“秧歌舞開始！”這時，鑼鼓聲響了，人們紛紛加入了秧歌隊，錢學森也被拉了進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跳秧歌舞，雖說步法並不複雜，但還是踩不到鑼鼓點上，逗得周圍的小伙子們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後合，好不開心。

秧歌舞之後，是村民們演唱地方小戲“二人台”。這種小戲，只需男女二人，用歌聲和舞蹈表達劇情，聲調和語言極富地方特點，深受當地群眾的歡迎，許多人聽得着了迷，情不自禁地跟着演員哼唱。

夜深了，聯歡晚會也散場了，許多小伙子仍然圍着錢學森不走。他們要錢學森講故事，特別是想聽點他在美國的故事。

錢學森思恂了片刻，說道：“我在美國的故事沒有什麼意思，我給大家講一個我們的祖先搞科學發明的故事吧！”

大家表示歡迎。於是，錢學森給年輕人講了他的導師王士倬曾經給他講過的“萬虎的故事”。

故事發生在公元十五世紀的中國。

那是明朝憲宗皇帝成化十九年。有一位富有人家的子弟叫萬虎。他熟讀詩書，但不去投考。因為他不愛官位，愛科學。他最感興趣的，是中國古人發明的火藥和火箭。想利用這兩種具有巨大推力的東西，將人送上藍天，去親眼觀察高空的景象。為此，他做了充分的準備。

這一天，他手持兩個大風箏，坐在一輛捆綁着四十七支火箭的蛇形飛車上。然後，他命令他的僕人點燃第一排火箭。

只見一位僕人手舉火把，來到萬戶的面前，心情非常沉痛地說道：“主人，我心裡好怕。”

萬戶問道：“怕什麼？”

那僕人說：“倘若飛天不成，主人的性命怕是難保。”

萬戶仰天大笑，說道：“飛天，乃是我中華千年之夙願。今天，我縱然粉身碎骨，血濺天疆，也要為後世闖出一條探天的道路來。你等不必害怕，快來點火！”

僕人們只好服從萬虎的命令，舉起了熊熊燃燒的火把。

只聽“轟！”的一聲巨響，飛車周圍濃煙滾滾，烈焰翻騰。頃刻間，飛車已經離開地面，徐徐升向半空。

正當地面的人群發出歡呼的時候，第二排火箭自行點燃了。突然，橫空一聲爆響。只見藍天上萬虎乘坐的飛車變成了一團火，萬虎從燃燒着的飛車上跌落下來，手中還緊緊握着兩支着了火的巨大風箏，摔在萬家山上。

錢學森講到這裡停了一下。有一個青年人問道：“後來呢？”

“後來？”錢學森神情惋惜地說道，“萬虎長眠在鮮花盛開的萬家山。當然，他進行的飛天事業停止了。明朝以後，特別是到了近代，我國的科技事業日趨落後，以至倍受列強的欺凌。但是，萬虎開創的飛天事業，得到了世界的公認。美國一位叫詹姆斯·麥克唐納的火箭專家，稱中國的萬虎為青年火箭專家，是人類第一位進行載人火箭飛行嘗試的先驅。他研製的蛇形飛車，也是人類有史以來了不起的發明。”

“實際上，早在明代我國便發明了二級火箭。多級火箭為我國首創，是人類火箭技術方面的重大突破，是現代多級火箭的先河。”

在聽故事的人群中，不僅有工人和解放軍戰士，還有一些剛走向航天事業崗位的青年大學生，他們靜靜地聆聽錢學森講的故事，都為我們中華民族有萬虎這樣的科技先驅而自豪。錢學森借着篝火掃了一眼聽講的青年人，以充滿自信的聲音說道：

“我們的祖先發明火窯，曾使中華民族雄踞世界千年。又是我們的祖先，首創了多級火箭。在現代火箭面前，我們作為他們的子孫，能永遠落在洋人的後面嗎？”

“不能！”“絕不能！”“我們不能給祖先丟臉，一定要趕上去！”

故事會的現場，變成了小小的動員會和誓師會。一群年輕人，懷着滿腔豪情，回到了自己的帳篷。

錢學森住下來以後，經常和工程技術人員一道勞動、娛樂和聊天。他發現，有一些從大城市來的年輕人，吃不消這裡的苦累，流露出一些埋怨情緒。一位新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說：“真是想象不到這個鬼地方是這麼荒涼！來前覺得這裡一定很浪漫，來後才知道，這裡是鬼門關。自己的青春年華就算埋葬到這沙石堆里的！”

錢學森感到，這位大學生來前的思想準備不足，來到工地後，思想工作又沒有跟上，應該補課，應該加強思想教育工作。他不僅向工程指揮部的領導談了這方面的意見，還親自找年輕人，作細緻的思想工作。

一天晚飯後，錢學森邀那位大學生散步。他們邊走邊聊，不覺來到一個古城堡的遺址前面。錢學森單刀直入地說道：

“年輕人，我知道你來自繁華的大都會，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但是，你好象已經被現代城市生活馴化了，如同籠子裡的小鳥和陽台上的盆花，已經習慣了籠子裡和盆里的生活。所以，到了大漠荒原，一切都不那麼適應，對嗎？”

年輕人羞答答地點了點頭。

錢學森指着城堡遺址旁生長的一叢叢沙棘樹說：

“你看，這種叫做沙棘樹的植物，是多麼令人敬仰。它們不怕風沙吹打，也不怕烈日灼烤。它在貧瘠、乾旱的荒漠裡紮根，能吸取的養分，僅僅可以維繫它的生命。可是，它不僅頑強地生存，還結出一串串小而澀的果實。這沙棘樹比起城市陽台上的盆花，它的生命力不知道強出多少倍。因此，我勸到這裡來工作的年輕人，要挺起胸膛，面對現實生活，面對你們今天的工作崗位——大漠荒原。要承認，你今天的生活和昨天的生活真正的不一樣了。在這裡生活的意義，不是生存，而是創造，是開創嶄新的事業。”

他們走到古城堡的一堵殘垣前面，錢學森接着說道：

“看到這古城堡了嗎？當年這裡可能是拼殺過的古戰場。有多少將士，遠離家鄉，興正義之師，橫刀立馬，衝鋒陷陣，抵禦外侵。當然，那時的外敵是誰，已經成為歷史，不必去管他了。但是，我們眼前確有號稱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大的敵人，他們時刻夢想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再度淪為殖民地。為了保衛祖國，為了戰勝一切敢於動武的帝國主義，我們手中必須擁有現代化的防禦武器。而且，不管付出多麼大的代價，也要把這種武器搞出來。但是，搞成這些武器靠誰呢？”

說到這裡，錢學森轉過身來，兩隻手搭在那位年輕人的雙肩上，用真誠、熱切的目光注視着他，說道：

“靠你，靠我，靠所有參加這次工程的科學技術工作者、解放軍指戰員以及工人同志。一句話，要靠千千萬萬甘願為這種武器獻出自己終身的人。”

面對錢學森入情入理的話語，以及他那真誠、熾熱的感情，這位年輕人深深地感動了。他的眼眶裡滾動着淚花，哽咽着說不出話來，只是頻頻地點頭。

在返回宿營區的路上，錢學森還在向年輕人暢談自己來到大漠荒原的感想。他說道：

“這裡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苦多了。可是，比起我們的先輩來，還應該說是幸運多了。每當我來到這茫茫的大漠之中，總會想到在茫茫的大漠中踩出絲綢之路的先人，想起那些為了打開國門，通向異域而拋骨在大漠荒原的先人，想到那些為了探測大自然的奧秘而不幸殉難的先人。如果沒有他們的奮鬥犧牲，哪會有今天的一切？哪會有什麼繁華的大都會和現代的物質文化生活？……”

那個年輕人終於被錢學森的一腔愛國熱忱折服了。他的轉變，帶動了其它同樣有畏難情緒的年輕人。他們都把錢學森作為自己的榜樣，立志獻身於祖國在航天事業。也正是這些年輕人，通過日日夜夜的辛勤勞動，終於在這沙土飛揚的戈壁灘上，建起了一座震驚中外的，代表世界水平的現代化的航天城堡。

這是風沙雨雪的戰績，也是酸甜苦辣的戰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