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年1O月中旬，經過700多個日日夜夜的奮鬥，在錢學森親自參與並直接領導下，我國第一枚仿製型的“東風一號”彈道導彈研製成功了。
經聶榮臻元帥批准，組成了導彈試驗委員會，張愛萍任主任，孫繼發、錢學森、王伊為副主任。
1960年1O月17日，“東風一號”被專列運往酒泉導彈發射靶場。
1960年11月5日，這是蘇聯專家撤走後的第82天。
大漠荒原的弱水河畔，新建成的我國第一個火箭飛行場上，一枚液體燃料推動的地對地導彈，像一把利劍矗立在發射架上，其鋒芒直刺大漠藍天。
“東風一號”試飛就要開始了。
聶榮臻元帥與錢學森各穿了一件厚厚實實的軍用棉大衣，挨肩而坐。錢學森凝視着導彈發射架上“東風一號”的雄姿，極目縱觀大漠之寥廓，一種亢奮撞擊心扉——
12年前，在美國的帕薩迪那，他也曾面對一座火箭地面試驗台。那時，他除了緊張，怎麼也亢奮不起來。因為，他總覺得自己的血汗應該拋灑在自己國家的土地。當然，他也很明白，在美國的試驗，僅僅是一種學習，終久會有一天，將學到的知識用於報效祖國。這一天終於到來了，他的血汗終於拋灑在了生育自己的土地上了，他的心情怎能不激動呢？
他還想到，面前的這片大漠，這片不毛之地，歷史上並不平靜。這裡曾經有過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戰馬的嘶鳴，有過西方騎士和東方遊俠留下的足跡。戰爭幾乎是伴隨着人類社會前進的怪物，不想要它，又離不開它。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需要和平。但是，某些超級大國並不願意讓中國人民過太平日子。為了防禦帝國主義的冒險，為了有效地抵禦非正義戰爭，中國一定要擁有現代化的國防，要用尖端武器裝備我們的軍隊。正因為如此，今天的試飛，包含着多麼深遠的意義啊！
想到此，他在興奮之中，難免有些擔心和不安。要知道，他是祖國第一枚彈道導彈試飛技術上的最高負責人，而今日又是第一次試飛啊！
上午8時整，現場指揮員下達了“一小時準備”的命令。
警報拉響了，各種加注車輛紛紛撤離發射現場。各個崗位上的負責人，都在向指揮中心報告着“準備完畢”的信息。接着，發射現場出現了少有的寂靜。
9時1分28秒，現場指揮員莊嚴地下達了命令：“一分鐘準備！”
各種地面記錄設備開始啟動。
當倒計時器上閃現出“O”的字樣時，只聽現場指揮員果斷地喊道：“點火！”
點火操作員，滿面的沉着和自信，在聽到“點火”命令的剎那，將手對準“點火”的按鈕，用力地按了下去。這時，茫茫戈壁灘上頓時爆發出一聲春雷，大地顫抖，火光沖天，“東風一號”挾着狂風雷電，拔地而起，扶搖直上。
導彈越飛越快，飛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後，只見它頭向西一偏，在戈壁藍天上劃出了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線。華夏文明史上第一枚導彈呼嘯着向55O公里以外的目標飛去。
導彈在人們的視野里消失了。錢學森從發射指揮控制室的座位上緩緩站起來，臉色依然那樣嚴肅。他知道，現在還不是歡呼勝利的時候，他那顆懸着的心，仍舊未敢放下。
9時1O分5秒，濺落區傳來報告：
“‘東風一號’精確命中目標！”
錢學森所盼望聽到的消息終於聽到了，他大聲宣告：“我們成功了！”
頓時，整個試驗場響起了震耳的歡呼聲。人們向高空拋起了帽子，拋起了毛巾，拋起了衣服；人們敲響了鑼鼓，敲響了臉盆，敲響了搪瓷茶缸，敲響了一切可以敲響的東西。
錢學森與聶帥緊緊地擁抱。
錢學森與張愛萍上將緊緊地擁抱。
錢學森與陳士梁上將緊緊地擁抱。
錢學森與一個又一個助手緊緊地擁抱。
錢學森眼含着熱淚擁抱着每一個朝他走來的人……
這個在國外經歷過許多成功的科學巨擘，從來沒有如此激動過。此刻，他淚水縱橫，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是成功的淚水，喜悅的淚水，如願以償的淚水啊！
“東風一號”導彈，全程飛行55O公里4O7米，歷時7分37秒。
它完成了一次歷史性的使命，標誌着中國火箭、導彈、航天事業實現了零的突破，為華夏文明譜寫了新的篇章。
當晚，在發射基地招待所，舉行盛大的慶祝宴會。
元帥、將軍們紛紛舉杯祝賀‘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宴會的氣氛空前熱烈。聶帥興奮得漲紅了臉，他高高地舉起酒杯激情滿懷地說道：
“今天，在祖國的地平線上，第一次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導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讓我們為‘東風一號’初試鋒芒取得成功，乾杯！”
掌聲和杯盞的撞擊聲在餐廳里交響着。
要知道，蘇式“P——2”火箭，是在德國“V——2”火箭基礎上仿製而成的。蘇聯的這一份制，先後用了4年多的時間。
美國的紅石導彈也是在德國“V——2”導彈的基礎上仿製而成的，大約用了7—8年的時間。
然而，錢學森帶領的這支火箭隊伍，依靠黨的領導，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依靠群眾的智慧，總之，依靠我國自己的力量，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走完了這一段路程。這是多麼值得自豪！
然而，錢學森卻顯得十分冷靜，此刻，他在思考着什麼？他似乎想起了當年那些被充軍到這大漠荒原栽植嘉禾的先輩們，似乎他也想到了為火箭飛天而獻身的萬虎。人類總是踏着先輩的足跡前進的，人類世世代代繁衍生息，都只是文明鏈條上的一環，既不能脫離過去，又不能超越現在。歷史猶如一條永不枯竭的江河，因為它有無數涓涓細流匯入。同樣，沒有中華民族古老的文明，就不會有今日導彈試飛的成功。
“歡迎錢學森同志給大家講話！”
張愛萍上將一聲點將令，把錢學森的思緒一下子拉回到眼前。他毫無準備，站起來顯得有些匆忙：
“同志們，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說過，我們會取得成功的。現在我們不是已經取得試飛成功了嗎？……”
這句話，聽起來是如此平淡。但是，它卻飽含着一位科學家堅定的自信和不屈的志氣。
是的，我們的“東風一號”是在蘇聯突然撤走專家，帶走全部重要資料、圖紙，搞“斧底抽薪”式的破壞之後的第82天發射成功的。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導彈本身。
蘇聯專家撤走時，有人對中國年輕的火箭專家說了一句很刺激人的話：
“我看你們這些人只能是醫治那些無病之人的醫生。離開我們，你終將一事無成！”
赫魯曉夫的話則更加刻毒：，
“有些人不願意參加我們的核保護傘，要自己搞。我看他們不僅得不到原子彈，到頭來恐怕是連褲子都穿不上。”
然而，就是在這樣嚴峻的時刻，錢學森以他的大智大勇，堅定地說：“我們自己可以搞成功。”兩個多月之後，那些看熱鬧的人，那些攻擊我們的人，其中包括赫魯曉夫的預言破產了；而錢學森的話，卻應驗了。
“東風一號”發射成功的軍事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它的政治意義卻遠遠超出了軍事意義。它對赫魯曉夫惡毒攻擊給予了有力的回擊，也使大洋彼岸的帝國主義者大吃一驚。它對於在天災人禍之下苦度艱難歲月的中國人民來說，是極大的激勵和鼓舞。它振奮了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它給予人們的是發奮圖強，戰勝困難的巨大勇氣和力量。
與“東風一號”發射成功形成鮮明對比的，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從蘇聯國土傳來了令人悲痛的信息。
1960年1O月，在蘇聯科拜努爾火箭發射場，發射火箭的準備工作正在緊張地進行。但火箭調試中屢屢出現故障。總設計師柯羅廖夫曾多次建議改變試驗計劃，推遲發射。可是，新上任的蘇聯國防部副部長、火箭部隊總司令涅傑林，邀功心切，硬是不同意改變原定計劃。
就在這位司令下達了發射命令，操作員按動電鈕時，點火裝置失靈了。
根據發射現場安全條件規定，進行任何檢查，必須在燃料取出以後才能進行。但是，這位火氣正盛的涅傑林元帥卻下達了命令，立即進行檢查。
突然，失靈的點火裝置又開始工作了，發射台立刻變成了一片火海。數十名工程師和專家，連同涅傑林元帥和2O多名將校軍官統統葬身於火海之中。
夜，已經很深了，慶祝酒會還在繼續着。戈壁灘上的狂風依然強悍，此刻人們似乎忘掉了寒風的肆虐，或者說是那狂暴的寒風被人們心頭的熱浪驅走了。戈壁狂風啊！你在大漠獨領風騷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因為現代文明之光已經從這航天城堡冉冉升起，這航天城堡已是同世界強國發出挑戰的基地。
“東風一號”儘管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搞成的，但它畢竟是仿製的。不過，這一步卻很重要。從仿製別人的，到自己獨立研製，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共同走過的道路。仿製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走向獨立研製，生產出具有中國特色和世界先進水平的導彈來。
於是，在人們歡呼仿製成功的時候，我們的統帥們，我們的錢學森，我們的科學家們，已經把自己設計研製中近程導彈的任務放在了自己的肩頭。
新華社11月5日發出電訊：
我國第一枚“東風一號”地對地彈道導彈，在我國西北地，區發射成功，精確命中目標......
蔣英看着這條重要消息在出神。她突然悟到了什麼，臉上綻出了笑容：“莫非是那個失蹤的人幹的？難道他就在我國的西北地區？
......”
“當！當！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難道是他？勝利返回……”
蔣英幾乎是一溜小跑打開了房門。一切都被她猜中了，果然是她朝思暮盼的丈夫回來了。
臉也瘦了，鬍子也長了。一件軍大衣上還留有戈壁的風塵。他每次進家，軍大衣口袋裡總是裝得鼓鼓囊囊的。現在，又將《控制論》修改稿，《導彈概論》講稿，“兩彈”論文……擺了一桌子。錢學森的軍大衣與其他軍人的軍大衣沒有什麼不同，但在蔣英的心目中，丈夫的軍大衣顯示着他獨特的魁力。它樸素、威武，陽剛之中，潛藏着深刻的內涵和無窮的力量。
但是今天，她看着他一件一件地從口袋中掏書稿，是多麼的不情願。
“孩子們都睡下了嗎？”
錢學森將大衣掛在大衣架上，回過身來問蔣英。
蔣英點點頭，沒有說話。
錢學森從蔣英臉色上似乎讀懂了什麼，他要開口，蔣英伸出了一隻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她像青春少女那樣調皮地說道：
“你不用告訴我什麼。你從哪裡來？為什麼這麼長時間不回家來？這一切，我都知道。”
“你知道什麼？”錢學森故作驚訝地問道。
“你從大西北來。在那裡有一位美女糾纏着你。最近，人家遠走高飛了，你才回來，對不對？”蔣英的臉色一本正經。
“你說的是什麼呀？那有什麼美女？”蔣英那認真勁兒，使錢學森一時摸不着頭腦。
“你不用隱瞞，那美女的名字我都知道。”蔣英不慌不忙，似乎她全知全覺。
“你說她叫什麼？”錢學森有些着急了。
“‘東風一號’，對不對？”蔣英終於把謎底亮了出來。
“好你個蔣英！”錢學森上去將妻子緊緊抱在懷裡，他們久久地親吻着、擁抱着。
錢學森對待愛情的態度，與他對待科研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這裡不僅有熱烈的追求，更有至善至美的純真。他認為，既然愛情是真摯的、美好的，那麼就不允許有絲毫的雜質去污染它、褻讀它。夫妻之間應該是完全的融合，各自的心田和情感，只能是對方的領地。他和蔣英就是這樣的一對夫妻。
當錢學森把蔣英鬆開時，他們會心地笑了，他們都意識到站得太久了。
蔣英連忙為錢學森泡了一杯龍井茶，問他餓不餓，錢學森擺擺手，指着茶杯說，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它”。她坐到他的身邊，細聲地一說：
“你好狠心啊！一去就是幾個月，連一封信，一個口信都不肯來。我以為你失蹤了，急得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到……”蔣英心直口快，把她找國家領導人“索夫”的事講給丈夫聽。直把錢學森逗得哈哈大笑。
錢學森親切地說道：“英子，你這麼聰明的人，怎麼也辦這冒傻氣的事？我今天得罰你。”
“罰我幹什麼？還不是因為你才有的過失！”蔣英依然用調皮的口吻說道。
“因為我，你也太出格了。今天罰你，好讓你記住今後不能再辦這種傻事了。”錢學森堅持着。
“罰吧，認罰就是了。”蔣英讓步了。
“英子，我罰你給我唱一支歌。你知道，我在大西北多麼想你，多麼想聽到你的歌聲！”錢學森的口氣，那裡是罰，完全是一種乞求。
“深更半夜怎麼能唱歌？”蔣英提醒他。
“在我耳邊小聲哼唱，我一個人聽見就行。”說着，錢學森讓蔣英的頭枕在他的肩膀上。
蔣英思忖了一下，輕輕地說道：“那就唱支《卡秋莎》吧！”
錢學森點點頭。
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
河上飄着柔漫的輕紗。
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
蔣英用輕柔甜美的歌聲，為錢學森洗去了一路風塵，驅走了百日的辛勞。他眯着眼睛說道：
“好極了！每當我聽到英子的歌聲，我就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就覺得生活得有滋有味，其樂無窮！”
一輪圓月升上中天，月色透過窗戶灑在他們甜蜜的面頰上。錢學森深情地說道：
“今晚月亮真好。什麼‘玉盤新拭’，什麼‘飛鏡重磨’，什麼‘廣寒清虛’，什麼‘嫦娥不嫁’……古人把許多美麗的故事都加在月亮身上了。可是，月亮再美好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美妙的月亮哪裡比得上我的英子啊！”
蔣英也為丈夫對自己的鐘愛而深深感動。她有些撒嬌似地說道：
“在歐洲時，歐洲人說我有一種東方式的古典美，你說是這樣嗎？”
錢學森吻了一下蔣英的前額說道：
“他們的話並不過分。依我看，在你身上所體現的東方式的古典美，還不只是你的身材、容貌，還有你的品行。你讓我如此傾心的，正是這種秀外而慧中的統一。一個人的外在美，只能維持幾年、十幾年，而我們卻要在一起生活一輩子。人一旦老了，那唯一永不衰敗的美麗的東西，就是他充實而善良的內心世界。這正是你勝過他人的地方。”
一片衷腸話，使得這對中年夫妻戀情愈發熾熱，他們再次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錢學森是個大忙人，他與蔣英的家庭生活，並不因此而平淡無味。他們忙中偷閒，情趣盎然。
1960年12月5日，星期一。
這天下午，錢學森按時下班回家。進得家門，平時多是保姆接過他手中的提包或是接過他的大衣，今天卻由蔣英代勞。
錢學森問道：“保姆呢？”
蔣英回答說：“我放她一天假。”
錢學森不解地問道：“怎麼，剛過完星期天，又放假了？”
蔣英笑而不答。
錢學森見桌子上放着一個圓圓的竹籃，嚴嚴地蓋着，但早有香味飄出。他走過去揭開一看，裡面都是近兩年來很少吃到的食品。有點心，有熟肉製品，有水果，還有一瓶葡萄酒。他驚異地問道：“這是要幹什麼？”
蔣英笑笑說道：“今晚我們家要辦個‘滿月’宴會，這是為宴會準備的。”
錢學森大惑不解地問道：“什麼？滿月宴會？我們家還有誰過‘滿月’？”
“你忘啦，你那‘東風一號’今天不正是試飛成功一個月嗎？蔣英得意地告訴他。
錢學森並沒有高興起來。他將籃子裡的食品—一拿出來，眉頭隆起了老高。蔣英沒有注意到錢學森的情緒，在旁邊補充說道：“現在食品太緊缺了，只能準備這麼多。”
錢學森轉過身來，臉色陰沉沉地說道：“既然食品短缺，還搞什麼滿月宴會！”
“表示一點兒心意麼！”蔣英有些委屈地說。
“你的心意我很感激。”錢學森將氣氛緩和了一下，接着說道：
“你知道現在中央領導吃什麼？毛主席戒了肉，周總理每天一頓粗糧。目前，國家處於困難時期，幾億同胞忍飢挨餓，我們應該同人民同甘共苦才對。”
蔣英從來沒見到過錢學森這樣嚴肅的面容。她理解丈夫的意思，但是，她又感到難以接受。她咕噥着說道：“那些吃的東西也不是我搶購的，是機關給的‘特供’。”
原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生活物資非常緊缺，科技人員的體質普遍下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對此十分關心。1960年冬季，聶帥以個人名義向解放軍海軍、北京、瀋陽、濟南、廣州等軍區領導機關呼籲，儘快撥一批副食品支援五院。
陳毅同志積極支持聶帥的呼籲，並要求加上他的名字。他說：
“這些人是國家的寶貝，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杆硬，也得靠這些人，要保障他們的起碼生活。”
接到信的單位，積極響應聶帥與陳副總理的呼籲，在生活物資同樣緊缺的情況下，省吃儉用，慷慨相助，很快把豬肉、魚、大豆、海帶、水果等食品支援國防科研單位。
賀龍元帥在聽取五院的匯報時指出，要照顧好科技人員的生活，特別是對老知識分子更要注意，不僅要叫他們本人吃好、住好，就連他們的家屬、小孩也要照顧好。
籃子裡的這些副食品，這些“特供”，就是這樣進入了每個科學家的家庭。
錢學森聽了這些情況後，心中更加不平靜。他學習周總理，從那時起停止了喝茶，拒絕吃肉。這使得體貼他的蔣英非常焦慮。
一天，蔣英從高價市場上買了幾條小鯽魚，為錢學森做了一碗鯽魚湯燴豆腐。
錢學森回家來了，進門就聞到了誘人的香味。他問蔣英：“做的什麼好飯菜，味道這樣鮮美？”
蔣英告訴他，是鯽魚湯燴豆腐，讓他嘗一嘗。
錢學森喝了一口，咂着嘴說道：“原來這豆腐燴到鯽魚湯中，別有一番滋味。真是好喝！”
蔣英看到錢學森的饞樣，只是抿着嘴笑。小保姆過來告訴他說；“這鯽魚湯是蔣阿姨親手堡成的，還能不好吃！”
“你怎麼不早些告訴我呢？”錢學森故作驚訝地說道。
蔣英接過話茬問道：“早些告訴你又能怎麼樣？”
錢學森作了一個鬼臉說道：“如果早些告訴我嘛——這鯽魚湯就別有兩番滋味了。”
一句話，把蔣英逗得哈哈大笑。小保姆卻不知道何為“兩番滋味”，只是直着眼睛望着他倆。
1960年底，是我們國家最困難的時候。而錢學森的工作又特別緊張、忙累。但是，錢學森善於調節工作和休息。他常在科研最緊張的時刻，伴着音樂做幾節工間操，或者凝視一會兒牆上的風景畫。
回到家來，他又能把濃濃的生活情趣帶給家人。
周末或假日，只要有音樂會，他是一定要跟妻子一起去欣賞
的；即或有什麼“美展”，也是他們夫妻必去之處。當然，在家中和妻子、兒女們共同欣賞音樂唱片，更是他們的樂趣。
錢學森和蔣英特別偏愛莫扎特的作品，他常說：“我喜歡莫扎特的聲音在耳邊悠悠迴蕩。莫扎特的音符，輕盈而圓潤，總有一種輕輕扣擊心弦的感覺。”
蔣英的體會則更加具體。她說：“莫扎特的旋律輕柔細膩，好像春天的微風輕輕拂面，又像是輕盈的細雨，飄飄灑灑，喚醒了小草，喚醒了野花……”
錢學森告訴永剛和永真，莫扎特寫作《F大調第一鋼琴協奏曲》的時候，還不滿10歲。永剛睜大了眼睛，驚異地問道：
“真的？他可真是個天才！”
“是的，他是一位天才，他是一位被上帝派駐人間傳播美妙音樂的天使。”錢學森極為讚美地說道。
不料，這句話卻讓永真抓住了把柄。她質問道：“爸爸，你說過上帝原本並不存在。照你剛才說的話，上帝是存在的呀？”
錢學森感到事情不妙，趕緊狡辯說：“我的意思是，上帝只為莫扎特而存在。”
女兒被搞糊塗了，疑惑地搖搖頭。
永剛和永真有時也和爸爸開一開玩笑。
1961年12月11日，錢學森五十歲生日。
在蔣英的幾番提醒下，這一天，錢學森按時下班了。當他剛剛脫下那件鼓囊囊的軍大衣時，永剛從房間裡走出來，懷裡還抱了一個紅色絨布做的豬娃。他走到父親面前，規規矩矩地說道：
“爸爸，剛才一位女士來咱家，放下了這件禮物，還有一張賀卡，然後就走了。”
錢學森先接過賀卡，只見上面用笨拙的筆跡寫道：
親愛的學森，祝賀你五十歲生日快樂！
落款是：“崇拜你的女士”
錢學森思索了一下，感到沒有任何來由。他又接過豬娃，仔細地看了又看：這是一隻手工縫製的豬娃、眯眯的眼睛，翹翹的鼻頭，大大的耳朵，一副逗人的憨態。的確，從設計到製作都是十分精心的。這個人不僅知道他今天是五十歲生日，還知道他的屬相是豬。
“這位送禮的女士是誰呢？”他依然不解地問永剛。
永剛還是那副老實樣子，說道：“那位女士高高的個子，說話甜甜的，好像還很漂亮。”
錢學森越聽越感到有些蹊蹺，就問永真：“真真，你是爸爸的乖孩子，快告訴爸爸，那個阿姨到底是誰？”
永真格格地笑得彎下了腰。她強忍住笑聲說道：“那位女士，不是阿姨，是媽媽。”
這時，蔣英也從房間裡走出來，跟孩子們笑在了一起。
錢學森知道上當了，但還是明知故問。他問道：
“這生日禮物，為啥偏要贈我一頭笨豬呢？”
“因為爸爸是屬豬的呀！”兩個孩子同時回答道。
“噢！原來我竟是一頭任人宰割的笨豬呀！”錢學森搖搖頭說道。
“爸爸才不笨哪，爸爸挺厲害的，才不會被人宰割呢！”永真平時最維護爸爸，高聲說道。
“爸爸太笨了，剛才就讓你們給騙了嘛！”
“爸爸不笨，爸爸正在給我們國家製造原子彈哪！”永真進一步申述說。
“這話是誰說給你的？”錢學森一下子嚴肅起來。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這樣說。”永真依然理直氣壯。
“你們的老師和同學都說錯了。”錢學森抱起永真說道：“爸爸不會製造原子彈，明天你要向老師和同學去糾正，就說我爸爸對製造原子彈是個大外行！”。
一席話，把兩個孩子都說愣了。
原來，社會上多有訛傳，認為錢學森和錢三強一樣，都是搞原子彈的。因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之後，人們只熟悉原子彈的威力，而錢學森所從事的導彈事業又極為保密，許多人都誤認為錢學森也是搞原子彈的。
錢學森的家庭生活就是這般有趣。
元代有一無名士作過一曲，曲中感嘆道：
世界多少痴人，多是忙人，少是閒人。
什麼時代都有忙人和閒人。做個忙人不難，做個閒人也不難，難的是把忙與閒統一於一身。一個人可以不作閒人，卻不可以沒有
閒情；一個人忙點，累點，苦點都不可怕，怕的是不會忙中偷閒。在生活中善於忙裡偷閒的人，無疑是一個會生活的人。錢學森就是這樣一個會生活的人。
科學試驗是無情的，有成功，也有失敗。
一枚被命名為“東風二號”的導彈研製方案，早在蘇聯專家撤走後一個月便由錢學森提交給中央軍委。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年輕的火箭科學家，發憤圖強，臥薪嘗膽，把“生氣”變成“爭氣”，只用了一個月時間，便完成了總體設計方案。方案得到批准後，中國的火箭、導彈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便投入到緊張的製造工作中去了。
1962年的春節前夕，由我國自己設計，自己製造的“東風 2 號”中近程導彈試車成功。
“東風 2 號”導彈於春節過後，裝上了西去的列車。錢學森與研製人員一起，緊隨其後出發了。
“東風 2 號”，披一身軍綠，巍然屹立在茫茫戈壁之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八個醒目大字，昭示着我國科學家的信心和力量。當發射場控制室發出“十五分鐘準備”的號令時，按條令，所有應該呆在現場的人員，必須進入掩蔽部。然而，這時卻有許多科技人員因為過分激動，忘掉了隱蔽，偷偷地跑了出來。
開始倒計時。當計數器上閃現出“0”時，指揮員及時下達了“點火”的命令。
只見那顆綠色的導彈，在烈焰中冉冉升空。
“成功了！”一種勝利感掠過許多人的心頭，他們就等着歡呼了。
然而，就在這時，導彈突然脫離了直升的軌道，調頭向北飛。
剎那間，導彈從高空墜落下來，掉在了離發射場六百米處，把沙灘砸了一個深深的大坑，接着便升騰起了一團蘑菇雲。
為了這枚“爭氣彈”，在１年多的時間裡，他們不分晝夜地拼命干。可是，這枚“爭氣彈”為什麼這麼不爭氣呢？沉痛的心情縈繞着每一個人。在返回駐地的路上，一輛輛大轎車內，竟然沒有人說一句話。
慶賀宴會是早已準備好了。因為在人們心裡沒有失敗的準備。餐廳的飯桌上，已經擺好豐盛的菜餚、酒水和整齊的杯盞碗筷。但是，誰也沒有心思吃喝。
失敗的情緒籠罩着餐廳,籠罩在人們的心頭，這很可能嚴重影響今後的研製工作。
為了儘快地使人們從失敗的陰影中擺脫出來，重新鼓起大家的自信心，錢學森院長來到了人們當中。
錢學森心裡很清楚，這支火箭研製隊伍是憋着一肚子氣，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拼命干出了這枚“東風 2 號”導彈。人們急於求成，結果，欲速則不達；失敗又來得突然，事先，對失敗從精神上準備不足，所以，人們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然而，必須使大家懂得，科學是不講情面的，它決不會遷就人們的感情。現在要緊的不是哭鼻子、罵娘，而是冷靜下來，尋找失敗的原因，認真吸取教訓。
他面帶微笑，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面對滿面愁容的年輕的科技人員，依舊用他那幽默、詼諧的語言說道：
“同志們，就是不就是摔下來一個‘東風２號’嗎？今天它掉下來，明天我們將把它射上去，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當年，我在美國的時候，寫一篇很重要的論文，寫成的只有幾頁，可是我寫的底稿，卻裝滿一個柜子。到底失敗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數不清了。如果失敗了就哭鼻子，鬧情緒，恐怕就沒有後來的成功了。”
他邊說，邊挨桌勸大家用飯。
“科學試驗嘛，如果每一次都保證成功，又何必試驗呢？那就製造出來直接拿去用好了。我說，我們不要怕失敗，失敗了，總結經驗教訓，再重來。經過挫折和失敗，會使我們長才幹，變得更加聰明。取得成功，對我們是鍛煉，；遭受失敗，同樣可以使我們得到鍛煉，而這種鍛煉則更為重要，更為寶貴。”
一席話，把大家心頭的壓抑掀掉了，使人們的心雄洞開了，把這支隊伍的精神重新振奮起來了。於是，餐廳的氣氛漸漸活躍起來，慶賀酒變成的鼓勁酒、勉勵酒。傷心變成了談心宴，誓師宴。
錢學森在研製火箭、導彈的許多紛繁的環節中，只有成功的喜悅，但更多的則是失敗和挫折的困擾。但是，他從不灰心。他總是用自己堅強的信念與聰明才智點亮成功的燈盞。他那布滿血絲，顯得十分疲憊的雙眼，總是閃爍着進取的光芒，帶給助手們的是失敗後重新崛起的信念。
早在1943年，錢學森便在馮·卡門的指導下完成的美國第一枚軍用導彈的設計工作。今天，錢學森是在為自己的祖國設計第一枚軍用導彈。儘管失敗了，但他依舊成竹在胸。在他指揮下，科技工作人員在現場對導彈的殘荷認真進行檢查、分析，並將所有的記錄和錄像資料，帶回北京，以便深入總結研究，找出失敗原因，為下一步設計研製提供更翔實的材料。
但是，回到北京後發現集中討論很困難。當時，導彈研究院工作地點分散。一院在南苑，三院在長辛店，而家屬宿舍大部分市內阜成路。
怎麼辦？錢學森根據科技人員工作地點分散，宿舍比較集中的特點，想出一個“土”辦法，就是利用星期天的下午時間，將各個部位的負責人集中到他的家中，進行討論、分析一番，然後，再將各路專家集中起來，用較短的時間，解決新的技術方案問題。
於是，從那個時候起，錢學森家的會客室，就變成了他們的會議室。在一面牆壁上，掛一塊大黑板，看上去，又有點像是上課的教室。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導彈研製和實驗工作各部位的負責人，都準時聚集在這裡，從總體方案的設計，導彈的穩定系統，各個系統之間的協調， 系統使用的情況，全彈測試複查情況，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認真分析，細細檢查。人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不好說明白的，便在黑板上用公式和圖畫表達。因此，每次討論完了，黑板上總要寫得密密麻麻。
經過較長時間的分析、討論，又經過關鍵部位的專題研究之後，錢學森認為條件成熟了，於是，舉行了一次由各路專家參加的大規模技術方案討論會。
討論會自始至終由錢學森主持。會議不僅人員多，層次高，而且發言相當熱烈，對於五院建院以來之鮮有。
此次討論會（連同在此之前在錢學森家中的小型討論會），歷時3個多月。專家們經過熱烈討論和冷靜分析，逐漸為“東風二號”試飛失敗原因，有了清醒的認識。
這次試飛失敗的慘痛教訓，使大家清楚地認識到，發射火箭是一項綜合性的尖端技術，應緊緊抓住全彈系統的每一個環節的質量，並經過充分的地面試驗，反覆證明全部系統的合格性，才允許進行飛行試驗。一句話，導彈不能帶着疑點上天。
“導彈不能帶着疑點上天”。這是錢學森從失敗中總結出來的深刻教訓，並成了我國此後三十多年以來火箭、導彈、衛星事業勝利發展一條重要經驗。
錢學森歸納了大家的意見，決定重新審查修改設計方案。重新組織科研攻關，而後加強地面試驗工作，全面、徹底地解決“東風２號”試驗飛行失敗暴露出來的問題。
“當務之急是完善地面使用的設備。”錢學森在五院黨委常委會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五院黨委常委會會根據錢學森的意見，經過討論，作出決定：“立即動手，迅速建造全彈試車台，以確保中程導彈的地面試驗。”
於是，這項技術複雜，工程浩大的設計、建造全彈地面試車台的重擔，又落在了錢學森的肩頭。
接到任務就拚命干，這是錢學森對待工作的一貫作風。在他的指揮、參與下，一項大型工程數以千計的圖紙很快就出手了。
接着，是各種施工機械的轟鳴聲、運轉聲。施工大戰開始了。
錢學森深知這項工程，對於我國運載火箭系統的研製工作，關係重大。因為火箭、導彈研製後期，必須首先進行地面大型試驗。這種地面試車設備，可以在接近飛行狀態條件下，考驗運載工具全系統工作的可靠性與協調性。可以將設計、生產中的問題暴露出來，及早加以改進和彌補。，避免在試驗飛行中發生事故。正因為如此，這項工程的每一個環節都不允許有任何閃失，都必須是高質量的全優工程。四百多個日夜，錢學森的身影時時閃現在工地上。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緊緊盯住每一個關鍵環節不放，一步一個腳印，確保萬無一失。
1963年9月，全彈試車台工程終於完工了。這項工程包括二十二個系統，經嚴格驗收，全部合格。
1964年春天，改進型“東風 2 號”導彈，在新落成的全彈試車台上進行試車，試車結果，令人滿意。
1964年5月4日這一天，錢學森與他的助手們一起，向國防科委主任葉榮臻元帥詳細匯報了改進型的“東風２號”的研製情況。
錢學森的匯報，從始至終嚴謹求實，不用“基本上”、“大體上”之類模稜兩可的字句。這使得聶帥非常滿意和讚賞。當錢學森匯報結束後，聶帥欣然說道：
“同志們辛苦了。你們在失敗面前不氣餒，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改進自己的工作。這種百折不撓、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東風２號’先搞地面試車有好處。飛行試驗如果出了問題，走的彎路就大了。你們吃一塹，長一智，嚴格按程序辦事，相信成功是會有把握的。我將立即報告中央，爭取早日在再次進行飛行試驗。預祝同志們成功！”
1964年9月中旬，改進型的“東風 2 號”再次登上了西去的專門列車，從北京出發，直抵茫茫大漠上的發射場。
也就從此時起，周總理以及許多將帥的目光，開始注視位於我國西部的重鎮——酒權。
1964年6月29日上午7時，改進型的“東風 2 號”中程導彈第二次屹立在酒泉發射場的發射架上。
錢學森作為發射現場的最高技術負責人，親自測試了各個控制系統和各項儀表，表明性能良好。他這才回到指揮室，坐在張愛萍上將的身邊。他沒有說話，只是同張愛萍將軍交換了一個充滿信心的眼神。他們在等待發射時刻的到來。
“點火！”現場指揮員下達了點火命令。
隨着操作員準確而謹慎地掀動電鈕，只聽一聲轟鳴，“東風二號”導彈拔地而起。它尾部噴吐着長長的火舌，扶搖而上，直刺藍天。瞬間，它傾斜了身軀，按照預定的軌道，向千里之外的荒漠飛去。
不多時，落區傳來報告“東風 2 號”精確命中目標！
“‘東風二號’地—地導彈，於今晨7時05分發射，精確命中目標。一切都很順利，取得圓滿成功！”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是中國火箭史上的一個新的轉折點。至此，中國航天技術的基礎已經牢固的建立起來了。它宣告了赫魯曉夫扼制我國國防尖端科學發展的企圖徹底破產。同時，也證明了毛澤東主席說得很準確，蘇聯撤走專家不是壞事，它加快我國尖端科技力量的迅速成長。
當勝利時，使人們沒有忘記兩年前的失敗，為此，聶帥感慨地說到：
“現在看得更清楚了。1962年10月未成功，的確不是壞事情。這個插曲很有意義。”
當然，諸多火箭專家也不會忘記，當他們因失敗而情緒消沉時，是他們的錢院長那一席意味深長的講話，使他們重新振作起來；兩年以來，又是錢院長與他們摸爬滾達在一起，攻關奪隘，克服重重困難，才取得了今天的勝利。
在成功面前，錢學森還是那副笑微微的樣子，他說道：
“如果說，兩年前我們還是小學生的話，現在至少是中學生了。短短兩年，大家努力提高到中學水平，不簡單。現在，美蘇都欺負我們，但是，我們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發揚自力更生精神，戰勝了很多困難，終於打破他們對尖端技術的壟斷，這是值得慶賀的一件大事情。”
錢學森是一位不知道什麼是疲勞的科學家。“東風二號”導彈取得成功之後，他的腳步沒有停歇，繼續帶領着航天科學家們向着更高的目標邁進。
1965年2月，國務院任命錢學森為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他為發展中國的火箭、導彈、航天事業挑起了更加沉重的擔子。一個新課題又擺在了他的面前，這就是“兩彈結合”。
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東風二號”試飛成功後的3個月——10月16日也爆炸成功了。這次爆炸試驗是在高架上進行的。這就向科學家們提出了一個課題，如何將小型化的原子彈送到遠距離
的目標，也就是說必須解決把核彈頭和導彈結合起來的問題。
早在1963年12月5日，中央軍委根據我國原子彈研製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召開了專門委員會，討論核武器的發展方向。周恩來總理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就此問題確定了核武器的研究方向應以導彈彈頭為主，以空投為輔的方針。
當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原子彈小型化的工程完成以後，錢學森便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向聶榮臻提出了“兩彈結合”的設想。聶榮臻聽了很高興，表示同意。
1964年9月1日，中央為論證錢學森關於“兩彈結合”的設想，再次召集了專門委員會。會上決定，由錢三強所在的二機部和錢學森所在的五院共同組成“兩彈結合”方案的論證小組，進行研究設計，並決定這項研究由五院抓總。
會後第二天，錢學森便與這個方案論證小組一起開始工作，進行方案選擇。
錢學森的工作認真細緻而富有成效，因為他深深懂得，“兩彈結合”的成功，將使我國步入世界軍事強國之列，其意義十分重大。
火箭，作為一種運載工具，可以用來進行科學試驗，可以運載人造衛星上天，又可以成為遠距離的殺傷武器。作為殺傷武器威力的大小，完全在於其頭部運載的是什麼樣的爆炸物。只有當它成為核彈頭的運載工具時，它才真正可以稱之為戰略武器。
美國早在1951年便開始了這方面的試驗。他們於1958年12月，將戰略導彈與氫彈首次配套組成的第一枚導彈核武器——雷神中程導彈，開始裝備美國軍隊。從此，導彈核武器成為美國推行
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當時，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也是依靠這種戰略核武器與美國相抗衡。
在我國，如何將兩彈結合起來，組成有實戰價值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是一個堪稱當時世界國防尖端科學技術中的重大課題。
錢學森從始至終參與了這個課題的方案論證，做了大量細緻的資料研究和調查工作。一個月之後，錢學森便向聶帥提出了一個方案。對於錢學森辦事效率之高，聶帥早有體會，但是，這次方案提交之快，又使他大大吃了一驚。
1964年12月24日，錢學森領導的方案論證小組正式提出了兩彈結合的總體方案。對於導彈頭部殼體外形尺寸的改動以及頭部加溫等也提出了系統的方案報告。
從此以後，錢學森的工作任務更加繁重，同時．風險也越來越大。兩彈結合的試製工作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對導彈進行適應性改進；第二，對原子彈彈頭進行適應性改進；第三，解決“兩彈結合”的全面配套與協調。
在這繁重而風險大的任務面前，有的人流露出畏難情緒。錢學森感到這種情緒不僅會影響工程的進度，更嚴重的是，會給工程的質量、安全帶來重大影響。他不失時機地同有關人員談話，耐心地啟發誘導，還親自到風險較大的部位幫助解決困難、由於錢學森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和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使得參加研製工作的科技人員情緒飽滿，工作盡心盡力，工程進展迅速。
這期間，周恩來總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兩國之後，經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回國。在返京途中，專程來到茫茫戈壁灘的酒泉發射基地，特意趕來觀看了“東風二號”導彈的“搭載”發射試驗。
這次給周總理看的是考核搭載的“東風二號”引爆控制系統。
這一天，天氣很熱，烈日炙烤着茫茫沙海。周總理不顧長時出訪的旅途辛勞，頭頂烈日，走遍了酒泉發射基地的每一個試驗場區。
在錢學森的心月中，周總理是最富有真知灼見的偉人。在這大漠荒原迎接周總理的到來，他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激和振奮。周總理熱情地關懷着從事航天事業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在錢學森的陪同下，每到一處，總理問寒問暖，與科技人員親切談話，不時響起爽朗的笑聲。周總理看完發射場的設施後稱讚說：
“幾乎無法想象，在這沙土飛揚的戈壁荒灘，能夠建起這麼一座具有世界水平的現代化城堡。這是你們航天人的成績嘛！”
周總理還深情地說道：
“我走進這廣衰的沙漠荒原，和大家一樣，有一種自豪感。我覺得，此時我也成了這荒原的主人。”
周總理親切感人的話語，再次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周總理的到來，給發射場帶來了節日般的歡樂。人們說，自航天城堡建設以來，還從來沒有聽過這麼親切、這麼溫暖、這麼令人回振奮的話語。
錢學森和航天城堡里的所有科技人員一樣，從周總理的談話回中受到極大的激勵和鼓舞。他覺得周總理的感受是那麼深刻，周總理的感受與所有熱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人的感受是相通的。這裡的人都有一種自豪感，都有一種主人翁的責任感。正是在這種神聖情感的驅動下，錢學森暗暗發誓，要儘自己的所能，為這廣袤的大漠，為祖國的航天事業，抹上一筆絢麗的色彩。
進入六十年代以來，錢學森為實現自己的誓言不懈地奮鬥。他回帶領眾多優秀的青年航天科技工作者，在這大漠荒原的舞台上，上回演着一幕又一幕二十世紀中國軍事科學的神話劇。他們研製的地對空導彈，一次又一次地擊落了進犯我國領空的敵機。以後，他在研製“兩彈結合”的同時，還潛心研究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控制與制導技術。在他的積極倡導下，控制與制導技術被列入國家重要科研項目；在他的積極指導下，使我國的控制與制導技術很快就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如今，我國超低空、低空、中空中高空，已經築起了一座座堅固的無形的長城。用現代化軍事技術裝備起來的人民軍隊，牢固地守衛着祖國的領空、領海和廣袤的領土。
周總理不顧旅途勞頓、在發射基地聽取了“兩彈結合”發射準備工作的匯報。”
兩彈結合的關鍵，是製造一枚適合於導彈運載的小型裂變彈。
但是，製造這種裂變彈，需要過三關：第一，搞好小型化，以減輕其重量；第二，提高火箭推力，以增強其實用性；第三，滿足核彈頭再入的環境考核試驗。
為了過好這三關，錢學森絞盡腦汁，開了許多次“諸葛亮會”，設想了各種情況與處置方案。但是，周總理聽了匯報之後，還是不放心，提出了一連串的“怎麼辦？”
“核彈頭萬一掉下來怎麼辦？”
“掉在某個國家邊界附近怎麼辦？”
“掉下來爆炸後着了火怎麼辦？”
這一連串的“怎麼辦”，體現了周總理一貫嚴謹的工作作風，也體現了總理關心人民、愛護人民的公僕心腸。的確，“兩彈結合”的試驗，人命關天，且涉及與兄弟鄰邦的友好關係。周總理提出這麼多“怎麼辦”，是在情理之中。
錢學森深知周總理的囑託，總是那樣細緻周到，力求萬無一失。錢學森以嚴格的科學試驗得出的結論和周密的防範措施，給了周總理以滿意的回答。
在國防科技戰線上工作的人都知道，我國的火箭、導彈乃至衛星發射，從來沒有發生過人員傷亡的大事故，得益於兩個方面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國務繁忙、德高望重、機敏過人的政府首腦周恩來；另一個是才高八斗、知識淵博、赤誠愛國的科學家錢學森。儘管他們的地位不同，職務不同，工作性質不同，但是他們都有一顆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赤膽忠心，他們都有着科學的態度和嚴謹細緻、一絲不苟的優良作風。因此，他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把共同的要求和目標，熔鑄到具體的事業中去。
1965年5月中旬，“兩彈結合”的地面效應試驗獲得圓滿成功，只待飛行試驗了。他們把這一喜訊報告給周總理。周總理知道 以後非常高興，特意派專機將錢學森等參加試驗的人員接到北京，共同慶賀，熱情款待。
對於“兩彈結合”的效應試驗，我國政府於1965年 5月15日發表了《新聞公報》。公報稱：
這是繼1964年10月 16日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後，中國人在加強國防、保衛祖國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的又一重大成就。
這則《新聞公報》雖未點明是“兩彈結合”的效應試驗。但敏感的外國新聞機構以及美國五角大樓的將軍們，還是從中悟出了這次試驗的重大戰略意義。
1966年9月，我國“兩彈結合”的正式產品——導彈核武器的試驗準備工作，已經完全就緒。兩彈已經安全運抵酒泉發射基地。
這一天，聶榮臻元帥與錢學森一起到中南海向毛澤東主席匯報情況。
毛主席認真細緻地聽完了錢學森的匯報，高興地說道：
“誰說我們中國人不行？誰說我們中國人搞不成導彈核武器？
現在這不是搞出來了嗎？當然，還要進行飛行試驗。”
說到這裡，毛主席對着聶榮臻說道：
“你是常勝將軍嘛！可是，這次飛行試驗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喲！”
毛主席的話，再次為錢學森敲響了警鐘。他反覆思考着毛主席的話，這看似戲言，實則是十分嚴肅的警告。我國的核武器試驗與某些西方大國不同，我們的導彈核武器試驗不能在自己國土外進行，而是在本國國土內進行飛行爆炸，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如果發生意外，國家和人民將承受巨大的生命和財產上的損失。因此，絕對不能打敗仗，必須確保萬無一失。
然而，這時，我國已經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干擾和阻力與日俱增。發射試驗的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錢學森力排派性鬥爭的干擾，抓緊時間，過細地做好試驗前的準備工作。
1966年IO月8日，錢學森參加了由周總理主持召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聽取了試驗現場總指揮張震表關於兩彈結合最後準備工作情況的匯報。
10月20日，周總理、李富春副總理和聶榮臻副總理，又聽取了總設計師謝光選以及試驗隊負責同志的匯報。錢學森也參加了這次匯報會。
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非常細緻地詢問了許多具體問題以後，提出了永載史冊的“十六字訣”，這就是：
“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黨中央終於下了“兩彈結合”熱試驗的決心。
隨即，錢學森隨同聶榮臻一起，乘專機飛向西北酒泉發射基地。
1966年10月下旬，“兩彈結合”的首次熱試驗即將進行。
一切準備工作已完全就緒，只是天公不作美。氣象預報說，我國西北部地區大面積連陰天氣將持續數日。
天氣似乎有些反常。一向乾旱缺雨的西北部地區，10月份，正是晴好天氣，今年卻是少有的例外。
戈壁灘的十月，已是深秋季節。陰霾數日，氣溫驟降。每到夜晚，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怪聲四起，令人毛骨悚然。錢學森睡不着覺，輕手輕腳地起來，到場地巡視了一遍又一遍，生怕發生什麼意外。白天，他趁等待發射的時機，反覆仔細地查看各項準備工作和儀器設備的情況。“兩彈結合”試驗，要在劇烈的原子分裂和強大的質子轟擊下進行，其危險性可想而知。他心中牢牢地記着周總理“周到細緻，萬無一失”的囑託和毛主席“可能打敗仗”的警告，一顆心總是懸在嗓子眼裡。、
然而，令他不放心的還不只是設備上的事。由於連日陰雲密布，惡劣天氣遲遲不肯退走，一些參試人員的心情也在變得焦躁不安。這種心情對於安全發射是致命的大敵。於是，他每走到一處，都要做思想安撫工作。他總是笑微微地耐心勸導大家：
“不要急，天氣很快會好起來的。天氣不好，正好給了我們更多的準備工作時間，大家要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把準備工作做得更加細緻周到，萬無一失。”
有一個年輕人發牢騷說。“這個老天實在不長眼，不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陰起天來沒完沒了！”
錢學森笑了笑，對那個年輕人說道：“看來，老天也並不像有的聖賢說的那樣不犯錯誤。現在他就犯了錯誤，不過，我們還得諒解他。”
一句話，逗得年輕人笑了，這裡的氣氛也隨之活躍了。
在陰霾密布的日子裡，錢學森走到哪裡，就將歡樂情緒和耐心細緻的工作作風帶到那裡。他既幫助參試人員解決思想問題，也幫助他們解決技術問題。因為，錢學森擁有淵博的科學技術知識。
眾所周知，搞原子彈並不是錢學森的專業，但是，搞”兩彈結合”熱試驗，涉及原子核裂變反應過程十分複雜的計算工作。對此，錢學森也能像這方面的專業人員一樣，可以熟練地編製程序，操縱高速電子計算機進行運算，一樣的準確，一樣的敏捷。
1966年10月27日，天空陰轉多雲。這對發射基地的參試人員來說，是一個令人高興的信號。人們的臉也開始“陰轉晴”了。
雖然是多雲天氣，且有大風，但是能見度較高。於是，錢學森與試驗指揮部的負責人商議，決定抓住這個戰機，進行試驗。
拂曉，發射連的車隊最先出發了，緊隨其後的是產品結合車、調溫車和其他裝備車，最後則是試驗隊科技人員乘坐的大轎車和聶帥、錢學森乘坐的小車。
當車隊駛入發射場地時，戈壁灘上的狂風突然加劇，它漫捲黃沙，將本來就躲在雲團背後的太陽，遮擋得更加暗淡，能見度只有50米。
錢學森跳下轎車，憂心沖忡地面對着肆虐的風沙。他以挑戰者的神態迎風站立在戈壁灘上，背着太陽望去，似乎看到遠處飄來一個五顏六色的彩球。有人大聲喊道：“錢老趕快回到車裡！”他還沒有反應過來，頭上的軍帽已被大風拽走了，剎時卷到了高空。司機連忙跑過來，把他拖進車裡。
坐在車裡的聶帥關切地問道。“天氣這樣壞，試驗還能進行嗎？”
“假如大風繼續刮下去，試驗只有推遲進行了。”錢學森不情願地回答說。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風速終於下降到每秒20米。
於是，下令開始吊裝工作。
在八級大風中吊裝核彈頭，這是何等的危險！但是，人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一心想的是儘快完成試驗任務。人們爭先恐後地去做最危險的工作，似乎人人都在甘當普羅米修斯。
風速在繼續下降，能見度也越來越高。
終於，結合車與起豎架緊密配合，順利地完成了“東風二號”導彈與核彈頭的對接。
發射轉入正常程序：起堅，測試，加注，瞄準……
“30分鐘準備！”指揮部發出了命令。
操作人員按照命令迅速撤出發射陣地。
這時，錢學森隨聶帥進入地下指揮控制室內。
“東風二號”載着核彈頭，傲然矗立在發射架上。
此刻，漫漫的風沙漸漸隱退了。隨着加注燃料的車輛和人員最後撤離場地，整個發射場一下子變得寂靜異常。發射架下懸掛着的那塊巨幅木牌上，周總理提出的“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十六個紅色大字，在微弱的陽光下，熠熠生輝。
錢學森與聶帥端坐在地下指揮控制室，緘默着。
發射基地死一般寂靜。
兩彈發射前的這一段時光，緊張而沉寂，讓人喘不過氣來。錢學森見到現場指揮員作了一個有力的手勢和發出口令後，操作員那雙操作計算機的雙手微微抖動了。熒光屏上開始跳動着倒計時的阿拉伯數字：
“10……9……8……7……6……5……”
按規定，錢學森和聶帥都應當穿上防護服，以防發生意外。可是，錢學森卻對聶帥說：“不穿了，沒問題。”
錢學森與聶帥的鎮定自若，帶給參試人員的是極大的鼓勵和鎮定。
“4……3……2……l……0……”
只聽一聲轟鳴，地下指揮室也為之顫動了。
聶帥和錢學森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清，竟然一起跑出了地下掩蔽部，到地面看個清楚。
他們親眼目睹了“東風二號”載着核彈頭騰空而起的壯觀景象。只見它越飛越快，不一會兒，就消失在雲層中了。
錢學森和聶帥幾乎同時看了看表，時間是1966年IO月27日上午11時。
“東風二號”載着核彈頭，按照預定彈道朝着羅布泊落區，呼嘯着飛去。
很快，千里之外的核彈試驗場傳來喜訊，核彈頭精確命中目標，準時實現核爆炸。
羅布泊的大漠中，再一次升起一朵絢麗的蘑菇雲。
“兩彈結合”熱試驗成功了！
發射現場，參試人員在歡呼。聶帥與錢學森再一次互相擁抱着。一位是統領國防科技大軍的元帥，一位是為中國火箭、導彈事業奠基的大科學家，兩個人熱淚流在了一起。
聶帥拉起了錢學森的手，與歡呼的人流一起湧向山坡高地，大家縱情歌唱、跳躍、歡呼，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成功的祝賀。照相機的閃光燈不停地閃爍，人們紛紛趕來與老帥、與他們共同奮鬥的科學家合影留念。
1966年10月28日，全國各大報紙都在一版頭條位置用通欄標題發表了新華社的《新聞公報》。
［新華社十月二十七日訊］新聞公報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國在本國的國土上，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的試驗。導彈飛行正常，核彈頭在預定的距離，精確地命中目標，實現核爆炸。
這次試驗成功，標誌着我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力量，在毛主席思想光輝照耀下，正以更大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中國人民在為進一步加強國防力量、保衛祖國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的又一個新的重大成就。
......
“兩彈結合”熱試驗的成功，震驚了世界。在發展中國家、在當時的第三世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紛紛打來電報或發表談話，表示祝賀。
越南人民的偉大領袖胡志明，28日打電報給毛主席，熱烈祝賀我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電報說：
值此中國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的試驗之際，我謹代表越南人民、越南勞動黨、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並以我個人名義，向敬愛的主席同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中國擁有了核武器，這次又成功地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的試驗，證明了中國的科學技術正在迅速發展，保衛偉大中國的
國防力量更加強大。
......
28日，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就我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發表社論，社論指出：
中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是對正在為爭取民族獨立、解放和保衛真正和平而鬥爭的全世界人民的一個新貢獻和巨大鼓舞。
正在我國訪問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皮爾扎達，28日在上海市副市長宋日昌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說：
中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是一件有意義的成就，是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大步前進的標誌。
在日本東京，日本各界人士集會熱烈歡呼中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日中友協、東方通訊社、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等組織的負責人，在集會上紛紛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在馬里首都巴馬科，在埃及首都開羅，一些群眾團體的負責人，都在集會上發表談話，對我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表示熱烈祝賀。
然而，我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的消息，在美國國會、美國政府和五角大樓引起了更加強烈的震動。下面是西方通訊社從華盛頓發出的消息：
中國宣布的消息，“使美國官員們大吃一驚”，“使華盛頓白宮官員目瞪口呆”。美國副總統漢弗萊28日匆匆同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舉行會議，討論中國發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的問題。
......
美國國務院在保持了一天多的沉默之後，在28日發表了一個聲明，強作鎮靜地說什麼中國這次試驗是在美國“預見的時期之內”進行的。但是，當時的美國白宮只不過是用撒謊來掩蓋自己的驚慌。美聯社在27日的一條消息中承認，美國官員本來認為，中國能否在十年內製造裝有核彈頭的導彈。“是值得懷疑的”......
法國《戰鬥報》28日指出，這次試驗對約翰遜是一個“晴天霹靂”。法新社也報道說，由於中國發射核武器試驗成功，約翰遜28日訪問曼谷時。“陰暗的氣氛占了上風”。
共和黨參議員希肯盧拍28日說：“我還不知道有任何別的國家在第一次試驗中就成功地發射出一枚核導彈，並且使它命中目標。”“把這樣一套武器發射出去，是要有一套相當複雜的機械工程和物理計劃的”。
《華盛頓郵報））28日也承認，中國已經是“一個核國家”，這是西方必須承認的“現實”。
一家外國報紙驚呼：
中國這種閃電般的進步，好像亞洲上空的一聲巨雷，震撼產 了全世界！
不錯，“兩彈結合”的試驗成功，從而確立了我國是擁有戰略核武器的軍事大國、軍事強國的地位，從而震撼了世界。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美國用了13年，我國僅用了兩年多的時間。這裡有我們黨和政府的關懷重視，有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在統一集中、宏觀調控方面的優越性，有全體航天科技人員的努力。然而，這一切又是與錢學森的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人們將永遠記住這位崇高的愛國主義者，這位為了祖國的航天事業不圖虛名，不戀享樂，終生為崇高理想而獻身的科學勇士。
在我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的喜訊，像春雷一樣響遍全國各地，舉國為之歡騰。人們紛紛湧向大街、廣場，敲鑼打鼓，熱烈慶賀，億萬群眾都為這巨大的成就歡欣鼓舞。
剛從發射基地風塵僕僕回到北京的錢學森，還未來得及與家人、與妻子蔣英一起分享這成功的喜悅，便接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邀請。
一向善於控制感情的周總理，此時，也抑制不住內心的巨大喜悅。他特意把錢學森邀到他的辦公室，興奮地說道：
“全國都在慶祝勝利，我們也在這裡慶祝一下吧！”
儘管慶祝的方式非常簡單，僅僅一碟凍魚，一杯水酒而已。但一是，由於它的簡樸、真摯，而愈顯得隆重。一位日理萬機的總理，一位拼死搏擊的科學家，兩顆滾燙的心溶為一體，他們都為共和國的強大，為了祖國的火箭導彈事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度過了無數的不眠之夜。今天，終於獲得了豐碩的果實，得到了成功的回報。他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後來，一位海外的專欄作家寫道：
1960年——1977年，是中國大陸發展飛彈的黃金年代，曾靠着眾多人口和傳統兵力作戰的中國軍隊，短短20年內，居然有了最先進的可攜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對於這樣的轉變，凡是介入錢學森事件的美國政府人員，都知道這是錢學森所帶動的。
是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錢學森帶動了中國的火箭、導彈事業，是他創造了兩彈結合的傑作，是他取得了一箭雙彈的圓滿成功！
這一勝利，挺起了民族自強的脊梁；
這一勝利，摧毀了霸主封鎖新中國的鐵圈；
這一勝利，托起了炎黃子孫千百年來富國強民的夢想！
遨遊太空，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幾千年的夢想。
在中國，這種“飛天”夢似乎特別多。諸如“嫦娥奔月”，“夸夫逐日”,“銀漢暗渡”，以及孫悟空大鬧天空……許多神話故事都把宇宙星際之行描寫得非常美麗動人，令人嚮往。而且，第一個企圖飛天的人，也正是中國人。
可惜，中國人的這種飛天夢一直到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還不曾實現，而是讓蘇聯人拔了頭籌。這對中國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重大的刺激。
然而，在這方面震動最大的，莫過於一向懷有飛天夢想的錢學森。
自從1960年4月12日蘇聯成功地發射了第一艘載人宇宙飛船之後，錢學森便在首都科技界發起舉辦“星際航行座談會”，而擔任第一次“星際航行座談會”主講的，便是錢學森自己。
座談會沒有一般行政性會議的那些繁文縟節。上來便是主講人的發言。錢學森走到講桌前，用及其平易近人的聲音，開始了他的演講：
“我所講的題目是：《今天蘇聯及美國星際航行的火箭動力及其展望》。”
錢學森平穩地講道：
“……回顧自蘇聯在1957年10月4日成功地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從而開闢了宇宙飛行的新紀元。以後，又連續發生了三個人造地球衛星，三個宇宙火箭。但這都是不載人的，是全機械化的宇宙探測器，或是試驗裝置。1961年4月12日才開始載人的宇宙飛行。這兩個歷史新紀元，三年六個月零八天，科學技術在蘇聯的發展是以什麼樣的速度在進展着！這雄辯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技術領域內又一次偉大的勝利！
“與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這樣一個輝煌成就相比，美國帝國主義者則顯得十分拙劣。美國原想爭先把人送入衛星軌道，搞了個什麼水星計劃，想在１９６０年實現。但是，這個如意算盤在事實面前不得一次又一次的更改,一次又一次延遲……美國人窮追猛趕，是帝國主義落後於社會主義的表現。
“說蘇聯‘東方號’載人衛星發射成功和安全返回地面，是宇宙飛行的一個新紀元是有理由的。因為叫一顆衛星式宇宙飛船能夠精確地、安全地降落在一些指定的地點是火箭技術中一項偉大的成就。……‘東方號’在開動制動裝置的時候，是位於接近南極的上空，以三十分鐘的時間幾乎繞了半個地球才從西北飛行方向落到蘇聯國土。在降落動作開始的時候，宇宙飛船的制度火箭發動機必須調動衛星軌道運行的方向，使推力向運行相反的方向作用，把飛行速度降到略小於第一宇宙速度。這時地球引力就會把宇宙飛船從衛星軌道上拉開，以橢圓軌道落向地面。……
“人類掌握了這種先進的制動火箭發動機，就掌握了往返宇宙的自由，人類就將以新的觀點研究宇宙，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就會以更大的速度向更廣泛的方面進行。”
座談會是學術性的。但是，毫無疑問，也是在引導科學家為我國的宇宙航行事業從思想到技術作出準備。這大概就是錢學森發起這次座談會的初衷。
事實正是如此，我國自行設計的改進型導彈連續發射成功，並按預定要求精確擊中目標，證明了我國研製的火箭質地優良，性能可靠，對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人造衛星問題，自然便提到科學家的科研日程上來了。
１９６５年初，錢學森兼任中國工作空間技術研究院的首任院長。他在分析了我國研製人造地球衛星的有利形勢以後，於１９６５年１月８日向中央軍委寫出了一份關於制定衛星研究計劃的建議。這份建議指出：
自蘇聯一九五七年１０月４日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來，科學院對這些新技術都有過一些考慮，但未作為一項研製任務。現在看來，彈道導彈已有一定基礎，再進一步發展即能發射儀器衛星，計劃中的洲際導彈也有發射人造衛星的能力。工作是艱巨複雜的，必須及早開始有關研究，才能到時拿出東西。因此，建議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計劃，列入國家計劃，促其發展。……
這份建議書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國防科委對錢學森的建議，進行反覆討論研究，作了可行性專題認證。於4月29日，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設想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年發射我國第一顆重量為一百公斤左右的人造衛星”的報告。
1965年5月，這一“設想”在中國中央專門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得到批准，並責成國防科委具體組織協調。
7月，中國科學院又向中央呈報了《關於發展我國人造衛星工作規劃方案的建議》。
8月2日，這一建議在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原則上得到批准。
同年10月，中國科學院受國防科委的委託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方案論證會，即“651”會議。
會議經過42天的論證，研究，初步確定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方案。：
要求幾顆衛星能夠成功地飛上去，轉起來；地面監測系統要抓得住，跟得上；全球人民看得見，聽得到。
“651”會議對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還提出了總的進度要求：1966 年完成技術方案論證，建成地面測量系統；1969年完成正式樣品的試製。
從此，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發射，正式按分工納入了各部門的長遠及年度計劃，並開始實施。
至此，中國航天科技事業，從1958年毛澤東主席提出“我們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開始，經歷了創立時期和技術準備時期，進入了全面規劃和正式開始研製時期。
衛星工程上馬之後，從事衛星研製工作的科技人員猛增。從全國選調來的大學生湧向中國的“衛星航天圈”。
當然，這些選調來的大學生，也是絕大部分專業不對口。於是，錢學森向火箭、導彈事業起步時那樣，再一次辦起了”掃盲班”。
在“掃盲班”的第一課上，錢學森向年輕人重點講了立志征服太空的偉大意義。他說道：
“1957年10月4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偉大的故事發生了，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人類第一次克服了地球的束縛，衝出大氣層，設想敲響了太空的大門。偉大領袖毛主席，密切關注着北方鄰國這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遠征。他以歷史偉人的洞察力，敏銳地預見到人造衛星將給人類文明史帶來的巨大影響。作為一個愛國主義的偉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感到他的祖國正面臨着一場嚴峻的挑戰。
“蘇、美、法等強國，不僅在地球上稱雄爭霸，高築堡壘，而且為了爭奪生存最高點，又在外層空間展開了激烈的角逐。
“‘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中國人也要奮起直追，為自己的球籍而戰。”
在進入專業知識的講解時，錢學森並沒有向高等學府的授課方式那樣，一下子把學員們搞得深不可測，而是極力以最通俗的方式講解那些非常深奧的理論。既要使一般人聽得懂，還要有一定的學術價值。這個主張曾經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是，他卻堅定不移。
錢學森帶領的這支隊伍，當時就是從ABC對這些最基礎的常試的了解開始起步，才逐步成長起來的。從那時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航天隊伍已先後為我國與外國發射了將近四十顆人造衛星，成功率之高，舉世矚目。
1966年下半年，正當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進入技術攻關階段，衛星本體、運載火箭和地面監測三大系統的研製工作取得可喜進展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兼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已達17年的陳伯達，幾乎從來不過問院務。但是，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卻一反常態，變得十分關心院務了。
1966年 7月3O日。
這天，天氣悶熱難耐，眼看一場暴風驟雨即將來臨。
就是在這樣的天氣里，陳伯達陪同江青一道，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在科學院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就是在這個大會上，陳伯達這位副院長登台亮相了。他撕去了文人學者的面紗，露出了一副猙獰的面孔，揮舞着拳頭，大講階級鬥爭，號召科學院全體革命群眾立即行動起來，狠狠揪斗形形色色的“走資派”。
在陳伯達和江青等人插手策劃下，中國科學院很快燃燒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革命群眾分裂成了兩派，迅速掀起了揪斗“走資派”、橫掃“修、資、反”的熱潮。於是，科學院以及各院所領導機構癱瘓了。
周總理聞訊後，心急如焚。於1966年8月，火速派去劉西堯以總理特派員的身份進駐中國科學院。
劉西堯帶着總理的囑託，經過深入的調查了解，很快向周總理作了報告。認為，科學院的目前狀況已使衛星工程的研製工作受到很大干擾。若照此發展下去，勢必影響和拖延衛星發射計劃。因此，必須儘快設法改變眼前這種局面。
中國科學院的形勢在繼續惡化。1966年9月7日這一天，科學院兩派群眾組織召開聲勢浩大的“萬人辯論大會”。周總理知道後，決定親自參加這次辯論會，利用這次集會貫徹中央的政策，做群眾的工作。於是，身為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不顧身體有病，不怕混亂局面的危險，驅車趕到“萬人辯論大會”的會場。
周總理端坐在大會的主席台上，認真聽着兩派群眾辯論代表一的發言。一個多小時過去了，辯論雙方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周總理的眉頭越鎖越緊。總理終於忍不住了，他嚯地站起身來，對着話筒旗幟鮮明地說道：
“……我們不能看着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已經有一很多材料證明，我們某一方面的工作已經推遲時間了（指衛星研製工作）。我昨天剛看了一個緊急報告，我心裡很不安啊！……”
周總理的這番話，在兩派群眾中產生了積極的反響。這次辯論大會結束以後，“651”衛星設計院的專家們重新返回了設計室，爭分奪秒，夜以繼日地排命工作，希望能夠搶回耽誤的時間。
可是，這種狀況沒有堅持多久，陳伯達又組織科技界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竟然選定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作為“靶子”。陳伯達還宣稱：“要把牛頓、愛因斯坦遠遠拋在後面，發出東方無產階級的聲音！”
在陳伯達的煽動下，各種名目的大批判聯絡站紛紛建立。在“形勢一片大好”的喧鬧聲中，形勢一天天在惡化，派性鬥爭愈演愈烈，對科技人才的摧殘日益嚴重。
在國防科委機關，每天可以接到各地紛紛打來的報警電話：
承擔研製衛星零部件任務的瀋陽、南京、合肥、長春、成都等有關單位發生武鬥，生產嚴重受阻；
正在施工的喀什、長春等地的地面觀測站，由於武鬥，工程基本停止；
在哈密，由於武鬥，將4000多噸重的通訊器材扔在荒郊野外，任憑風雨剝蝕；
在秦嶺深處，原本用於計算衛星軌道數據的程序紙，寫成了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大字報；
在西北火箭發射場，這個已被確定為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地方，這個多年來嚴格保密、與世隔絕的發射場，兩派交鋒，你爭我斗，越斗越凶，甚至有人還要將發射基地的參謀長徐明“請”進大批判會場。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錢學森臉上那永恆的笑容沒有了，眾多的科技人員急得團團轉。各地方領導人除向中央告急之外，均束手無策。
1967年l月23日晚，中央軍委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聶榮臻關於“軍隊系統及國防科研單位不能像地方那樣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意見。並在聶帥意見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會議紀要。下發給各軍區、各軍兵種、國防科研單位。為了強調這個紀要的重要性和不可置疑的權威性，有人提議在場的每個元帥都要在“紀要”上籤上自己的名宇。
於是，葉劍英元帥首先站起來，第一個在“紀要”上簽了名。
接着，是聶榮臻元帥簽了名。
爾後，朱德、陳毅、徐向前、劉伯承、賀龍等六位元帥也依次簽了名。
“紀要”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軍委下發的一份特殊的文件。八位元帥在一個會議紀要上聯合簽名，也屬首次。
次日，這份具有特殊身價的“紀要”首先印成了傳單，用飛機送往西北酒泉發射基地。
不久，中央軍委又下發了一個關於國防科委所屬基地不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只搞正面教育的通知。
周總理與聶榮臻針對國防尖端科研戰線出現的嚴峻形勢，向全國各地、中央直屬有關單位簽發了一系列文件和電報。與此同時，他們聯名向毛主席提出了穩定國防科技戰線形勢的建議。
1967年3月，周總理和聶榮臻一道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軍事接管和改組科研機構的請示報告》。
與此同時，周總理還提出了對6個國防工業部實行軍事管制的建議，一併呈報毛主席。
毛澤東主席接到報告和建議的當天，就作了指示：總理照辦。
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了對各國防工業部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將人造衛星的主要研製單位，將從事空間技術研究的有關科技人員，包括中國科學院和國防科委兩大系統所屬有關單位的空間技術骨幹，抽調出來，正式組成“衛星研究院”，亦稱“空間技術研究院”，歸七機部建制，由錢學森兼任院長。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從事空間技術研究的科技人員，一律穿上軍裝，包裝了綠色“防護衣”，再裝進綠色“保護箱”。錢學森以及他帶領的這支衛星隊伍，從此得到了安定的環境。
儘管如此，錢學森還是告誡青年科技工作者們說：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首先應該考慮的是，不能讓事業受損失。讓‘衛星上天’，是我們大家的神聖職責，我們要團結一致，堅守崗位。‘衛星’把我們結合在一起，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下去，哪怕是付出最大的犧牲。”’
那時，在我國各地，眾多人嘴裡呼喊的時髦口號是“造反有理”。而在錢學森的嘴邊上常掛着的話是“衛星上天”。
在那個年代，人與人之間以“派”論親疏。然而，在錢學森家裡，常來的客人絕大多數卻是“天圈”里的人。大家在一起，只談“天”，不說地。
那個時候，在科技界還有一種怪現象，從兩派群眾中分離出來的人被“造反派”稱之為“逍遙派”。當年，許多“天圈”里的人，“逍遙”於文化大革命之外，卻一頭鑽進人造衛星的事業中，拼命苦幹。這些人便成為了錢學森家的常客。錢學森很樂於與這些很有“策略”的年輕人在一起，共同討論人造衛星技術上的難題。他的書房裡又懸掛起那塊大黑板，他們或是用來推導，或是用來演算。這塊黑板變成了他們邀游太空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