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發

從1966年的下半年開始，正當幾億中國人全身心地投入狂熱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恰是世界許多國家發射人造衛星的高峰期。全世界幾乎平均每三天就有一顆人造衛星發射上天。1967年，蘇聯發射了8O顆衛星，1968年，又發射了84顆。當然，熱衷於稱霸世界的美國也不甘落後，與蘇聯展開了發射競賽。
早在1965年，法國曾用自製的“鑽石”運載火箭，成功地將法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升天，把原本領先發射導彈的中國拋在了後面。
此後，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也趁中國忙於文化大革命的機會，暗暗加快了人造衛星的研製和發射的步伐，大有搶先於中國發射第一顆衛星的勢頭。
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錢學森心急如焚。他思忖再三，決定通過大膽啟用有真才實學的年輕人的方法，加快研製人造衛星的進度。於是，有一批年輕有為的科學家走上了科研的領導崗位。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推薦年僅37歲的孫家棟出任衛星總體設計部的負責人。
孫家棟於1958年畢業於蘇聯茹柯夫斯基工程學院，原本是主攻發動機設計專業的。他回國以後，曾多次隨中國談判代表團赴蘇聯，擔任俄語翻譯，為此，結識了錢學森。在接觸中，錢學森對這個年輕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後來，他正式調入錢學森領導的導彈研究院，擔任導彈總體方案設計師。由於孫家棟工作上的突出表現，也由於錢學森在使用提拔人才上不拘一格，孫家棟很快出任了導彈設計部的副主任。孫家棟在錢學森的指導下，參與了仿蘇導彈的設計，接着又參與了“東風號”系列導彈的研製工作。他對工作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卓有成效，在科技人員中有口皆碑。這一切，錢學森都看在眼裡，喜在心頭。
1967年“八一”建軍節前的一個下午，孫家棟正在大汗淋漓地趴在火箭圖紙堆里進行一項改進型導彈的設計，突然，一位名叫汪永肅的軍人來到了孫家棟的辦公室里。江永肅作過自我介紹以後，便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來意：
“中央已經正式決定，儘快組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錢學森向聶帥推薦你負責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設計工作。現在，根據聶帥的指示，決定調你到空間技術研究院。”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使孫家棟十分興奮。尤其是，當他知道自己被選調到空間技術研究院是他崇敬的航天技術權威錢學森點的將，又是聶帥親自批準的，一種自豪感和責任感油然而生。他二話沒說，一手提了鋪蓋卷，一手提了書箱，立即到這個新組建的新攤子報到。
孫家棟這個新官上任之後，第一件事也還是挑選人才。他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跑了幾十個有關單位，詳細考察了各個部門中具有一定特長的技術骨幹，最後終於選出了18名干將。後來，這18名干將號稱“航天十八勇士”。其中有專攻技術理論的，有搞技術工程的，有搞技術管理的，還有專搞技術檔案的……總之，十八勇士，帶來了十八般武藝。
“十八勇士”加盟衛星隊伍後，使得衛星總體設計部充滿了活力，以高效率運作起來。
1967年10月末，國防科委召開了“東方紅”號人造衛星方案的修改論證會。與會者多達200多人。會議在錢學森主持下，充滿了學術民主的氣氛。他引導與會的科學家，對各個系統進行反覆、深入的論證，取得了較快的進展。許多與會者事後回憶說：“錢學森在幾次論證會上，虛懷若谷，從善如流；他廣徵博採，集思廣益，反覆比較，優中選優，最後確定方案，使人們心服口服。”由於錢學森在技術上的嚴謹負責態度，使人造衛星方案得以很快落實，避免了走彎路，避免了犯錯誤和遭受嚴重損失。
在這次討論會上，對原方案又進行了簡化，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把發射衛星的要求概括為十二個字：上得去，跟得上，看得到，聽得見。
科學性的問題逐一解決了，但是，在那個“一切突出政治”的年代裡，即使是純科學技術性的事情，也要同政治連在一起。那麼怎樣通過發射衛星來“突出政治”呢？以錢學森為首的專家們，曾經為此冥思苦想，大傷腦筋，到頭來依然是一籌莫展。
後來，終於有聰明者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把《東方紅》樂曲安置在衛星上，讓中國的人造衛星向全世界播放。
主意雖然絕妙，但是從技術上解決這個問題，卻不是一件容易事。於是，只好在原來的衛星總體設計方案中，增添了一項播放《東方紅》樂曲的難題。
經過簡化、修改後的衛星研製方案終於被確定下來。自此，中國的人造衛星的研製任務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於是，錢學森和他的衛星研製隊伍進入了更加忙碌的階段。
第一顆人造衛星運載火箭命名為“長征一號”。在“長征一號”試製和總裝中，錢學森親臨第一線，和大家一起解決關鍵技術問題。他那廢寢忘食、連續奮戰的工作態度，和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給了青年科學家們以深刻的教育。人們不會忘記他經常說的話：
“搞科學要有科學態度。我們是搞火箭的，它不允許有任何細小的疏漏。想想看，電視機、收音機質量不好，可以返修，火箭則不然。火箭能上天，就算是成果；如果上不去，便是吃了大零蛋。”
年輕的專家們曾說：“只要有錢老同我們在一起，大家心裡就踏實。”
“長征一號”火箭的研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因為要把人造衛星送入預定的空間軌道，需要克服地球引力，達到相應的宇宙速度的強大推動力的火箭。在此之前，錢學森領導的那個導彈研究院研製成功的各類火箭，都屬於單級火箭。這些單級火箭雖然具有能夠飛出稠密大氣層的推力，但是卻達不到第一宇宙速度，即每秒7．6公里的速度。因此，不可能成為人造衛星的運載工具。“長征一號”火箭必須是多級火箭，需要在技術、材料許多方面進行改進。年輕的科學家們在錢學森的指導下，晝夜奮戰，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總體設計。
“長征一號”箭身長度為29．46米，最大直徑為2．25米，是一枚三級火箭。
根據計算，“長征一號”利用三級火箭的連續加速，將“東方紅一號”送上預定衛星運轉軌道是沒有問題的。剩下的問題是，火箭發射的方位，以及一、二級火箭脫落後的降落地點如何避免引起國際糾紛等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完全依靠精確的計算。
於是，“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軌道設計師們，鑽進計算機房裡開始了緊張的運算工作。每設定一個方案都要經過千百次的運算，而後再拿來進行比較，最後，終於選定了一個最佳方案，這就是：火箭發射方位應定在偏南70度，這樣便可以使全球各大洲的人都能看得見“東方紅一號”的飛行。同時，火箭沿着這個角度形成的軌道飛行，第一級火箭工作完畢後，其空殼可以墜落到我國甘肅省境內；第二級火箭的空殼可以墜落入南中國海；第三級火箭的空殼則在廣西北部上空與衛星一起進入運行軌道。因此，不會引起國際糾紛。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
七機部第一研究院火箭發動機研究所的試驗大廳。
“長征一號”火箭滑行段噴管控制的仿真試驗正在緊張進行。
“長征一號”運載火箭，在第二級火箭燃燒劑燃燒完之後至第三級火箭點燃之前，有200多秒的滑行飛行段。就在這200多秒的期間內，需要進行姿態控制，消除滑行的干擾，以便為第三級火箭發動機點火建立必需的姿態條件。為解決滑行段噴管控制問題，必須進行滑行段晃動半實物仿真實驗。可是，在實驗中出現了異常現象：滑行段的晃動幅值有幾十米之大，這勢必影響第三級火箭點火進入預定軌道。
在試驗現場，專家們陷入沉思，但是，苦於找不到克服晃動的辦法。
錢學森趕來了。當他詳細觀察了試驗過程以後，隨即組織參加試驗的專家們進行分析、討論。他認真地聽取了大家的發言，然後從容鎮定地說道：。
“不要緊的。這種現象是在近乎失重狀態下產生的，因此，原晃動模型已不成立。要知道，這時候的流體已呈粉末狀態，晃動力很小，不會影響飛行。”
一番精闢的分析，使在場的專家們茅塞頓開，大夥的心頓時變得踏實了。
後來的多次飛行試驗證明，錢學森的分析和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
1968年的初冬季節。經過三個春秋的緊張攻關，“長征一號”火箭各系統的零組部件從祖國四面八方幾乎是同時運往戰略火箭生產總廠。
我國第一枚“長征一號”運載火箭很快總裝完畢，經測試後運。往地面試驗站，將要進入地面試車階段。
按程序，這枚運載火箭在發射衛星之前，要進行一、二級，二級，二、三級，三級共四次火箭發動機點火和全推力狀態下的試車，以考核各系統的協調性。進行地面試車可以提供比高空飛行環境，還要苛刻的動力學環境，以便對火箭上的儀器設備進行超負荷考核。
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派仗仍在升溫，儘管中共中央的“紅頭”文件連續下達，國防科委系統不搞“四大”，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被稱為“重災戶”的七機部兩派毆鬥依舊在繼續。為運載火箭試車問題，七機部兩大派互相頂牛，已經上了試車台的火箭，遲遲不能點火試車。
1969年7月，周總理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身來親自處理這件事。
然而，派性這個幽靈一旦纏身，就很難擺脫。已經斗得眼紅的兩派，誰也不肯退步。周總理連續四次把兩派的頭頭邀集到中南海，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但是，兩派的頭頭依然無動於衷。一些善良的人，看到心力交瘁的周總理如此操勞，都暗暗地流下了痛心的淚水。
兩派的派性所以這般頑固，原來其根源蓋出於“上頭”。陳伯達、江青等是那些派頭頭的總後台，他們的險惡用心，是妄圖拖垮人民的好總理。為了破壞衛星的研製工作，他們拋出了一個蠱惑人心的口號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周總理與之針鋒相對，他果斷地臨陣點將：
“請錢學森同志親自來組織這次試驗。”
錢學森受命於危難之際。他義無反顧，迅即驅車前往試驗站。
在試驗站，錢學森將兩派科技人員召集在一起，鎮定自若地宣布道：
“今天，我是奉周總理之命，來主持點火試驗的。”他用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嚴肅地掃視了一下會場，然後，用堅定的語氣說下去：
“什麼是突出政治？什麼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在當前，儘快把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上去，讓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國製造的衛星，聽到‘東方紅’的樂曲，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任何人，任何一派，都要服從這個政治任務！如果技術上有不同意見，歡迎大家提出來，咱們當場研究解決。如果不是技術方面的問題，那就暫時放一放。火箭試車要立即進行，一天也不能拖了。誰再拖誰負責！”
錢學森憑着一位科學家的良知和對衛星事業的一腔熱血，終於感化了許多善良、正直的人。而他那超凡的才識與至高無尚的權威地位，懾服了那些被派性迷住心竅的人。
在火箭總廠厂部辦公樓四層的會客廳里，兩派終於達成了協議。
被派性“鏽死”的地面試驗站，終於奇蹟般地運轉起來。
一個月以後，“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預定的四次試車，順利結束，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接着，1969年 10月，“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初樣基本告成。但這時，有消息傳來：日本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正加快步伐，有可能要搶在中國之前發射。
根據可靠的情報，從 1966年 9月到 1969年 3月，日本已經連續三次發射人造衛星，但是均遭失敗。然而，這一次他們卻決心要搶在中國之前，並揚言一定發射成功。
這個信息，對於錢學森來說，無疑等於是在他的脊背上狠狠抽了一鞭於。
錢學森心中很清楚，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我國趕在60本之前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肯定無疑。即使在目前這種不利的情況下，於1969年底趕在日本之前發射，也是可以做到的。然而，這樣做，風險太大了，一連串的“怎麼辦？”閃現在他的腦際：且 在難以確保質量的情況下，萬一發射失敗怎麼辦？
衛星發射上天以後，失去地面控制怎麼辦？
衛星上天后，“東方紅”樂曲不能奏響怎麼辦？
技術上的失敗，本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中國當時特定的現情況下，則關繫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關繫到“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政治上極為敏感的大事。在這種情況下，錢學森所想到的“怎麼辦”，是至關重要的。
與此同時，聶榮臻元帥也在思考着錢學森所思考的問題。於是，聶帥發出了指示：衛星研製要加快速度，但必須嚴格把住質量關。沒有質量保證，衛星不能出廠。善解人意的聶帥，說出了錢學森的心裡話，給了他巨大的支持。
在中南海，周恩來總理也在思考着同樣的問題。百忙中的總理，要親自聽取有關衛星研製生產的詳細情況。
那是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也就是“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初樣基本告成以後，錢學森與他的助手孫家棟先後來到人民大會堂江蘇廳。他們匆匆忙忙地擺放好了衛星初樣，不一會兒，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等幾位中央領導同志以及有關部委的幾位負責人，便準時出現在了大廳門口。
當錢學森將孫家棟介紹給周總理時，周總理緊緊地握住孫家棟的手親切地問道：
“喲，這麼年輕的火箭專家呀，今年多大年紀？”
孫家棟羞怯地回答總理說：“37歲。”
周總理風趣地說道：“嗅，還是小伙子嘛！學森同志的年輕弟子滿多嘛！”
的確，錢學森熱心培育青年人。他一貫倡導平等、民主的學術討論風氣，十分有利於青年人解放思想和創造性的發揮。錢學森時常與青年專家們圍坐在一起，熱烈討論有關衛星的話題，而在這種平等、民主的氣氛中，大家總是無拘無束，暢所欲言。錢學森愛才如命，對那些勤奮攻關，刻苦鑽研，善於思考，大膽創新的年輕人，總是及時給予肯定和鼓勵，並把他們推向第一線。
“文人相輕”自古有之，在科技界也不例外。當有人對被推薦到第一線的年輕人求全責備時，錢學森總要站出來講話的。他常說：
“對待任何人，對待任何事，都不要絕對化，不能苛求十全十美。也許，在這個世界上，絕對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不斷地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則，事業怎樣發展？社會怎樣前進？”
當周總理和其他幾位國家領導人看過“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初樣以後，匯報開始了。
周總理說道：“學森同志，是不是你先談談？”
錢學森點點頭，接着，從容而全面地匯報了有關“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的研製及目前發射準備的總體情況。爾後，由孫家棟對“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初樣作了講解和說明，並匯報了有關研製的具體情況。
周總理對兩個人的匯報聽得很認真，還不時提出一些問題。尤其是對於衛星上每一個環節的質量，都問得很詳細。當孫家棟匯報結束時，周總理突然像考場裡的主考官那樣發問道：
“衛星上總共有多少根電纜啊？”
孫家棟如數作了回答。
周總理又問：“衛星上總共有多少個插頭？”
這下可難住了孫家棟，他一時語塞了，只好紅着臉羞怯地說一道：“總理，等我回去統計好，再向您匯報。”
周總理笑了。他和藹地說道：“這些數字對我沒有什麼用處，對你們用處可就大啦！搞衛星工作一定要認真仔細。你們應該像外科醫生那樣，熟悉病人的每根血管，每一條神經，這樣才能萬無一失”
在匯報中，錢學森和孫家棟都談到了有的研製單位，在儀器上刻了毛主席語錄，有些零部件還鑲嵌上毛主席像章，這使他們感到很為難。
周總理聽了，臉色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他說道：
“搞那些幹什麼？衛星一旦掉下來，還很可能引起政治問題嘛！”
這時，周總理環顧了一下江蘇廳，接着說道：“現在到處張貼毛主席語錄，懸掛毛主席像，使毛主席辦公心情很不舒暢。這個房子主席就常來開會，不是沒有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嗎？政治掛帥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搞得太庸俗。有的人喊口號是一回事，真心尊重毛主席又是一回事。你們回去後把道理講清楚，搞衛星一定要講科學，要有科學態度。”
在衛星儀器上刻毛主席語錄和鑲嵌毛主席像章的事，由於周總理的制止，總算剎住了。但是，在當時出現的狂熱的個人崇拜之風，卻在變本加厲地發展着。
當周總理起身離開江蘇廳時，已是午夜時分。
至此，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從運載火箭到衛星本身，第一階段總算有了初步結果。但是，“東方紅一號”衛星的最後生產，依舊處於分娩前的陣痛之中。

“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按照初樣正在加速研製之中。然而，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干擾。林彪、江青對第一顆人造衛星工作頻頻插手，企圖把人造衛星當作他們的一份政治籌碼，成可邀功，敗則倭罪，居心叵測。讓“東方紅一號”衛星在太空高唱《東方紅》，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強加給科技人員的。
但是，不管這樣的“高見”出自何人之口，在當時一旦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其他人是很難說“不行”的。
錢學森是十分崇敬毛主席的。在他看來，《東方紅》這首歌曲，是對毛主席的頌歌，也是對共產黨的頌歌。他作為一個強烈的愛國者，熱愛新中國，崇敬新中國的奠基人。因此，對於在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播送《東方紅》樂曲，是樂於接受的。儘管他知道此舉難度很大，耗資頗巨，難題很多。
首先一個難題是，讓“東方紅一號”衛星播放《東方紅》全曲？還是播放其中的部分小節？
當時，一部分人認為，《東方紅》這首樂曲是神聖不可更改的，應當播放全曲；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衛星要播完全曲，技術上無法實現，只需要播出前八小節就可以了。
照第一種意見辦，倒是滿足了當時的政治需要，但是這將會給整個衛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若是企圖避免這些災難，在技術上又無法解決。按第二種意見辦，在技術上較好處理，但潛伏着“斷章取義”的政治風險。這樣的大事誰也不敢貿然行事，大家要錢學森來決定這件事情。
錢學森面對這樣一個說是科學又不完全是科學，說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問題，難以定奪。他只好把這個棘手的問題提交到國防科委，要國防科委決定。
可是，國防科委領導班子考慮再三，同樣難以決定。錢學森只好以正式報告的形式，把兩種意見同時報告給了中央領導。
周總理審閱了報告之後，批准了第二個方案，“東方紅一號”上天后，只播放《東方紅》樂曲的前八小節。
方案定下來了，技術上的問題交由自動化研究所多才多藝的助理研究員劉承照具體承辦。
在衛星上播放音樂，這件事不僅在科學上尚屬首例，在無線電廣播史上也是首創，沒有任何現成的東西可借鑑。劉承照經過苦思冥想，反覆琢磨，終於拿出了方案，又經過晝夜奮戰，在他和同事們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製成了音源振盪器，奏響了《東方紅》樂曲。
總體設計人員又研製了樂曲發生器與之配套。為了簡化衛星結構和減輕衛星的重量，決定安置一部功率較大的發射機，交替發射《東方紅》樂曲和遙測信號。這樣，地面每隔4O秒可將樂曲用磁帶記錄下來，再通過廣播電台播放出去，人們從收音機中即可聽到宏亮悅耳的《東方紅》樂曲聲。
那時，凡是涉及到毛澤東的事沒有小事，都得百倍小心謹慎。所以，周總理在批准了第二個播放方案之後，對衛星播放《東方紅》樂曲的工作，抓得非常細緻，非常具體，一直到這個裝置研製成功，還不敢放下心來。因為衛星還沒有發射上天，上天后《東方紅》能否響起來，都還是個未知數。
1969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預期飛行試驗用的兩級火箭豎起在酒泉發射中心55米高的發射架上。
當時，國際形勢非常緊張。在火箭剛剛豎起的當天，便驚動了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
與此同時，一直密切注視着中國“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動態的日本，更加虎視眈眈。
1969年9月初，火箭開始通電，進行垂直測試。但是，棘手的問題出現了——出廠前測試時還很完好的陀螺儀突然一下子“失明”了。大家查來查去，就是查不出原因。
轉眼2O天過去了，毛病還是找不出來。只好報告給在北京的錢學森，請求設法解決。
1969年 9月 26日深夜，錢學森風塵僕僕地趕到了酒泉發射基地。
已經年近花甲的錢學森，不顧遠程旅途之勞，下車後，來不及喝上一口水，放下背包，連夜趕往發射場。他目不轉睛地觀察着真空箱中反覆出現故障的試驗，看來看去，他那嚴肅的面龐，突然綻
開了笑容：
“嘿！同志們，大家太着急了，沒有沉住氣呀！”
原來，火箭試車後，在給儀器加強度時，操作人員忙中出錯，不小心順手將系統出口處的“定壓活門”給碰掉了。
由於錢學森的親臨現場，陀螺儀的問題順利得到了解決。火箭發射隨即轉入緊張的準備之中。
這兩枚火箭若是發射成功，“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發射便有了成功的基礎。從當時中國的技術條件和進展速度來看，完全有可能在1969年底或197O年初，也就是趕在日本前面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但是，如若這兩枚二級火箭發射失敗，那麼“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發射只好推遲，落在日本後面就成定局。
1969年11月16日17時45分。
西北酒泉發射基地。
第一枚兩級火箭點火升空了。但是，人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一發生了——由於第二級火箭控制系統的程序配電器中途發生故障，發射遭到失敗。
這次失敗對錢學森和他的助手們的打擊是沉重的。因為，這如同一場體育比賽，在關鍵的時刻，偏偏輸掉了最為關鍵的一局。這不僅給了日本人以追趕的時間，也引起世界各國一片譁然。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眾社、共同社、塔斯社等世界上最大的幾家新聞通訊機構，幾乎在同一時間向全世界發布了這條新聞。鄰國日本獲悉中國運載火箭試驗失敗的消息後，更是驚喜若狂。美國出於政治目的，乘機向日本提供了衛星運載火箭的關鍵部件“陀螺儀”。
陀螺儀就如同火箭的眼睛，是火箭飛行中制導與穩定的裝置系統。一個性能好的陀螺儀，可以自行瞄準，使火箭達到預期的發射精度。錢學森主持研製的陀螺儀，從最初的改善滾珠軸承式陀螺儀開始，很快便研製成功了靜壓氣浮陀螺儀。僅僅用了幾年時間，便走完了國外花幾十年才走完的第一代慣性技術的路程。此後，我國迅速跟上了國外第二代慣性技術的發展步伐，研究成功了靜壓液浮陀螺儀裝置。九十年代又研製成功了四軸撓性陀螺平台。35年以來，我國航天慣性技術，幾乎年年都有新突破，發射精確度創造了最高記錄，達到了國際水平。而日本當年則不得不靠美國才得到這一技術。這再一次證明了錢學森常說的那句話：我們中國人絕不比洋人笨，要比洋人聰明得多！
然而，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卻抑制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時常導致航天事業受阻。
中國的航天科學家們卻偏偏要爭這口氣。第一枚火箭試飛失敗了，他們擦乾眼淚，繼續進行第二枚兩級火箭的試飛。錢學森說得好：
“科學家不要以為遇上失敗是壞事情，科學家往往與千百次失敗結為伴侶。不要以為鮮花、掌聲、讚揚是科學家的生活，不要以為自己從事的研究總能被人理解。”
時間推移到1970年1月30日，也就是距離第一枚兩級火箭發射失敗後僅僅兩個多月，我國第二枚兩級火箭，再一次豎在了酒泉基地的發射架上。
“東方紅一號”衛星能否早日發射，關鍵就看這一回了。
隆冬季節，年近花甲的錢學森，穿了一件棉軍大衣，迎着奇冷無比的寒風，來到大西北的酒泉發射基地。
那肆虐的戈壁寒風，挾裹沙石，雷霆萬鈞，摧枯拉朽，遮天蔽日。不用說是在露天的風沙中工作，就是站也站不住。人們只好縮進營地。錢學森聽着窗外大風發出的如鬼怪般的吼叫聲，突然想起了兒時母親給他講過的《西遊記》中的“黃風怪”的故事。他想到，這“黃風怪”也許就潛藏在這一帶。當年，唐僧師徒曾飽嘗過“黃風怪”的苦頭；今日，它這“黃風怪”重又向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的一代航天人施加淫威，只怕是這“黃風怪”錯打了算盤。“人傑者，當憂
以天下，樂以天下”——古人的遺訓激勵着他。“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信條在鼓舞着他。於是，一種迎戰“九九八十一劫難”的豪情油然而生。
風小了，試飛立即進行。
“點火！”的號令發出了，兩級火箭呼嘯而起。隨着震撼人心的轟鳴聲的漸漸消失，火箭也越飛越高，越飛越遠……
這時，錢學森最擔心的是兩級火箭能否正常分離，他密切注視着火箭的去向。透過漫漫風沙，錢學森似乎看到天空爆出一個火團。待雲煙散去，藍天上兩個黑點清晰可見——兩級火箭分離終於成功了！
很快，從落區傳來喜訊，火箭高精度擊中目標。
於是，1970年2月，國防科委正式向酒泉發射基地下達了執行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的預先號令。

2月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從北京總裝廠啟運。“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發射工作開始進入了緊張的準備階段。
這時，錢學森出現在衛星總廠。在他的指揮下，對“東方紅一號”衛星進行整星狀態下的自旋試驗，仔細認真地檢驗衛星的質量。
然而，一則令人痛心的消息傳來了：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大隅號”，搶在中國之前上天了。
這個消息對於正在加速同日本搶時間的錢學森來說，無異於當頭澆了一盆冷水。
錢學森不止一次地向他的親朋好友們表露過這樣一個心聲：中國的航天專家較之於蘇、美、法、日的專家絕對不差，甚至可以說在許多方面還要比他們強。可是，他們那裡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衝擊，航天專家們不曾受到這場劫難的摧殘。否則，中國的第一顆衛星先於日本發射，是不成問題的。今天，卻讓日本搶了先着，儘管日本發射這顆人造衛星得到了美國的幫助，儘管它小得可憐，但畢竟它是顆衛星，畢竟先於中國上天啊！對此，錢學森只好以無奈的苦笑了之。他將目光盯住了自己的衛星。
1970年3月26日，周總理批准“東方紅一號”衛星和“長征一號”火箭正式出廠，並裝上西去的專列，錢學森等也隨同專列一起前往。
五天后，載着衛星和火箭的專列停靠在了酒泉發射基地發射場7號陣地的廠坪上。列車剛剛停穩，基地的參試人員便涌了上來，他們個個欣喜萬分。面對全長近30米的“長征一號”火箭和造
型精巧的“東方紅一號”衛星，人們禁不住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周恩來總理很快就接到了來自酒泉發射基地的電話：“火箭和衛星以及各路航天專家於4月1日均已到達發射場，一切平安無事，請總理放心！”
儘管周總理國務繁忙，但始終掛念着遠在大西北的酒泉基地，惦記着即將發射的“東方紅一號”衛星。
早在1966年6月，當周總理第五次視察過酒泉基地以後，就曾向詢問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何時能上天的人們透露過：“可望於1968年左右發射。”
本來，我國在1968年3月就基本具備了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的條件。可是，當時由於某些人懷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從中做了手腳，致使衛星和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一拖再拖。這是周總理始料未及的。
現在，火箭和衛星總算平安地離開了北京，順利地抵達酒泉發射基地了。然而，總理還是不放心。他決定召集各路航天專家來，詳細了解一下衛星發射工作的準備情況。

時間是1970年4月2日晚7時許。
地點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錢學森與運載火箭總設計師任新民，衛星總設計師戚發軔等人，一起乘專機從酒泉基地趕來向周總理匯報。
隨後，周總理在秘書的陪同下，來到了大廳。他熱情地與各位航天專家們—一握手，親切地問候道：
“同志們辛苦了！”
當大家坐定後，周總理說道：
“火箭和衛星昨天已經到了發射場，今天我請大家來，主要是想聽一聽一線的情況。大家隨便談談。”說着，周總理習慣地將目光轉向錢學森：
“學森同志，還是你先談吧！”
錢學森微笑着點點頭，開始了他的匯報。他談得很詳細。因為他知道，周總理不喜歡聽那些籠而統之的情況，更何況周總理十分關心衛星發射的準備工作，匯報得越詳細，才能使總理心中有底。儘管如此，周總理在聽匯報過程中，還是一問再問，直到把情況問清為止。
當錢學森匯報完了之後，周總理又詢問了當年蘇聯、美國發射第一顆衛星的有關情況，而後說道：
“我們這次發射，一定要吸取蘇美的教訓，把準備工作做得越細越好，力爭一次成功。”
接着，其他專家向總理依次匯報了各自掌握的有關情況。
周總理十分關切地問道：
“這次火箭的第一級和第二級落點在什麼地方？”
運載火箭一、二級空殼的落點，是周總理一直很關心的事情。 因為火箭分離時，若處理不好，或者對國內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損失，或者對國外的某些地區帶來破壞，造成不良的國際影響。因此，這次又特別提了出來。錢學森回答道：
“火箭的第一級工作完畢後可以墜入我國甘肅省的大漠裡。第二級火箭可墜入南中國海。第三級火箭則在廣西的西北部上空與衛星分離，同衛星一起進入運行軌道。一、二級火箭的墜落，都不會造成什麼事故。”
周總理聽完了錢學森的一番說明以後，放心地點了點頭，然後又問道：
“這顆衛星都要飛經哪些國外的城市？”
這時工作人員在地毯上鋪開了一幅大型的世界地圖，錢學森按照衛星飛行路線，指着地圖上飛經的城市，—一作了說明。周總理伏下身去，隨着錢學森手指的方向，逐一核對衛星飛經的外國城市。一邊看，，邊說：
“對於我國第一顆衛墾飛經各國首都的時間，要進行預報。這項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細、做準確。”
錢學森等人點點頭，表示記下了。
周總理還強調地說道：“特別是衛星飛經也門、烏干達、桑給巴爾（即現在的坦桑尼亞）、贊比亞、毛里塔尼亞這些國家的時間，一定要預報準確，讓這些外國朋友都能準時看到我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都能收聽到衛星播放的《東方紅》樂曲。這對第三世界的人民一定是個極大的鼓舞。”
說話間，總理抬腕看了看手錶，說道：
“喲，已經12點多了。同志們的肚子一定餓了。這樣吧，今晚我請大家吃頓夜宵。”
錢學森連忙說道：“總理，不用了，我們不餓。”
可是，周總理還是讓秘書作了安排。
不一會兒，服務員為大家送來了熱乎乎的包子。人
周總理拿起筷子，首先為錢學森夾了一個，接着挨個為每人夾了一個。當周總理夾了一個包子給一位技術人員時，那位技術員連連擺手，表示不吃。反應機敏的錢學森立即明白了，趕忙說道：
“總理，他是回族。”
周總理歉意地說道：“非常對不起。這樣吧，讓炊事員給你做一碗雞蛋麵條吧！”
片刻，服務員端來了一碗熱氣騰騰的雞蛋面。
周總理這才為自己夾了一個包子，與大家一同吃起來。一邊吃，一邊與大家聊衛星，氣氛輕鬆融洽。大家一天的勞累，頓時煙消一雲散了。
吃完夜宵，周總理再三叮囑錢學森：
“一定要過細地做工作，千萬不要以為工作做好了。要搞故障預想，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開展分析、討論，多想一些應急的措施，以免到時慌亂無措。衛星入軌後，要及時預報。”
次日，錢學森與參加匯報的同志一起，又登上了西去的專機。
錢學森把工作重點轉到了酒泉發射基地。按照周總理的囑託，去做過細的工作。
在寬大敞亮的測試車間裡，他與運載火箭總設計師任新民、人造衛星的總設計師戚發軔一起，對運抵基地的火箭和衛星認真地進行檢查測試。
4月9日，火箭與衛星進行了對接。
4月14日，經過十幾個晝夜的緊張工作，技術陣地的第二次、第三次總檢查宣告結束。
就在4月14日這一天，錢學森又接到北京來的電話通知：周總理和中央專門委員會要再一次聽取近一段衛星發射準備情況的匯報。
4月15日，錢學森又與幾位專家一起，再一次乘坐專機由大西北戈壁灘飛向北京。
這是一個晴好的天氣。專機在高空翱翔，機翼下團團雲朵在陽光下千姿百態，變化萬端，使得空中的景色格外壯麗。
人們注意到，一向愛說愛聊的錢老此刻沒有說話，而是凝視着舷窗外的雲朵，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正在思考的是一隻小小的“過載開關”。
原來，這個小小的“過載開關”，同“東方紅一號”衛星在太空高唱《東方紅》樂曲有關。
在研製“東方紅一號”衛星時，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假如火箭上天后萬一達不到第一宇宙速度，衛星便無法進入預定軌道。那麼，《東方紅》樂曲便不能響徹太空；倘若衛星葬身大海，神聖的《東方紅》樂曲依然在海水中“高唱”，那就成為政治笑話，就會變成林彪、江青等人手中的把柄。
這的確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既然有人提出了這個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任何人都不敢掉以輕心，就必須認真對待，妥善解決。後來，還是錢學森想出了一個辦法：在“長征一號”火箭的第三級上，加一個“過載開關”。
所謂“過載開關”，就是一個可以自動啟開和關閉，起保險作用的小開關。火箭起飛後，倘若能夠達到第一宇宙速度，那麼這個“過載開關”便與衛星上《東方紅》樂曲音源振盪器的線路自動接通，於是，進入軌道的衛星便會按設計高唱《東方紅》；倘若火箭起飛後出現故障，那麼，這個“過載開關”便會處於關閉狀態，《東方紅》樂曲自然便不會奏響，因此，那個令人提心弔膽的“政治事件”便不會發生。
這個問題，從技術上就算解決了。
但是，當火箭、衛星到達發射基地之後，在測試中，有人對這個“過載開關”本身提出了質疑：假如火箭起飛後，其他都正常，而“過載開關”自身發生了故障，該關的時候不關，或不該關閉時反而關閉了，也就是說，衛星不該唱《東方紅》時，唱了；衛星該唱《東方紅》時，卻啞巴了，這怎麼辦？
這個問題雖然是“假設”，但不是沒有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問題，這樣一個小小的“過載開關”苦苦地困擾着錢學森這個大科學家。當然，這種困擾絕非技術因素，而是當年無處不在的政治。政治和技術混在一起了，形成了一個難解的“方程式”。
後來，這個小開關的難題，提交到了國防科委。
國防科委在一次黨委常委會議上研究了這個問題。認為開關雖小，卻事關重大，決定將這一問題報送中央審批。
然而，中央對此卻遲遲未作明確答覆。眼看衛星發射在即，錢學森心中十分焦急。他在思考，這次回北京匯報，要不要當面向周總理提出來呢？
當年錢學森處境之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197O年4月15日，晚6時3O分。錢學森等人準時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他們剛坐下不久，前來聽取匯報的中央專委的領導同志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還有吳法憲等，陸續走了進來。
7時整，周總理來了。他急步走進大廳，秘書被甩在身後。周總理熱情地向大家招手示意。親切地說道：
“從發射場趕來的同志們，你們辛苦了！請你們到前面就坐。”
說完，他見大家依然坐在後排不動，便走過去親自將他們請到了前排的座位上，然後自己才坐下來。。
周總理落座後，拿起了一份人名單查看了一遍。然後，邊挨個叫着名字，邊與其本人對號。對上一個，便詢問他多大年紀？什麼地方人？哪個大學畢業的？當周總理聽到有人回答是留蘇生時，隨即問道：
“俄語忘沒忘？”
“忘了不少。”
“這可不能忘呀！學上一門外語並不容易，不能輕易地把它還給老師嘛！說不定將來有一天還會有大用場呢！”
衛星總設計師戚發軔，是專家行列中最年輕的一個。當周總理點到他的名字時，他連忙站了起來。周總理叫他坐下講話。總理問道：
“你是哪裡人？”
“我是金州人。”戚發細回答說。
“怎麼聽你的口音有天津味兒呀？”
“我也不知道。”戚發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周總理又問道：“你們那裡鬧派性嗎？”
“鬧！”戚發軔毫不隱瞞。
“那你是哪派的？”說話間周總理指了指坐在威發動身邊的孫家棟，問道：
“你們倆是一派的嗎？”
“不是。”戚發動回答說。
“你們倆打架不打架呀？’凋總理關切地間道。
“不打，不打。”當時的國防科委主任王秉璋搶先回答，“請總理放心，他倆工作能搞到一起。”
“不鬧派性就好。”總理滿意地點了點頭，接着說道：“好了，現在就開始聽你們匯報吧！怎麼樣？還是請學森同志打頭炮吧！”
錢學森按照準備的材料，一五一十地談情況。並以歉疚的心清談到了測試中發現的問題。他說道：
“這枚大型三級火箭，其內囊之複雜，較之人體的五臟六腑、血脈經絡有過之而無不及。總裝時，儘管大家作了反覆的檢查，但是，在這次總體檢查時，還是發現火箭內有遺留下的松香和鉗子等雜物”
“這可不行！”周總理的眉頭一下子緊鎖起來，“這等於外科醫生開刀把刀子、鉗子丟到了病人的肚子裡嘛！可是，你們的產品是死的，允許搬來搬去，允許拆開、再組裝，找一遍不行再找一遍，總可以搞乾淨的嘛！無非是晚兩天出廠。把松香、鉗子丟在火箭裡頭，這是不能原諒的！”
總理的批評很嚴厲，同時又切中要害。
“確實不能原諒。”這是在場的航天專家們的共同心聲。尤其是錢學森，他感到非常內疚。事情很明白，在這樣的事情上，稍有不慎，帶來的將是無可挽回的損失。雖然這些雜物發現在發射之前，但是，它說明自己的工作仍不夠過細，還不能處處為總理分憂。他偷偷地看了總理一眼，他驀然發現，總理明顯地消瘦了，蒼老了。現在國內局勢如此混亂，如此嚴峻，總理日夜為國事操勞，再不能讓總理為發射衛星的事分心了。想到此，一股酸楚，湧向喉頭，不禁淌下了兩行熱淚。
匯報繼續進行着，各路航天專家作補充性的匯報。隨着匯報的深入、具體，總理提出很多問題，而且，對有的問題還講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問題，年輕的專家們回答不清楚，只好請錢學森替他們做些解釋。
由於匯報的人都是技術專家，所以，匯報中使用的專業術語自然很多。而聽匯報的領導人中，除周總理對這些專業術語比較熟悉．以外，其他人往往聽不懂，所以，時常打斷匯報提出疑問。每當這時，周總理便指着錢學森說：“還是請你這位‘洋博士’給大家噹噹翻譯吧！”
當匯報到火箭和衛星安全問題時，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對此極為重視，幾個人圍在展開的那張地圖周圍，仔細地察看運載火箭的飛行路線。這時，周總理問錢學森說：
“上一次我問過你‘長征一號’火箭正常飛行情況下二、三級火箭的落點，後來我又想到，萬一發生事故，火箭可能落在什麼地方？什麼位置？”
錢學森從容地回答道：“‘長征一號’火箭在飛行中如果發生故障，將採用兩種手段使其在空中自毀：一是火箭上裝有自毀系統，它一旦辨別出了程序中和姿態上的故障後，立即便可接通爆炸器的電源，瞬間即可自毀；二是，一旦火箭發生故障，而自辨系統又遲鈍，那麼，地面的觀測系統便發出炸毀的指令，接通爆炸器電源，從而使火箭自毀。”
周總理聽過錢學森的一番說明，連連點頭。這時，有人問道：
“萬一自毀系統發生故障，該炸時不炸，不該炸時它炸了，怎麼辦？”
又是一個“萬一”
錢學森鎮定地指了指運載火箭總設計師任新民說道：“我們的設計師對火箭的自毀系統的精確度要求是很高的。該炸時，必須炸；不該炸時，絕對不會炸。地面曾經做過自毀試驗，並試驗了爆破效果，各種數據是可靠的。”
這時，周總理說道：“今晚的匯報很好，看同志們還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的？”
錢學森看時機到了，終於向周總理提出了那個“過載開關”問題。他說道：
“關於那個過載開關問題，不久前已報告了中央，但還未得到正式答覆。現在很快就要發射了，這個開關是取消還是保留，直接關繫到衛星播放《東方紅》樂曲的問題，請總理早些定下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總理沒有馬上表態，眉頭又鎖在：一起，沉思了片刻，問身邊的吳法憲說：3
“讓衛星唱《東方紅》中央有文件嗎?”
吳法憲翻了翻他的文件夾，大嗓門回答說：
“總理，中央有過文件。”
周總理又沉默了，久久地不說話。
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小小的開關，這難解的“方程式”，難住了一位聲名顯赫的科學家，又難住了這位蓋世英才周恩來。
周總理抬起頭來，眼睛中閃爍着剛毅的光芒，他問在座的航天專家：
“你們說，我們的火箭、衛星到底可靠不可靠？”
“從幾次測試的結果看，火箭質量是可靠的。”火箭總設計師任新民果斷地回答了周總理。
“衛星研製中的質量和模擬試驗的結果，以及從出廠前後的測試狀態來看，衛星的質量是可靠的。”衛星總設計師戚發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
這時，周總理極其嚴肅地說道：“既然你們認為火箭、衛星的質量可靠，那我個人認為，這個開關可以不要。”
一句話，掀掉了壓在錢學森心頭上的千斤巨石。
接着，周總理說道：“今晚聽了同志們的匯報，看來運載火箭和衛星以及發射基地的準備工作，都做得很好。至於衛星、火箭什麼時候轉入發射陣地，什麼時候實施發射，這個問題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後，才能正式決定。”
周總理轉身對錢學森說道：“學森同志，你們回去後，還得抓緊時間把今晚匯報的有關火箭、衛星的情況寫一份正式的書面報告給我，我好儘快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
錢學森連忙點頭答應。
臨散會前，周總理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
“同志們，這次如果發射成功了，大家還要謙虛謹慎，繼續前進。注意搞好團結協作。同時，還要多從壞處着想。我想的是，要克服的問題還很多。這些問題應該是可以克服的，也相信你們能夠克服。你們年輕同志應該比我們強。”
大家熱烈鼓掌，感謝周總理的鼓勵。這時，一位專家的筆記本掉在了地毯上而沒發覺，卻被周總理看到了。周總理走過去躬身替他撿了起來，遞給了他，笑了笑說道：“這個可不能丟啊！”
那位青年專家握住總理的手，熱淚盈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周總理望着航天專家們依依不捨的神情，便勉勵大家說：
“同志們，大膽地干去吧！搞科學試驗嘛，成功和失敗的可能性都存在。你們大家要儘量把工作做好，萬一失敗了也沒什麼，繼續努力就是了。失敗是成功之母嘛！”
夜，已經很深了。人民大會堂內靜悄悄的。總理深情地望着掛着倦容的錢學森，一步向前，緊緊握住他的手，關切地叮囑道：
“學森同志，你要保重身體啊！”
錢學森握着周總理的手，百感交集。這句話，本應該是他向總理說的呀，沒想到，反而總理向他說了！
最後，周總理盡力提高嗓門祝願大家：
“祝大家返回基地一路平安！預祝這次衛星發射一舉成功！”
錢學森帶着沉甸甸的心清，匆匆趕回國防科委的辦公大樓。
剛進辦公室，電話里傳來了周總理的聲音：
“中央同意你們的發射計劃。趕回發射基地以後，一定要認真地、仔細地、一顆螺絲釘都不放過地，進行檢查測試！”過了一會兒，電話鈴又響了起來。又是總理辦公室打來的。周總理指示：
“從今天起，一直到衛星上天，發射場的情況，逐日向周總理辦公室電話匯報。”
錢學森只好兵分兩路，一路研究如何落實周周總理的指示，一路為周總理趕寫書面報告。
當時針指向凌晨兩點時，報告草稿送到了錢學森手上。錢學森反覆看了兩遍，作了仔細修改。凌晨3點，送到了國防科委主任王秉璋的手上。
王秉漳把大家召集到一間會議室，要大家一起討論、修改。他一字一句地讀，讓大家逐字逐句推敲。當讀到：“火箭、衛星所有的地面試驗都做過了。試驗結果證明，沒有問題。但是，沒有做過空間試驗。”時，王秉璋停住了。他問道：
“‘沒有做過空間試驗’，這句話該怎樣理解？什麼叫空間？該怎樣確定空間這個概念？你說這間會議室叫不叫空間？”
反應機敏的錢學森說道：“我看這樣吧，把‘沒有做過空間試驗’這句話，改成‘沒有經過上天的考驗’好了。”
大家表示同意。於是，王秉漳拿起筆來親自做了改動。
還沒等王秉璋放下筆來，電話鈴又響了，電話是周總理辦公室的秘書打來的。秘書詢問了報告的情況後，轉達了周總理的又一個指示：
“凌晨6點以前，一定要將報告送到。”
這是周總理辦公室這天夜間第三次來電話了。
此刻已是1970年4月15日凌晨5時。
當修改完給周總理的書面報告，並研究完如何落實總理的指示時，時針恰好指向凌晨6時。
天色已經微明了，一夜不曾合眼的錢學森，連家門也未曾走進，肩負着總理的囑託，又匆匆趕往機場，登上了返回酒泉基地的專機。
一架滿載着中國第一代航天專家的銀鷹，展翅翱翔在祖國清晨的藍天。七彩晨曦，照耀着長長的機翼。

看來，周總理的擔心與叮囑絕不是多餘的。在亂世里誕生的火箭和衛星，轉移到發射基地以後，儘管錢學森與各路航天專家們進行了多次檢查測試，仍是問題迭出，險象環生。

1970年4月18日，火箭與衛星開始垂直測試。

4月20日上午8時，發射基地上傳來了周總理對這次發射提出的十六字要求：

“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

於是，一幅書寫着周總理十六字要求的巨幅標語，高高懸掛在發射架上，給發射現場增添了警示而神聖的氣氛。

然而，這幅標語剛剛懸掛起來的第二天——４月21日中午，“長征一號”第三級火箭的固體燃燒發動機，在檢查時出現異常。

無奈，一項緊急補救措施提了出來：速將北京地面試驗站備用的第三級火箭空運到發射基地。

4月21日晚，載着“長征一號”第三級火箭的大型運輸機經過三個多小時的夜航，穿過雲海，越過雷雨區，終於在午夜時分安全降落在酒泉機場。

4月23日，周恩來總理髮出預令：“如果一切準備工作已經做好，希望能在4月24日或25日發射。”

錢學森接到周總理的預令以後，這次股的寒風，來到發射現場。發射架穿上那件綠色的軍棉大衣，迎着刺骨的寒風，來到發射現場。發射架上，周總理提出的十六字要求：“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赫然在目。

他在發射架下，慢慢地踱着步子，認真地思考着眼前的發射工作。他想到，周總理所以選擇要在這兩天內發射，一定是考慮到了國際、國內諸多因素以後，才作出決定的。發射是不能再拖了，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就讓這顆晚產的衛星在天宇經受考驗，決定成敗吧！

想到此，他感到身心輕鬆了許多。可是，當他再次看到發射架上醒目的“十六字”要求時，他的心立即又被一把神聖的責任感的大鉗鉗住了。他不由地自問：我做到“安全可靠，萬無一失”了嗎？現在，發射時間已經落在日本後面了，如果再發射失敗，怎麼向周總理交待？怎麼向黨中央交待？怎麼向全國人民交待？他甚至感到，也沒有臉面面對自己的祖先。

此刻，他突然想起了兒時母親給他講過的我們的祖先許多發明、創造的故事：是我們的祖先發明了養蠶、曹思，編織出了色彩斑斕的錦帛；是我們的祖先發明了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和活字印刷術；是我們的祖先最早懂得觀測天象、星象和物候，從而編制了曆法；是我們的祖先開鑿了南北大運河，建造了舉世無雙的萬里長城；而“飛天”的暢想也源於我們中華民族，第一個祈盼飛天的便是我們的祖先萬虎。

昨日，我們祖先創下的輝煌，永遠是中華兒女的驕傲，作為後人，我們絕不能向祖先臉上抹黑！

霎時間，一陣裹挾着沙石的寒風迎面襲來，他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他置身於戈壁荒灘，雙眼凝視着東方，他不由地想到了故鄉杭州，他想到，家鄉的春風大概已經綻開了桃李杏梅，已經吹開了杜鵑牡丹，但是，在酒泉發射基地，依然是春寒料峭，處處荒漠淒涼，風沙起處，一片灰黑。這時，他想到了媽媽教他的一句古詩：“春風不度玉門關”。

他抬眼望去，那高大的發射塔架巍然挺立，那乳白色的火箭，猶如一把倚天寶劍，矗立在戈壁大漠之中。突然間，他身邊身邊似乎迴蕩起了那首《東方紅》樂曲。他以為這首樂曲將是他飛天夢想成真的象徵……

1970年4月23日，發射基地的火箭和衛星通過了最後一次測試檢查。指揮部根據氣象部門的預報，認為可以實施發射，並將發射時間定為1970年４月24日晚9時30分。

錢學森在發射任務書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時，上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批准。

“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發射準備，進入了最後一天。只待毛澤東最後批准，明日即可升空。中國人幾千年來的飛天夢想，有可能變為現實。

這最後一日的等待，對於錢學森來說，顯得格外漫長。

時間已近午夜了，錢學森住宿和辦公用的車廂里的馬燈依然亮着。因為當時的發射基地還沒有像後來建起的招待所和指揮部，每次發射火箭試驗，參試的科技人員和指揮部，都住在從北京開往酒泉發射基地的專列上。按理說，火箭和衛星已經進行了最後一次測試檢查，發射任務書上他已正式簽了名，中央軍委已同意了這次發射，只待毛澤東批准了。近一個時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休息的錢學森，今夜正好是一次難得的休息機會，應抓緊時間安穩穩地睡個好覺了。可是，他卻沒有絲毫睡意。

發射衛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任何一個環節，發生任何一點故障，都可能導致全局的失敗，乃至釀成大禍。錢學森雖說對已經豎立在發射架上的火箭和衛星作過多次測試、檢查，心裡有了底數。但是，只要沒有將衛星送上軌道上，只要“東方紅一號”沒有奏響《東方紅》樂曲，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他作為現場的技術總指揮，此時怎能放心睡大覺呢？

錢學森將火箭和衛星上的大小技術環節，在腦子裡又過了一片“篩子”，這才站起來伸展了一下腰身。他憑窗探望，只見遠處發射場上燈火輝煌，耀如白晝。發射場的解放軍官兵們正在加緊忙碌着，場地上晃動着他們來回奔走的身影。這支長年駐守在戈壁荒灘，多次經受嚴峻考驗的部隊，當說是和平建設時期最可愛的人。他們為了民族的崛起，甘願奉獻，勇於犧牲的精神，給錢學森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當他把視線轉向黑洞洞的天空時，又一樁使他煩惱事湧向心頭。原來，這一帶的天氣近幾天一直很壞。

火箭、衛星發射的氣象條件很重要。所以，每次發射的氣象形勢，錢學森都特別重視，每次發射前，他都要參加氣象匯報會。對於氣象物理，錢學森可以說是通曉的，因此，他有時還和搞氣象的工程師一起分析氣象圖，預測未來的氣象。根據近日的天氣預報，24日屬於“轉折天氣”。“轉折”有兩種可能性，轉好，自然是巴不得的好事；但是，如果天氣朝着壞的方面“轉折”，那麼，發射日期就有可能再度延遲。想到此，錢學森的心頭，又掠過一絲憂慮。好在天氣不屬於技術問題，也不是人為的因素。因此，這種憂慮和擔心只是同“運氣”聯繫在一起，使人捉摸不定。

在徹夜不眠的思慮中，錢學森又迎來了戈壁灘的黎明。

錢學森走出車外，呼吸着這裡清晨凜冽的寒氣，精神為之一振。錢學森朝着發射場的方向走去，路上看到，加注分隊的年輕官兵們，乘坐者加注車，從身旁駛過，一路上撒下嘹亮的“語錄歌”聲。

1970年4月24日上午，加注隊完成了對運載火箭一、二級加注推進劑的任務。

火箭和衛星進入發射前八小時的準備程序。

下午３時50分，直通中南海的紅色保密電話機的鈴聲響了。錢學森急忙抓起電話，聽到周總理在電話里說道：

“毛主席已經批准這次發射。希望大家鼓足幹勁，過細地工作。要一次成功，為祖國爭光！”

這振奮人心的號令，迅速傳遍發射場地的各個崗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周總理的囑託，人們更加精心地進行着最後幾小時的準備工作。

就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達不久，地面的一個跟蹤雷達出現了不穩定狀況，連續波測量也不太同步。

錢學森意識到，所以出現這些情況，多半是由於人們過於緊張，心理壓力太大造成的。於是，他來到這個發生故障的機房，非常堅定地勸說大家：“不要緊張，這如同臨陣打仗一樣，一慌就要出錯，現在最需要的是頭腦冷靜。”

在錢學森的勸說和安撫下，參試人員的情緒穩定了下來。他們表示故障很快就可以查明，並迅速排除。

錢學森看到大家的情緒安定了，微笑着點頭，放心地離開了那裡。

下午5時30分，錢學森與發射基地司令員商議後，向北京報道了地面雷達站出現的情況，表示故障已經排除，不影響發射。並向北京報告說：

“發射時間，初步定在24日晚9時到9時30分之間。”

晚７時50分，周總理再次來電話詢問情況。錢學森就火箭和衛星的情況，回答了總理提出的問題。並表示，儘管發射前還可能出現一些小問題，但這次發射成功是有把握的。

周總理在電話里笑了。因為他聽得出來，錢學森對於“東方紅一號”衛星的成功發射，懷有充分信心。

8時整，基地司令員也向周總理報告：將要下達一小時準備的口令。預計９時發射。

20分鐘以後，意外情況又發生了——突然發現衛星上的應答機對地面發去的信號沒有反應。

應答機是衛星上的一個重要附件，一旦發生故障，衛星上天后將影響跟蹤測量的精度和運行軌道預報的準確性。

無奈，只好再次打電話給北京，請求延長半小時的準備。

周總理同意延長半個小時的準備，並且再次強調指出：

“必須把應答機的故障解決好。”

這時的錢學森，在距離發射塔百米遠的哨位旁來回踱步。他背着雙手，時而踱步，時而停下來，凝視着即將升空的火箭與衛星。那副慈祥的面龐上，此時寫滿了焦慮與沉重。

他現在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故障出在地面還好辦；如果出在衛星本身，那麼，事情就麻煩了，這要打開衛星艙進行檢查。這樣，時間就一定拖長。而根據氣象預報，今晚９時左右；在發射場上空雲層可能裂開；出現一個小時的“發射窗口”。到時，衛星上的故障能否排除姑且不說，即使排除了，“發射窗口”也可能會錯過。

真是急死人啊！

局面總算有了轉機。經檢查，故障出現在地面設備的一個鬆動的接頭上，從而排除了故障在衛星本身的可能性。

晚８時28分，應答機的故障排除了，錢學森對着蒼天，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好事多磨。人們剛剛平靜下來的心，又被一個長途電話擾起了波瀾。

9時整，發射指揮部向各點號，各台站下達了：“三十分鐘準備”的預令。湖南新化衛星觀測站又來了告急電話，說那裡的一台單脈衝雷達的參量放大器的電子管壞了，８時30分剛換上一支新的，按技術要求，應給予40分鐘的調整時間。

9時15分，湖南新化站再來電話報告，說是單脈衝雷達的管子已調整好兩路，另一路正在調整之中。

據此，指揮部報告北京，只要延長到９時35分即可發射。

一波三折，電話頻頻，使一直守候在電話機旁的周總理也察覺到了第一線參試人員的心情是不是過於緊張了？於是，周總理向基地發出了最後一道指示：

“不要慌忙，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謹慎。關鍵是工作要準確，要把工作做好。延長十分八分是可以的。”

總理的指示非常及時。意外情況迭出，既反映了我國工業基礎的薄弱，反映了“文革”的混亂狀態，也反映了在那個特定的時代發射衛星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的心理壓力。

自然，壓力最大的莫過於錢學森了。只是，這位才華橫溢的大科學家，不僅有淵博知識，而且也具備深厚的修養。因此，他始終不急不躁，沉着冷靜，臉上總是掛着那種安詳的微笑。細心的人只有在他踱步的節奏變化中，猜測着他內心不時盪起的微細波瀾。為了今天，他已經度過了近２000個日日夜夜的憂思與焦慮了。現在，火箭發射在即，他的心情反而顯得平和了。因為，他相信，他率領的這支年輕的航空隊伍是靠得住的；他相信，發射基地那些無所畏懼的解放軍官兵是靠得住的；他相信，經過反覆測試和檢驗的火箭和衛星是靠得住的。此刻，錢學森充滿信心地對發射基地的司令員說道：

“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建議發射零點為9時35分，不再變動了。”

“同意。”基地司令員作出果斷的回答。

1970年4月24日晚９時05分，指揮員下達了“三十分鐘準備”的口令。緊接着高音喇叭里響起了“全體人員立即撤離現場”的命令。

大漠的春天，姍姍來遲。９時許，西部的天空還留有落日的一縷餘輝。但是，隨着那一縷紅色的消失，無邊的戈壁黑朦朦的夜幕在迅速降臨。錢學森抬頭看了看陰沉沉的蒼天，厚厚的烏雲籠罩在發射場上空，絲毫沒有裂開縫隙的樣子。他的心情不由得又變得沉重了。

發射場上，隨着工作人員的撤離，突然變得寂靜異常。在黑黢黢的夜空下，巨大的發射架以及寫在巨大木牌上的周總理提出的“安全可靠，萬無一失，準確入軌，及時預報”十六個火紅的大字，在燈光照射下，耀眼奪目。

這時，一個振奮人心的喜訊傳來了。連日來，一直坐在電話機旁等候着發射場消息的周總理，於九時15分向發射場全體參試人員發來了親切的問候：

“請轉告今晚戰鬥在發射場上的同志們，大家辛苦了！下一步關鍵是工作要準確，不要慌張，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謹慎，把工作做好，爭取一次成功！”

發射場的高音喇叭播送着周總理的親切問候。人們聽着廣播，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集中在發射場的高空。

就在這時候，奇蹟發生了。發射場上空的雲層，突然神話般的裂開一道“長廊”，並繼續向火箭即將飛行的東南方向漸漸延伸出去。“長廊”里，星光閃爍，清晰可見，簡直是上帝精心設計出來的一條飛向太空的光明通道。

望着這神話般的情景，人們歡呼雀躍。凝結在錢學森心頭的一團烏雲也為之消散了。

這時，發射指揮員呼叫着衛星航線上各個觀測站的名字。然後，一個接一個清脆急促的應答聲，在寧靜的夜空迴響。

接着，指揮員發出了“十五分鐘準備”的號令。

兩顆信號彈騰空而起。

高音喇叭依舊播送着周總理的最新囑託：“工作要準確。不要慌張，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謹慎，把工作做好！”

9時34分，天空中又升起一紅一白兩顆信號彈。

　　“一分鐘準備！”

高音喇叭嘎然而止，戈壁灘頓時變成無聲世界。

　這時的錢學森，心頭象一潭秋水，平靜得很。他什麼也不去想，什麼也不用去想了。

1970年4月24日晚9點35分，當倒計時器上閃爍出“0”字時，指揮員下達了“點火”的命令。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操作員的手指對準了“點火”電鈕，有力的一按，豎立在發射台上的“長征一號”火箭的發動機，一齊噴射出桔紅色的火焰。只聽“轟隆”一聲巨響，乳白色的“長征一號”火箭，托舉着“東方紅一號”衛星，騰空而起，直向那個“發射窗口”飛去。

十八秒以後，火箭開始拐彎，朝着東南方向越飛越快，轉瞬間，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了。那火箭，也將錢學森等航天人的心帶到了遠方。

儘管指揮部還沒有收到觀測站的有關報告，發射場的科技工作者，解放軍官兵們，已經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十分鐘以後——晚９時45分，從數千里以外的觀測站傳來了振奮人心的聲音：

“星箭分離！”

“衛星入軌！”

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了！“東方紅一號”衛星終於從世界的東方升起來了！中國人自己設計製造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終於同蘇聯、美國的衛星並駕齊驅遨遊太空了！

此時的錢學森，眼裡噙着淚水，心潮在翻滾。多少年來，他夢寐以求的便是這樣的時刻——我們中國人終於跨入了航天史時代！

晚9時50分，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傳來了，中央廣播事業局打來電話：

“我們已經收到了我國衛星上播放的《東方紅》樂曲聲。聲音非常清晰、宏亮”

放下電話，錢學森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兩行喜淚從他的面頰上流淌下來，他顧不得去擦，便和衛星小組、導彈小組的成員們互相摟成一團。在他的那節車廂里，人們喊呀、唱呀，任憑淚水飛濺，任憑激情渲泄。

這是喜悅的淚水，是自豪的淚水，這是多少年來苦辣酸甜凝聚成的淚水啊！

為了中華民族的航天夢，為了共和國的繁榮富強，他們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不知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不知排除了多少無端的干擾，不知度過了多少不眠之夜。今天，終於如願以償了！

此時的北京中南海，也同大西北戈壁灘上的航天城一樣不平靜。
1970年4月24日晚10時正，周總理的電話鈴響了。周總理迅即拿起話筒，傳來了羅舜初將軍激動的聲音：
“總理，衛星與火箭分離正常，衛星已經入軌了！而且，現在已經收到了衛星播放的《東方紅》樂曲聲！”
“好，很好！我馬上向主席報告，準備慶祝！”一向善於控制感情的周總理，此時，也喜形於色了。
周總理抓起直通毛主席的電話耳機，高聲說道：
“主席，衛星發射成功啦！‘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願望實現了！”
毛主席一下子將煙蒂摁到煙灰缸里，高興地說：
“好，太好了！恩來，準備慶賀！”
當晚1O時ZO分，周總理又給發射基地打來了電話：
“衛星發射成功了，我向大家表示祝賀。請你們將《東方紅》樂曲的錄音帶複製一部分，把衛星運行的軌道繪成圖，把運行時間列成表。把這一切立即分送給中央各位領導同志。”
最後，周總理用興奮的語氣說道：
“基地的有關領導和專家，明天請回北京來匯報。”
這就是我們的周總理。在任何時候，他總是想得那麼周到，那麼細緻，那麼合情合理。
此刻，各個觀測台、站，從四面八方不斷將接收到的“東方紅一號”衛星的各種數據信息，報到酒泉基地計算中心。計算中心又以最快的速度，計算出衛星的初軌參數。“東方紅一號”衛星繞地球飛行一圈以後，再一次進入中國上空時，喀什站立即將衛星的軌道參數傳送到酒泉基地計算中心。不一會兒，計算中心已經將“東方紅一號”衛星飛經世界244個城市的時間及飛行方向，準確地計算出來，並且僅用了48分鐘便向北京發送了全球預報。
這時，北京指揮所的羅舜初將軍與新華社的一位組長在一起，絞盡腦汁起草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的“新聞公報”。“公報”稿改了一遍又一遍，直改到凌晨近4時才完稿。隨即派人送往周總理辦公室。
徹夜未眠的周總理接到這份“新聞公報”草稿後，先看了一遍，然後開始逐字逐句推敲。他用紅鉛筆將原稿中“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方針”一句，改為“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停了一下，總理像是又想到了什麼，又拿起了通往國防科委羅舜初將軍辦公室的電話，他說道：
“羅舜初同志，公報中寫到的有關衛星軌道的參數都準確嗎？”
“總理，請放心，這些數字是酒泉基地計算中心根據各觀測台、
站傳送的數據信息計算出來的。”羅舜初回答完，又補充說道，“保證準確無誤。”
周總理仍不放心，接着又問道：“那衛星入軌後的精確參數是多少？現在知道嗎？”
“這個參數正在計算之中。”
周總理聽完思忖了片刻，說道：“既然如此，我的意見，不如先等一等。等美國方面公布了參數以後，我們作個比較，爾後再公布於世，你看怎樣？”
“可以，就按總理說的辦。”
周總理放下電話以後，在那件他修改過的“公報”稿上，鄭重地簽上了“周恩來”三個字。然後，匆匆登上了飛往廣州的專機，趕去一主持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撾、柬埔寨領導人參加的“三國四方會議”。
4月25日，美國之音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發射衛星的消息，並公布了中國衛星入軌的參數。與中國計算中心發布的衛星入軌參數比較，大體相同。於是，羅舜初當即向身在廣州的周總理通報
了這一情況。
正準備到會場去的周恩來總理得知這一消息後，心情十分愉快。他大步跨入“三國四方會議”的大廳，向與會的朋友們高聲宣布道：
“朋友們，為了慶賀這次會議的召開和圓滿成功，我給大家帶來了中國人民的一份禮物，這就是中國於4月24日晚上9時35分，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的人造地球衛星上
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我們大家的勝利！”
周恩來總理的話音剛落，會場頓時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
“三國四方”的領導人紛紛走過來與周恩來總理熱烈握手、擁抱，表示祝賀。
1970年4月25日，新華社受權發表了“新聞公報”：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在全國人民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的進軍聲中，我們懷着喜悅的心情宣布：毛主席的這一偉大號召實現了：1970年4月24日，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衛星運行軌道，距地球最近點439公里，最遠點2384公里，軌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夾角68．度，繞地球一周114分鐘。衛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頻率，播送《東方紅》樂曲。
這次衛星發射成功，是我國發展空間技術的一個良好的開端，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中共中央向從事研製、發射衛星的工人、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幹部、科學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民兵以及有關人員，表示熱烈祝賀！

4月25日，當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這一令人歡欣鼓舞的特大喜訊時，也正是這顆會唱歌的衛星將要飛臨北京上空之時。
首都沸騰了！全國沸騰了！
北京市民鑼鼓喧天，鞭炮齊鳴。歡慶的人群如潮水般湧向天安門廣場，湧向毛主席、周總理居住的中南海門前。
當晚8時29分，“東方紅一號”衛星高唱着《東方紅》出現在北京上空，首都的百萬人民，扶老攜幼，走出房舍，聚集在庭院、街道、廣場，爭相觀望。當那顆明亮的衛星緩慢地飛過天安門上空時，廣場上幾萬雙眼睛在探照燈的引導下，緊緊追隨着翱翔在太空裡的衛星，邊看邊歡呼雀躍，直到衛星完全消失在東南方向的茫茫夜空中。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的特大喜訊，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全國城鄉各地，人們紛紛組成長長的隊伍，高呼口號，上街遊行慶賀。夜間，佇立在街頭、田間觀看“東方紅’一號”衛星的人群成千上萬。這一天，成為了中國人民最開心、最揚眉吐氣的一天！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在世界各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應。
26日，我國領導人收到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謝胡發來的賀電；收到了越南領導人孫得勝、黎筍、長征、范文同發來的賀電；收到了朝鮮金日成、崔庸健發來的賀電。
27日，我國領導人陸續收到羅馬尼亞總理毛雷爾、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幾內亞總統杜爾、阿富汗首相埃特馬迪和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發來的賀電。
28日，我國領導人還收到了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南斯拉夫聯邦主席里比契奇以及尼泊爾外交大臣發來的賀電。
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毛主席，還收到了緬甸共產黨、瑞典馬列、比利時馬列等兄弟黨領導人發來的賀電。
自4月25日晚新華社向世界發布了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的新聞公報以後，一連幾天裡，各國新聞媒介均以顯著地位報道和評論了這一事件。
4月28日晚，當“東方紅一號”飛經香港上空時，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僑胞，帶着收音機、望遠鏡，成群結隊，湧向山頭，登上高地。聚集海邊，爭相觀看祖國發射的這顆衛星。他們激動得流着熱淚，自豪地稱頌祖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是：
“從東方升起的一輪華夏小月亮。”
各國報紙紛紛發表評論指出：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之神速，超過了西方專家的預料；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表明中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達到新高度，已當之無愧地加入了空間俱樂部；
中國已經擁有了原子彈和氫彈。必須把這次衛星的成功看作是宣布能把洲際導彈發射到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公告。
美國一位叫孫徹的華人專欄作家這樣寫道：

在美國和西歐各國試射戰略飛彈，因為導向系統和發射系統一再出錯，事故頻頻。但中國大陸的飛彈乃至於人造衛星的發展卻異常的迅速，不但意外事故甚少，甚至可提供有關於投射系統的技術，這完全是錢學森的功勞。因為當年美國第一代的飛彈專家馬林納等人，早已脫離了美國的科學界，而錢學森卻始終在中國大陸負責飛彈的研究。

八十年代，錢學森在一次答香港記者問中，對這一期間的工作，談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國家國防高科技發展是從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那時中國工業技術、科學發展還在很初級階段，困難很多。但是，黨中央考察了當時的世界形勢，五十年代中國和世界是個什麼情況？中國處於怎樣一個環境？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回過頭來，假設我們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導彈和衛星的話，我們是不是會有今天這樣的國際位置？相信大家會很清楚。所以，當時下這個決心，得到全中國人民的擁護，科技人員更是感到責任重大。我們大家奮力而為，真是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干。結果，我國國防高科技整個發展過程是比較快的。”

“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繼蘇、美、法、日之後，第五個靠自己的力量研製並成功發射衛星的國家。如果我們從五個國家的第一顆衛星的重量來作一下比較，就可以發現，我們的發射時間雖然排在第五位，但是，我國的衛星是五顆衛星中最重的。其中，蘇聯的“衛星一號”重83．6公斤，美國的“探險者一號”重8．22公斤，法國的“試驗衛星A—1”重42公斤，日本的“大隅號”只有9．4公斤，而我國的“東方紅一號”則重達173公斤。它表明答
我國用於發射衛星的運載火箭的推力是強大的，我們的技術是先進的。如果再從研製周期作比較，那就更值得我們驕傲和自豪。從研製運載火箭成功到發射人造衛星，美國用了13年，蘇聯用了12年，而我國只用了兩年時間。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勤勞智慧的炎黃子孫，在當代創造出了無愧於先人，而大大超過了洋人的輝煌業績。
中國終於跨入了航天時代。神州大地由於“東方紅一號”的升天而掀起了航天熱。錢學森成為了億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連日來，在錢學森的辦公桌上，堆放着每天送來的大批信件。剛從發時衛星的極度忙累中解脫出來的錢學森，又陷於回覆信件的忙碌之中。來信人中，絕大多數是中學生和大學生。他們在信中，不僅表達了對科學家錢學森的敬慕和崇拜之情，還提出了五花八門時問題，諸如“怎樣才能成為航天專家？”“衛星為什麼能繞着地搬轉？”“《東方紅》樂曲是怎樣播放出來的？”“我國的衛星中為什麼難裝進一隻小狗？”……
錢學森的工作相當繁忙，他不可能對每一封信提出的問題都給予答覆，對他們的求知要求—一給予幫助。但是，在那“知識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等謬論盛行的年代裡，這麼多的青少年渴望得到科學知識的強烈願望，使錢學森深為感動。他認為，正是這些熱情洋溢的年輕人，代表了中國的未來。為此，他一方面總是要擠出一些時間給其中的一部分學生親筆寫回信，除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之外，勉勵他們要集中精力學好數學、物理、化學、語文等基知識，為將來實現自己成為一名航天專家做好準備；另一方面，建議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在報紙上發表一些有關人造衛星的小常識，以滿足人們對人造衛星一般知識的了解。
“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後的第七天，在舉國熱烈歡呼與祝賀聲中，迎來了七十年代第一個“五．一”國際勞動節。 酒泉計算中心向北京作了預告：“五一”節晚上，“東方紅一號”
衛星將再次飛經北京上空，人們不僅可以看到在空中飛行的衛星，而且還可以通過無線電收音機，收聽到衛星上發出的《東方紅》樂曲聲。
顯然，“東方紅一號”衛星為節日增添了特殊的喜慶氣氛。
為了歡度這個美好的節日，首都將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夜晚，天安門廣場有大型聯歡會。
繁忙中的周恩來總理並沒有忘記那些航天功臣們。他親自作出一項特殊安排，讓放衛星的功臣們組成一個觀禮團，到天安門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並在天安門城樓觀禮台上，同毛主席一起共度良宵。
於是，國防科委挑選出了以錢學森為代表的17位貢獻大的衛星功臣，組成了觀禮代表團。
夜幕降臨，長安街上人山人海。數十萬軍民雲集天安門廣場，爭相仰望着天安門城樓，仰望着茫茫夜空。人們熱切地等待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到來，等待着煙火的升騰，等待着衛星的飛臨。
踏着歡快的樂曲聲，錢學森、王盛元、任新民、李福澤、戚發軔等17位衛星功臣登上神聖的天安門城樓。細心的周總理為了讓這些衛星功臣便於同毛主席見面，特意將航天觀禮團的位置安排在通道邊。
晚8時整，天安門廣場上響起了雄渾嘹亮的《東方紅》樂曲聲，毛主席在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的陪同下，健步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頓時，廣場上的人群沸騰了，城樓上5OO餘人的觀禮代表整齊地站立在毛主席經過的通道旁，一邊揮舞着《毛主席語錄》，一邊縱情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毛澤東主席一邊走，一邊擺動着大手，親切地向代表們頷首示意。當走到航天代表團身邊時，周總理從毛主席身後走過來，特意向毛主席介紹說：；
“主席，他們就是放衛星的功臣們！”
毛主席立即停下腳步，面露笑容，似有許多話想同功臣們說，但只是朗聲說道：“了不起啊，了不起啊！”然後伸出溫厚的大手，同每一位代表熱情握手。
錢學森已是第六次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握着錢學森的手，將他拉到自己的身邊，指着廣場上的百萬革命群眾說道。
“你們知識分子，要到群眾中去，同群眾相結合。”
錢學森連連點頭，激動而虔誠地說道：“主席的教導，我記下了”
毛主席向廣場上的人群揮手致意。在周總理的引薦下，接見了幾位外賓和著名的勞動模範，然後在天安門城樓前廊正中的一張圓桌旁就座。錢學森則在毛主席右邊的另一張圓桌旁的椅子上就座。
這時，廣場上聯歡活動開始了，天安門廣場變成了歌舞的海洋。毛主席興致勃勃地昂首夜空，期待着中國那顆衛星的到來。錢學森來到毛主席身邊，告訴毛主席衛星飛臨天安門的大體時間。毛主席笑了笑，繼續向錢學森詢問着什麼。
錢學森今天特別激動。在“五．一”節這個偉大的日子裡，在天安門城樓這個神聖的地方，同偉大領袖毛主席挨肩坐在一起，聆聽毛主席的親切教導，一生能有幾多？除了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一層心緒在裡邊，這就是，他感到自己回國15年來，沒有辜負祖國對他的殷切期望，他在一步一步地實現着報國夙願。
突然，廣場的高音喇叭里傳出了“東方紅一號”衛星就要飛臨廣場上空的通知。天安門廣場一下子靜了下來，百萬雙眼睛注視着夜空。接着，高音喇叭里又傳出了衛星上播出的清脆呼亮的《東方紅》樂曲聲，一顆閃耀着桔紅色光芒的明星出現在天安門城樓的北方，緩慢向東南方向移動。這時，天安門廣場再次沸騰起來，人們指着天空高喊：“看見啦！”“看見啦！”
毛主席也站起身來。周總理指着出現在廣場上空的衛星說：
“主席快看，就在那裡！”
毛主席眯着眼睛，順着總理指的方向在搜尋，他老人家終於看到了，他笑了，他笑得那樣開心！
目睹天安門城樓上下的情景，錢學森心潮澎湃，浮想聯翩。他的確想了很多很多，想得很遠很遠。他恨不能儘快把偉大祖國母親漂漂亮亮地打扮起來，趕上和超過全世界所有最發達的國家，讓各國人民用羨慕的目光看着中國。此刻，他心中暗暗發誓：
“我的祖國就應該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