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人，沒資格談北京。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上學留校，總共才三年，現在回來教書，也不過三年多。主持人一定要我來，拖到昨夜，胡亂寫了一點，念完拉倒：

我於北京的所謂“文化記憶”，是從北京朋友那兒零星聽來的。譬如1986年我與阿城在紐約的一次閒聊，可以說來大家聽聽。
　　他說起他一位中學同學的祖父，曾是大清國禁衛軍的老兵丁。這位老兵丁對孫子說，他在紫禁城城門口站崗，皇帝出巡，兵們就齊聲高叫：

　　吾皇萬歲！吾皇萬歲！

　　老兵丁當上禁衛軍那年，十八歲，光榮極了，那時已經有照相館，他就特意穿着全套軍服到照相館照了一張相，當胸繡着斗大的 “勇”字。不久大清帝國滅亡了，可是老兵丁一直珍藏着自己光榮的禁衛軍照片。解放後，這枚照片不能掛出來，老頭子還是珍藏着。 19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抄家，這枚老照片當然被抄沒了。老頭子實在受不了，怎麼辦呢，他就順着胡同摸到紅衛兵聚集的一處院子，看見許許多多抄家物資堆在院子裡，準備一把火燒掉。老頭趁個空子溜進去，居然找回了自己的照片，揣在懷裡跑回家，一路慶幸，高聲叫道：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阿城還認得從前宮裡的老太監，老太監有自己的“文化記憶”。譬如皇帝幸臨宮女，是夜裡點了牌子，宮女脫光了，由太監扛進皇帝的房間。這些情節，我在李翰祥導演的清宮電影裡看見過，可是據老太監親口對阿城說，皇上行房，太監們圍着伺候，到一定的時辰，太監會跪着提醒：

　　皇上注意身體！皇上該休息了！

　　又譬如琉璃廠，如今還在。阿城說，在他小時候，也就是50年代初，許多店鋪的後院房內還雇着不少窮文人專門抄寫文物文件，寫一筆好字，一千字的工錢，好像是一兩毛錢。

　　這些細節，在我這上海人聽來，真是有意思極了。可是北京朋友中，似乎也就阿城格外知道、格外留意這類事，其他北京朋友的 “文化記憶”，十之有九可就是解放後的新北京了。

　　譬如劉索拉說起她的高幹朋友們，有些關節我就不能立刻聽明白。譬如索拉說王朔是“軍區大院兒的孩子”，說起她自己，卻說 “咱們是胡同里長大的”。什麼意思呢？按說胡同里長大的，多數是城市貧民，可索拉分明是高乾子弟，她的親叔叔是鼎鼎大名的劉志丹——我終於明白了，就因為劉家官位高，所以進城後分配的住處是胡同深處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幾百戶軍屬的“大院兒”高級太多了。

　　我記得1978年來北京上學，有一天在哪座樓頂上往下看，看見一戶完整的四合院正在大裝修，雕梁畫棟，油漆一新，一打聽，說是剛任命的文化部長黃鎮同志馬上就要搬進來。

　　上個月有朋友在鼓樓附近一家“竹園”賓館請吃飯，進去一看，好氣派，亭台館榭，古木繁花，一打聽，原來是康生的舊宅，昔日的王府，早先的主人，曾是有名的小德子與盛宣懷。

　　再譬如老同學吳爾鹿，八年前在國子監街買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種滿花草，給我講起北京老四合院的說法，我記得這麼兩段，一說是：

　　“天棚葡萄金魚缸，肥狗壯丁胖丫頭。”

　　另一說是：

　　“房新樹矮畫不古，此人必是內務府。”

　　下面我倒可以說說我對北京的“視覺記憶”。我第一次來北京是在1974年，為了看“文革”期間的全國美展，剛到美術館，人山人海，原來江青同志才來視察，剛離開。群眾紛紛語告，在工農兵的畫面前，江青說：

　　“什麼叫藝術，這就是藝術。什麼叫偉大，這就是偉大。”

　　那時，北京的舊城牆早已拆乾淨了，全城的四合院一戶也沒拆，綠樹成陰，京津唐一帶大地震還沒發生，所以四合院不像後來成了破爛混雜的大雜院，“清明節”天安門運動也還沒發生，所以天安門廣場非常空曠。當時的長安街還走着騾馬大車，所有人穿着中山裝人民裝，所有街面或樓道都堆着大白菜……除了故宮天壇頤和園，北京到處掛着國家機關的門牌：國務院、外交部、統戰部、財政部、宣傳部、總政治部、中央軍委、警備區司令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等等，等等，等等。

　　多年後，我在安東尼奧尼題為《中國》的紀錄片裡看見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空曠，荒涼，沉悶，我看了，居然很親切，那是我這輩人關於北京“文化記憶”的經典版本。概括說來，北京不是明十三陵，1972年。選自法國70年代攝影集。

　　清帝都，而是一座共產黨的城市，一座被共產黨成功地鄉村化的城市，一座完全孤立於世界之外的城市，就像今天電視裡出現的朝鮮平壤，空曠，荒涼，沉悶。

　　但在一小部分准共和國青少年的記憶中，北京是驕傲的城市，這種驕傲的程度，取決於他們家長的行政級別與官位高低。我所認識的北京同輩只要問你住在北京哪個區、哪個大院，上過哪所中學、小學，甚至托兒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與重要性：是區級還是市級，是民盟還是政協，是軍區還是中央軍委，是中央還是中央直屬，是中央辦公廳還是中南海，等等，等等，等等。

他們說起朋友時，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對方家長的名字，這些名字不用介紹，譬如劉少奇、鄧小平、鄧穎超、陳毅、彭真、葉劍英，等等，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長的名單也無須介紹，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風、鄭振鐸、吳祖光、徐悲鴻，等等，等等，等等；還有一批名單恐怕也無須介紹吧，譬如傅作義、蔣光鼐、梁啓超、梁漱溟、章乃器、黃炎培、馬寅初、梅蘭芳、齊白石、張伯駒，等等，等等，等等。

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着不少民國共和國政要名流的後人，但沒有一個中國城市像北京這樣，密集居住着這麼多歷史人物的家屬。他們有的閉口不語，從不說起以上人物，有的對於上代未曾公開的軼事或屈辱如數家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無數書籍中讀到北京的“文化記憶”，可是很難讀到關於以上人物真實生動的描述。

　　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解放後借住親戚張伯駒家裡十六年，死在張家。大家知道，民國年間張伯駒變賣房產，購買晉唐時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後又將文物捐獻國家。可是他晚年怎樣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張伯駒的忘年交，說起這位民國公子的最後歲月——70年代末，張老先生每天醒來頭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機，對着所有節目張嘴傻看，除了吃飯，一刻不離開，直到夜裡上床睡覺，直到死，天天如此。

　　我們應該請張伯駒之流來參加這次會議。但從他晚年的故事中，我們看見，北京的文化記憶，他個人的文化記憶，在他身上似乎凍結，終止，沒有意義了。

　　我不懂歷史，更談不上北京的“文化記憶”。我對北京甚至一點也沒有“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誰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想像”，而是權力——1949年以後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毀城牆、到處建立蘇式工廠之類，而他的想像全部實現了。改革開放後，北京的“都市想像”是歷任市長譬如陳希同、張百發，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連同大群開發商及所謂國際建築大師的宏偉“想像”，例如“民族風格”的建築大蓋帽、拆毀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劇院、奧運會場、中央電視台之類，他們的想像，也全部實現，或正在實現中。

　　總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義務是儘快配合大規模遷移，他們被“請”出北京，落戶郊外，將他們在北京城所剩無幾的“文化記憶”儘快抹殺乾淨，實現政府的“都市想像”。

　　算回去，民國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將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規模的現代城市；1949年後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將這座初具規模的現代城市改造成革命化、軍事化、鄉村化的城市。1979年以後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將這座點綴着古都遺蹟的准共產黨城市化妝成香港化、美國化的摩登城市。今天，北京以無數歐美城市、街道、小區的名字，命名北京城無數角落——北京過去二十年的變化，遠遠超過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國的想像力，甚至全世界的想像力。

　　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歷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與“文化記憶”是一回事。我不是學者，以我的十二分非專業的定義，只要發生過的事情，哪怕是關於昨天，都應該算是“記憶”，波蘭導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稱“未來也是記憶”。可是諸位知道，關於北京的想像也好，記憶也好，只要是在北京地面上，最好不要隨便“想像”。大致說來，凡越是遙遠的、消失的人事，越是安全的、可說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則糊塗一點，能不說，就別說。

　　胡風在1949年寫過一首獻給新中國的詩篇，其中有一句話： “時間開始了”，意思是說，1949年以前沒有“時間”——沒有時間，哪來記憶呢？

　　五十四年過去了，情況與胡風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 “時間”與“記憶”循序恢復了，反而是“時間開始”後的這五十四年，還是最好不要隨便記憶吧。今天，我仔細看了本次座談會的每一篇論文題目，“時間”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許的“文化記憶”。

　　這很像是老人的記憶：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記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記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許正需要這種“局部失憶”的記憶。也好，北京的變化，是持續消除記憶的過程，我們先來試着恢復紙面上的零碎記憶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終身守護自己的記憶，我們是不是應該向這位大清國的禁衛軍小兵丁好好學習？！ (2003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