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每個朝代的更換或是每個國家的滅亡，既是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也都有其必然性。而西夏王國，這個歷經了一百九十年的王朝，在十三世紀被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鐵騎橫掃滅亡後，因沒有一部完整的西夏史留世，留給後人的是團團迷霧，成了古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神秘的王國。近些年來，陸續挖掘出的西夏文物吸引了眾多熱衷於研究西夏歷史的學者和愛好者，西夏王國正已逐漸清晰的面目展現於世人面前。有幸的是，我在初秋的日子裡，站在了西夏王陵的身邊，這一站，使得我這個不懂歷史的外行有了很多感概。

去時近黃昏，大門的上空迴響着塤的音律，蒼涼，悲傷。無斷的就有一種悲悲切切的感覺在心間瀰漫開來，平日裡我是輕易不聽塤演奏的音樂，不曾想在遙遠的西北，在曾是一個彪悍的游牧民族的繁華之地聽到，確有點相遇未曾相約的偶然和必然了。

面對荒蕪蒼茫的西夏王陵，我感到了深深的寂寞，仿佛天地間只有我和那些如今已是殘缺不全的陵墓。賀蘭山已在黃昏時分顯出了疲憊之態，它的身影模糊不全，似連天而立，被稱為東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以欲語還休的姿態與我默默相視。我大睜着雙眼，試圖從它滄桑的身影中讀懂曾有的故事，我走近它，再走近它，直到貼近它的身軀，我象是摸到它依舊蒼勁的心跳，感覺到了它不甘的目光，聽到了它低沉淒悲的傾訴。

無法評說任何一個朝代或王國的孰是孰非，更不能從統治者本身的作為來評判事件的對錯，也許一切原本就分不出正常與否，我只是感受到戰爭的殘酷，以及由某種政治目的或某些誘人利益而引發的人性的扭曲。當我讀到歷史上經歷過的一些場景時，竟然是突如其來的不寒而慄。

蒙古民族日漸強盛後，成吉思汗有了統一中華大地的胸懷大志，西夏和金自然成了他進駐中原的最大障礙，並且，西夏所處的河套地區，向來有塞上江南的美譽，又有着戰略意義上的地理位置。於是，自公元1205年開始，在此後的22年的時間裡，蒙古大軍就六次征戰西夏，最終於1227年占領了西夏的領地，西夏王朝遭到了滅頂之災。所有的建築，包括西夏王陵，還有西夏的國民，都在成吉思汗的一句遺言“殄滅無遺，以滅之，以死之。”下慘遭破壞和殺戮。我不曾了解還有哪一位君王有過如此斬盡殺絕的行徑，也不知道這反映了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還是他的慘無人道，抑或正是印證了政治和戰爭本就殘酷的“真理”？然而在我這個普通老百姓的眼裡，這樣的結局是難以讓人接受的。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之所以沒有西夏王國的歷史文字記錄，正是與元朝有着密不可分的牽扯，蒙古人修了和西夏並存的三個王朝《宋史》，《遼史》，《金史》，僅僅在其後附上了《西夏傳》。專家分析研究得出，元朝沒修《西夏史》有幾種可能原因，其一，比起宋，遼，金，西夏地域狹窄，實力較弱，在相當長時間裡是其它三國的附屬國，也許在後人看來並非獨立國家。其二，西夏文字在本國得到充分使用，文獻多為西夏文。語言，文字障礙致使為其修史的困難較大。還有文字說，元朝之所以沒有修《西夏史》，是因為蒙古人對西夏的仇恨，仇恨緣於何因？是因為蒙古軍征伐西夏戰爭中的損失，還是其它的什麼原因？我不了解，但在我的概念印記里，存在了近兩個世紀的西夏王朝沒有正規的史傳，確是歷史的不公正和不嚴肅，由此想來，還有什麼值得可以信賴的，可以依據的？這樣想來的後果十分可怕，努力不去想吧。

西夏滅亡後，西夏皇族無處追尋，党項人的後代四分五裂，現今生存的党項人只有四川鏡內貢噶山腳下，在西夏滅亡時南遷和當地未北遷的党項人的匯合，他們是少量的木雅人，已被當地的藏族人同化。另外在河南的濮陽，生活着三四千人的西夏遺民。據推算，最強盛時的西夏人口在500萬左右，軍士70多萬，党項人有40多萬。一個龐大的族類在繁衍生息了數千年，雄心勃勃霸踞西北近兩個世紀後悄然退出了歷史的舞台，真是令人可悲可嘆，無語無淚。

崛起，強盛，衰敗，這是古時任何一個朝代和王國必經的道路，興建王國初時的雄心，帶來興盛時期的穩定和繁榮，繼而誘發平和狀態下的驕傲，最後導致滅亡，象是約定的規律。細想，會發現規律中統治者的自滿和無度，他們以享受的姿態揮霍着勝利的局面。歷史有着和平常日子類似的一面，有喜有悲，對統治者來說，翻開新的一頁是喜，翻過舊的一面是悲，單看喜和悲落在哪一位統治者身上。我想，老百姓居家過日子只求安定，不希望戰爭和陰晴不定的天空。

我便想到每個朝代的統治者，治天下難，尤其是他們當中的末代統治者，親身經歷祖先的家業葬送在他們手上，他們的內心想到的是什麼？有沒有屈辱和悔恨，有沒有痛苦和悲憤？歷朝歷代情形相同的爭權奪利，謀取皇位，是人的本性還是環境使然？當然，我恐怕不是我能想到答案的，亦或根本就沒有答案。

站在殘缺不全的西夏王陵前，我努力使寂寞的心完整的回憶西夏王國的零星片段。

党項族是古代羌族的一支，是八個部落的總稱，其中尤以拓跋氏最為強大，他們是一個不斷遷徙的游牧民族。據文字記載，党項族最早的活動範圍是今青海東南部的黃河九曲地帶，到隋末唐初擴大了活動範圍，在今四川，西藏和青海交界一帶。隨着活動範圍的擴大，党項族的勢力也逐漸壯大，馬背民族的鬥志更是日益被激發，驗證了“亂世出英雄”的理念。唐朝末，拓跋氏部落的酋長拓跋思恭因參加了鎮壓黃巢農民起義有功，被賜與李姓，並封爵號夏國公。宋朝初，拓跋思恭的後代李繼遷聯遼抗宋後取得戰果，於公元1002年攻占今寧夏靈武市西南的靈州為西平府，定都西平，由此奠定了西夏王國的基礎。李繼遷死後，其子李德明繼位，與宋簽訂合約，此間西夏已頗具規模，具備了建立自己政權的條件，李德明將都城由靈州遷到懷遠鎮（今寧夏銀川市），改名興州。他認為銀川“西北有賀蘭之固，黃河繞其東南，西平為其障蔽，形勢便利。”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李元昊嗣立，李元昊於1038年正式稱帝，國號大夏，因地處西北，故史稱西夏，至此西夏進入了一個鞏固和發展時期。李元昊稱帝后，首先廢除了唐和宋所賜的李和趙的姓氏，創建了西夏文字，下令禿髮，並實施了一系列穩固王權的措施和制度。由元昊始起，西夏曆經了十位國君，與宋，金鼎足而立的190年起伏跌宕，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

如若細緻一點，在西夏存在的190年歷史中，應分為兩個時期，即公元1038年到1139年與北宋和遼鼎立時期，公元1140年到1127年與南宋和金鼎立時期。

不能不重點提到元昊，這位創建了西夏王國，堪稱馬背上英雄的君王，他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稱帝后，對北宋發起了數次大規模的戰爭，最有名的則是1040年的三川口之戰，1041年的好水川之戰，1042年的定川砦之戰，這三次戰役使宋軍受到慘重的失敗，和所有經歷過戰爭後的場面一樣，戰後的北宋一片慘不忍睹的狼藉。

元昊發動的好水川之戰，使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丟了官。這次戰役的目標是今甘肅平涼的渭州，戰之前，元昊又擺出求和的姿態，向時任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副使的范仲淹乞和，范仲淹明知有詐，還是寫了《答趙元昊書》給元昊，指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並提出了停戰和談的原則。元昊和談是假，準備戰爭是真，而范仲淹因私自與元昊書，險些有生命之危。

好戰且充滿霸氣的元昊，自以為可以穩坐江山，“東盡黃河，西接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的遼闊江域，以及接連征戰的勝利，大概讓他有了沾沾自喜的心態，元昊開始動工修建規模可與阿房宮相及的夏離宮，和他霸占來的兒媳沒移氏整日廝混淫亂。殊不知被父王占了媳婦的兒子寧令哥，被早就垂涎元昊皇權的國相沒藏訛龐挑唆，心中的奪妻之恨愈演愈烈。公元1048年正月十五，寧令哥行刺他的父親元昊，只削去了元昊的鼻子，第二天，四十六歲的元昊因失血過多死亡。沒藏訛龐名正言順的以軾君之罪殺掉了寧令哥，隨寧令哥一同被殺死的還有他的母親野利氏。這個事件類似於我熟讀的唐明皇和楊貴妃，但令我更多想到的，是事件中的女人，她們的悲哀在於她們是女人，是封建社會時期的女人，男人有權力支配她們的命運，當她們的存在影響到了國家命運時，世人能夠以公正的眼光和心態看待她們嗎？

所謂的仁君，大抵是能夠為百姓謀福利，最起碼是可以提供讓百姓平平安安，踏踏實實過日子的環境吧。可能把所有的勝敗榮辱都讓君王一個人抗着，多少有些過分，可誰讓你坐在君王的座位上呢，身在其位，必擔其責。縱觀歷史，能稱得上仁君的有幾人？元昊該得到一個怎樣的定位，怕是和成吉思汗，和許多帝王一樣，各有說法的。

在西夏王陵博物館，我見識了西夏文字，看到了見證西夏文的文物。博物館內豎立着複製的《涼州重修互國寺感通塔碑》，是西夏文字被發現和研究的對象，如今近六千個文字只能被極少數專家釋讀。西夏人信奉佛教，他們修建了佛塔，具有代表性的承天寺塔，宏佛塔，和拜寺口雙塔在博物館外都有縮小的複製。在西夏王陵出土的妙音鳥，長1.2米，重188公斤的巨大鎏金銅牛等等，通過它們，我們能感受到西夏人的智慧和技藝，也能領略到西夏斑斕燦爛的文化。

讓人痛心和氣憤的是，在俄羅斯聖彼德堡博物館內，8000多個編號十幾萬頁的西夏文文獻都是從黑水城搬運去的，在西夏王陵博物館內陳列的部分西夏文文獻，全部是影印的文本。研究西夏的學者們，必須要到俄羅斯去，因為近萬件西夏文物在俄羅斯。在燈光下，那些迷人的西夏文字使我感到了哀痛，這些具有極高研究價值的文獻資料本就是屬於我們的呀！

有文字寫道：像敦煌學，簡牘學一樣，西夏學也是一門世界性學科，同時又是一部學術傷心史。

黃昏的西夏王陵呈現出一派蕭瑟之氣，風已漸涼，風過處側耳細聽，似有馬踏槍殺之聲，我緩緩移動腳步，回頭望時，西夏王國漸行漸遠。由遠處傳來悲切的嗚咽，是党項人的啼哭之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