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悲劇很多，文化包袱和官僚主義象兩座沉重的大山壓在中華民族的頭上。但中國
的深層悲劇則發生在社會的精英層，可以用下面兩句話來概括：

富人沒有遠見！

知識分子缺乏良知！

中國的改革開放號召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
平先生鼓勵那些靠勤勞智慧積累財富的中國人率先致富，然後帶動全體中國人共同富
裕。二十多年來，中國在走出貧困的同時，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製造一個又一個的超
級富豪。從“萬元戶”----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中國式富豪資本積累
的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2003年，中國共計有三千位身價超過一億元的億萬富
豪。近兩年國有企業轉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億萬富翁以更快的速度製造出來，無數
暴發戶一夜間積累的財富連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國的超級富豪們也瞠目結舌。2005
年，中國有多達5萬人積累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財富，其中斂財超過1億美元的有200
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個貴族，多少年可以讓億萬富豪的人數從3千到5萬，在仍屬發展
中國家的中國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

中國確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不但富了起來，還有不少人成為令世人矚目的超級富
豪！中國富人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鄧小平先生的意料，我在這裡想問兩個問題：

這些人當中有幾位是靠勤勞智慧富起來的？

這些超級富豪們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了嗎？

這兩個問題不用我來回答，相信每個不傻的中國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國的超級富豪們把財富拿來作什麼？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幾組數據：

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買回20輛悍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中國人剛剛越過1000美元的“溫飽線”，可卻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費大國。100多萬元
的勞力士手錶，30萬元的卡地亞胸針，500萬元的鑽石……林林總總的國外奢侈品越來
越多、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中國富豪喜歡 “奢侈品”，且氣魄之大、出手之闊綽，
連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嘆弗如……

2003年上海汽車博覽會期間，一輛價值1188萬元的“雅致728賓利”---在歐美也無人輕
易問津的賓利旗艦版---被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買家悄然下了定金。2002年賓利進入
中國市場以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在中國售出85輛賓利轎車，其中19輛單價超過100萬
美元。賓利在中國創造了三項紀錄：總銷售量亞太地區第一、銷售增幅全球第一、賓利
728的銷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場擺出一件標價160萬元的衣服，上架沒幾天就被一個富
豪買走了，隨後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來……

法國產的“人頭馬”主要消費市場是中國！

緬甸賭場為該國提供大宗財政收入，但這個國家的賭場主要設在中緬邊境，在裡面一擲
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國富豪。

泰國的色情服務業是該國旅遊業的支柱，光顧色情場所的中國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
人。

…………

當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們一擲千金時，他們有意識帶動中國人共同富裕嗎？

　　據官方統計：中國目前農村的貧困人口在9000萬至15000萬人之間。農村的貧困標
準是625元人民幣。根據民政部的統計，截至2003年3 月31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數為2140.3萬人。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的總數大約有15000萬人至21000萬人。

我經常在想這樣的問題：中國的超級富豪們幹嗎不把揮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濟失學兒童或
下崗工人呢？他們寧願“千金買笑”也不肯急人所難，這種稟性究竟是聰明還是傻？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深圳邊流浪邊打工，有一天和幾個先發起來的朋友在上海賓館附
近閒逛，看到不遠處有一個披頭散髮的小姑娘在乞討，不住給過往行人打躬作輯，可很
少有人肯施捨一文錢。我實在看不過去，就跑過去在她的破碗裡丟下十元零鈔。朋友們
馬上提醒我，說這些人都是“騙子”，不值得同情，我剛才的行為不是行善；而是“自
已屁股流鮮血還急着給他人療痔瘡”，說白了是“傻冒”。

我當時聽了這話很吶悶，心想就算這些人是“騙子”，一擲千金的富人們路過時丟下一
元錢也損失不了什麼啊？中國人幹嗎在施捨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計較呢？

當美國的超級富豪洛克菲勒一邊啃着三明治麵包一邊匆匆趕往學校和慈善機構捐款時，
中國先富起來的大款正在五星級酒店裡喝人頭馬吃保護動物泡小情人！

當亨利.福特成為美國數一數二的超級富豪時，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賺來的巨款揮霍享
受或是買個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讓他的工人能買得起他們公司生產的小轎車，於是他給
工人發高工資，還創造了流水線的生產方式，使汽車成本大幅降低，於是他的工人都能
乘“福特車”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為“傻”嗎？在部分中國富豪眼中，他倆的行為算是傻到家
了。

《誰在拋棄中國》給我們列舉了下面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假設在一個地方發現了金礦，來了一個人投資建了一個礦場，雇一百個工人為他淘金，
每年獲利1000萬，礦主把其中的50%作為工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每年收入5萬，他們
拿一萬來租房子，剩下的四萬可以結婚，生孩子，成家立業，礦主手裡還有五百萬，可
以做投資。因為工人手裡有錢，要安家落戶，所以，房子出現需求。於是礦主用手裡的
錢蓋房子，租給工人，或者賣給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開飯店，把工人手裡的錢
再賺回來。開飯館又要雇別的工人，於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業機會，也有了收入。一個
家庭的消費需求就更大了。這樣，幾年之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100個家庭。孩子要讀
書，有了教育的需求，於是有人來辦學校，工人要約會，要消費，要做別的東西，於是
有了電影院，有了商店，這樣，50年過去以後，當這個地方的礦快被挖光了的時候，這
里已經成了一個 10萬人左右的繁榮城市，礦主也成為這個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
人。

第二種情況：

假設同樣發現了金礦，同樣有人來投資開採，同樣雇100工人，同樣每年獲利1000萬，
但是礦主把其中10%作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一年1 萬。這些錢只夠他們勉強填飽肚
子，沒有錢租房子，沒有錢討老婆，只能住窩棚。礦主一年賺了900萬，但是看一看滿
眼都是窮人，在本地再投資什麼都不會有需求。於是，他把錢轉到國外，因為在本地根
本就不安全，他蓋幾個豪華別墅，雇幾個工人當保鏢，工人沒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
口，根本沒有別的需求。50年下去以後，這個地方除了豪華別墅，依然沒有別的產業。
等到礦挖完了，礦主帶着巨款走了，工人要麼流亡，要麼男的為盜，女的為娼。成了強
盜的男人就會去搶礦主，然後把礦主殺死。

第一種情況是“遠見”；第二種情況是“短視”。

中國富豪有“遠見”者寥若晨星！

沒有遠見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紀中期美國的石油大王；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他依舊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紀初的汽車大王；一百年後的今天他依舊是汽車大王。

中國一百年前的富豪哪裡去了？鎮壓了！逃亡了！破產了！今天的中國富豪一百年後會
向何處去？如是他們不改變自己的作法，結局應該不會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國有相當多的富人其財富並非來自勤勞智慧，尤其是億萬級富豪，其財富來路的公正
性更是大成問題；甚至可以這樣說，超級富豪的絕大部分財富都是靠鑽體制的漏洞積斂
起來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簡單：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體制和經濟活力下，是不可能
在幾年時間內靠勤勞和智慧產生億萬富翁的？！這樣的機會只有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前
期和二十世紀石油革命時代才會產生。今天的中國顯然沒有那樣的機會。

中國有相當一部分超級富豪的財富來自“特權”！是靠傷害國家和社會積斂起來的。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不公正特權社會，富豪集團的財富絕大多數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
更具悲劇性意義的是：中國占絕大多數的富豪患有“短視”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
遠見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現在那些從底層社會起來的部分人忘記了早期的艱難歲
月；短視表現在不願用多餘的財富回報社會，以為自己可以永遠地富下去。

正因為中國有那麼多的富豪“短視”或“健忘”，中國歷史上才有那麼多殺富濟貧式的
平民起義，中國富人的壽命也很少能夠超過一百年的，所以才有 “富不過三代”一
說。英美等文明國家即使有窮人殺富人的現象也是個別的，絕不會釀成全社會性的平民
暴動。因為英美等國的富豪有遠見的很多，把賺來的大部分財富用來回報社會，大多數
平民都在享受他們的“恩惠”，誰還會想到要殺他們呢？中國的平民起義也許更多源於
國民的仇富心理，但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心理，富人難道不是始作甬者嗎？

中國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順守”一說。既然有相當多的富豪財富來路不公正，現在該是
他們把不法財富拿出來回報社會的時候了。這樣做與其說是為了國家民族；更主要的是
為了你們家族的百年大計。

這裡我想問富人一個問題：你是願意把財富拿到花枝招展的體面人群中享用呢？還是願
意拿到象非洲那樣餓得皮包骨的窮人群體中炫耀呢？或是捲起財富在國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會努力爭取第一種結局。第二種結局最好不要發生，在滿眼都是窮人
的社會裡我擁有再多財富也沒有多大意義，說不準想找個漂亮點的小蜜也難上加難，因
為饑民世界裡不容易產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種情況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在一個連語言都不通的陌生國度里，那份孤獨不是一個富人能夠
忍受的。為了爭取第一種結局，我得想方設法把周圍的人群變成體面人，變成中產階
級，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的財富拿一部分出來為他們創造脫貧致富的機會，帶動周
圍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湧現出一部分有“遠見”的富豪，儘管他們所占的比例
很小，但卻是富人集團的希望所在；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在網上看了一篇標題為《民族與歷史》的論文，為作者的觀點與見識深深傾倒。
據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總裁。如果中國的大總裁們都有他那樣的
“遠見”，中國的悲劇無疑會大大減輕。

下面再來談談知識分子的良知。

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都是走在社會最前列的先進群體。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所受的教育出
了問題，並不能很好地履行先進階級的角色。知識分子自身的問題很多，我在《士大夫
的悲哀》這篇文章里有較為詳盡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自身存在
的最主要問題。

何謂“良知”？“良知”就是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捍衛道德、真理的勇氣；以及不為眼
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誘而被陰暗勢力“收買”。

一個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許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識分子絕不能缺少“良知”！否則這
個民族就沒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國最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譚嗣酮和魯迅！

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酮成了朝廷的通輯犯，帝國憲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譚嗣酮當
時有充足的時間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為、梁啓超一樣去國外流亡。但譚嗣酮拒絕逃
亡，他對前來報信的同志說：

“西人變法不惜捐棄身家性命，中國未聞有為變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請自嗣酮始
！”

魯迅為了醫治中國人心靈上的疾病，不顧絕大多數國民“愛聽好話”的毛病，不惜冒着
和整個社會作戰的危險，出於對中華民族巨大的責任心，把筆化作投槍匕首，勇敢地暴
露中國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識分子比譚嗣酮、魯迅那個時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幾個知識分子擁有譚嗣酮、
魯迅那樣的民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有幾個不在“利誘”面前拋棄人生的準則？有幾個
擁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國確然有很多堅守“良知”的知識分子；但這些人在知識分子這個龐大集團里
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個知識分子，也曾一度為了個人利益喪失“良知”。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發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學生的事件。那時
全省正在搞“普九”，幾乎所有的村辦小學都從農民手中“集資” 建起了新式校舍，
部分權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撈了一筆“工程回扣”。也許是因為“回扣”的比例過重，在
校舍建築上偷工減料絕不是個別現象。這所小學就是因為過份偷工減料，教學樓剛建起
來不久就張開一個大的裂口，老師學生根本不敢搬進去上課，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
房而停止修理的舊危房裡上課。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後整座房子倒
塌了，當場砸死了三名學生，其餘的學生則不同程度被砸傷……

一個小時後我們奉命趕往現場搶險，我親眼看到學生的鮮血染紅了斷磚殘瓦，三具屍體
平躺在血泊中，上面蓋了一張雨布。沒砸死的學生一個個頭破血流，一雙雙困惑的眼睛
看着我們……看到他們身着破舊的衣衫在風雨中抖動，我的眼淚當場湧出來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來了幾位面孔陌生的農民，他們自稱是這個村的學生家長，聽說我曾
在外當過記者，想讓我為他們主持公道，把鎮、村幹部鯨吞工程款導致出現“豆腐渣工
程”的內幕在媒體上披露出來……

我這個一向被公認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卻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口頭上的理由
是“我很久沒有寫東西了，筆頭生疏了，寫出的文字不夠水平媒體不會登載……”深層
原因則是“市政府對我夠意思，雖然沒有重用我，但也沒給我小鞋穿，象我這等不識時
務的男人，能不受壓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給這座城市抹黑……”

隨後的幾天，我夜夜做噩夢，每次都夢見衣衫濫縷頭破血流的學生在風雨中發抖的鏡
頭……

次年的春天，這個鎮的“一把手”官運高照，因在任“政績突出”且“廉潔自律”被破
格提升為副縣長……

鎮長的告別宴會夠風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請函，但我沒有去，不是對他的提升不滿，而
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我突然意識到我的“良知”在這次事件中喪失了，我已不配“知
識分子”這個稱號。如果我堅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貪官就算不垮
台，順利提升的概率也應該很小，老百性眼中的困惑也不會加深一層。

象我這樣一度喪失“良知”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究竟有多少？事後能清醒過來並試圖找回
“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喪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後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學教授應該是一個很尊嚴的職位。英美等國的教授極少有人因為“屈從權力”或“貪
圖財利”出賣“分數”；因為“分數”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出賣分數
就等於是出賣“良知”。所以英美的絕大多數教授寧願放棄當大官或成為超級富豪的機
會把分數送給“大款”或“政要”。我們的教授在這方面作得怎樣呢？參加過研究生考
試的大學生應該深有體會。

中國有多少文字工作者為了一點小錢給貪官炮製塗脂抹粉的“假新聞”？有多少“作
家”在給國家蛀蟲寫傳記？有多少“知名人士”為了那頂在眼前晃動的官帽子放棄原則
？有多少三流寫手在編寫“名人錄”、“專家錄”、“藝術家錄”……

有多少醫生在拿“藥品回扣”？有多少教師在巧立名目從學生口袋裡掏錢？有多少“經
濟學家”為了財閥的“紅包”在權威職位上說昏話？有多少文痞把黑社會頭目捧為大企
業家？

…………

在中國，缺乏“良知”也許不僅僅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但知識分子比常人擁有更高的
境界，應該比常人有更多的責任義務堅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識分子的不滿只停留在爭取個人利益；當個人利益部分滿足時就放棄“捍衛公
正”的初衷，就會很輕易被“權錢”“收買”犧牲人生準則。一個很輕易就被“收買”
的知識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識分子一旦喪失“良知”，就會失去全社會的尊重，最終會在整體上付出更大的代
價，類似的悲劇性教訓在中國歷史上實在太多了。

二00六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