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交叉

葉維麗、馬笑冬

“女兒，女人，老人”

葉：剛去村裡的時候，我常在腦子裡跟自己討論是不是要一輩子當農民，一天到晚為這個問題所困擾。一旦上山下鄉，我們的城市戶口就被注銷了，大家都明白再回北京很難了，前途是什麼，誰也不知道。當時官方的號召是要知青紮根落戶，中國的政治情況也讓人看不到有別的前景，一輩子當農民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像你一樣，我也留心農村婦女的生活，在心裡問自己能不能也那麼活。

馬：你都看到了些什麼？ 葉：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地的婚姻。我們那兒管嫁姑娘叫“聘女兒”，男方要給女方家彩禮錢和衣物。我們剛去的時候彩禮錢是600塊錢左右，5年以後，漲到1000到1200塊錢左右，幾乎增加了一倍。知青們都認為，這不是明顯把人當商品賣嗎？怎麼解放這麼多年了，還存在買賣婚姻？讓我們奇怪的是，女孩子們一點兒也不認為她們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們說父母養她們這麼大，要彩禮是應該的。平常她們沒有像樣的衣服，借着出嫁可以要上幾身新衣服和一塊手錶，穿戴上在村里街上走一走。每逢我看到一個聘出去的“女兒”，身穿婆家送的新“條絨”（燈芯絨）上衣和“華達尼”褲子，有些不好意思又有點兒得意地在人前來來回回地走，心裡總忍不住有些憐憫。

有的女孩在村裡有“相好”，但也不得不遠嫁他村。遇到這種情況，這個女子心裡絕不會真正歡喜，但也認命了。我在村里5年沒聽說過有抗婚的。我們女知青的年齡在18、19到20出頭之間，村里跟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們隊有一個跟我不錯的女孩兒，我去的那年她結的婚，兩三年後，她兩三個孩子都有了，拉一個抱一個，肚子裡還懷着一個。原來挺秀氣的女兒，現在衣冠不整，蓬頭垢面，就跟你說的那個傈僳族女子一樣。

我們那兒管沒結婚的姑娘叫“女兒”，結了婚的叫“女人”，上了年紀的叫“老人”，女人一老就沒有性別了。“女人”這個詞和生育密切相關。

我們在村里那幾年，生產沒有上去，收入沒有增加，但“聘女兒”要價卻越來越高。我們知青在一起老納悶老鄉這錢是從哪兒來的？娶媳婦除了聘金，一般來講還得蓋新房子，那開銷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債。我在村子的後幾年，“換親”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馬：什麼叫“換親”？

葉：“換親”就是如果一家有兄妹兩個，就找別的村另外一家也是兄妹倆的，把妹妹嫁過去給那家兒子當媳婦，哥哥娶那家的姑娘。這樣雙方都不用出聘金，沒有“資金的流動”，婚嫁的大宗開銷就省了，這是窮人的辦法。我們知青院子有一個常來串門的小伙子，我們叫他“老懂”。老懂對外面的事情特別感興趣，老到我們那兒去看報紙，聽半導體，和男生聊天。他對什麼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男生給了他個外號叫“老懂”。老懂非常聰明，人也長得端正。他家沒錢，只有換親，先把他妹妹嫁給外村一家人的兒子，他再娶那家的姑娘。他娶的媳婦從各方面看都和他不般配，老懂一天到晚不在家待着，娶了媳婦也不着家，老泡在我們那兒。他在村裡有個相好，是個“好人材”——我們那裡管長得漂亮的女子叫好人材。漂亮的女兒要價就高，老懂沒錢娶她，她嫁給別人了，我們都知道老懂心裡不痛快。

換親容易出現悲劇，男女雙方都沒有幸福，但往往女性受害更深。如果妹妹跟哥哥的年齡差不多、對方家庭各方面情況都般配還好，這樣18歲的妹妹先嫁給年齡相當的男人，再給20歲的哥哥娶嫂子。可是常有的情況是哥哥都二十四五歲了還沒結婚，所以妹妹一到十五六歲就給嫁出去了，老懂家就是這種情況。老懂的妹妹小小年紀，一個人嫁到個陌生的地方，她的婚姻是為她哥哥服務的，比起老懂，她更慘。

這些都是現在的想法，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用城裡人的眼光看，覺得當地的風俗就是這樣，是農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結婚要聘金是因為貧困，沒想到這樣做還反映了婦女從屬的地位，看待這個問題還可以有一個女性的視角。你看到那個雲南姑娘的變化那麼震動，你是把自己當做和她一樣的女人了，我缺乏你那樣深的同為女性的認同。像你一樣，我的結論也是不能像村裡的女人那樣生活，連想象一下過那樣的生活都能讓我渾身發冷。其實除了貧窮，女人從屬於男人的低下地位也是我不能認同村里女人生活的重要原因。畢竟我們受過“男女平等”思想的教育，再回到男權社會是不可能了。

有意思的是，老鄉好像不把我們女知青當做有性別的人。有時當着我們的面，他們就議論女知青怎麼就不像女人，“形體”（這不是老鄉的原話，是我的較為含蓄的“翻譯”）不像，舉止言談不像，穿着打扮也不像。老鄉們在地里幹活時經常講些男女之間的事，照他們的說法，晚上那麼長時間不干這個幹什麼，還常說些很“葷”的笑話。他們從來不避我。最初聽到這些話我覺得特別扭，後來明白我在不在場他們都這麼講，也就充耳不聞了。這些笑話給枯燥的田間勞動帶來樂趣，它的聽眾主要是十五六歲的小後生，你甚至可以說是對他們進行的“性教育”。相比之下，我這樣在清教主義影響下長大的人在性的問題上要無知多了。

我和男社員們一起幹活從來都覺得很安全。我們剛去的頭一兩年，有個別老鄉打聽過女知青有沒有要在當地結婚的，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不會要彩禮錢，結果被男生嚴詞駁回了。事後男生告訴我們有這麼回事，說起來儼然是我們的保護者。我心裡覺得好笑，並沒有請你們代表我們。後來老鄉就不打女知青的主意了，可能他們明白我們早晚得走，留不住。

村里人在性的問題上沒有城裡人那麼多禁忌，有時會聽說誰“偷人”了，誰和誰“相好”了。男女青年在一起打打鬧鬧，拉拉扯扯，有的女孩子在男人懷里亂滾，別人在旁邊看着哈哈笑，大家都很開心。我想老鄉們在男女關係上就是這樣隨便，慢慢也就見怪不怪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麼敘說。我們在的那幾年，我們村有一對男女雙雙被槍斃，我親眼目睹行刑的全過程。女方是個30幾歲的女人，有丈夫、孩子。男方是個大後生，20大幾了，還沒結婚。兩個人“相好”了，女方攛掇男方給她丈夫食物里下砒霜，不久她丈夫中毒身亡。我們到村里時，他們兩人已被逮捕。當時正興“群眾專政”，有一天老鄉們被召集起來開會，讓大家議論該怎麼判刑。壓倒性的意見是給女方判死刑，放男方一馬。據說女方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和不少男人睡過覺，有個很難聽的外號。而男方是個“好受苦人”，因為窮，娶不起媳婦，是女方勾引他，教唆他犯罪。發表意見的都是男人，不知村裡的女人們怎麼看待這個案件。

後來法院的判決下來，兩個人都是死刑，公審大會在離我們8里地的公社所在地召開。那天大隊停工，全體社員都得去公社開會。公審的都是刑事犯，有六七個人，我看到了我們村那對男女，他們的罪名是“因奸殺人”。那個小伙子人高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繩子，不能發聲，他用眼睛在人群中搜尋熟人，神情很鎮定。那個女人看起來很普通，沒給我特別的印象。法官宣讀完判決，大會立即結束。各村來的人很多，一時非常混亂。我正要往上河西方向走，突然看見押着犯人的卡車在我面前一塊空場停了下來，犯人們被推下車，幾聲槍響，他們在離我僅幾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過程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我一口氣還沒喘上來，就看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場面：一些人擁將上來，將死人的腦漿收集起來，包好帶走。這群人里我看見了我們七隊一個社員。

在此之前我連死人都沒見過，如今我在毫無精神准備的情況下看到了似乎在蒙昧蠻荒的時代才會發生的事情。此後的若干天，我幾乎天天夜裡做噩夢，血腥恐怖的場面揮之不去。

後來我聽老鄉說，用新鮮的人腦漿治療毒瘡是當地人相信的偏方，這個說法讓我想起魯迅小說里的“人血饅頭”。咱們中國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現代”觀點看十分野蠻殘酷的治病辦法。我們隊那個社員長年累月長瘡，讓他不堪困擾，有時他會用很髒的布把長瘡的部位包起來，讓人看着就很難受。村裡有兩個半脫產的“赤腳醫生”，他們會簡單的針灸，備有一些常用的西藥，還種着一塊中草藥地，但他們顯然治不了那個社員的頑症。野蠻的辦法不但和愚昧有關，也和無助有關。

公審大會過了很久，老鄉們還在惋惜那個被槍斃的大後生，念叨他是個多麼好的“受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