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的交叉

葉維麗、馬笑冬

“歌唱動盪的青春”

葉：那幾年在我們村知青中，發生了很多“愛情故事”，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插隊的幾年貫穿着一條“愛情紅線”。一幫青年男女朝夕相處，身在兩性文化相對開放的鄉間，又沒有家長的管束，有各種各樣的“羅曼史”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我們村最後成全了5對知青夫妻，到現在他們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開玩笑說，上河西“宜婚”。當時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沒被拴上愛情紅線，而且因為我哪派也不是，這方面的消息往往最不靈通。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說知青之間有性關係時的震驚。

馬：你是怎麼知道的？

葉：我們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們7隊的飼養房背靠背。一天我聽隊里老鄉說在飼養房院子裡發現了避孕套，說一定是“學生們”用完了順手扔到牆這邊來的。

馬：老鄉們居然知道是什麼。

葉：就是啊，我就是看見了也不知道是什麼。這件事給我的沖擊太大了。我聽說以後一下子覺得烏雲蔽日，天昏地暗，這種感覺整整持續了3天。從來沒有一件事給過我這麼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麼大的刺激都沒讓我這樣。我至今不明白當時我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應。我不知道是誰干的，也不關心是誰，但一旦知道身邊知青中有人這樣做，我就想他們怎麼能做出這種事來？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對整個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幫我分析一下為什麼我會這樣反應。是“文革”中“性”變得極為骯髒嗎？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鄉之間的種種“故事”。

馬：我不知該怎麼幫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為什麼會那樣反應。“文革”中“性”變得不但骯髒，而且可恥。不過在我聽來，你們插隊的可真夠開放的，我們在兵團要單純得多。你說你在知青群體之外，這也讓我難以想象。對我來說知青群體特別重要，我和幾個知青朋友的友誼是我插隊的最大收獲之一。

葉：其實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慣某些人的行為做派，但是在政治觀點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裡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後來陸續有人去當兵或進工廠，知青人數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處得比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為終生好友。在性的問題上，我後來聽到的多了，也不再大驚小怪了。村裡的知青也不都是幹部子弟，什麼“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鍋”吃飯，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們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認同，是在廣闊的農村形成的。

我不喜歡知青之間無聊的派系之爭，但我們那兒比較“自由化”，政治上一點兒都不“左”，這是我喜歡的。林彪事件出來後，大家都覺得出了一口氣，心情一下子放鬆了許多，說話也隨便了，有時會在一起罵罵江青、張春橋，因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後來上面說林彪是“形左實右”，林彪事件後不但不糾“左”，反倒繼續反右，大家議論起來都很不理解。陳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這些“子弟”們對上層政治的變化很敏感，因為它和他們自己的命運密切相連。在這個意義上，我始終是他們中間的一員，無論我如何覺得自己站在“外面”。

另外，我們那兒的學習氣氛也很濃，這使我得益不少。

馬：你們還能學習？學什麼？

葉：有個同學帶去他爸爸兩大木箱的藏書，其中很多是經典名著，俄羅斯19世紀小說什麼的。他父親在19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記者，因為去幹校，北京沒家了，只好讓孩子把多年的藏書分散帶走。除了這兩大箱子書，知青之間還傳看別的書，有時村與村之間互相交換。有一次從外村傳來一本司湯達的《紅與黑》，只允許我看一個晚上，我一夜沒睡看完了。我們剛去的時候點油燈，晚上看書很費勁。後來一個男生幫助村里“拉”上了電，晚上就能看書了。有一段時間我們還聽過書。

馬：聽書？

葉：有個男生曾經一連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後講《基督山恩仇記》。那時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飯，大家就拿着馬扎或是用粗麻繩盤成的坐墩到他屋裡去，聽他開講。有一次我們隊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來從那個男生窗外經過，只見屋裡坐了一圈人，那個男生繪聲繪色地講，大家都仰着頭很專注地聽。我突然覺得很感動。

我們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們學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准備上大學了，教育水平在中學生中應該算是很高的。裡面有幾個四中的學習尖子，其中一個過去物理學得特別好，他下工回來總愛琢磨他的鋤頭，在火里燒來燒去，找最省力的角度。還有一個對國際事務特別感興趣。我們只能看到《人民日報》，只要上面報道哪個國家，他就把有關這個國家的地理、人口、物產、風俗等等都剪下來，貼在本子上，逐漸積了很多冊，簡直成了他自編的世界知識手冊，他不時拿出來向大家炫耀。

我剛去的時候有什麼書看什麼書，兩年後在村里學習氣氛的影響下，開始有些計劃地自學。那時我已經習慣了田間勞動，下工後仍有剩餘的精力。除了下工後晚上學，冬閒白天也學。當時大學還沒有招生，誰也不知道以後還辦不辦大學，但這沒有影響我們求知的欲望。我弟弟原來是初二的，他在村里學習空氣的影響下，自學了高中的數理化。有個男生特別喜歡英文，帶動得不少人都跟着學英文。

馬：你們在鄉下怎麼學外語？

葉：看書，也跟着收音機學。我上學時學過3年，但當時英文不是主課，我也不太重視。開始自學後，我才意識到當年王老師給我們打下了十分扎實的基礎，我至今對她感激不盡。我們很多人都有半導體收音機，很早我們就開始收聽“敵台”。我們那個地方很奇怪，不用費勁去找，就可以收到美國之音、BBC、NHK、莫斯科廣播電台，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廣播電台播放《山楂樹》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們就像聽到了仙樂一樣。

馬：聽“敵台”可是犯法的事情。

葉：我們只是偷偷聽，不敢讓村里知道。不過即使村里知道了，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美國之音有一個節目叫Special English，說得很慢，單詞量限制在2000字左右，是給初學英語的人聽的，有段時間講美國獨立戰爭前後的歷史，每天講一點兒。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傑弗遜和漢彌爾頓之間的爭論，講傑弗遜自由和人權的觀點。我在此之前對美國歷史一無所知，聽這個節目讓我對傑弗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剛來美國學的是美國史，還專門到傑弗遜的家鄉參觀過，就是因為有這麼一段淵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間中國的窮鄉僻壤，有個插隊知青迷上了傑弗遜，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在我們的生活中，音樂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沒有音樂是什麼樣子。我們村同學愛唱一首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歌，叫《歌唱動盪的青春》。“動盪的青春”這幾個字那麼貼切地表達了我們的生活狀況，我們太喜歡這首歌了，把它稱做我們的“村歌”。

馬：我沒聽說過這首歌。

葉：它是不太出名，但詞曲都很優美。我頭一次聽到是有個外村女生到我們村里來玩，她已經被招到地區文工團了，是去唱歌的。我們村的男生可能想“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動盪的青春》，結果把我給震住了。其中有一句詞是“就像每個青年一樣，你也會遇到個姑娘”。那些男生——我弟弟也在裡面——對着一個外面來的女生直着嗓門吼出來，有點公開調情的意思。我聽得臉直發燒，心想他們怎麼這麼恬不知恥啊，結果這句歌詞我記得最清楚。他們的歌聲繞梁而行，餘音久久不退－－我們的屋子沒有紙棚，大梁就露在外面。這是我聽過的最動人的男聲合唱。

馬：愛情的詞就這麼唱出來？真了不起。我們那些年就沒唱過情歌。

葉：恰恰是歌唱愛情的歌曲最讓我感動。當時在主流文化里愛情成了見不得人的東西，在我們村知青的“小文化”里，愛情又回來了。我們有一本《外國民歌二百首》，都給翻爛了。除了外國民歌，我們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個女生愛唱《百靈鳥》，唱得特別甜，後來再聽專業歌手唱這支歌，都覺得沒她唱得好。

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裡唱歌－－那時派系還很明顯。我們知青的院子在村南頭，那天月光如水，他們唱到興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里會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着一首，裡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東南亞的，歐洲的。我們不唱的人在屋裡聽，大家聽得如醉如痴，沒有一個人說太晚了，別唱了。那是一場真正的月光音樂會。

馬：聽了你講的，我真有點後悔當初沒去插隊，你們比我們在兵團自由多了。不過我覺得你們村跟我知道的大多數知青群體不一樣，你們創造了一個小氛圍。你們在思想、政治、文化和性各方面都挺解放，這是不是和你們的家庭背景有關係？

葉：我想有關係，幹部子弟比較“不吝”。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對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調的“亞文化”，就是以幹部子弟、老紅衛兵為主體的。隨着大家下鄉插隊，城市青少年的“亞文化”被帶到農村來了。想起來很有意思，中國偏遠的鄉村給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各處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城市知青“部落”。現在文藝作品描寫知青生活，不是寫怎麼“革命”，就是寫一些人怎麼偷雞摸狗。其實當年的生活有各種形態，年輕人也總要想方設法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當時的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可鑽的空子很多。“文革”時代充滿了悖論，一方面集權政治似乎無處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着大量“邊緣地區”。我們在雁北就身處邊緣，遠離了政治中心。應該說，那時中國社會的活力在“邊緣地帶”。當然我們那樣做，也因為我們處在青春躁動的年齡。

再進一步想，我們的所作所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與我們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義”教育重新“接軌”：讀19世紀歐洲小說，唱外國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傳統的“回歸”。有一年夏天“掛鋤”期間——我們那兒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擋叫掛鋤：地里沒什麼活可幹了，就等着莊稼的最後成熟——我和一個在雁北大同縣插隊的中學同學一起去找在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插隊的同學玩。在那兒我們聽說，內蒙古很多老鄉家裡都有手搖唱機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舊”，並沒有掃蕩到這里。一天兩個北京男知青在一個蒙古包聽到了久違的《讓我們盪起雙槳》，當下兩個漢子不能自已，相擁痛哭失聲。

我聽了淚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復。過後我想，為什麼一支童真的歌曲，會在我們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劇烈的震盪？因為它喚醒了我們童年善良和美好記憶，撫摸了我們因為“文革”變得粗糲的心靈，激起了我們心中的溫情和傷感。用一個“老三屆”的話講，咱們這代人對《讓我們盪起雙槳》有戀母情結般的情感。其實嚴格地講，這首歌最初是為比咱們大七八歲的人寫的。它之所以成為咱們這代人的歌，是因為咱們和它有着“失而復得”、一言難盡的關係。

話又說回來，我們當時那麼做也是“逃避現實”。讀托爾斯泰、司湯達，聽美國之音、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這些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一點兒“不搭界”，這樣做是不是也表達了我們對得不到的東西的嚮往？有一年夏天我們去離村里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野景怡人，有個男生說：“咱們是澳大利亞旅遊團。”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亞”遠在天邊，“旅遊”是多麼奇怪的概念！人有時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們隊的小後生想象城市裡的生活一樣。

1969年美國人成功登陸月球。這條消息和一幅小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一塊不顯眼的位置上。別人看完了報紙，隨手扔在我睡覺的炕席上，我也拿起來看了看，當時沒有特殊的感觸。世界上發生的絕大多數事情，都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很多年後，我看了一部當年的紀錄片，裡面美國宇航局的地面工作人員歡喜若狂、相擁而泣的鏡頭也感動了我。這時我想起來，我那時正每天頭頂太陽、背朝黃土在修理地球。

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近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況，我會想到“苦難”。由於在農村那幾年的生活，“苦難”的感覺變得真切，因為我自己也嘗到了一點兒，雖然沒有那麼深，也沒有那麼久。如果我讀到什麼東西和這個題目有關，就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鳴。沒有插隊那幾年，我不會是今天的我，我的情感會很不一樣。“人民”對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們是我曾經朝夕相處的鄉親。直到今天，提起上河西我會脫口而說“我們上河西”。無論走到天涯海角，我知道在中國有一個村子是“我的”，這使我感到我的雙腳踩在大地上。我初到村子的時候18歲，離開時23歲。從年齡來講，我一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是在上河西度過的。

一方面這樣的經歷給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又不願意永遠呆在農村，這就是矛盾。在村裡的頭兩年，我眼見親手種的幼苗長成莊稼，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悅：這是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來的財富。但後來年復一年，日出日落，重複同樣的勞動，生命好像停滯了，浪漫的情懷逐漸消失，我在心裡常常問這樣的日子何時是頭？

在農村待的時間越長，我對學習的渴望就越強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好像什麼東西在心裡燒，讓我焦躁不安。1972年曾經有過一次上大學的機會，那時大學剛剛開始恢復招生，一位北京大學的招生老師來到村里，認真召開了兩個會：貧下中農代表會和知青會。兩個會都推薦了我。我們隊的老漢推薦我是看我幹活“實誠”；知青們很實際，誰家問題解決了誰就走，我父親那時已經“解放”了。我滿心歡喜，終於又能上學了！沒想到最後發通知的時候，別人的都來了，就是沒有我的。

我風塵僕僕走了30多里路到縣城去了解情況，沒人告訴我是為什麼，我只好專程回北京找北大的那個招生老師。他說：“是因為你的日記。”我一聽完全蒙了，“我的日記”？！後來才明白，“文革”時我父親部門抄我們家，順手拿走我的日記，我居然多年來毫無察覺。這本日記被我父親的“專案組”做了一個“反動日記”的“結論”，跟着我來到山西，和我的檔案一起放在公社辦公室，在關鍵時刻“浮出水面”，成為我那年沒能上成大學的原因。後來我父親多次跟我說，若不是他在抄家前早已把最“尖端”的部分撕掉，我有可能因為這本日記而坐牢。

1973年政治氣氛比較寬松，有中央文件說要清理檔案中的“黑材料”，這本日記才被從檔案里拿出來退還給了我。我拿在手裡一看，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閱過，上面有髒兮兮的手印，還有劃的紅線和夾的紙片。這本日記不光寫着我在“文革”初期對中國政治的看法，還寫着我在十三四歲少女時朦朦朧朧的感受。拿着這本日記我突然覺得它很髒，像一個久不見面的被人強暴了的老友，後來我覺得被強暴的就是我自己，我在心裡用了“強奸”這個詞。我請媽媽把它收起來，再也不想見到它。

日記的問題解決了，1973年夏天我又爭取上大學，那一年我走成了。臨走之前我去找村團支書，他是我們隊的大後生，叫“布鎖”。我說，布鎖，我要入團。布鎖給了我一張申請表，我填好了交給他，就算入團了。團組織平時沒有任何活動，要不打聽我都不知道老實巴交的布鎖是書記。要回城了，我隱約覺得需要一張“團票”，後來我發現我的直覺是對的，這個做法太有必要了。

這時候村里知青差不多都回城了，偌大的知青院冷冷清清，沒有了往日的喧嘩。我們一排10間屋子，開始的時候三四個人住一間，這時一個人住一間還綽綽有餘。早幾年我們在院子裡種過菜、養過豬，這時院裡長滿了沒膝的野草，一派荒蕪。走的時候隊里派了一輛大車送我到？城去坐火車，我一直衝着村子的方向坐着。我們村對面遠遠的有兩座大山，一座叫饅頭山，一座叫草垛山。老鄉的解釋是，“人有饅頭，牲口有草垛”，多麼實際。後來越走越遠，看不見村子了，我就望着遠方的山，心裡在想這些年來什麼都沒為老鄉做。我帶着這種深深的歉疚離開了上河西。

當時沒有想為什麼我們知青能走，而老鄉就得鎖在土地上，沒去想這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城鄉不平等。我在外村搞“一打三反”的那年冬天，認識了村裡的小學教師。他是本村人，很聰慧，我們很談得來，分別的時候兩人都覺得有一些話沒有說出來。我感到一種很朦朧的東西，觸到內心深處，我對村里那些“門當戶對”的男知青沒有那樣動過心。後來他專程到北京看過我，那時他已經結婚了。我們的情誼是註定沒有結果的。說到底，我們不屬於同一個世界，中間隔着深深的鴻溝。

1990年代我曾兩次回村。第一次是自己回去的，第二次是和幾個同村知青一起回去的。高典老漢已經不在了，高典老人得了中風，行動不便。第一次回去是搭便車，在村里待的時間很短。在短短的時間里，高典老人的孩子們七手八腳，端出了一桌有模有樣的飯菜，有餃子，有熟肉，甚至還有啤酒，這在當年完全不可想象。高典老人家在村里屬於中下等收入，看起來老鄉們的生活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有的家庭甚至有了電冰箱和電視機。也見到了“老懂”，他已經從後生變成了老漢。他文縐縐地對我說，“你回到第二故鄉了”，弄得我眼眶發熱。問起來日子過得怎麼樣，他說：“我們生活在石器時代。”我聽了有些驚訝：為什麼老懂會這麼說？要說“石器時代”，我們在的時候離那兒更近呀。後來我反覆琢磨，是不是因為比較的參數變了：當年僅僅跟幾里外的鄰村比，現在打開電視一看，美國人、歐洲人過的什麼日子！再看看自己，就成了“石器時代”。

又過了幾年，我第二次回村。那次和別的知青一起在村里住了幾天，發現村里變成了“動物世界”，滿村跑的雞、鴨、鵝和大牲畜，到處是它們的糞便和飲水的水塘，人沒有下腳的地方。老鄉致富的主要手段是養奶牛，8里外的山陰城建了個奶粉廠，生產“古城牌”奶粉，據說在北京都有賣的，廠里每天早上來人到村里收購鮮奶。富裕的人家養着七八頭奶牛，他們住的房子高大寬敞。村里到處都是新建的房屋，東一處，西一處，似乎毫無規劃。

原來村里還有個可以被稱做“社區中心”的地方，在“呂祖廟”的附近，是一片空曠的場地，有個舊戲台，開個會、看個露天電影什麼的都在那兒。下了工，如天色還早，有些男人也喜歡到那兒圪蹴，抽袋煙，說說話；待嫁的女兒們，也會在那兒來回走走，炫耀她們的新衣。

現在在村里轉來轉去，不但找不着下腳的地方，也找不着“中心”了。原來大隊有個辦公室，裡面有部手搖電話，還有過期的報紙，聽說現在村里連個辦公室都沒有了，村委會還欠了村民們好幾萬塊錢。但村支書家很排場，不睡炕了，裡屋擺着一張漂亮的席夢思床。我們幾個開玩笑，說是三星級賓館的規格。村里“先富起來的”有兩種人：幹部和“能人”。

我們到當年的知青院去“憑弔”。院牆已經不見了，10間屋子只剩下兩間，恰恰有我曾經住過的一間，東倒西歪，破敗不堪。俱往矣。

多少年後，考古工作者如果想找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插隊知識青年”的物質遺跡，恐怕會有難度。上山下鄉的“大潮”退去之後，“沙灘”上留下了些什麼？我們的“非物質遺產”呢？

當年的大隊長老蔣，現在一口牙沒剩下幾顆。老蔣中專畢業，“三年困難時期”返鄉，是村裡的知識分子。他說每次報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單，他都在上面找上河西知青的名字，覺得男生裡面一定會有人當上了大官。並沒有。

老蔣一直把我們送到縣城岱嶽。在飯館吃飯時他喝醉了，說了很多話。他大罵現在的村幹部，說他們欺上瞞下，貪污腐敗，一點兒也不給老百姓辦事。還說分田到戶的小農經濟已經走到頭了，再走下去，從生產到生活也不會有太大的提高。從他的話里，我感到他對“共同富裕”的理念還有一份執著。他希望我們對村里下一步該怎麼辦出出謀、劃劃策。沒有一個人接他的話茬兒。

老蔣又跟着我們到了火車站。火車開動了，站台上只剩下老蔣一個人，他向我們擺手道別，他單薄的身板離我們越來越遠。和1973年離開村子時一樣，我感到深深的歉疚。

我們回村找尋的，是自己逝去的青春。我們並不真正關心在那塊土地上生活的農民和他們的命運。說到底，還是兩個世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