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柏林、康城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電影獎項中，奧斯卡金像獎是最不國際化的一個，但憑着美國電影工業雄霸全球的實力，它還是最受矚目的。所以李安得獎與否一致被華文媒體看做是華人在世界影壇的重要關頭。特別是在近年急躁的民族主義情緒背景下，李安得不得獎，更是關係中國人文化身份的大問題了。

今年的奧斯卡獎的確特別值得中國人關注，因為起碼有三個人、三部電影與三種情緒在它和中國之間拉上了關係。第一個是李安和他導演的《斷臂山》，一開始就備受港台重視，而且果然不負眾望，奪得華人導演的首座奧斯卡金像獎，被認為是華人揚威國際的壯舉。第二個是獲邀頒獎的章子怡與她主演的《藝伎回憶錄》，章子怡向來是娛樂媒體口誅筆伐的對象，而《藝伎回憶錄》更被視為是“中國女人跑到日本當妓女”的媚外爛片，二者加起來堪稱“國恥”。第三個是陳凱歌及其《無極》，雖然沒有得到任何提名，但製作單位一直聲稱要“沖奧”(衝擊奧斯卡)，可惜最後在一面倒的民間嘲諷聲中成了笑話。

　　當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繪成“華人之光”的時候，其實是在傳達一種“代表關係”，也就是說李安代表了全體華人，所以他的光榮也就是我們全體華人的光榮。同樣地，當我們把飾演日本藝伎的章子怡說成是“華人之恥”的時候，也是把她當成了代表，她的恥辱就是大家的恥辱。但是我們卻很少去追究這種代表關係是怎麼形成的，正如我們從來不用質疑劉翔、楊利偉和李政道帶給我們的榮耀感，仿佛這種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是不證自明的，他們用不着先問准我們，我們也不用投票去選舉他們出來。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夠代表全球華人，最淺顯的理由自然是他們確實具有華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經現代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族群與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種客觀實存的條件，而是人為主觀地參與構想的產物。也就是說，我必須經過一番聯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進“華人”這個範疇裡面。所以不妨大膽點推論，不是李安和我們都是華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們全體華人上台領獎；而是我們把李安推為代表這番言語這種行動本身，使我們共同分享了華人的認同。並非代表關係立基於已有的身份，反而是代表關係塑造了集體身份。

　　因此，重點不在李安如何為華人爭光，也不在他爭了什麼光，而在我們借着把他推許為“華人之光”這個行動能得到些什麼。把一個人當成一整群人的代表，總是有透過那個被推許出來的人樹立整群人身份與形象的作用。簡單地講，我們希望溫文爾雅又才華橫溢的李安就是全體華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雖然是一個彈性十足的導演，拍《理智與感情》時有英國味，拍《冰風暴》與《斷臂山》時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風貌人情，但我們還是願意強調他的含蓄，因為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華格調。另一方面，陳水扁也極樂意強調李安是台灣代表的身份，稱讚他是台灣“文化立國”的榜樣。可見代表的意義，決定於被代表的人怎麼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

　　於是我們就很能體會稱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種方式的差別了，說他是“台灣人的光榮”、“中國人的光榮”、“華人的光榮”乃至“亞洲人的光榮”，其實是在表述四種不同的身份。至於說章子怡是“中國人之恥”的人(例如許多網民)，往往又愛補充一句“她不配當中國人”之類的氣話。這表示雖然依據常識她是個中國人，但大家雅不願她成了中國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樣的認同，免得共同成為在海外賣淫的妓女。褫奪章子怡的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國人的內涵與意義；排除一種代表形象，就是維護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覺。

　　在有關方面的眼中，或許最好的代表當是陳凱歌的《無極》。難得陳凱歌從當年“醜化中國社會”的《黃土地》作者，蛻變成一個能夠集合中、日、韓三地影星炮製出“中國式國際大片”的導演。原因不難想象，這部耗資巨大，動用許多特技的電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時期的大國氣象。一時之間，關於它能問鼎奧斯卡的傳聞也在媒體上炒作得甚囂塵上。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無極》連奧斯卡提名都沒有獲得，反倒是美國味十足的《斷臂山》成了“華人的驕傲”。有些媒體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為“第一個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華人”，而非“第一個榮獲奧斯卡的中國導演”。歡迎什麼，拒絕什麼；想用誰代表自己，不希望誰代表自己；認同何種形象，不認同何種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卻又何其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