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海岩

下午，吳長天吩咐集團行政部經理李大功想辦法把已經四五天沒有回家的兒子吳曉找來。雖然這是他的私事，但李大功調動了集團北京公司十幾名幹部、六七輛汽車，分成若干小組，幾乎找遍了京城每一個可能找到吳曉的角落，電話也打了不下幾十個。每一個人都是認真的，認真得誠心誠意。李大功從吉衛塑料製品廠的後勤組長開始，已經鞍前馬後跟了吳長天二十年。從吳長天的口氣上，他當然聽得出，這位很少操心家事的父親與自己的獨生兒子吳曉，一定是有要事相見。

　　整個下午吳長天一直待在他的京西別墅的書房裡，眉頭不展，集團的副總裁鄭百祥已經來過電話，告訴他長天實業最後一名趕到北京的董事剛剛下了飛機，正在趕往長城飯店的路上，晚上的董事會可以按時召開了。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今晚的董事會要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到會的董事必須符合法定的人數。否則，一切精心的策劃都將因之延緩，而時機已經不容再緩。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已經公布，將在七月實施，那是被數百年前的預言家稱之為死亡之門的七月。他要在自己的上市股票中湊足坐莊的籌碼，就必須在三月之前完成打壓、吸進、拉高、派發的戰役全程，而且不露人為的痕跡，因此時不我待，須早早發動，才能既堅決果斷，又自然而然。

　　他知道此時鄭百祥正在分別和每一位已經到京的董事進行着緊張的會晤溝通，以便將他的計劃先在私下裡徵求意見，吹風通氣。現在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長天集團正處在歷史上一個最關鍵的時期，而鄭百祥便是其中的一個。作為當年吉衛塑料製品廠的黨支部副書記，鄭百祥也算是集團的一位創始者，多年來一直是吳長天核心班底的主要成員。吳長天的高明就高明在用人之道，他對部下和夥伴從不求全責備，每人都能因才適用。譬如同樣都是在部隊當過兵的，鄭百祥與李大功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李大功忠誠有餘，智慧不足，敢拼敢闖，卻失之匹夫之勇。鄭百祥則上過大學，喜歡看書，能言善論，但多少有點自私，為自己算計過多而為他人奉獻太少，和李大功相比，義氣上顯然差了一些，這也是由文化的差異所致。吳長天自己算是個知識分子，可不知怎麼就相信那句民間的老話：“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連這兩類人物的社會交往，也明顯地體現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規律。鄭百祥在“吉塑”當小幹部的時代，就喜歡往記者、律師、作家這類社會精英堆兒里扎；李大功如今當上了集團的行政部老總，還依然和不少“引車賣漿者流”酒肉來往，接觸認識的人不免太雜。你要是讓他給你找兩包白粉一把手槍來，他也保准能在第二天的一大早就送到你的辦公桌上。前兩年就因為他喝醉了酒向別人妄自誇口，說自己“黑道白道，路路皆熟”，被人告狀到吳長天處，被吳長天叫到家裡，好一頓批評。人到了什麼層次就要說什麼話，當了集團部室一級的幹部還做如此低檔的吹噓，特別是一位長天企業的元老，總裁的“近臣”，很容易對吳長天本人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但吳長天有時又想，作為一個團體，畢竟也少不了要有一兩個這種“李逵”式的人物。鄭百祥固然有謀略可以代吳長天在軍前運籌帷幄，而吳長天自己家裡的事，吃苦受累或不宜與外人道的事，還非得這個一腦袋愚忠的李大功不可。

　　整整一個下午，吳長天始終沉着臉處理秘書送來的各種文件。在看了房地產公司的月度報表之後，還打電話到瀋陽，把正在工地上開現場辦公會的公司經理叫來狠批了一通。他很少這樣在電話里發脾氣的。只是隨後在與深圳一家建築公司的董事長約好的短暫會面中，他才有了十分鐘交際場上常規的笑容。那家建築公司希望能在長天集團正在開發的一些工程項目中得到一點生意，已對集團有關部門做了不少公關工作。自長天企業成立集團公司後，吳長天就從不與這種小客戶直接見面了，但今天這個人是經了一位上層人物口氣十分認真的介紹，所以在面子上，他不得不見。

　　但即便是在與深圳那位建築商會面時，他腦子裡所想的，依然是今晚的董事會。長天實業股份公司的董事會共有九名成員，除了他本人今晚“因病缺席”之外，八人中須拉到五票同意現金分紅的方案，他的計劃才有可能實現。長天集團是長天實業的大股東，在董事會內擁有五席多數。以吳長天的判斷，除他本人之外，鄭百祥今晚至少可以拉到六票。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分紅方案公布後的三天內，成千上萬希望落空的股民們就該看着長天實業的股價大幅下跌而潰不成軍了。等長天集團自己的公司用低價“通吃通賠”地吸足了籌碼，他再以長天掌門人的身份出山“撥亂反正”，改分紅為送股，將股價重新拉高，打完由他自己發動的長天實業股戰的最後一役，得一張末班的船票，帶着飽滿的果實揚帆而去，也算是他對得起長天集團十八萬弟兄了。此後，一定金盆洗手，再不沾股市中的爾虞我詐。他本來就對空手炒股這種事一直缺乏心理適應，太多的市場機謀與競爭的殘忍，讓他的良心總是負擔着某種重壓。他還是老老實實搞他的實業，搞他的產品經營為好，這樣活得比較輕鬆。以他的處世哲學，他是極不忍心以強凌弱，讓自己的雙手沾上那麼多無辜散戶的鮮血的。那些散戶的悲劇就在於：他們總是打盡最後一顆子彈而壯烈犧牲，卻並不知道自己是跟誰在打。

送走了深圳的客人，他請秘書為他重新泡了一杯濃濃的君山銀針。他看着杯中浮藻般的銀針壓服着水的熱氣，顯得厚重而又陰沉。這種茶看上去身長葉厚，不易泡開，需要靜心等候。秘書又抱進一摞待批的文件，放在寬大的寫字檯上，他沒有動。秘書揣摩着他的臉色，小心翼翼地匯報了幾個下午接到的電話，請示他如何答覆。他似聽未聽，答非所問地說：

　　“李大功要是回來，馬上告訴我。”

　　“噢，李總還沒有回來呢，可能還在和他們一起找吳曉吧。”秘書答道。

　　吳長天只問這一句話，便又沉默了，秘書不再等什麼答覆，退了出來。吳長天看着窗外的夕陽，心裡在想另一件事，這是比今晚的董事會還要重要得多的頭等大事，是關繫到他未來的全部安排，關繫到他整個事業，也關繫到……照他看來也是關繫到整個長天集團未來命運的頭等大事。

　　這件事就是：他的身份，長天集團的身份，他和長天集團，算是什麼關係。

　　二十年前他接手吉衛塑料製品廠的時候，這家債務累累的小廠的淨資產還是負數。那時候的吉衛，是個誰都不要的死孩子，從財務概念看，已經是個事實上的破產企業，只是當時全國都還沒有一家破產的實例操作而已。是他吳長天把這個死孩子弄活，長成了今天的巨人。在社會發展的今天，以實業立身的三大要素恰恰就是當今這個時代三種最吸引人的東西：科技、資本和權力！只有這三者的緊密結合，才能產生偉大的業績。而過去一向被吳長天引為驕傲的，正是他自以為已經擁有了這種結合。長天企業靠科技翻身，靠科技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在爾後的二十年中，集團迅速擴張起來的資本，幾乎為吳長天想做的任何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至於權力，難道他沒有權力嗎？在長天集團說吳長天沒權純粹是一種低級的幽默。他的功勞、氣魄、能力和為人，使他在自己的王國里，成了一個毛澤東式的領袖，擁有絕對的權威和崇拜。當他的下屬們學着當年林彪“緊跟”毛澤東的口氣說：對吳總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時，當然就不是幽默，而是一種真誠的擁護了。誰也沒想到在長天企業二十年發展的今天，吳長天竟突然發覺他的權力，不過是眼前雄偉壯觀的一片海市蜃樓，是隨着太陽的升沉移動而忽大忽小或有或無的一片倒影罷了。

　　事情的起因要從八十年代的中期說起，在他以長天為名組建起長天企業的基礎公司——長天實業總公司的時候，為了得到吉海經濟開發區稅收政策的優惠，他把長天實業掛靠在了開發區的財政局。反正財政局每年只收些管理費，並不過問他的經營活動，也不過問他的人財物的調動，企業內一切行為均由他自己做主。儘管長天企業下屬的公司和工廠遍布北京、上海、廣東和東北很多城市，但他順理成章地把企業的總部註冊在開發區之內，這些年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何止千萬計。現在，中央決定政府部門一律不能再附屬企業，幾周前開發區財政局突然跑來和他商量，準備把長天集團的關係轉到開發區招商總公司去，當時他愣了半天竟沒有說出話來。長天是他的，政府沒投一分錢，是他白手起家平地造樓，一天天拉扯起來的，他不需要轉到什麼招商總公司去，他難道還得有個婆婆來管着他？得有個上級單位來任命他？過幾年再安排他體面地退休？當他拿着那一點退休金走出他含辛茹苦親手建立起來的王國並和它再也沒有多大關係的時候，他是一個高尚的偉人，還是一個歷史的傻瓜？

　　是的，他和政府只是掛靠關係，長天企業的發展歷程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幾十億的資產是如何一點一點積累出來的。但鄭百祥說得沒錯，天下是我們打的，但打天下時我們都忘記了樹起自己的旗幟了。我們自己搞來了貸款，找來了錢，但沒有辦理任何個人資本投入的手續。所以在法律上，長天企業的每一塊磚、每一台機器、每一分錢，都歸國有。而你，長天集團的創造者，終將面臨一個上級單位來接收財產、考查幹部、組織政治學習、進行各種監督。你的每一分錢收入都要如實報告，每一平米住房都要丈量登記，超過規定要照章退出；用車、打電話都要實行公費包幹的制度，超支自理……等等，等等。但這些都不重要，也許你從接手吉衛這個破廠那一天起就從沒打算過享受，重要的是，長天企業所有經營活動的決策從今以後都要集體討論，逐級請示；你對企業幹部的調配與任免、獎勵與處罰，都要受到另一種規則的限制。一切都不能再隨機而變，不能迅速及時地自行決定。你不能整天只想着經營和生產、銷售和技術，而必須拿出一半以上的精力，做出各種緊跟形勢的政治姿態，為自己製造各種思想和行為的面具；你必須阿諛上司，以便在與上級派來的黨委書記和副職幹部的爭權奪利中占據上風；也必須拉攏黨羽，以便在稽查大員的印象中擁有“群眾基礎”；你必須和每一位婆婆，那些一時都難以數清的主管部門——組織部門、宣傳部門、計劃部門、紀檢部門、勞資部門，以及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等，廣結善緣……總之，你已經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企業決策者和指揮者，而只不過是一個需要隨時隨地觀察上級臉色的，惟命是從的，被任命的幹部。這一切結果都出自同一個原因，那就是，長天的資產，在法律上，不是你的。

吳長天是從這種體制中走出來的人，他已經很難再習慣它的特點和規則。他想，如果他從此無權再決定什麼的話，甚至還要和上級派來摻沙子的書記和副手在來來往往的內耗中消磨精力的話，那他就完了，長天集團也就完了。

　　他似乎必須馬上行動，來捍衛自己的勝利果實。開始，他策劃了一個將集團進一步股份化的方案：除了將長天實業股份公司的執股權大批轉售外，再把集團內其他幾個骨幹企業也


對外招資納股，辦成由多家股東組成的有限責任公司，以增加這些公司的社會性色彩，擺脫什麼招商總公司對長天集團的獨家控制。但這個方案操作起來十分複雜，而且需要時間。而且，說到底仍然沒有他個人的股份。這些年他雖然擁有公司的一切權力，卻從來沒有在個人發財致富方面動過什麼腦筋，他的清廉是上下公認的。公司的財務、審計和各種人財物的收付往來，也完全是照章辦事、從嚴控制、公平公開的。像雲南紅塔集團的褚時健那樣窮凶極惡地中飽私囊，他想都沒有想過。一來，是他品性不齒於此；二來，也許是他沒有想到某年某月某日會有一家國有的招商總公司從天而降，突然凌駕在他的頭上，成了他的資產的法定主人。現在存在他個人銀行戶頭下的，僅僅是他的亡妻去世前賣掉她自己辛辛苦苦辦的那家很不錯的服裝廠所得的八百多萬塊錢。這錢在情理上說，應該屬於他們的獨生兒子吳曉，這是他母親最後留給他的一份遺產。吳長天本來以為這並不算是一筆大錢，他本來以為到他閉眼的時候，他留給兒子的，將是一個市值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龐大家產。他過去一直憂心忡忡的，是兒子突然在某一天不知怎麼迷上了一支薩克斯管，從此聽不進他的任何誘導和規勸，對學習企業管理失去了全部的興趣，能不能子承父業幾乎成了這幾年父子之間爭爭吵吵的主要內容。一年前吳曉在事先不徵求意見也不通知的情況下，突然從工業大學退學參加了一支只能在酒吧里吹吹打打的小資產階級格調的樂隊，父子之間的衝突幾乎到了沸點。吳長天可以在企業界叱咤風雲，指揮千軍萬馬，唯獨管不了自己的兒子，尤其是在他母親病逝之後，他對兒子的心，就怎麼也硬不起來了。

　　他曾經仔細梳理過自己的想法，他自認為自己並未有一絲封建農民的意識，非要給子孫留下什麼金銀財寶、田產屋舍才能閉眼。他現在在各地住的幾處房子，和公司的其他財產一樣，都沒有辦理過向個人過戶的手續，在職時可住，退休時要交。他也從未給過兒子的樂隊一分錢的幫助，——除了痛恨這個搶走了他兒子的樂隊之外，他在觀念上也不主張兒子在事業方面不勞而獲，坐享父母的蔭澤，因為那樣對他的成長反而不利。他現在想方設法避免使公司回到國有體制上去，也不光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公司里那幾個多年跟着他風雨同舟的弟兄。他不能讓大家脫下幹部裝赤條條地下了海，闖過驚濤駭浪之後又赤條條地上岸穿回那身舊衣服，那樣的話又何必死去活來地滾這一身水呢。

　　在他這次回北京以前，他在吉海特意把市委書記梅啟良和他的夫人，一起約出來吃了一頓飯。他和梅啟良一家人都很熟，席間可以用閒話閒說的方式，從他今後的發展戰略談起，慢慢把話題繞到長天集團關係掛靠的問題上來。梅啟良是吉海市的老人，吳長天從環衛局辭職下海的時候，他是市工交黨委的宣傳部長，和吳長天的年齡、級別，都差不多。對吳長天下海辦廠以及後來長天企業在開發區財政局掛靠的大致過程，都還清楚。這些年，長天集團在吉海是數一數二的利稅大戶，吳長天又與梅啟良個人的私交不錯，所以梅啟良對長天集團在吉海的事情還是比較支持的。那天在餐桌上談到長天集團的歸屬，梅啟良倒是持非常開明的態度。

　　“首先要聽你的意見，”他對吳長天說，“長天集團是你一手搞起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體制更適合它，你最有發言權。”

　　梅啟良的誠懇和通達，對吳長天的內心起到了一點撩撥的作用。又仗着喝了幾杯熱酒，一向謹慎的吳長天不知怎麼竟把一句還不到火候的話衝口而出：“梅書記你最清楚，長天集團是我一點一滴弄出來的，掛在財政局是當時國家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現在怎麼假戲真做就成了國有資產了呢，公司的賬上可是沒有國家一分錢的投資啊。”

　　話一出口，他馬上後悔，因為梅啟良面色曖昧，沉思着未開口，這使他的酒勁立刻退了下去。他試圖着往回收：

　　“當然，這麼多年我把公司的老營扎在吉海，始終沒動，也是因為市委、市政府給我這麼大的支持，我得為吉海做點貢獻。梅書記你是知道的，市里要我出錢出人，讓我辦什麼事，我們長天公司什麼時候沒有遵命？企業的資產無論屬於什麼性質，我吳長天對市委、對市政府，這個組織原則我還是堅定不移的。”

　　梅啟良這才點頭：“你是吉海的利稅大戶嘛，市委、市政府當然要支持你。長天的總部不離開吉海是正確的，吉海給你的條件和政策，去別的地方你不一定拿得到。至於說，長天的企業性質，歷史過程，大家都知道，但是看法恐怕不會那麼一致。你們不靠政府投資，白手起家，艱苦創業，這個精神，這個歷史，大家都承認。但當時畢竟算是市環衛局下屬單位，後來又掛在開發區財政局下面，算局屬企業。政府雖然沒有資金投入，但當時給你們的政策，對你們的扶持，可是完全按國有企業對待的。當然，從資金投入的角度，搞清楚長天集團有哪些資產應該算你有份，這當然也不是沒有一定道理。十五大以後，中央也提倡明確企業產權關係，提倡企業走股份制道路。你吳長天如果能占長天集團的部分股份，這對調動你的積極性，對長天集團今後的發展，也有一定好處。但是，認定股份是個複雜的問題，要有法律的依據。總歸這個事我個人意見不是不能討論，啊，不是不能討論。”

對梅啟良的這番若明若暗，左右逢源，既不失原則，又變通靈活的表態，吳長天翻來覆去，揣摩良久。一會兒覺得山重水複，一會兒覺得柳暗花明；猛然一想似覺暗含機鋒，細一分析又不得要領。唯一給他留下一線光明的，是結尾那句連續說了兩遍的“不是不能討論”的話。只有此言，為他的希望留下了一個相對實在的活口，雖然梅啟良並沒有明說這個可以討論的空間，究竟有多大。

　　和梅啟良吃過這頓飯以後，吳長天匆匆回到北京，人們以為他是為籌劃長天實業股份公司的董事會而來，其實不然。董事會的事他幾乎全部交由鄭百祥暗箱操作，他只在幕後對個別關鍵環節進行遙控。這些天來除了剛剛和那位有點來頭的深圳建築商見了短短的一面之外，他一直閉門謝客。今晚的董事會也稱病不出。他一天到晚只和集團的財務總監、法律部的主任和有時由他們帶來的幾位國務院有關部委的幹部，關在他的書房裡開小會。既然梅啟良表態長天集團的股權認定要有法律依據，他就不能不有所準備。法律的、政策的、財務的、理論的、歷史過程的依據，都要準備。這件事在全集團除了幾個參加研究的財務和法律幹部之外，只有副總裁鄭百祥和行政部經理李大功知情。對鄭百祥，吳長天私下裡許給了他百分之十的股份。李大功和其他幾位長天的老人，儘管沒有得到具體的許諾，但心裡都清楚他吳長天的人品。他與他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不會虧了他們。

　　這件頭等大事，存亡所系的大事，就在這個世紀最後的一個隆冬，在吳長天的小小的書房裡，悄悄地啟動了。也許吳長天這種急迫的心態也是世紀末情緒的一種，他心裡總是覺得一個時代的期限將近，很想在新世紀開篇之前把這等生前身後的大事一攬子了結。知情的人中，只有李大功一個人不需要參加具體的研究和操作，他負責搞好這些人的生活食宿和車輛的安排，以及一切行政後勤的事務，包括今天用整整一下午的時間去尋找吳長天的兒子吳曉。

　　吳曉是晚上快九點鐘了才出現在他演出的那家酒吧的，李大功把他帶回京西別墅時，幾乎快要夜深人靜。吳長天從內心的最深處，是非常非常疼愛這個兒子的，其情之切甚至難以形諸言語。他時常會在日理萬機之時，不期然地想起他來。兒子似乎成了他對家庭、對亡妻的愛心和懷念的唯一實實在在的對象，儘管父子間並沒有什麼共同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距離也有點疏遠。

　　兒子躺在自己臥室的床上，床和屋子都很乾淨。雖然吳長天從不讓保姆替兒子收拾房間，但兒子的這間臥室和他自己的穿扮一樣，總是整整齊齊一塵不染。這種生活上的講究倒是和那些流行樂手的流行習慣相去甚遠。見父親進來，他坐起了身子，還是那副永遠長不大的表情。吳長天想把兒子叫到客廳里去談，猶豫了一下還是算了。他把兒子放在沙發上的樂器盒子往旁邊挪了挪，就地坐了下來。

　　“這幾天還在搞你們那個樂隊嗎？”他問。

　　“啊。”兒子拿起床頭柜上的一瓶礦泉水，仰着頭喝。

　　“拍MTV的事，找到資助了？”

　　“正找呢。”

　　吳長天沉默下去，不知後面的話該如何開口。倒是兒子問：“爸，你找我有什麼事啊？”

　　和兒子說話，吳長天的口氣照例是威嚴的，只是習慣而已，其實他面對兒子時的內心是充滿慈愛的。他問：“最近你見到梅珊了嗎？你去找過她嗎？”

　　兒子反問：“我去找她幹嗎？”

　　吳長天說：“上次你和她，還有她媽媽，一起去香港旅遊，你們不是處得挺好嘛。怎麼，現在不來往啦？”

　　兒子的目光有些疑惑，不是因為他問的這個問題，而是因為他問這個問題時臉上那異乎尋常的溫和。兒子說：“來往過，不過很少。”

　　吳長天點了點頭，說：“我這次離開吉海前，請梅珊的爸爸媽媽吃了一頓飯。她媽媽跟我說梅珊很喜歡你，不知道你對她印象怎麼樣。梅珊現在也到北京要和一家模特公司簽約了，我看你們可以多接觸接觸嘛。她媽媽很希望你在北京能夠幫她照顧一下梅珊。”

　　他的意思是明白無誤的，但兒子不知是因為天真的本性還是故意裝傻，無動於衷地答道：“沒問題，你跟他們說，梅珊有什麼事可以找我，我一定會幫忙的。”

　　吳長天想了半天，不知該怎麼再把話說得更明白，他今天必須拿到兒子的一個明確的態度，他不得不露骨地追問了一句：“梅珊……你對她印象到底怎麼樣啊，啊？”

　　兒子未即答言，他又說：“在香港我就看出梅珊對你挺有好感。她媽媽說，她這次一個人孤身到北京來考模特，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你。這種事本來應該你媽媽來管，可現在，我是既要當爹又要當媽。不能不為你操這個心。”

　　儘管後面這句話暗含了些傷感，但兒子聽了依然是那種平靜如水的目光，語言卻是他嘴裡從未有過的尖刻：

　　“爸爸，是不是楊白勞借了黃世仁的印子錢，得拿喜兒去頂債啊？”

　　在“阿伊鮑魚”與劉文慶較完勁兒之後，林星僅僅在心裡彆扭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神清氣定，自我解脫了。她馬上就到二十一歲了，對一般女孩子來說，正好是個青黃不接的年齡。她那些同學都是這樣的：想裝扮成熟又放棄不了幻想；渴望獨立自主又實際上依賴他人；嘗到了現實的平庸又期待着突逢奇遇……這時候的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加搖擺不定。但二十一歲的林星似乎早就定格了，她早就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既充滿朝氣又老練自持的成年人。

她的朝氣表現在對任何想做的事都敢去做，對任何去做的事都滿懷信心，她的老練表現在對未來從不熱衷細節的規劃和具體的憧憬。未來究竟會走到哪一步天才曉得呢。最重要的是把握現在的生活態度，並做好眼前的每件事情。她的生活態度是堅強如鐵和相信自己，而且還必須保留那麼一點基本的道義；她擁有的優勢是：習慣孤獨。

　　因為她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姐妹，甚至沒有一個日常有來有往的親戚。儘管許多同齡人


還在拼命掙脫家長的管束，討厭父母的關懷呢，但有和沒有還是不同的，因為父母和家庭永遠都會是你精神上一個潛在的支柱。

　　在大學裡，同學和老師對林星都不錯，她有數不清的朋友。可朋友是什麼？君子之交淡如水罷了，最後你依然要自己面對一切，這時候，孤獨就成了你的財富。

　　經歷和環境養成了她的這種理性心態，也讓她在大學的全部課程里，對心理學一直情有獨鍾。心理學不像宗教那樣讓人的靈魂盲目地淨化或麻痹，而是使人的內心充滿了科學思辨的光輝。心理學對孤獨的評價也是令人振奮的，比如它認為孤獨的人往往專注於事業，這博得了林星極大的認同。在這個時代裡，像她一樣埋頭讀書和踏實上班的漂亮女孩兒真是越來越少了。和劉文慶一吵架，她更覺得只有工作着才是美麗的。所以在“阿伊鮑魚”吃完那頓飯的第二天，她就向社裡主動請纓，買了去吉海的火車票。雖然只買到了“硬座”，但她還是興致勃勃整裝待發。按照計劃，她將在吉海完成整個兒採訪的材料框架，因為那裡是長天集團的總部和它的發祥地。

　　從退守孤獨轉化為對事業的專注，既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又是典型的壞事變好事。所以當第二天中午劉文慶又開始呼她的時候，她幾乎分不清這對她來說究竟算好事還是壞事。她沒有回，呼了她一整天，她都忍着不回。但忍着忍着就有些不忍了，到了傍晚劉文慶終於跑來敲響了她家的房門，她才意識到孤獨也是很容易被瓦解的。

　　林星拉開門，她幾乎不敢與他對視，她不知他的一個眼神是否就足以令她棄守。劉文慶走進來，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先是自己給自己倒水喝，繼而拉開冰箱在裡邊找着什麼。林星板着臉回身到桌前整理着台面，心裡已經有點軟，但她還是想等劉文慶先開口。

　　劉文慶關上冰箱門，砰的一聲打開一罐可樂，說：“你知道我今天幹嗎了嗎？我今天到證券市場過了一回大戶癮，我下了二百萬的單！”

　　儘管這是林星目前最厭煩的話題，但劉文慶的口氣還是把她驚住了。

　　“二百萬？”

　　“一百五十萬是客戶的，五十萬是我自己的。”

　　“你哪兒來的這麼多錢，沒把我也賣了吧？”

　　“瞧你說的，賣誰也不能賣你呀。錢是我借的。我媽給了我五萬，我哥拿了八萬，我嫂子他們家出了十萬，再加上從幾個朋友那兒湊了點兒。我一個朋友正好要買車，我讓他晚幾天再買，再加上我自己的錢。這是一個好機會，一般人都以為長天實業的股價已經這麼高了，都不敢再收，我是摸准了消息下單子。做股就是靠消息。那幫小股民老是盯着哪個公司的業績好，哪個股票的價位低。那些大炒家光是琢磨哪個莊家有實力，就知道閉着眼睛跟莊跑。我呢，我是一不買公司，二不買莊家，我買的是趨勢！”

　　劉文慶躊躇滿志之態，溢於言表。林星冷笑：“看來你昨天那頓飯沒白吃。”

　　說到吃飯劉文慶的得意更進了一步：“長天實業開發公司的那位金總，我今天早上跟他通了電話，我本來想謝謝他，結果他還真跟我聊了會兒，還要請我吃飯呢。”

　　劉文慶的神態簡直有點小人得志的味道。把林星與之交談的興趣搞得蕩然無存。她甚至有點後悔開門讓他進來。她滿懷惡意地說：“是嗎，看來我還是離開你好，我一離開你，你就時來運轉了。”

　　對林星的態度，劉文慶以一種不與之計較的豁達笑了笑：“你現在的脾氣可是越來越壞了啊，老這麼陰陽怪氣幹什麼。哎，我告訴你，明天晚上七點，在亞洲大酒店老船塢餐廳，金總說他去訂一條船，讓我帶你一起去，就單請咱們倆。”

　　這下林星明白那位金姓老總為何要請劉文慶吃飯了，按這個進展速度說不定三天后就該單請她了。她不知道劉文慶是真糊塗還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她與他冷眼相對，狠狠地說：

　　“對不起，我明天要到吉海出差，恕不奉陪了。”

　　“出差？真的假的，你幫幫忙別鬧了好不好。”

　　“你要看看我的火車票嗎？”

　　劉文慶急了：“我可以幫你把車票退了，你晚一天再走怕什麼。人家金總特別忙，平常很難抽出時間來。而且我都答應人家了，和這種老總打交道，信用是很重要的……”

　　林星忍無可忍：“你告訴那姓金的，那個什麼狗屁金總，你告訴他，我有男朋友了！”見劉文慶剛要開口，她又厲聲打斷他，“不是你！”

　　說到男朋友，劉文慶的憤怒終於傾瀉出來：“對了，我還沒問你呢，昨天你到底想幹什麼？啊！那小白臉是幹什麼的？啊！不會是你在街上現找的‘鴨’吧！”

　　話說得這麼難聽，爭吵於是不可避免地升級。“劉文慶，你怎麼說這麼不要臉的話！”

“我要臉，你給我臉嗎？你昨天當着那麼多人的面，你給我留了一點臉面嗎？你帶那麼個小白臉去，大庭廣眾之下你們親親熱熱那德行，你要臉嗎！”

　　林星全身發抖，竭力壓制住自己，她只是拉開門。劉文慶也克制住了，不再叫嚷。他面色兇狠地走出去，走出去之前沒有忘了說：“我給你時間，你好好想想你都他媽幹了些什麼！”

　　林星在他身後用勁兒摔上門。

　　客廳里安靜下來，艾麗和阿欣探頭探腦，分別從自己的房間鑽出來，做驚恐狀地問道：“怎麼啦你們倆，他怎麼對你那麼厲害呀？”

　　林星當然無法和她們解釋，她重重地吐口氣，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她說：“沒事。這麼晚了，你們怎麼還不出去？今天沒有約會嗎？”

　　艾麗說：“正要去呢，你們在客廳吵架，我們都不敢出來了。”

　　林星苦笑着揮了一下手，像是個抱歉的表示，又像是一種解嘲。艾麗和阿欣一邊行色匆匆地描眉畫眼穿衣打扮，一邊說着劉文慶的壞話，以示對這位房東的聲援。

　　這時房門又響了，林星一聽就知道又是劉文慶。她咚咚咚地走回自己的臥房，砰的一聲反鎖了房門。她甚至懶得去留意客廳里的動靜，懶得去聽艾麗阿欣怎樣和劉文慶周旋。好一會兒，有人在敲她臥室的房門，隨後是艾麗的聲音。

　　“嘿，出來吧，林妹妹，這是另一個寶哥哥。”

　　林星打開門，沒想到，客廳里站着的，是那個衣着筆挺，乾乾淨淨的吹薩克斯管的男孩，吳曉。

　　“你怎麼來了？”

　　男孩不知該如何說似的：“啊？”

　　“你怎麼找到這兒的？”

　　“跟周圍鄰居打聽來着。”

　　“噢，你有事嗎？”

　　“有點事。”

　　林星把阿欣攤在沙發上的衣服捲起來扔給她，對吳曉示意，“坐吧。”然後又去廚房給他倒水。艾麗神秘兮兮地跟進來，小聲調笑：“嘿，你要真是對錢無所謂的話，這個可比劉文慶強多了，長得多精神啊，很配你的。”

　　林星瞪眼：“我跟劉文慶又不是圖他有錢，再說他有什麼錢呀！”可艾麗的話又使她多了一個心——艾麗和阿欣馬上就要出去玩了，如果這棟房間裡只剩下她和吳曉兩個人的話，在艾麗的狗腦子裡，肯定會把他倆乾柴烈火地胡想一氣。於是她索性不再為吳曉沏茶倒水，而是走到客廳，當着艾麗和阿欣的面，對沙發上那位不速之客說道：“我得出去吃晚飯，然後還要去見個朋友，你要有事的話咱們可以邊走邊談。”她這麼做至少可以避免艾麗的臭嘴，將來在劉文慶的面前搬弄是非。

　　於是她和吳曉先於艾麗和阿欣下了樓。吳曉也沒吃飯，他們就在街對面的一間小小的咖啡店裡坐下來吃意大利麵和漢堡包。吳曉說昨天就是在這兒盯着她的樓門口等她的。林星說是嗎，為五十塊錢不值得。吳曉說五十塊錢也沒白送，還吃了一頓鮑魚呢。林星說那有什麼，那是你幫我的忙。你今天找我不是有事嗎，怎麼不說呀？吳曉突然臉漲紅，說：我想請你也幫我個忙。林星說：什麼忙？吳曉說：我想請你也裝一回我的女朋友。

　　林星嚇了一跳！

　　可隨即她又笑了，沒想到居然和一位素不相識的小伙子還有這樣一種禮尚往來，既荒唐又好玩兒。

　　“你也想氣氣你女朋友？”她問。

　　“不是，是我爸要給我介紹個女朋友。我不太喜歡她，可我爸非讓我和她接觸接觸不可。”

　　“你爸是幹嗎的？什麼時代了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辦代替呀。你不願意誰還能強迫你。”

　　吳曉不言。半天才說：“我媽不在了，我爸的話我也不能老不聽，我工作的事就和我爸鬧翻過。有半年他都沒和我說話。現在我也大了，也不想總和他吵架，我告訴他我已經有個女朋友了，而且感情還特別好……”

　　“噢，我懂了。”林星打斷他，沖他點點頭。看在昨天吳曉幫忙的面子上，她顯然不能拒絕這個任務。

　　“你說吧，需要我怎麼着。”

　　“我爸不信，所以過兩天我想帶你去見見他。”

　　“沒問題，我的表演水平不會比你差。明天我要去吉海市出差，等我回來吧，你呼我就行。”

　　吳曉有些意外地說：“你要去吉海嗎，我爸今天也去了吉海，那我們可以去吉海見他。你是坐哪班飛機？”

　　林星也覺得巧，似乎事情的進程已有點接近於一個故事的結構了。她說：“我坐火車。”她說了她的車次，突然意識到旅途不免枯燥，找個人結伴同行不失為一件快事。但她沒想到吳曉竟是一副如此大方的口氣：

　　“我最討厭坐火車了，時間太長，我們還是坐飛機吧，我去搞飛機票。”

　　為這事花這麼多錢坐飛機，林星覺得似乎有點過於揮霍了，見一面做場戲至於如此破費嗎？但是吳曉的態度看上去頗為認真，而且斷斷沒有一點捨不得或者不划算的意思。林星想，既然這小子肯冒傻氣替她出這張機票，而且自己也不算是無功受祿，何樂而不為呢。

　　林星過去是坐過兩次飛機的，一次是小時候，一位在空軍工作的叔叔帶她坐過一次運輸機。那飛機又老又舊，飛起來沉浮不定，別人吐了她沒吐。飛機上的解放軍叔叔都誇她，從此培養了她坐飛機的自信。第二次是她大前年大學放假時，到寧夏銀川父母那裡過春節，因為買不到回北京的火車票，怕耽誤開學所以父母給她買了飛機票。這是她第一次坐民用的客機，雖然是那種小飛機，但感覺還是挺過癮。那張機票她一直珍藏着，因為三個月後她的父母在一次車禍中一同遇難，這張機票就成了他們生前送給她的最後一個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