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世上的文章有兩種：一種是用筆寫的，一種用心。思齊同志的文章是心血和淚水的結晶，字裡行間充溢着深情，感人至深，催人淚落。尤其是文中表現出來的那種為國為民的無私奉獻精神，在今天依然對人們有着強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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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英走了，走了整整半個世紀。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我度過了無數個滿浸着思念、等待、焦慮、恐懼、悲痛甚至絕望的日日夜夜。而它們幾乎都伴隨着眼淚。

　　1950年的11月25日，對我來說是一個黑色的不堪回首的日子。這一天，美帝向志願軍司令部的所在地大榆洞投下了幾十顆凝固汽油彈，炸中了岸英所在的作戰室。在熊熊烈火中，岸英走了，駕着一朵燃燒的金紅色的火雲，衝破火網，冉冉地升入了藍天。

　　岸英走了，但沒有一個人告訴我，沒有一個人通知我，我還一直在等待着他的歸來。我思念着他，等待着他。我想象着他回來時將怎樣歡迎他，想象着我們將像以往一樣在星期六一起去看望父親、一起去逛北海、一起去看電影、一起在東四牌樓下漫步回家，想象着他又會同他的弟弟在我們那小小的臥室里下棋下到天亮，兩人為一步棋互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但是這一切都是夢，是我清醒時做的夢。

　　可說是白日做的夢，卻又不是夢，因為那都是我們共同度過的日日夜夜，是我對幸福時日的思念。記得我和岸英相約：每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們在中南海新華門相會，然後攜手沿着南海漫步向豐澤園走去，因為父親喜歡看到我們雙雙出現在他的眼前，每當這時他總是喜笑顏開，然後留我們一起共進晚餐。在飯桌上，父親談笑風生，天南海北，談古論今，經常拿着我和岸英開玩笑。記得有一次岸英開玩笑，說父親“小氣”，說我們結婚時父親只送了一件藍大衣，害得我和他爭來搶去。父親指着岸英說：“你把我的乾女兒搶去做老婆還不夠，還想從我這裡再發筆洋財！”說完看見岸英“理屈詞窮”的模樣，哈哈地笑得說不出話來。只要岸英在北京，每個星期我們都同岸青和他的妹妹一起，陪着父親愉快地度過幾個小時。這也許是父親一周來唯一的休息。

　　當父親又埋頭到他的文件堆中後，我和岸英多半是去紫光閣看電影。然後我們就回家，回到我們位於朝內大街的那個小小的家。岸英喜歡東四牌樓，他說那是典型的中國風格的建築，我們經常在東四下車，傍着牌樓站一會，然後在習習的晚風中漫步回家，到家時已是深夜了，有時甚至是凌晨一兩點。與他相依為命的弟弟多次同我們一起回去，這時岸英便張羅着將岸青安置在李克農同志的會客室。每逢這種時候，岸青總是第二天清晨五點鐘來敲門，岸英便睡眼惺忪地陪着弟弟找個地方下棋去。他倆棋藝相當，在棋盤上誰也不讓誰。不過弟弟還多一個本事，那就是只能自己悔棋不准別人悔棋。岸英對弟弟的照顧和愛護讓人看了不能不感動。我和岸英結婚一年，但是我們在電影院只看過兩場電影：《三毛流浪記》和《一江春水向東流》。我記得很清楚，看《三毛流浪記》時他非常激動，一直緊緊地握着我的手。電影結束了，他還沉浸在電影的情節中。我推了推他說：“該走了，影院都快空了。”他抬起頭望着我說：“思齊，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沒有給資本家當乾兒子和偷東西以外，三毛其他的經歷我們都經歷了。”回家的路上他卻又不做聲了，一路上默默地走着。我知道他的心又回到他在上海流浪的那些日日夜夜中去了，我沒有打攪他。這以後，他對我細細地談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前前後後。我深深地感到他對在上海的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銘心的。長沙解放後，他在寫給舅舅楊開智和外婆的第一封信中還提到“在上海六年的流浪生活不堪回首。”……

　　我不停地做着夢，做着清醒時的夢，甜蜜的、幸福的夢。在夢中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危險，從來沒有夢到過不幸，更沒有在夢中將岸英和戰爭、和犧牲聯繫在一起。我如此糊塗，只不過是岸英臨走前告訴我：“收不到我的信時不要着急，交通不便呢！”對我這無疑是顆定心丸，它使我渾渾噩噩地過了近三年！

　　1950年9月30日夜，我突然得了急性闌尾炎，在舉國準備歡慶建國後第一個國慶的前夜，我被急匆匆地推進了手術室。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國慶節的下午，岸英參加完活動趕到醫院來看我，他說，30日晚上他參加宴請蘇聯大使的宴會去了。他為我手術時他不在我身邊而道歉。10月2日下午他又來了一次，從此一連十多天就沒有了蹤影，我知道他忙。10月14日晚上九點多，我已經休息了，他突然來了，告訴我他外出了一次，並且第二天又要出差。他在我的病床前坐了兩個多小時，直到深夜十一點多了才戀戀不捨地別我而去。

　　在我的床前，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囑我：

　　“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你都要堅持完成你的學業。”

　　“每個星期你都要去看望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收不到我的信時你不要着急，可能交通會不方便。”

　　“你多多照顧岸青。”他說，“對你我是放心的，因為你媽媽會照顧你的。”我深深地感到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岸青。那天臨走時他說還要去我母親那裡。後來我母親告訴我，他一直在她那裡坐到凌晨兩點多。

　　夜深了，他走了，我穿上醫院的長大衣送他到病房大樓的入口處。秋夜的風已經是冷颼颼的了。他勸我回病房，我堅持要目送他走出醫院的大門。他拗不過我，無奈而留戀地向大門的方向走了幾步後又突然轉過身來，向着我深深地、深深地彎下腰鞠了一躬，當時我吃驚得呆住了。他慢慢地伸直腰，倒退了幾步，幾次欲言又止，兩眼痴痴地望了我一會兒，然後急切地轉過身匆匆地走出了大門，再也沒有回頭。

　　我呆呆地、呆呆地站在樓門口……

　　我怎能想到，這竟是我們的永訣。

　　那晚，他始終未提到他要去的是炮火連天、硝煙瀰漫的朝鮮，他只是在交談中像偶爾提及似地問我：“知不知道有個朝鮮半島？”我當時一怔，但卻未把戰爭和他的出差聯繫起來，我傻傻地說：“知道，不是正在打仗嗎？”他馬上轉移了話題。

　　他就這樣走了，離開我到朝鮮去了，四十天后，他便離開了我們所有的人，永遠永遠地走了。

　　他走後，給我來過一封信，信中再三詢問我的健康情況，對我們婚後他未能與我在一起多呆些時間，未能多照顧我而滿懷歉意，但年輕的我卻未能理解他。我只是把這封信，這封他在離開人世前，在炮火硝煙中寫的最後一封信，這封可以說是他的遺書的信，當做一封普通的家書，就這樣隨意放在上衣的口袋中揉爛了。此後，我再沒有收到他的信，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我等着盼着，這時他給我吃的定心丸起作用了：“收不到我的信時不要着急啊，交通不便呢！”於是，我那顆煩躁的心便安靜下來。又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四個月，我仍等待着，盼望着。1952年的一天，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侯波同志給了我一張照片，照片上赫然是戴着朝鮮人民軍軍帽微笑着的岸英，那麼英俊，那麼威武！

　　他去了朝鮮？我的心開始咚咚地亂跳起來，我又想起有一次我回中南海，適逢父親和李克農坐在院子裡，我便走了過去。李克農我很熟。我們結婚時岸英就在李克農處工作，新房就在李克農住的院子裡，那間現在看來十分簡陋、而當時我和岸英都十分滿意的新房就是李克農一手操辦的。李克農見了我有點手忙腳亂，後來我同他和爸爸三個人一起在院中就餐時，他也一直不說話，只是不停地一聲接一聲地嘆氣，我以為是他在工作中遇到什麼問題了。父親也沉默不語。這頓飯吃得既沉悶又凝重。這種嚴肅的氣氛在父親同我吃飯的餐桌上很少見到。是岸英出事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從我的心底騰騰地升了上來。“不，不會的，不會出事的！”我強自安定自己，勉強讓自己鎮靜下來！但從此我便生活在焦慮和恐懼之中，我的心在無望中掙扎。我不停地安慰自己：“不會的，不會的，岸英他不會離開我的。”“你不要詛咒岸英啊！”

　　我想去問父親，但看見父親望着我的那雙坦然的眼睛，聽到父親不時用平靜的聲音談論岸英，談他小時的趣事，談他在上海的流浪，談他與母親楊開慧的生離死別，談他作為一名紅軍軍官參加了蘇聯的衛國戰爭。當我們談到有趣的事時，父親甚至會哈哈大笑。記得有一次父親談到岸英和岸青小時淘氣，一次大雨過後院中積滿了水，不知他倆從哪裡把父親唯一的一雙皮鞋偷走了，兩人站在積水中，一人的一隻小腳上套一隻父親的大皮鞋，嘴裡大喊：“開船嘍！”兩隻小手還模仿着搖櫓的動作。“船”當然濕透了，結果是每人的屁股上挨了兩巴掌。父親談到這裡笑得直抹眼淚。我們更多的是懷念開慧媽媽，談她的英勇就義。父親對我說：“開慧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偉大的母親，她作為母親，在三個孩子都未成年，岸龍還是呱呱待哺的嬰兒時，毅然地走向了刑場。”關於兩兄弟在上海的流浪，父親也談得不少。父親有次告訴我，岸英告訴他怎樣拾煙頭才能又快又不彎腰，父親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成一個V字，說用細鐵絲紮成個V字，綁在一根長點的竹竿上：“就這樣一叉一個，一叉一個，不用彎腰去撿呢！”……每當想到這些我便責備自己不該胡思亂想。

　　但是岸英確實是這麼長這麼長的時間沒有來信啊！

　　我覺得我掉進了沸騰的油鍋。

　　1953年的夏天，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天，我衝進了父親的書房，劈頭蓋腦不顧一切地問父親：“爸爸，岸英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沒來信？”父親一下子呆住了，拿煙的手開始顫抖起來。我一切都明白了，眼前開始模糊起來，淚像開閘的河水沿着臉頰滾滾而下，這時一個蒼老而悲痛的聲音悠悠地傳了過來：“岸英已經犧牲了。”接着又傳來一句：“我也是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的。以後，你就是我的親女兒了！”

　　這就是父親給我的回答！

　　雖說我早就有懷疑，但懷疑一旦被證實，我還是被擊倒了，思想停滯了，腦中一片空白……不知過了多久，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衛士長李銀橋的聲音傳了過來，我愣了一下，不明白他在說什麼，接着我聽到一種慟哭聲，那麼陌生。這是我在哭？銀橋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這回我聽懂了，他叫我別哭了，說：“你爸爸的手已經冰涼了。”我終於從巨大的悲痛中醒了過來。哦，爸爸，我向爸爸望去，只見他呆呆地坐在沙發上，兩眼直視着前方，雙手無力地搭在膝上。天，我怎麼能在父親面前這麼慟哭啊！我極力想忍住哭泣，但是辦不到，於是我想：離開他吧，去尋找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空間，獨自去舐自己的傷口吧。我吃力地站起身來，哽咽着走向父親，無言地握住他那雙大手，那雙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溫暖而柔和的大手，但是此刻這雙手卻是僵冷的。

　　冷靜下來後，我終於明白了：岸英犧牲後父親一直在忍痛做我的工作，他擔心我承受不了這可怕的噩耗，他希望我能堅強地承受住這致命的打擊。全中國解放了，新中國誕生了，生活安定了，我認為一切都好起來了，從此可以安安靜靜地坐在教室里聽課了，不用行軍了，不用打仗了，將來剩下的就是努力工作，同岸英相親相愛平平安安地廝守終生。可是這個對一個女孩子來說最簡單、最平凡的希望卻在一瞬間破滅了，就像一個肥皂泡似的那麼容易地就破滅了，煙消雲散了。父親針對我的教育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幹革命就會有犧牲。他一次又一次地提起開慧媽媽的犧牲，歷數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毛楚雄的犧牲，提起許許多多犧牲了的烈士，其中也包括我的父親和繼父。這一切都是為了我能承受住岸英的犧牲！但是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些烈士的名單中居然也會包括岸英！

　　老年喪子的父親，為了我這個稀里糊塗地闖入了他家的女孩子，不得不強忍悲痛地教育我，在我面前不得不若無其事地談論已經離開了人世的愛子，而我卻像一隻不懂事的小貓，不停地撕扯着他心靈上的傷口！

　　岸英千真萬確是犧牲了，父親已經明確地回答了我。但我仍然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我的感情，我的心都拒絕它！我接受不了他的死亡，我總覺得他還活着，活在一個遙遠的、我所不知道也去不了的地方。這種情感上的拒絕一直持續到1959年的春節。這時離岸英犧牲已經整整十個年頭了，父親為了我能真正接受岸英的死亡，他用自己的稿費資助我去給岸英掃墓，他不准我們用國家的一分錢，也不讓我們打攪朝鮮有關方面。臨赴朝前，我去向父親辭行，父親拉着我的手說：“思齊，告訴岸英，你也是代我去給他掃墓的，我們去晚了。告訴他，我無法自己去看他，請他原諒。告訴他，爸爸想他，愛他……”爸爸說不下去了。哽咽堵得我喘不上氣來，我意識到只要我一張口便會慟哭失聲，我用手緊緊地堵住嘴，拼命地點頭，退出了父親的書房。就這樣我和妹妹邵華在任榮將軍的帶領下去了朝鮮。

　　當我在檜倉志願軍烈士陵園裡，站在岸英那圓形的用冰冷的花崗岩砌成的墓前，站在岸英那大理石的碑墓前，我才意識到岸英真的走了。但是當我想到躺在這圓形墓下的是岸英那飽受烈火摧殘的遺體時，我的心再也承受不住了。我病了，病倒在朝鮮，高燒不退，回北京後下了火車就被直接抬進了醫院。這場病病得我真是九死一生，我在鬼門關前遊蕩了近一個月，真正體驗到了人瀕臨死亡時的感覺。唯一系住了我的是想到從朝鮮回來後還未見到父親，還未向父親匯報我的朝鮮之行，我有那麼多那麼多關於岸英的話：他的墓，他的碑，他所在的陵園，我在他墓前的感受……還一句都沒告訴父親。爸爸最了解我，他讓李銀橋及時給我送來一封短短的信，這封信成了我戰勝病痛的精神支柱，也許正是這封信挽救了我的生命。爸爸在信中說：“要好好治病”，“意志為主，藥物為輔。”這時我才猛然醒悟，原來當我站在岸英的墓前時自己精神已全面崩潰了。

　　我的心終於接受了岸英的死亡，病癒出院了。入院時大雪紛飛，出院時已是炎炎夏日。我去看望父親，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思齊，我不該讓你去朝鮮，害得你差點把小命都丟了。”我說：“爸，我應該去，雖然我病了一場，我不後悔！”想了想，我又追加了一句：“我遲早總要去的，不去看岸英，我饒不了自己！”爸爸對我說：“你不要太傷心了，幹革命就會有犧牲。岸英是一個事業型的孩子，是國際主義戰士，最終為朝鮮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二次大戰中他曾義無反顧地加入了紅軍，作為蘇聯紅軍一個坦克連的黨代表(相當於連指導員———作者注)同蘇聯人民一起參加了衛國戰爭。他是一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你是他的妻子，你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為死者爭一口氣……”後來，爸爸在信中還諄諄地叮囑我，要“為死者，為父親，爭這一口氣。”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越來越感到這些年來岸英一直就站在我和父親之間，他一隻手緊緊地拉着我，另一隻手緊緊地拉着父親，他使我和父親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由於他，使我對父親產生了深深的依戀；也由於他，父親給予了我無盡的關愛。有一封信，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是父親在1960年1月15日寫給我的，也就是我從朝鮮回來一年之後，父親在信中寫道：“思齊兒：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體有更大的起色沒有，極為掛念。要立雄心壯志，注意政治理論。要爭一口氣，為死者，為父親，為人民，也為那些輕視仇視的人們爭這一口氣。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一月十五日”。

　　岸英犧牲後我為他掃過四次墓。第一次是父親資助，後來兩次分別是作為中國人民友好代表團和志願軍烈屬代表團的成員去的。今年是岸英犧牲五十周年，我想，無論如何也要去為他掃墓。我參加了一個赴朝鮮旅遊團，但到朝鮮後只有一項活動：掃墓。那天去時一路上風和日麗，從平壤到烈士陵園所在地檜倉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快到檜倉時淅淅瀝瀝下起了小雨，但抵達岸英墓前時雨卻停住了。望着那熟悉的墓、熟悉的碑、熟悉的花崗岩胸像，心中翻騰着萬語千言，無盡的伴隨着眼淚的思念又歷歷浮現在眼前，我不覺悄悄地對岸英說出了聲：“岸英，我來了，看你來了，從上次來看你已整整隔了十年，你怪我嗎？岸英，我不知以後還能不能再來看你，我畢竟是近七十歲的人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我還走得動，我就會再來看你。”

　　在回平壤的路上雨越下越大，最後變成了瓢潑大雨。汽車前擋的雨刷在刷、刷地忙碌着，但仍無濟於事，從前擋望出去仍是一層厚厚的急急的水流，我覺得，這就是我為岸英流過的眼淚，上蒼今天又把它們還給我了。(思齊)

　　《人民日報》(2000年11月25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