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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識:周恩來在日內瓦
送交者: paleorchid 2003年09月24日20:05:18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1954年4月26日, 周恩來面對以美國為首的16國集團, 是兩大陣營一場..

世界各大報紙都登出了來自日內瓦的報道:“日內瓦來了一連中國軍人。”“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手提箱也都相似”……

  莫洛托夫指着美國人的鼻子很自豪他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麼你等着對付周恩來吧,那時你才會懂什麼叫難對付!”

1954年1月,蘇聯在蘇、美、法、英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上提議召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五大國會議,以緩和亞洲緊張局勢。英法都傾向同意,美國被迫放棄反對態度。

  2月18日,柏林會議閉幕。並發表公報:建議由蘇聯、美國、中國、英國、法國及有關國家於4月26日在日內瓦舉行會議,主要議題是兩個:關於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及討論恢復印度和平問題。

  3月3日,我中央人民政府答復甦聯政府,同意派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

  服裝是由代表團秘書長伍修權將軍提議統一研究確定的。伍修權將軍說:“中國代表團成員的服裝一定要莊重、嚴肅、統一。”於是,經研究選擇了一種黑色面料,為每個代表團成員做了一套中山裝。後來,當中國代表團穿着這套黑色中山裝在日內瓦開展活動時,所到之處,路邊經常有人原地立定,恭敬地向代表團脫帽致敬。開始代表們不知其所以然,後來才弄清,在瑞士,牧師是穿黑衣服的,莊重、嚴肅。很多人把中國代表團員誤認為是傳教來的牧師了。

  說“傳教”也可以,我們宣傳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的是毛澤東思想。

 
當周恩來率領代表團在日內瓦走下飛機時,那整齊威武的隊伍立刻引起轟動,各國記者爭搶着擁上去拍照。世界各大報都刊登出了來自日內瓦的報道:“日內瓦來了一連中國軍人”,“一個年輕的紅色外交家率領了一批更年輕的紅色外交家”,“他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樣的,連子提箱也都相似……”

有了這種充分準備,當黃華和另一名發言人龔澎同志每次會議之後去新聞中心發布消息時,總是能夠對答如流地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各種質疑。儘管遇到許多歪曲事實的挑釁和刁難,但都非常出色地給予了駁斥,引起記者們的普遍讚嘆。就連資產階級報紙也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出色的”年輕優秀的”發言人。

 日內瓦會議期間,中蘇同盟,周恩來的主要盟友是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同志。中方俄文翻譯李越然是這樣回憶他們相互之間的合作關係:——我的感覺,莫洛托夫與周恩來具有同樣的堅定性,有為自己的信仰而獻身的精神。他們都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領導才能,他們都具備了處理複雜政治問題所必須具備的魄力、直覺和適時地做出決斷的能力。

  在會議進行的前一段,經常是莫洛托夫介紹情況,談國際鬥爭中的各種外交策略,周恩來認真聽取並時時提出一些問題。莫洛托夫對一些資產階級外交家們的背景、履歷、稟性,以及優點和弱點了解得多,對一些人可以說是相當熟悉。他的介紹對周恩來無疑是重要的。

  然而,周恩來顯然比莫洛托夫具有更高的靈活性和鬥爭藝術性。他的這一特長,在會議的後半截,就是解決印度的問題鬥爭中,得到充分發揮和證明。

  印度問題比朝鮮問題還要複雜。當事國不止一個越南,還有老撾和柬埔寨,不但有在印度進行殖民戰爭的法國,還有阻撓達成任何協議的美國。

  當談判陷入僵局時,周恩來的軍事參謀雷英夫曾提過意見:“不打下奠邊府,一切無從談起。”

  
越南人民軍在奠邊府打得不順利,武元甲將軍有些信心不足,說:”損失太嚴重了”,“我們的精銳部隊幾乎全搭進去了。”

  難怪奠邊府戰役難打。在美國支援下,法國殖民主義者在奠邊府集結了21個營和10多個連隊的重兵、並且修築起碉堡林立的集團陣地,吹噓奠邊府是一艘不可摧毀的“山林中的航空母艦”。

  拿下奠邊府的決心下定之後,中國由彭德懷將軍直接負責支援越南的組織工作,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設法將重炮和火箭炮幫助越南人民軍運送上前線,投入奠邊府戰鬥。

  中國並派出韋國清將軍親臨前線參與指揮作戰,在討論印度問題的會議正式開始的前一天,終於取得了奠邊府大捷。

  奠邊府大捷是關於印度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最終能達成協議的關鍵性一步。此前,越南保大政府的代表曾在會議上指着范文同的鼻子大罵:“你們的政府在哪裡?你們不過是影子政府!”

  拿下奠邊府,他們立刻蔫了,再也罵不出口了。進會場時連頭都抬不起來了,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代表卻從此揚眉吐氣起來。

  段蘇權率工作組進駐老撾桑怒時,越南軍事顧問團團長陳遠飛曾在祝酒時講過這樣一段話:“韋國清將軍曾經指揮奠邊府戰役,取得了最後結束法帝國主義統治越南的奠邊府大捷。我們今天用奠邊府牌酒來接待中國同志,表明我們對中國的援助是不會忘記的。中國同志今天又來到抗美第一線,幫助我們進行第二個‘奠邊府’戰役。為此,謹向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表示衷心感謝。”

  奠邊府大捷使日內瓦會議的談判有了基礎,但是問題複雜,談判一個月仍然達不成協議。

  西哈努克親王在他的善於謀劃的賓努首相的輔佐下,提出一項結束印支戰爭的方案。

  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條內容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國武裝部隊和一切作戰軍事人員必須撤出,而且進入柬埔寨和老撾的其他國家或半島其他地區的各種性質的戰鬥單位也必須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應撤出柬埔寨。

  周恩來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有利於達成協議,結束印支戰爭。可是越南不願接受這一方案。由於歷史上,柬埔寨始終是越南和泰國互相爭奪的對象。由于越、老、柬三國的抗法武裝力量在現代一直是並肩戰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堅持這是三個民族的團結互助,不願將部隊撤出老撾和柬埔寨。

  周恩來向胡志明及其他越南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說服他們認識到柬埔寨提案中的合理部分,並以此為內容同法國新政府接觸。由於法國在奠邊府的慘敗,拉尼埃政府倒台,新總理是孟戴斯·弗朗斯。弗朗斯聽了周恩來的意見後,很激動,不惜把他的政治生涯作孤注一擲,向議會賭咒發誓說:如果7月20日之前達不成協議,我就辭去總理職務。

  西哈努克首先想的不是弗朗斯的發誓,他想的是柬埔寨主權。他堅持不簽署任何限制其國家主權的協議。

  莫洛托夫出於固有立場,對於中立國家所能發揮的獨特作用估計不足,未能表現出相應的靈活性;對西哈努克所提方案缺乏及時的支持,並對柬埔寨提案的目的抱有很大疑慮。

  “協議必須包括禁止柬埔寨同其他國家締結軍事同盟條約的內容,柬埔寨不得允許外國在它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莫洛托夫警告說:”還應該規定,柬埔寨不能向外國要求軍事援助。”

  莫洛托夫擔心柬埔寨變成美國的侵略基地,西哈努克卻關心着國家主權。他表示:這不是限制和干涉柬埔寨的國家主權嗎?柬埔寨可以單方面作出保證,它將恪守中立,它的軍隊不超過一定的編制。但是,柬埔寨不簽署任何有損其國家主權的協議。

  周恩來對雙方的意見和想法都是十分了解的,他多次跟莫洛托夫交換意見,做了大量工作。終於說服莫洛托夫將意識形態和國家關係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區分開,同意西哈努克親王意見中的合理部分,為最終達成協議邁出了重要一步。

  周恩來還在休會期間訪問印度和緬甸,在處理國家關係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日內瓦協議在7月21日凌晨3時42分簽訂,但簽字日期卻按弗朗斯向議會保證的期限倒填為7月20日。

  是啊,總不能因為3小時42分就讓一位堂堂的法國總理丟掉政治生命。

  日內瓦會議期間,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鬥爭對象是美國的杜勒斯,周恩來的談判對手主要也是美國的杜勒斯。

  杜勒斯是美國資產階級的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理論家。

  他把和平演變“寄希望於中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言論。當時在中國幾乎盡人皆知。

  他不像有些年輕人想象的那麼面目猙獰,他總是保持着一種政治活動家的莊重嚴謹。仔細看,你會發現他面色蒼白疲倦,神情陰沉憂鬱,戴一副夾鼻鏡,兩眼更顯得深不可測。

  會議上有人叫他“雷管”,倒不僅是說這個人物危險,那裡有雙重含意——他威脅別人,他自己也岌岌可危。因為他患了癌症,剛做過手術,胃裡放了一支“鐳管”,這使杜勒斯的赫赫大名又增加了一層陰森的色彩。他手術後便拖着虛弱的身體到朝鮮三八線上去視察,視察過前線又“風塵僕僕”趕到日內瓦,他為他的資產階級信仰奮鬥,同樣表現出“忘我”和“獻身”的精神。

  在日內瓦,沒有一個人見過壯勒斯笑。他笑不出來,那時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子都不好過。面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洪流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主要帝國主義國家都在世界範圍內步步退縮,特別是朝鮮戰爭,美國人和美國所操縱的聯合國軍傷亡慘重。立國以來,美國第一次屈辱地在失敗的協議書上簽字。而且,被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所激昂起來的士氣和信心,在朝鮮被中國人打得一落干丈。單此一點。杜勒斯與中國及其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是不共戴天的。

  但是,杜勒斯絕不是那種大呼大罵,歇斯底里式的狂人或捋胳膊捲袖子,像赫魯曉夫那樣用皮鞋敲聯合國桌椅的粗魯人。他沉默寡言,陰沉沉地走路,陰沉沉地坐到會議室中。

  他是個“思考型”人物,不善演說,發言講話不流利,穿一身死板的西服,緊繃着面孔讀他精心推敲過的發言稿,表明觀點態度便登上他那輛大型福特車,命令司機回去。

  總之,他是一下汽車便低着頭往會議室里走,一散會便低着頭往汽車裡鑽,不理睬記者,也不向任何觀眾招呼或講演。

  杜勒斯反共、敵視新中國達到瘋狂地步。他親口下令:禁止任何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同任何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社會上一度誤傳周恩來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拒絕,其實周恩來並無此舉動。周恩來在會議期間幾次與杜勒斯走對面,周恩來總是面色莊嚴而從容大度,杜勒斯則不然,他蒼白的臉孔一見周恩來便緊張地繃起來,動作僵板機械。

  杜勒斯是決定政策的幕後操縱者,加上身患癌症,會議開始一星期,他安排好一切便離開會場回國了。由他的副國務卿史密斯留下代理團長。

  經驗豐富的老資格的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抓緊時機來看望周恩來,向他傳遞消息。

  “美國這位代理團長史密斯你了解嗎?”

  “不大了解。”

  “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艾森豪威爾麾下的一名將軍,這個人跟杜勒斯還不同。史密斯來日內瓦之前我們接觸幾次。他對美國現行外交政策有不滿。”

  “是這樣嗎?”

  “他認為美國對中國實行敵對政策是不明智,不現實的。缺乏長遠觀點。”

  “看來帝國主義陣營不是鐵板一塊,杜勒所自己率領的代表團也不是鐵板一塊喲。”周恩來思索着點頭說:“我們不應該放棄做工作的機會。”

  在會議結束前的某一天,代表們聚在酒吧間裡喝飲料。

  史密斯端着一杯白蘭地走過來,主動找周恩來的翻譯交談。

  對他地道美國味的英語大加讚譽,並對中國古老文化遺產發出由衷的讚嘆。在兩個敵對代表團之間發生這種接觸是“史無前例”的。

  消息傳到周恩來那裡,他雙眸一亮:“好啊,既然史密斯願意並且敢於同我們接觸,那明天休息時,我也找他談談。”

  第二天會間休息時,中國代表團秘書長伍修權悄悄注意着史密斯的行蹤,以便尋找一個恰當機會讓兩個敵對國家的首席代表直接對話。當他發現史密斯一個人走向櫃檯去喝咖啡時,趕緊報告周恩來:“總理,史密斯現在是一個人,到櫃檯那邊去了。”

  周恩來站起身,步入酒吧。剎那間,與史密斯的目光相遇,碰出火花。

  周恩來坦然一笑,向史密斯走去。這個動作立刻引起各國外交官的注目。

  史密斯雖想與中國人接觸,但對周恩來這個舉動卻還是思想準備不足。眾目睽睽之下,也虧他急中生智,連忙用右手捧起杯子,而這時,他的左手正夾着一支雪茄煙,於是,便避免了與周恩來握手,好避免了“公然違反杜勒斯的命令”之嫌。他竭力作出微笑的姿態招呼說:“周恩來先生,來杯咖啡嗎?”

  周恩來微笑着擺擺手:“史密斯先生,不品嘗一下中國的龍井?”

  “謝謝。”史密斯喝一口咖啡,便借題發揮,由龍井到萬里長城,由龍門石窟到三大發明,對中國的古老文化和大好山河盡情盡興地讚揚一番。

  “幾千年的人類歷史,中國創造了著稱於世的古老文明!貴國雖然只有幾百年的歷史,同樣為創造人類的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周恩來說。

  “是的,每個國家都有着自己的輝煌歷史。”史密斯點點頭,笑容可掬他說:“不過,我對古老的東方文明格外偏愛,在我家的客廳里就陳設着許多中國的瓷器。”

  “非常感謝史密斯先生對中國懷有的美好感情。”周恩來雙臂環抱胸前,意味深長他說:“二次大戰中,史密斯先生作為美國一名將軍,曾在歐洲戰場創立戰功。為了維護今天的世界和平,真誠希望史密斯先生能夠繼續卓有成效地工作。”

  史密斯赧顏地聳聳肩,又感激地望一眼周恩來。他本是同情中國代表團的立場,講了“中國代表團的意見可以考慮”的話。但美國政府來了命令,不許達成任何協議,不許在任何協議上簽字。所以,他只好“變卦”了。他相信,他的苦衷周恩來都是明白的……

  會議結束的那天,周恩來正在酒吧與人聊天,史密斯主動走過來微笑着對周恩來說:“會議即將結束了,能夠在這裡和您認識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你們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復和平。”

  說罷,他抓住周恩來的胳膊使勁搖晃幾下,然後,笑眯眯地走開了。

  他沒有握手,卻表達了與握手同樣的願望和心情,便這樣心滿意足地走開了。

  在印度進行殖民戰爭的是法國,所以法國代表團是中國代表團的另一主要鬥爭對象。

  法國外長皮杜爾是個小個子,留着短平頭,總是在酒吧里鑽。他愛喝酒,好像整天都是迷迷糊糊,走路晃晃悠悠。發言時也是兩手支撐桌面,邊講邊搖晃身子,永遠是剛喝過酒的樣子。

  法語“先生”的發音是“莫須有”,中國人聽着像”木須肉”。法語“主席”的發音是:“布列切堂”,中國人聽着像“白菜湯”。皮杜爾每次發言總要搖晃着身子,鼻音喃喃地先說聲“主席先生”,中國人便給他起了個雅號“木須肉、白菜湯”先生。

  這位外長坐一輛圓型法國小汽車,非常小,他住的別墅也很小,小巧玲瓏。可惜,他的視野也很短,除了喝酒本事大,在談判中顯不出任何活力。

  6月中旬,法國國內矛盾尖銳化,由於奠邊府的慘敗,拉尼埃政府終於倒台,盂戴斯·弗朗斯受命組閣。周恩來在說服莫洛托夫採取靈活態度,做出必要的讓步之後,於6月23日在瑞士首都伯爾尼同法國新總理弗朗斯會唔。

  周恩來在交談中言辭懇切、實際,不說空話:“印支戰爭已經打了八年,不但印支人民飽受戰爭苦難,整個東南亞的和平和穩定都無法實現。貴國人民也受到很大損失,並且使貴國政府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陷入極大的困境……”周恩來從法國切身利益出發,分析國際形勢、印度半島形勢和法國國內形勢,然後指明:“相信弗朗斯先生是明智的人,不會讓美國人牽着鼻子走。美國阻撓達成協議,受損害的不只是印度三國,還有法國政府和人民。”

  弗朗斯深受感動,頻頻點頭。

  “印支三國的問題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在適用同樣的原則時,要照顧到三國的特殊情況。例如一切外國軍隊應該同樣地從三國撤出,不但法國軍隊撤出,在老撾和柬埔寨還要包括進入這兩國的越南志願人員。又比如停戰以後停止從境外進入新軍事人員和武器彈藥的原則既要適用於老撾和柬埔寨,但是方案又要考慮這兩國的自衛需要。這樣的方案才是公正合理。”

  “很好,你講得合情合理。”弗朗斯眨眨潮潤的眼睛向周恩來做了個激動而又斷然的手勢,“我決心以一個月為期實現停火,尊敬的周恩來先生,如果不成,我將提出辭職。”

  7月3日至5日,日內瓦會議體會3天。周恩來不顧疲勞,先飛廣西柳州同胡志明會談。然後飛到莫斯科與莫洛托夫等蘇聯領導人會談,進一步協調彼此看法,說服他們認清主要矛盾,在越南南北分界線問題上不要提過高要求,否則,既不現實,又容易讓美國人鑽空子。日內瓦會議復會以後,周恩來立即投入緊張的斡旋工作。幾天之內,越南和法國終於達成妥協:越南接受以北緯17度為南北分界線,法國同意在協議中明文規定兩年內通過普選統一越南。

  越南問題一解決。老撾和柬埔寨問題也很快迎刃而解。

  會議發表了《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美國眼看達成這些協議,無可奈何又不甘心,最後宣布不參加會議的最後宣言。為其以後侵越留下伏筆,但也把自己完全放在孤立地位,終於在侵越戰爭中落得個徹底失敗。

  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為新生的共和國贏得了巨大榮譽。當時日內瓦各報大量報道周恩來,他成為日內瓦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對此,莫洛托夫表現出由衷的喜悅,認為周恩來是無產階級的一個出類拔革的外交家。當一個美國人說莫洛托夫是個“很難對付的毫不妥協的談判者”時,莫洛托夫指着他鼻子很自豪他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麼你等着對付周恩來吧。那時你才會懂什麼叫難對付!”

  日內瓦會議期間,美國人確實懂了點周恩來是如何“難對付”。

  一名美國記者聽到有人說:“從周恩來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自信,樂觀和組織能力,他們具有沒有大國架子的大國風度。”這位美國記者聽出其中暗含了諷刺美國搞大國霸權,便從鼻子裡哼一聲說:“在日內瓦是看不到共產黨統治下幾億中國人民的悲哀和愁苦的。”

  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指示新聞聯絡官熊向暉,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1952年國慶節》,並出主意說:“把請柬分成兩種,一種指名邀請,一種不寫名,就放在‘記者之家’,讓台灣、越南、南朝鮮以及不便邀請的美國記者自取,放映時用英語通過擴音器做簡單說明。”

  放映時,全場爆滿,有許多人是站着看的。銀幕上一個接一個熱烈的場面引來全場一陣又一陣熱烈掌聲和讚嘆聲。

  當地報紙報道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着矯健的步伐,跨過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地讚嘆聲。”

  然而,美國記者卻報道說:“我們感覺中國是在搞軍國主義。”

  “即使個別人這樣挑釁,也值得我們注意。”周恩來對熊向暉指示說,“這好對付,我們是梅蘭芳的大戲,什麼角色都有。再給他們放一部梁祝悲劇看看。”

  周恩來喜歡看各種民族音樂歌舞劇,尤其喜歡聽越劇。出發時他特意點名讓帶上國內剛拍出不久的彩色越劇片《梁山伯與祝英台》,以便讓更多的外國朋友欣賞。

  “為了讓外國人能看懂,我看把劇名譯成英文《梁與祝的悲劇》吧。”熊向暉建議說,“再搞個十幾頁的英文唱詞……”

  “你們不要搞黨八股麼。”周恩來搖頭,“不看對象,對牛彈琴。”

  熊向暉撲哧一聲笑了。

  “你笑什麼?”

  “俗話說,洋鬼子看戲傻了眼兒。”熊向暉笑道,“我覺得給洋人看這部電影本身就是對牛彈琴。”

  “噢?”周恩來沉吟片刻,思考着說,“那就要看怎麼‘彈’了,你搞十幾頁說明去‘彈’,那是‘亂彈’。我們換個彈法試試。”

  “怎麼‘彈’呢?”

  “你搞十幾頁的說明,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又不是聽教授講社會發展史呢。”周恩來信心十足他說,“你只要在請柬上寫句話就行。‘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你試試,我保你不會失敗。如果失敗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大家照周恩來的意見辦了。“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果然引起外國記者們極大的興趣,放映場又一次爆滿,而且觀眾果然入戲了,全看懂了。當演到“哭墳”和“化蝶”時,全場一片唏噓低泣……

  影片結束,燈光復明,全場觀眾如醉如痴靜默了一分多鐘。突然,誰鼓了一下掌,觀眾立刻“醒”了,全場頓時沸騰,暴風驟雨般的掌聲喝彩聲經久不息……

  美國沒有在日內瓦協議和宣言上簽字,但它聲明將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來妨礙上述協議。如果日內瓦協議得到認真執行,印度乃至整個東南亞,必然是另一種局面。正是由於美國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日內瓦協議未得到實行,越南、老撾、柬埔寨的戰爭在六十年代才重新爆發。段蘇權將軍也因此而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來到了老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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