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翕如

1. 女漢子

我認識的第一位女權主義者，是十六歲在美國讀高中時，接待家庭的媽媽Jen。去年夏天我回去看她，她與丈夫剛剛領養了第三個孩子。如今，她的家裡隨處都是 玩具，廚房的冰箱上貼着全家的日常安排。而Jen早已辭掉工作，全職在家。美國中部的六月，屋外陽光燦爛。我們坐在廚房的圓桌邊聊天，Jen的小女兒伏在 我的手邊畫畫，我們又說起女權與性別平等，她說，“過去我擔心別人說我，你既然女權，為什麼還不出去工作？”

“現在呢？”我問她。

“現在，我大概會說，留在家裡，這也是我的選擇。”

——這是一個，非常“第三代女權主義”的回答。

西方女權主義浪潮，通常分為三代。第一代強調“政治參與權”，目標還在於廢除法律上的性別不平等(例如女性不具有選舉權)。第二代女權主義發源於上世紀六 十年代的美國，除了政治參與權外，又將性別平等延伸到了工作、家庭和生育權等領域。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第三代女權主義的口號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它重新反思性別的極端二元對立，強調“選擇”的自由。三代女性主義，有傳承與發展，但更多的是爭辯。而爭辯的核心，是一個看似簡單，卻難以回答的問題：

“究竟什麼才是性別平等？”

——一味的讓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工作，意味着性別平等麼？就好像南丁格爾寫過的那樣，握着鍋鏟和掃帚太久，女性就拿不起詩筆與畫筆了。可是，為什么女性的 社會角色就一定要比家庭角色重要。這樣的價值秩序是誰制定的？棄絕家庭角色，為什麼就能夠與“獨立”“自由”“新女性”等同起來？

——“不愛紅妝愛武裝”，意味着性別平等麼？就好像我國過去的“大寨鐵姑娘”、甚至如今網絡語言裡調侃的“女漢子”。可是，棄絕女性特質，向男性靠攏，這 對於性別平等而言，真的是一件值得“沾沾自喜”的事情麼？伊朗女作家Azar Nafisi 曾經在自傳Reading Lolita in  Tehran里慨嘆，“當一個社會用面紗把一半人口隱藏起來，這是一個多麼畸形的社會。”——那麼，當一半人口試圖改變成另一半的樣子，並以此為榮時，這 同樣，也是一個多麼畸形的社會。

我曾經說，非常不喜歡“女漢子”這一標籤。“女漢子”指姑娘缺乏傳統意義上的女性特質，而這其中所強調的，仍然是極端的性別二元對立。仿佛真正的“女人” 只能“溫柔賢惠”，“堅強獨立”統統是屬於“漢子”的，並且“堅強獨立”又好過“溫柔賢惠”。而真正的性別平等，並不意味着將女人變成“漢子”，而恰恰是 承認，“堅強”在價值秩序上，並不高於“溫柔”，而無論性別，我們都可以“溫柔”，也都可以“堅強”。

——真正的性別平等，並不是女人重新打倒男人，而是意識到，在區分男人、女人之前，我們首先都是“人”。


2. 女博士與家庭主婦

你或許聽說過Opt-Out運動，知道那些第一批從普林斯頓畢業的“成功女性”放棄事業回歸家庭的故事。可是這個故事還有另外一面，從Opt-Out運動 之初，許多和她們一樣的“成功女性”之所以選擇Opt-Out，是因為社會結構、工作環境與行業期待並未真正考慮到，“雇員”同時也是妻子丈夫、父親母 親。於是，在家庭與工作不可調和的矛盾里，只能被迫放棄一個。

十幾歲的時候，恃才傲物又驕傲淺薄，我說“以後一定把事業放在第一位”，爸爸聽到，淡淡說了一句，“你要知道，你的人生，並不是一道單項選擇題的”。時至 今日，我還是做過了“要男朋友還是要讀PhD的選擇”，也在研究過程中遇到過許多渴望兼顧事業與家庭而不得的女人。她們向我描述工作環境如何不“家庭友好”，卻又一遍遍說起，這個社會賦予女性的雙重標準：

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如果無法兼顧事業與家庭——那麼你簡直褻瀆了女性的“天職”。如果真的洗手作羹湯回家當了全職主婦——天啊，你如何對得起你所受的教育，與這麼多年的平權運動？

我們嘲笑那些只知道修飾打扮的姑娘胸大無腦，可是我們也嘲笑女博士，在我們的笑話里，她們一律帶厚底眼鏡，不修邊幅，永遠找不到男朋友，最後成為第三種性別。

Betty Friedan的經典之作The Feminine  Mystique，描摹社會建構的那個“完美主婦”形象：她溫柔、嫻淑、靈巧而美麗，精通烹調、熨燙，將丈夫與孩子照顧的無微不至。Friedan認為， 正是這樣根深蒂固的“完美主婦”形象，作為一種文化機制，深遠地影響了女性的教育與職業期望，將她們禁錮於家中。而如今，或許不願承認，我們有了新的 Feminine  Mystique：與過往的完美主婦不同，如今的她“擁有一切”（have-it-all），她聰明、漂亮、受過良好的教育、有獨立的事業，卻並不因此犧 牲家庭與愛情。

不，這不是女人，這是超人。

“你的人生，並不是一道單項選擇題”——它所帶有的長輩的期望，希望我們的人生豐富溫暖而厚重。可是，這一切都還有另外一面，那便是：

姑娘，哪怕有一天，必須要做單項選擇，那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要讓“完美主婦”的形象禁錮你，卻也不要讓“擁有一切”的形象禁錮你。

不要讓“男權社會”禁錮你，卻也不要讓“女權話語”禁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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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m翻譯成中文，有時叫“女權主義”，有時叫“女性主義”。大學一年級時上佟新老師的《社會性別研究》課，有女同學問她，到底是女權主義還是 女性主義啊？佟老師回答，她個人還是傾向“女權主義”些。如今，雖然研究方向之一便是性別研究，很多時候卻仍然不知道該叫自己“女權主義者”還是“女性主義者”，或者乾脆是“性別研究者”？於是更多時候，便模仿王元化的夫人張可，管自己叫“溫情主義者”，華茲華斯寫：True knowledge  leads to  love，學術與“主義”的落腳點或許終究是“愛”。那些剛烈，堅忍與自我犧牲精神，就好像，以筆為刀的凜冽中，想保衛的終究是那個，春天裡山花遍野的家園。 各種氣勢洶洶喊着口號的“主義者”，如果只是氣勢洶洶，而毫無對人本身的關懷，不能算真正的追求進步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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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些評論，解釋一些可能帶來誤解的觀點：
我從不認為“女博士”“女強人”和“全職主婦”“在家媽媽”這不同的角色在價值秩序上有任何高低。歸根結底，這應該是女性的自由選擇，然而遺憾的是，在我 們的社會裡，沒有“選擇”真正“自由”——完成了性別社會化的我們，所有選擇，其實已然是被納入（subsume）進了整個社會文化框架中的了。這也是為 什麼，我同時、甚至更加不贊同，並試圖反思批判的便是社會賦予女性的雙重標準：

這樣的雙重標準，約束以家庭為重的“母親與妻子”。（你不上社會簡直對不起你受到的教育。）
也在同時，約束以事業為重的“女強人”。（你簡直辜負女性當媽媽當妻子的“天職”。）

在這樣的雙重標準下，女性唯一的出路就是擁有一切（have-it-all），而這種新的Feminine Mystique不僅禁錮、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不現實。所以我說，人的一生不是單項選擇題——但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哪怕有時候要做單項選擇，也沒有什麼關係。

至於我所說的禁錮性的“女權話語”，便是一種自以為女權，但恰恰是和男權話語出於同一種邏輯的想法：在這樣的“女權話語”里，仿佛只要在家，就是浪費資源 對男性社會妥協並俯首稱臣。在這樣的“女權話語”里，追求的終點不是“性別平等”與兩性的共同的康樂，而不過是女人將男人打翻在地踩上一隻腳。

在很多文章里，我都寫過，女性（權）主義者追求的重點，不應該把原來壓迫性的性別秩序從男人壓迫女人，變成女人壓迫男人。而是意識到，在做性別區分前，我們首先都是人。

有評論說，“參政率”“勞動市場參與率”才是衡量性別平等的終極標準，其餘都免談。我想指出：首先，社會學研究中關於性別平等，使用的絕對不只這些指標。 (不然你讓World Value  Survey情何以堪！）另外，許多社會科學研究中之所以用“政治參與率”“勞動力市場參與率”作為衡量“性別平等”的標準，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多國數據的 availability，這絕不意味着，僅僅只有這兩個變量，是衡量終極標準（換言之，這是個methodology的限制，而不是 substantive的選擇）。最後，政治參與率，勞動市場參與率本身，都是非常problematic的指標：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後，如果都集中在低 端低收入的領域內，這真的是平等了麼？（政治參與率也一樣。）

至於認為我是在真空中討論問題的——真不知文化觀念批評從哪點上是真空了……

最後的Disclaimer：雖然我在哈佛社會學系的研究方向里包括性別、婚姻和家庭社會學，然而本文並非學術論文，更不是以寫論文的心態和速度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