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屋，是指我出生並生活到將近十歲離開的屋子，地處浙江慈谿橋頭鎮車頭村一個叫高地地的宅落里。從我出生到離開，橋頭鎮都屬餘姚縣，好像是一九七九年劃入慈谿的。舊屋所在，是地道的農村，惟一的熱鬧去處是一華里之外的橋頭鎮，但那只是一截臨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橋，幾家小小的店鋪，每天清晨有一點買賣農產品的集市，走幾步就完了。

越是無處可去，屋子對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獨立的，是一排長樓中的一戶。這排長樓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時早已破舊。

在全村，這間屋子最熱鬧，夜間經常坐滿了人。因此，在西牆前面排着很多長凳，來人多了，就把長凳拉開擱在四周。一條長凳上擠四個人，前前後後又站着很多人。從後面看去，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的看不清面目，又都顯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滿了四邊牆壁，有幾個頭影還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媽媽是全村惟一有文化的人,因此無論白天、夜晚，她都要給全村鄉親讀信、寫信、記賬、算賬。村民不管隱私不隱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聽，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無上的消遣。我相信，從小習慣了上海思維的媽媽要在那麼多人面前誦讀一家私信，一開始一定很不習慣。她會用眼色詢問上門來求她讀信的那個婦人，要不要請別人離開一下。

那位婦人一定不會理解媽媽的眼色，媽媽這才慌忙看一下四周，開始移過信紙。讀信時，媽媽會把聲音儘量放輕，但她發現，越輕，湊過來的腦袋就越多，而他們口中吐出的劣質煙氣也越是嗆人。時間一長，她也就放開了聲音。

媽媽嫁到這個村子的時候，穿的是旗袍。旗袍是在上海做的，很合身，但對高地地的人來說，卻是奇裝異服。

結婚那天下轎，穿的是織錦緞旗袍，酒紅色中盤旋着寶藍色，讓村里人眼前一亮。但村里人更注意的是新娘子的容貌。而且，鄉下人歷來把大戶人家小姐的嫁妝看成又高又遠的事，即使從眼前擦過，也只當戲文傳奇，不會用尋常目光評判。美麗的婚服穿過一次也就壓到箱底去了，沒有機會再穿，成了一個縹緲而匆忙的回憶。

但是第二天，村里人奇怪了，新娘子還是穿着旗袍，只不過換成陰丹士林的，一色正藍，與織錦緞那件一樣合身。更奇怪的是，她居然穿着這身旗袍拎着籃子到河邊淘米、洗菜去了。

在媽媽看來，陰丹士林旗袍就是工作服。這身旗袍的顏色比村里其他女人的服裝都要單一，而且料子也極普通。媽媽出門很少，但不管走到哪裡，稍一回身，總能看到窗口、門邊星星點點注視的目光。她以為是鄉親們對新人好奇，便紅臉低頭，用微笑打一個沒有具體對象的招呼，快步回家了，而不知道麻煩主要出在那身旗袍。

連家裡見多識廣的孝宏爺爺，也不能接受我媽媽的旗袍。難道，連見多識廣的小阿婆也沒穿過旗袍？王堯輝家如此豪門，女眷如雲花團錦簇，小阿婆沒穿過總也見過吧？

媽媽問祖母，祖母想了想，說：“她當然見過，卻真沒見她穿過。新浦沿再怎麼，也不能和上海比。”

“那我改穿長褲吧？”媽媽徵詢祖母的意見。

“其實隨便，都可以。”祖母說。

媽媽改穿長褲的第三天，孝宏爺爺又在草垛邊的石墩上把她叫住了，說：“你這長褲也不對，太瘦，這裡的褲子要寬大。也不能長到腳背，只能到膝蓋下面。”

這次媽媽不理了，仍然穿着長到腳背的瘦長褲，過幾天又輪換成旗袍。後來自己縫了一條褲子，寬大了一點，但還是長到腳背。

鄉親們天天晚上聚到我家來，看媽媽讀信、寫信，時間一長，也都習慣了她的旗袍和瘦長褲。

讀信寫信，是在讀寫一座村莊。媽媽快速地進入了村莊的內心。其實遠不止是這座村莊。讀信、寫信的另一端，大多是上海。上海是由一批批闖蕩者營造起來的，來自浙江農村的闖蕩者又顯得特別重要。例如，我家向南不遠龍山鎮農村的那個闖蕩者就當上了海商會會長，他叫虞洽卿，上海最熱鬧的一條大路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但是，多數闖蕩者都沒有出名，他們中的一小撥來自我們村莊，平生只有我的媽媽在不斷地書寫着他們的名字。

終於，媽媽發現，外出的闖蕩者也都不識字，收到鄉間妻子來信後還要請別人來讀。這讓她愕然了。

她原來以為自己是一對對夫妻間惟一的“傳話者”，因此儘量把妻子們的委婉心語細緻表述，誰知，這種表述仍然不能直接抵達。對方找到的讀信者一定是男人，他們能傳達這些哀怨村婦的隱隱心曲嗎？

那麼上海，浙江農村為了造就你這座城市所支付的情感代價，實在太大了。

媽媽太熟悉上海，因此深知兩端之間的不公平。她知道不公平是永恆的，但她要做點事。幾年讀信、寫信的結果使她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義務在這些村子間辦識字班，在年輕人中掃除文盲。以前已經有一些小媳婦想識字來找她，她覺得不如乾脆把事情做得更像樣一點。

東邊一里路之外的橋頭已有一所簡陋的小學，辦在一個破敗的尼姑庵里，但是，當時那裡招生太少，要收學費，一般農村青少年進不了。媽媽知道，要吸引大家來上識字班，第一個條件是不收學費，第二個條件是上課時間要順農活，也就是要在大家收工以後或不出工的日子裡上課。這樣辦，她粗粗一算，來的人會很多，光她一個人來教，吃不消。要找一個人來幫忙。有文化，能教書，願意盡義務，完全沒有報酬，又必須是一個女的，出來教書不影響家庭生計……這樣的人，在當地農村，哪裡去找？

終於，她想到了自己娘家朱家村，西邊半里地之外的斯文富貴之地，只能從那裡搬救兵了。

外公是地主，媽媽去朱家村找人有點不便，但媽媽一直缺少政治意識，心想義務教人識字，這樣的好事誰會反對呢？找到的那個人，便是朱家村除外公之外的另一個“破產地主”朱炳岱先生的年輕妻子。

朱炳岱被劃為地主也是因為父輩的家聲，到他自己已沒有地產。他的妻子身材嬌小、美貌驚人，比媽媽小一歲，也是從新浦沿嫁過來的，與小阿婆一樣。姓王，叫王逸琴。在媽媽還沒有嫁到余家時，王逸琴已經嫁到朱家村了。媽媽一直說王逸琴比自己漂亮，但大家都說媽媽的氣度更大一點。媽媽出嫁前與王逸琴談過兩次話，彼此印象都好，媽媽也由此知道她文化不低。

現在，媽媽抱着我，敲開了王逸琴家的門。

開門見山，媽媽對她說：“你幫幫我。高地地太苦了，年輕人都不識字。我打聽了，別的一些村也是這樣。我們兩個一起辦一個識字班吧，我教語文，你教算術！”

王逸琴說：“虧得你還想到我。”

媽媽說：“這事沒有報酬。”

王逸琴說：“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看，我是地主的老婆，別人都不喜歡我到外面走動。”

媽媽笑了，說：“我還是地主的女兒呢。”

王逸琴問：“萬一人家拖腳怎麼辦？”她說的“拖腳”，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檢舉、揭發，我們那裡把“拖”字發音成“得唉”。她的意思，如果有人檢舉、揭發，有一個地主的女兒和一個地主的妻子一起辦了一個識字班，一定有什麼不良目的，該怎麼辦。

媽媽回答道：“有人拖腳，我們歇手。”

“腳”和“手”對仗，說出口之後媽媽自己笑了，王逸琴也笑了。那麼簡單就說定了，王逸琴把媽媽送到她家東首的竹園邊。媽媽上下打量了一下這位美麗的少婦，問：“你這旗袍是上海做的嗎？”

“我沒去過上海。這旗袍是在娘家新浦沿做的。”王逸琴說。

“新浦沿人穿旗袍嗎？我婆家一個長輩親戚也是從新浦沿嫁過來的，看不慣我穿旗袍，說那裡只有王堯輝的家眷才穿。她還見過王堯輝本人。”

耳邊傳來輕輕的聲音：“王堯輝是我爸爸。”

媽媽對王逸琴更敬重了。倒不是因為知道了她美貌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原因，而是因為她在父親還非常得勢的時代居然沒有讓大家知道她是誰的女兒。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十分困難，必須由王堯輝本人作出決定和安排，因此，媽媽對王堯輝先生也產生了幾分尊敬。

識字班辦了三年。這三年間，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個丈夫又去世，她就實在悲痛得沒法教下去了。

媽媽說：“她的人太好了，她的命太苦了。”沒了她，媽媽一人就沒有辦法把識字班支撐下去，只得解散。

媽媽從此很少再穿旗袍。而且，再也不願踏進祠堂。

識字班不辦了，媽媽天天晚上一如既往，要給鄉親們讀信、寫信。我家的前間，還是夜夜擁擠。

夜夜擁擠，還有一個很瑣小的原因，那就是當時村里很少有人家捨得點一盞油燈。除了這間屋子，全村早已沉入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測。有月光的夜晚，孩子們會離開這間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間的船塢、樹杈、墳堆、橋基、蟹棚、蘆盪、苜蓿地、河埠頭、風水墩都充滿了影影綽綽的鬼氣，這對小孩子來說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種裹卷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我想，我應該感謝這些夜晚。一個開始曾被小夥伴們稱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媽媽在黑壓壓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給這黑壓壓的人群燒水、沏茶，便大膽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夥伴中膽子最大的人之一，證據是，夜間去鑽吳山的小山洞，去闖廟邊的亂墳堆，都是我帶的頭。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這種無所畏懼的“幼功”對我的一生是多麼重要。當時媽媽並不清楚我在夜間到過一些什麼地方，但有很多跡象告訴她，她的這個幼小的兒子對什麼也不膽怯。這一點對她可能有一點誤導，後來她對我的幾個弟弟，也從來不在膽怯的問題上作任何考慮。很多作家描寫過的在童年時代聽到響雷一頭扎在媽媽懷裡的情景，在我家裡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果發生，一定會比響雷更讓家人吃驚。回想起來我媽媽自己也夠大膽的，因此年長以後讀布萊希特的作品《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便啞然失笑。

我一直記得一個堪稱美麗的場景，可惜說出來旁人很難相信。

那是我六歲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飯時發現媽媽不在，祖母說，到上林湖山岙裡邊的表外公家裡去了，表外公一定會留她吃晚飯。祖母一邊對我說，一邊又向那些陸續到我家聚集的鄉親們解釋，鄉親們也都回去了。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擱下飯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為的是迎媽媽。

從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過兩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吳石嶺，第二座叫大廟嶺，媽媽曾經帶着我翻過。後來造了上林湖水庫，淹了這兩座大山之間的山谷，這條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時候是通的，很多老人還記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個人去翻山了，只覺得媽媽很快就會迎面而來，見到我一陣驚喜。我的心裡，就貪圖這一陣驚喜。我知道這山裡有野獸，卻覺得野獸沒燈，一定已經睡了，只要放輕腳步，不會驚醒它們。

翻完了吳石嶺還不見媽媽，我就開始翻越更高的大廟嶺。大廟嶺已無大廟，山頂卻有一個供人歇腳的小涼亭，當時正住着一家乞丐。他們在月光下看到這麼小的一個男孩子居然獨自在走山路，非常驚奇，那位女乞丐關心地問我：“要不要坐一會兒？”我向他們搖搖手。

走過山頂涼亭後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開始擔心起來：下山後怎麼找到表外公家呢？想來只能在山腳的路口等。正猶豫，聽到了極輕的腳步聲，我抬頭一看，正是媽媽。

現在回想，媽媽當時才二十多歲，單身一人在夜間翻山越嶺也真大膽，但更不可思議的是她見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親熱地叫了我一聲，拉着我的手，然後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覺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時來陪她，居然絲毫沒有產生其他母親都會有的擔憂。真是“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

只有一件事我變得比其他小朋友都膽小，那就是西屋樓上的瘋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後，幾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樓去看擺了滿地的麥稈編織的小動物，只有我不敢上樓。為什麼？說不清。媽媽膽大，但不潑辣，反而常常害羞，說話也不響亮。只不過，她輕聲答應的事常常連潑辣的人也會遲疑。一天，村長找來了，說村里要辦“生產互助組”，缺會計，也只能請媽媽當。媽媽每天為大家寫信、讀信，已經那麼忙，但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從此，每天夜間先記勞動工分，再寫信、讀信。這個房間更擁擠了，我們全家熬夜的時間也更長了。

當然，連記工分也沒有報酬，因為我家屬於“非農業人口”，進不了村裡的分配系列。媽媽不止一次地說 ：“身子輕的採桑，手勁大的搬磨，識水性的過河……我識字，這些事本分要做。”

媽媽在這間屋子裡還作過一個膽大的決定，與我有關。在我實足年齡還只有四歲那年，小學的老師來統計可入學的新生，那時我正與幾個小夥伴把媽媽的圍單當大幕，綁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戲，媽媽就笑着指了指我，對老師說：“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師說：“怎麼不要？登記！”

幾天之後，我就上學去了。背上背着一個大草帽，上面有媽媽剛剛寫的四個毛筆大字：“秋雨上學”。

我想這情景實在是媽媽最頑皮的一筆。一個才四歲的小不點兒獨自走在長路上已經讓人憐惜，而背上的幾個大字又說明這居然是去上學！

路上沒有人認得這幾個字，那麼，媽媽是寫給上天看的了。這就像是土地爺通過童男童女給上天帶去一個小小信息：我們這裡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經結束。

老師們看到我草帽上的這幾個字很高興，而且從書寫的功力判斷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來對付一個四歲孩童。那時代鄉間學校全用毛筆，課桌上放着硯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課，我滿臉滿手都墨跡斑斑，老師就抱起我到河邊洗臉，洗完再飛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節課另一位老師又重複這般情景，實在是一片忙亂。

我四歲上學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嚇了一跳，隨之，連叔叔、舅舅也緊張了。第二年國家教育部定下了規矩，小學入學的年限是七歲，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斷來信勸媽媽，要我用“留級”的方式後退到正常的年齡，否則腦子會用壞。其中大舅舅出的點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試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錯。

媽媽問我的意思，我說，讓我裝成傻瓜留級，聽過去全都聽過的課，腦子才會壞。媽媽當然贊成我的意見，便寫信給爸爸說：留級太累，不如讓我讀上去，她會設法減輕我的功課負擔，代我做全部家庭作業。其實我們小學裡每天的家庭作業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業”和“寒假作業”，媽媽花半天時間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業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見她一筆一畫那麼費事，就幫幫她，讓她先寫在別的紙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說：“真懂事。”老師們人都很好，但課講得都不好聽，我每堂課都在等待下課鈴聲。

下課後也有一件事讓我害怕，那些曾經抱着我到河邊洗過臉的老師見我臉上沒墨了，都會用手來擰一下，好像這是他們洗臉換來的特權。擰臉，女老師擰得不疼，男老師擰得有點疼，特別是那位叫胡光華的校長。有一次，胡校長擰完我的臉還給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書，他說這叫字典，並用五分鐘時間告訴了我查閱的方法。我拿過來查自己的名字，第一個字是“余”，查出來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嗎，編字典的人真是無所不知，連我也認識。

這天回家，我要媽媽給我買一本字典。我說，有了字典，我一個個字認，就用不着上學了，多好。媽媽說：“上學不光是為了認字，還會認識很多有學問的老師，這很重要。”

我說：“老師講課真不好聽。”

第二年，媽媽懷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為村民記工分、算賬的事務，也交給了我。我受寵若驚。不僅是受媽媽之“寵”，而且是受全村之“寵”。從此以後，這間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熱切的目光依然穿過騰騰煙霧落到小油燈前，燈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輕婦女，而是她的兒子。

除了寫信、讀信，還要記工分、算賬，這對我稍稍有點障礙。因為，每天晚飯後本來是我們這些小男孩鑽在草堆、樹叢里玩耍的時間，突然呼喚聲響起，大多是祖母的聲音，其他小男孩一聽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記工分了！

我怏怏不樂地離開小夥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裡，一見我進門就一疊連聲地誇獎，我也就快樂起來。

記工分、算賬，最麻煩的不是記和算，而是傾聽，並在傾聽中作出判斷。村民們永遠在一次次高聲爭論，有一些事情已由對立變成共識，但兩方面都不會宣布，要我去仔細地聽出來。有一些主張已經被駁倒，但是，雖被駁倒了卻不能再問，一問就會重起爭端……要在這中間作出判斷，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確實不易。村民們的爭論有時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來。這就是說，我已經天天在幽暗的油燈下，辨識着世間人情的細部奧秘。媽媽把這一切任務全部交給我之後，就再也不聞不問，更沒有“扶上馬、牽一陣”的意思。她全然撒手，連晚上我上樓，她見了也只講別的事。但她顯然對我非常滿意，深信她的兒子再也不會做“書毒頭”、書蛀蟲了。年終按工分來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賬。那天大體分完了，我正想鬆一口氣，卻聽到討飯奶奶從屋角站起來衝着大家說了一番話。她說：“秋雨這麼小年紀，給全村讀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賬，怎麼可以一點東西也分不到？”

那時我在小學裡已經讀到高年級，想看一些閒書，例如陳鴻章同學借給我的《水滸傳》，又想畫畫，因此想住一個單間。那天我提出要獨自住到儲藏室里去，祖母、媽媽十分吃驚，但很快又點頭讚許。說干就干，我在媽媽的幫助下先把儲藏室做了一番大掃除，把簡易小床搬進去，在北窗口放一張書桌，書桌邊有一個穀倉，我拿起毛筆在倉壁上先寫了“學習室”三字，接着又用美術體寫了“身體好”、“學習好”、“時刻準備着”三行。寫完，看窗外，一片燦爛的油菜地，直通吳山腳下。

正是在這間儲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雲先生留下的書籍。由此，我開始翻閱一直讀不下去的《石頭記》，終於讀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語罕編的《世界名作選》。最有趣的是《芥子園畫譜》，一有空就臨摹；最難懂的是《史記菁華錄》，連媽媽也說不明白，只得等外公來的時候問，但外公說出來的話也突然變得聽不懂。書箱裡還有一本署有林語堂名字的《開明英文讀本》和一部林語堂題詞的英漢詞典，在我看來是天書，沒去多翻。讀書的興趣一旦引逗起來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從儲藏室的書箱轉到小學裡那間小小的圖書室。圖書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話和民間故事，但書少學生多，誰都想借，怎麼辦呢？不知是哪位老師出的聰明主意，規定可用一百個字的毛筆小楷來換借一本書。

小學畢業時，我要到上海考中學，媽媽忙着物色為鄉親們寫信和記賬的接班人。最後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稱職，卻比我年長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們稱作“懶漢”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賬冊上簽寫的名字，是舫遲。

方子出山，就像諸葛亮終於騎上了馬背，再也沒有回頭的時日。我村的二胡聲，從此寂寥。我的童年和這舊屋的燈光一起，也從此淡出。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農家書信，一筆筆汗水賬目滋潤的。我正是從這間舊屋起步，開始閱讀中國大地。

感謝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