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愛情，滄桑也是陽光

王一徳

1962年，在周總理的關心下，王文娟與孫道臨終於喜結良緣

新婚夫妻在廬山

大約20年前，夏天，上海電影界有一個入黨活動，記者去採訪，發現新黨員名單的第一個，是孫道臨，他的入黨介紹人，是張瑞芳。

那天道臨老師也有發言，簡短，但很動情，幾次停頓。瑞芳老師也濕了眼眶，喃喃着：“這下好了，好了。”我問瑞芳老師怎麼了，瑞芳老師說：“其實道臨參加革命比我早，這麼多年風風雨雨，道臨不容易，王文娟不容易。”

從瑞芳老師那裡，我第一次聽說了道臨老師的故事：還在北平崇德中學讀書時，孫道臨就投身一二九運動，成為地下黨員。七七事變後，北平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留守北平的孫道臨被捕。和他後來演的《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李俠一樣，雖受酷刑依然堅守了組織的秘密，也沒有暴露身份。但等他被家人營救出來後，組織關係接不上了。此後他回到燕京大學哲學系，腥風血雨的日子裡，他一邊找組織，一邊參加抗日活動，再度被捕。再後來，輾轉上海，正式當了一名演員。解放後，終於打聽到了當年的入黨介紹人、直接領導朱邁先（朱自清長子）的下落，但朱已經冤死，他的組織關係就此成了懸案。雖然背着曾經被捕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孫道臨一直以黨員的標準嚴以律己，只是每遇風浪，他依然是被捲入漩渦的那個，連帶他的愛情。

在瑞芳老師的記憶里，起先是朋友們撮合他和王文娟在一起，後來是王文娟堅持要和他在一起，“王文娟是抗美援朝回來的新黨員，孫道臨愛她又怕影響她的政治前途，苦啊。”張瑞芳為此找了周總理、鄧大姐，才終於有了“舒伯特與林黛玉”的姻緣。瑞芳老師說，孫道臨善良敏感，王文娟開朗勇敢，“如果沒有這個家，後來的文革道臨怎麼熬得過來？他們兩個的愛情，不得了啊。”

後來，一直想哪天要請道臨老師講講他的戀愛，可總也不敢，知道那是謙謙君子的他心裡最痛也是柔軟的一塊。2007年，道臨老師病危，記憶全失，卻只認得妻子王文娟；遺體告別時，他身上蓋着鮮紅的黨旗。

今年8月上海書展，王文娟老師的自傳《天上掉下個林妹妹》出版，其中《七條琴弦誰知音》一章，補上了當年瑞芳老師講述的細節。關於愛情，一直在舞台上千迴百轉演繹愛情的她，用自己的經歷告訴人們：

“這一路上，我見識了許多風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遠還是那一個能夠並肩同行，能夠分享悲喜的人。

人與人之間長期相處，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共同的價值觀，什麼是必須堅持的，什麼是可以放棄的，什麼是對彼此最重要的，這些問題上如果觀點一致，即使在現實面前時常碰壁，至少還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在藝術上，我們是對話者、切磋者，遇到困難時，又是同道者、支持者，畢竟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珍貴的東西值得追逐，值得保護，比如夢想，比如原則。”

記得道臨老師從影40周年時，《文匯報》牽頭為他做了一次紀念活動，在他老家嘉善。春雨霏霏，他一手打傘，一手挽着文娟老師，過小橋上台階時，我們總會聽到文娟老師那一口越劇普通話：“道臨，你當心，道臨，你走好……”

本報記者陳曉黎

我與道臨：七條琴弦誰知音（附照片）

王文娟

1997年，拍攝越劇電視《孟麗君》，導演孫道臨在指導演員王文娟

這種異常熟悉的感覺，莫非就是平時所唱的“眼前分明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

從學戲的那天起，我挑起了養家的擔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養成人。直到兩個弟弟如願考上了大學，我才覺得在舞台上演繹了那麼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後，也該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了。

此時，黃宗江這個“大媒”出現了，他與道臨是總角之交，也是我在總政時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黃宗江住的作協招待所里，玉蘭大姐陪着我，黃宗英陪着孫道臨，黃宗江很正式地替我們做了介紹。那天道臨穿着一件深藍色的列寧裝，看起來書生氣十足。房間很小，放了四張凳子便已轉不開身，道臨讓我們先坐，自己則站在我身後靠窗的地方。很快三個“媒人”就聊得熱火朝天，我本來就內向少言，意外的是，道臨也很少插話。

從招待所出來，道臨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過你演的《梁祝》和《西廂記》……”。我隨口問：“哦，你覺得戲怎麼樣？給我們提提意見。”他倒也不客氣，滔滔不絕，讓我有些吃驚。“其實，我第一次遇見你，還要更早，是在卡爾登……”。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釋說：“那時，我演下午場話劇，你們演夜場，我在後台就看見過你。”接着，他又談了對《追魚》和剛上演不久的《紅樓夢》的觀感，我越聽越覺得驚訝，沒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課，有備而來，更沒想到他對藝術對表演的見解，常常與我心中想的不謀而合。我停下了腳步，認真看着眼前這個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覺得好像重新認識了他，這種異常熟悉的感覺，莫非就是平時所唱的“眼前分明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

道臨開始給我寫信，常常是我的回信還沒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親喜歡看道臨主演的《渡江偵察記》，心裡先默默相中了這個“未來女婿”。當時，我每天都會收到一大堆觀眾來信，都由母親先看，所有被認為有求愛嫌疑的來信，母親統統都扣了下來，但凡是落款上寫着“孫”的，母親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裡。

兩個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會約我一起散步，他說起自己的家世，年輕時的坎坷經歷，他父親是留學比利時的工程師，從小家教極嚴，嚴格過着循規蹈矩、一絲不苟的生活。早在崇德中學念書時，他就受同窗好友朱邁先等人的影響加入共產黨，“七七事變”後奉命轉入地下工作，擔任北平“民先”的負責人，隨後進入燕京大學哲學系就讀。由於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他也受到懷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給組織造成任何損失。出獄後他曾多次設法聯繫黨組織，卻始終未果。此後，他回到燕京繼續學業，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又因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再次被捕，出獄後因為不願在日本人掌控下的校園念書，又不忍給病弱的父親增加負擔，獨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養羊，早上騎着自行車挨家挨戶送羊奶，夜晚一個人在燈下看書學習……我也講述了自己少年時為家庭分憂的心境、青年時在亂世中為生計奔忙……他也曾經隨上影劇團赴朝鮮戰場，說起那段經歷，他笑着說，或許某月某日在某個山洞裡，我們曾擦肩而過也說不準呢。

白天見面容易被人認出，我們只能晚上在僻靜的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門口卻又不走，我說，那我送你，於是兩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門口，他說，還是我送你吧。就這樣兜兜轉轉的“十八相送”，是我們戀愛時最常見的“保留節目”。

我們的戀愛很快就漸趨明朗穩定。1959年我在天馬廠拍攝電影《追魚》時，一天我小弟弟來探班，在攝影棚外看見一個人從縫隙向裡面張望，覺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卻是電影明星孫道臨。等到道臨第一次上門，一直蒙在鼓裡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道臨第一次上門，我家就出了個小“洋相”。那天吃雞子榨面，我們家鄉的特產，用自製的米麵放上筍絲、雞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還是母親的廚藝發揮有失水準，我吃了兩口就忍不住皺眉，面實在硬得難以下口，道臨卻連連說“蠻好蠻好”，一邊把面吃了個精光。後來，我問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個鬼臉笑說：“你家的面再硬也是好吃的。”

沒過多久，道臨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道臨的母親，她端正的圓臉上架一副老花眼鏡，很慈祥，雖然極少出門，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房間不大，客廳還兼着書房，一張大書桌上橫七豎八堆滿了各種書和資料，茶几上早已擺好四碟八盤的零食點心，邊上醒目地放着一個大蛋糕。那時正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蛋糕糖果屬於難得一見的“奢侈品”。他母親說，道臨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買到，天氣太熱生怕蛋糕不新鮮，拿了一台小風扇一直對着吹。

結合既不能，分開又不忍，我們選擇了等，等待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一線希望

就在我們的戀愛即將水到渠成時，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現了。雙方單位政審時，有領導找我談話：“孫道臨過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嚴重的歷史問題！”我連忙解釋：“他跟組織匯報過的，再說那不是他的錯呀，又沒有給組織造成損失……”。領導顯然非常不滿意我的表態：“你是新黨員，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穩立場。”我深知，道臨為了這個所謂“歷史問題”，解放後寫了無數申訴材料，回復總是讓他等，但等了又等還是沒有結果，每次政治運動一來，便要受一次衝擊。我不敢把領導的話告訴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負擔，只能寄希望於組織早日把問題調查清楚。

那一年，我聲帶小結問題日益嚴重，幾乎完全不能唱高音。醫生說我的狀況很嚴重，一般的保守療法時間長、見效慢，而且前提是長期噤聲，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術，做好了會改善嗓音，但如果手術失敗，有可能從此再也不能唱戲。

醫生讓我回去好好考慮，我直接說：“不用，我做這個手術。”我潛意識裡有這樣一種念頭，既然感情和事業左右為難，不妨就把命運交付給上天，即使真的開壞了，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起碼做那個決定不會再如此艱難。

手術最終十分成功。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告訴道臨，他在外拍片，打電話到家裡才知道我住院，立刻來看我，因為術後暫時不能說話，我只能用紙筆跟他交流。他怪我這麼大的事怎麼也不告訴他，萬一開壞了怎麼辦？我心裡縱有苦衷，一時也難以明言。

事業上的“烏雲”散開了，戀愛的阻力卻越來越強，領導輪番找我談話，話語中暗示，在目前的狀況下，如果堅持結婚，我可能要考慮退黨。我一下子懵了，“退黨”意味着什麼，那個後果，無論我還是他，都承受不起。“政治”這個詞，開會、學習、聽報告，天天跟它打交道，卻又覺得離它很遠，“鳴放”發言後，自己差點被定為右派，但那也只是一瞬間的惶恐，從來沒有像如今這樣，它似乎化成一道鴻溝橫亙在面前，令你繞不開，跨不過。

我每天心事重重，輾轉難眠，食不知味，終於狠了狠心對自己說：長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會加重兩個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第一次主動約道臨出來。或許是有了預感，當我把一包信還給他時，他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過信，靠在街邊的梧桐樹上，仰頭流淚……。這個場面一下子擊潰了我，滿心酸痛噎住了咽喉。一路無語送他到家，我心亂如麻，腳步也不由自主地繞到兩個人以前常走的路上，過了很久才發現，不知什麼時候道臨也跟了出來。我站定回頭看他，他輕聲說：“我在窗口看到你沒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

此後，道臨沒有再來找我。一次在大光明電影院開會出來，門口停着上影的廠車，秦怡她們熱心地招呼我搭車，我剛上車，就聽見秦怡喊：“道臨，你怎麼不上來，快上車啊！”“不，你們坐吧。”循聲望去，只見他的身影一閃而過。我明白，他是在刻意躲我，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那段時間我十分忙碌，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心裡明白，自己並沒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腦子一有空，就會忍不住想起那個夜晚，那個流淚的身影，心如刀絞……。過去演戲時，我總是反覆揣摩人物如何才能感覺到愛上了那個男主角，等到真正經歷過這一切才知道，當你會為了一個人心痛時，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猶豫，我決定到他家去看他。道臨的母親見了我很高興，我問道臨最近好不好，老人憂慮地說：“別的倒是沒什麼，就是跑進跑出，整天一句話也沒有。”這時道臨回來了，看見是我，頓時愣在那裡，一時有點手足無措：“你來啦？我……，我去給你買蛋糕……”。沒等我開口，他已飛快地轉身沖了出去。我在書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疊以前我寫的信，有些句子下面，還仔細地用紅筆劃了線。“真是個書呆子……”，我又好氣又好笑，眼淚卻忍不住落了下來。

結合既不能，分開又不忍，我們選擇了等。那年，他已經40歲，我35歲，在一般人認為等不起的年紀，我們決定要繼續等待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一線希望。

我和道臨的痛苦糾結，關心我們的好友都看在眼裡，張瑞芳大姐把來龍去脈都告訴了周總理和鄧大姐。秋天，我隨劇團到北京，鄧穎超大姐專門打電話邀我去西花廳。鄧大姐說：“道臨的問題，組織上都了解。參加學生運動時他還年輕，當時的鬥爭形勢十分複雜，他被捕是因為組織受到破壞，並沒有給黨造成任何損失，事後還想方設法找過組織。解放後他各方面表現都很不錯。你回去後跟道臨說，不要有顧慮，繼續好好為人民工作。”我除了點頭，一下子竟反應不過來。看我呆呆地愣在那裡，鄧大姐拍拍我，笑着說：“道臨是個好同志，我和恩來覺得你們兩個挺合適的。”我這才猛然醒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從北京回來，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臨，他當時的反應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確認之後，他興奮地在房間裡來回走動，半晌才冒出一句話：“那是不是說我們可以……”，我笑着點點頭。

多年之後，我和道臨合作拍攝戲曲電視連續劇《孟麗君》，其中一段孟麗君與皇甫少華感情遭遇磨難，絕望中傾訴肺腑的唱詞，道臨在寫作時融入了我們經歷中相似的情感：“……有一日如能全力克魔障，飛越關山也要與你完婚姻；若是遠離人世去，她的魂定要伴你飛升扶搖入天庭……孟麗君若是鳳凰不變音，若是君子不變心。”我唱到這一段時，回想起往事，也忍不住淚水盈睫，百感交集。

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珍貴的東西值得追逐，值得保護，比如夢想，比如原則

1964年初，我懷孕了。離預產期還有近一周的時候，道臨突然接到任務要去外地。臨行前，道臨一夜未眠，在客廳走來走去，考慮了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還設想好各種預案。10月18日女兒出生，道臨打來電話，他一直想要個女兒，這下更是歡喜萬分。當時正逢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於是他給女兒起名“慶原”。

女兒雙滿月了，道臨才回家，進門看見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叫了起來：“咦？產婦應該躺在床上，你怎麼坐着呢？”我笑說：“你當是你們拍電影，產婦頭上包一塊布睡在床上？”女兒三個多月時，我們給她拍了許多照片，道臨挑一張最滿意的放在皮夾里。一天他回到家，有點鬱悶地對我說：“文娟，我給別人看囡囡的照片，怎麼都沒有人誇她漂亮呢？”我笑他：“你以為你女兒有多好看啊？”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兒自得其樂：“不管別人，爸爸眼裡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我和道臨對物質生活都不講究，只要簡單隨意就好。我們常吃一種雜菜飯，各種蔬菜、肉類、豆類一起煮，或者把醃白菜、豆芽、蘿蔔之類涼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寶菜”。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場合，我們平時穿着也十分簡樸隨便。記得我在香港給道臨買過一件深綠色的茄克衫，他一直穿到磨破開線也捨不得扔，把襯裡的布料剪出來，縫補好了繼續穿。那些年，我們幾乎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撲在了工作上，把光鮮和講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銀幕上。

我從小學戲，雖然解放後也努力學文化，但知識基礎的缺陷依然十分明顯。道臨動手給我列了一份詳細的書單，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讀物和淺顯的哲學類書籍。我的聲帶開過刀，很容易唱啞，道臨學過聲樂，懂得一些科學發聲法，在家時常幫我練聲。在表演上，他也經常對人物分析和身段設計提出參考意見，他是我的第一個觀眾，也是最坦率的批評者。每當道臨籌劃劇本時，我也會仔細閱讀，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5年盛夏，道臨重病住進華東醫院。我連日在家與醫院之間來回奔波，發起高燒持續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療，我在十樓，道臨在九樓。我本來瞞着道臨，但他兩天沒有見到我，就知道我一定出事了……。那時他身體十分虛弱，還是抱了一隻西瓜顫顫巍巍地上樓，蹣跚着來到我的病房，堅持要餵我吃西瓜。

人生如旅，終究還是難免一場送別，戀愛時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後送我回家，在人生這條漫長的路上，最終，是我送別了道臨。這一路上，我見識了許多風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遠還是那一個能夠並肩同行，能夠分享悲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