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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有点过了吧?”吴英发说。
“我也觉得过了,没必要,因为你的说法从根上就不成立!什么易怒、克制不住冲动?什么精神异常?那次卢江的弟弟卢波要跟他干,对他百般侮辱挑衅,他都毫不冲动,冷静得令人震惊,那种理智和谨慎真是气死诸葛亮,不让司马懿。你不说他可杀不可辱么,那时怎么变得可辱而不可杀且不可打了?他的怒火怎么燃烧不起来了?被理性给浇湿了?返潮了?他为什么不犯病?被猛药给镇定住了?他为何不狂躁地大干一场?而我们这些善良本分、逆来顺受的同学却总能频频引爆他的怒火,触发他的病情?难道他的病也有理智,可以选择性地发作?”王宇恒进入状态,一气呵成地提出十万个为什么。
“一针见血!”付辉由衷赞叹。
“应该给录下来!”黄松附和。
吴英发仍不放弃:“你刚才说他‘敢做而不敢当’,要处分他就是为了制约住他的‘敢做’,现在把‘敢做’也给否了,他既然也会‘不敢做’,也能克制住自己,处分的必要就更小了。这件事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对刘立斌的触动已经够大了,已经达到教育的目的,再非要处分不可,就有整人之嫌了!”
此时王宇恒对吴英发真有些刮目相看了,他不但顽强执着,而且思维清晰,对刘立斌也真是忠心耿耿,使王宇恒对刘立斌也要重新审视了。此时对他来说,刘立斌的议题已退化为一个载体,承载着他的另一个乐趣——征服欲的文雅宣泄方式——辩论癖。他调动逻辑与想象比调动体力和拳脚更擅长些,而且喜欢提炼出一些所谓实质、内核、形而上的东西。他说:
“如果我是整人的话,那么法院、监狱就更是专门的整人机构了,没有这些整人机构社会就乱套了!法律就是靠惩戒罪犯来警示和制约的是那些没犯罪的人,也就是广大群众,如果没有法律,群众也会变成一群罪犯、野兽。法律对罪犯的罪行没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从这一点讲它是失败的,它的意义是在于杀鸡给猴看,如果这回不处分刘立斌,那么下回我也拿锤子砸人,你也不许处分我,大家都随便砸,自保的最好办法就是先把别人砸倒,同学们首先都要人手备个锤子……”
“咱班成铁匠铺了!”黄松总是扮演捧哏的角色。
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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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恒接着说:“就为了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死刑一直难以废除,其实死刑是很不经济的,白白浪费人力,留着罪犯不杀,让他们终生劳役,不是还能给社会做贡献么?但从全局来看,却得不偿失。还有一句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平民愤’是法律的另一个职能,说白了就是政府替百姓报仇雪恨。”为了堵住吴英发的嘴,他又补充道:“我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为了从法理上说明问题,把程度加重了。”
“有本质区别!”还是没能堵住吴英发的嘴,“你既然已经上升到了‘平民愤’的高度,那咱们就看一看,到底能有多大民愤?赞成处分刘立斌的同学请举手!”他看在理论上跟王宇恒扯不起,干脆用实践来检验。
王宇恒担心别人不敢明晃晃地当众举手,便立刻纠正道:“不赞成处分他的请举手。”
吴英发、赵海燕和另外三个女生举起手来,其余一片沉寂。吴英发见此局势,又坚持更正道:“还是赞成处分的请举手!”他估计能扳回一局。
王宇恒未加考虑地举起手来,还觉得程度不够,又缓缓站起身来,边起边说:“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只见杨云峰、付辉、黄松、叶松、徐大军几人毫不迟疑地跟着站起来,继而出乎王宇恒的意料,除了吴英发之外的所有男生呼啦啦全都站了起来,风起云涌,很有震撼效果。没有哪个男生愿意在女生面前承担一个“怕”字。比较显眼的是于涛,他本来近期跟刘立斌走得很近,刚才一直默默观望,此刻见大家屁股都已启动,呈燎原之势,当即一跃而起,后发而先至,动作很有爆发力,显得态度异常坚定。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吴英发颓丧地说。“保刘”意见只能成为保留意见。王宇恒拍了拍吴英发的肩膀,真心诚意地安慰他说:“你已经尽力了,够哥们!有空咱俩得好好处一处。”吴英发苦笑一下。
终于把刘立斌的处分意见如愿以偿地报到系里,就等系里的批复了。刘立斌没想到自己已混到如此田地,便和一个外班的同学调换了寝室,也许距离能够产生美。
从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成了王宇恒嘴里的常用词汇和心里的美好意象。他觉得这件事和古代农民起义确有相似的原理:弱者毕竟是大多数,只要抱团是能够战胜强者的,但须有人带头,而带头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勇气。现代社会虽已不再靠起义来改朝换代,但强悍的政治家却要靠弱小选民的支持才能上台,强弱之间依存转换之理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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