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 （1） |
| 送交者: 晨雪 2005年10月19日18:18:00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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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祁淑英 魏根发
1911年,我国旧历辛亥年的秋季，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似乎比往年更加猛烈、更加威武，它象征着汹涌澎湃的民族革命力量，向着垂死的清王朝的封建堡垒，发动着最后的冲击。 １０月１０日，武昌武装起义的枪声，在神州大地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两个月后，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是，统治了中国三千年的封建制度，从此宣告终结，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 就在四万万同胞欢庆新生的时刻，一个小生命伴随着锣鼓声来到人间。191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夜晚，教育家钱均夫的独生子钱学森呱呱坠地。这是钱家久久盼望的特大喜讯！ 钱均夫祖籍浙江杭州市。在杭州一带，钱家是一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据说他们是吴越国王钱谬的后嗣。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曾有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出自这个家族。钱均夫的父辈在杭州经营丝绸。幼年钱均夫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就读于杭州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杭州市富商章氏，很欣赏钱均夫的才华，将自己多才多艺的爱女章兰娟许配给钱均夫，并资助他东渡日本求学。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腐败的清王朝日趋没落的统治之下。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民主革命的思潮纷纷登场。许多爱国志士，四处寻找着救国奇术，济世良方。钱均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学，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后来，钱均夫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１９１０年，钱均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的迅速发展，使钱均夫喜出望外，也使他更加忙碌。然而，两位双亲一再提醒他，应该给钱家生育子孙了。是啊，钱均夫已经是二十八岁的人了。说来也巧，就在就在举国欢庆中华民国成立的大喜日子里，钱家喜得贵子，真是双喜临门。 当钱均夫抱起自己的宝贝儿子长长亲吻时，妻子章兰娟小声告诉他，儿子是“踏莲而降”的。钱均夫不懂得“踏莲而降”的含意，忙问妻子是怎么回事。章兰娟高兴地说：儿子是双脚先落地。人们说这就叫“踏莲而降”，将来能成大器。妻子一番话，说得钱均夫呵呵大笑起来。襁褓中的钱学森被笑声惊开了双眼，他环顾着这陌生的世界，眉宇间显露出一派聪慧。 幼儿时的钱学森，一双大眼睛和那比同龄孩子大出许多的头，特别引人注目。亲友们说，这孩子天生异相，长大必有成就。人们说得不错，钱学森的聪慧，在幼年就令人惊异地显示出来。他有非凡的记忆力，３岁时已能背诵成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们传出去，说钱家生了个“神童”。 就在钱学森３岁那年，父亲钱均夫到当时迁往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于是，钱学森随父母由上海迁居北京。 在北京，钱学森一家住在一条很深很深的胡同里。门洞两侧，是青灰色的砖墙。两扇漆黑的大门上，钉着两个奇大的铜环。然而，大门里面，却是一座敞亮的四合院。院里栽种着许多花木，有春季开花的海棠，也有盛夏开花的石榴。最使钱学森感兴趣的，是院子中央那口特大的雕花水缸，以及缸内种养着的荷花。 也许是母亲给他讲过，他是“踏莲而降”的故事，也许是莲花那特有的品格，幼小的钱学森总爱围着那口莲缸观察。春末夏初，新荷伸出水面的尖尖角，使他兴奋不已；而骄阳下，那一把把巨伞般的荷叶，也使他感到神奇；尤其是那圣洁的怒放的莲朵，更使他心旷神怡。 聪明的学森，也许从大自然的造化中开始领悟到了什么…… 过完4周岁生日的那个春季，钱学森穿上母亲为他做的新棉袍、新棉靴，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于是，恳求母亲让他上学读书。 母亲笑了，亲切地告诉他，学不到上学读书的年龄。但是，母亲可以在家中教他读书、识字。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聪颖过人。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工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钱学森惊人的天赋，应该说大半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白天，钱均夫到国民政府供职，这家庭教师的职责自然便落在了章兰娟身上。但是，钱均夫并没有忘记做父亲的责任，只要有空闲时间，总要陪儿子玩耍，或把儿子抱在怀里亲热，或向儿子提出一些风趣、幽默的问题，以启发儿子的智力。他还经常给儿子买回一些低幼儿童读物。每当钱均夫从公文包里向外掏取这些花花绿绿封面的小书时，也是儿子最开心的时刻。钱学森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可爱的小书抢在手里，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贪婪地读着，从中吸吮着各种营养。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以及活字印刷术等，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钱学森自幼学习就很勤奋。每天清晨，不用母亲催促，自己按时起床。早饭后，主开始跟母亲背诵唐诗。累了，就读那些獐读物。下午，或者画画，或者练习毛笔字。每日如此，从不间断。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学森的知识需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些浅显的儿童读物，已经失去了对他的吸收力。他开始将目光转向父亲的大书橱，偷偷地去翻那些厚厚的大本书。由于看不懂，他只好去向母亲求教。母亲并不责怪他，只是告诫他不要乱翻父亲的书，更不要给弄坏了，然后选几本她认为儿子可以看懂的书，给他看，还给他讲书中的故事。 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以及古人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囊萤发愤读书的故事；还有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故事。听这些故事时，他总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与向往。这些古人的高风亮节在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章兰娟是一个位品德兼优的女性，她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规范，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 钱家在北京独居的四合院，与下层市民相邻，加上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德女性，所以非常熟悉和同情底层市民的疾苦。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副黑漆大门，常常被求借的邻居敲开。这些邻居多是一些缺衣少食的穷困人家，尤其是到了冬季，只要家中有的，尽管拿去。借去钱财和柴粮，倘是无力偿还，母亲绝不会再提起，更不会登索要。 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夜晚，北风挟着大雪呼啸着。这时，钱学森和母亲就会听到墙外一声声比西北风更凄厉、更穿透人心的悲号：“大慈大悲的老爷太太呀，可怜可怜我这受苦受罪的人吧！行行好，赏我一口饭吃吧！” 有一次，一夜大风雪。清晨，女仆打开院门清扫门前的积雪时，发现一个被冻僵了的叫化子横卧在门槛前，仆人惊叫起来。章兰娟听到了，赶忙和仆人一起将这个还有一丝呼吸的叫化子抬进暖烘烘的厢房，亲自熬好了热浆汁，打发仆人端给叫化子吃。很快，那叫化子缓了过来，饱饱地吃了一顿早餐，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钱家。 钱学森目睹母亲做的一件件善事，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后来，当钱学森忆起这些令人难忘的往事时，总是激动地说：“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浣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也常对人讲，学森对母亲的善良念念不忘，每当他提起母亲时，总是显得心情激动，眼里含着泪水，充满了发自儿子内心的敬慕之情。 生活在这座四合院内的钱氏三人小家庭，是温馨的，幸福的。 可是，钱均夫却显得并不那么开心，章兰娟时常看到丈夫眉宇间锁着愁云。这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志士在为这家、为民族忧虑。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形势喜人。那时，他以为有了民国政府，有了民主制度，，中国人民便函可以团结一致，御外侮，雪国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同享共和幸福了。谁知，清政府刚刚推翻，民国成立不久，大好局面却急转直下。袁世凯凭借北洋军阀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威胁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并日益暴露了他百般媚日的卖国贼面目。钱均夫本来是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到国民政府供职的，如今却难偿宿愿意，这使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但是，全国各地讨袁运动日趋高涨，这使钱均夫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在这种情势下，他只好将自己的精力转向“国学”研究，因此，每天在家中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也就多了。 钱均夫对国学的探讨是很有成就的，如对《士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及《史记》、《十二史略》、《二十四史》等，都有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写出了许多见解精辟的论著。由于钱均夫的文笔超凡逸俗，因而当年颇得鲁迅的赏识，彼此视为知己。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发现钱均夫与鲁迅友好交往的多次记载。 钱学森风到父亲天天埋头于古书之中，自然不敢造次。他多想与父亲多玩一会儿，他想听父亲给他讲故事。可是，当他看到父亲那么专注地读书、写字时，他忍住了自己的愿望。他似乎懂得父亲是在做大事情，不能吵闹。有时，他悄悄地在父亲的书房留连，以羡慕的眼神，看着那一摞摞厚厚的线装书。 钱均夫也注意到了儿子对书籍的兴趣，有时将学森抱起来，亲切地说：“这些书都是你的，长大了要好好读书，不光读这些我们先人留下的书，还要读外国的书，不光学习国学，还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把中国建设得富强起来。” 这些话，对于只有四、五岁年纪的钱学森来说，自然是朦朦胧胧的。但这的确是钱均夫当时的心愿，他迫切希望儿子长大了，成为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中华的栋梁之材。 钱学森刚满五岁便函可读《水浒》了。而且对《水浒》里梁山泊的人物特别感兴趣。什么三十六个天罡星，七十二个地煞星，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突然对父亲说： 父亲被儿子提出的问题惊愕了，他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儿子的提问。停了一下，钱均夫笑着对儿子说“《水浒》是人们编写的故事，其实，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呀，诸葛亮呀，还有现在的孙口山呀，都不是天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人。只是他们从小都有爱学习，都有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钱学森眨着大眼睛认真地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以后的日子里，钱均夫多次向儿子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字成了钱均夫的家训，深深地印在了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 天才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 钱均夫懂得，教育孩子，帮其学，莫如立其志。要善于开发孩子多方面的才智，并使其得到充分发展。 大自然是一本读不完的宝书。住在城市里的孩子，最忌讳与自然界的隔离。因此，钱均夫特别注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感情，增强他对自然界的兴趣。在钱学森少年时代，几乎每年的春秋季节，父亲都有要带他到京郊的农村或风景优美的香山、西山去远足，让幼小的儿子懂得餐桌上的饭菜是农民怎样辛苦耕种培养收获起来的，让儿子充分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每当远足时，父亲都有要告诉他，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大自然有一种不能分离的缘分。在父亲的引导启发下，钱学森自幼就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同田野、同山水建立了深厚感情。 父亲带学森去的最多的地文是香山，所以，钱学森对香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香山那特有的地形地貌，那蓊郁的草木，清澈的泉水，绚丽的山花，晚霞般的红叶，以及众多的寺庙、古建筑，都使他留连忘返。 有时候，父子俩躺在树林里，观察树木为争夺阳光而挺拔向上的情景；有时候，他们登上香山的最高处，欣赏云海彩霞，讨论雨雪雷电的形成。 一天，父子俩游香山，在野餐之后，他们躺在草地上，仰视蓝天。这时，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苍鹰，闯入了儿子的视野。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时远时近的苍鹰，许久许久，直到那只苍鹰已经飞进了白云，飞得无影无踪。钱学森揉了揉眼睛对父亲说，他想变成一只大鸟，到蓝天上去遨游。 此刻，钱均夫知道儿子的颗美丽的童心已经随着那只苍鹰飞向高空，便不失时机地给儿子讲述了庄周的一则寓言。他说： “我国古代有个叫庄周的人，他就曾经渴望遨游太空。他写过一篇寓言，叫《逍遥游》，说北海之中有一条鱼，名字叫作鲲。它是一条十分巨大的鱼，它的背就有几千里。有一天，它变化成一只大鸟，名字叫做鹏。这鹏身子也特别巨大，它的背不知有几千里长。鹏鸟鼓动翅膀拍击水面三千里，它那巨大的两翼就像垂在天边的云彩，遮天蔽日。经过拼搏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它‘绝云天，负青天’，借着六月的大风，从北海飞到南海。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啊！其实，庄周在寓言中说的鹏鸟，正是他自己幻化成的。他有远大的抱负，他想遨游太空，因此，他想变作一只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去俯瞰地球，观察人世。” “太好了，太好了，庄周真棒！”钱学森被寓言中大鹏鸟的故事所吸引，也十分称赞庄周的幻想。 钱均夫接着说：“就在这个寓言中，庄周还批评了一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安于享乐的人。这就是寓言中的讲的蝉、小鸠还有生活在池泽边的小麻雀，它们讥笑鹏鸟高飞远翔是愚蠢，说它们自己每天在灌木和蓬蒿之间飞上飞下，就很快活了，又没有危险，也不愁挨饿，何必要飞那么高、那么远呢？” “它们太可耻了。”钱学森忿忿地说：“我要学大鹏鸟，到太空去遨游，决不当小麻雀。” 听到儿子稚嫩的誓言，钱均夫高兴极了。他亲切地抚摸着儿子的大头，动情地说：“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博学多才的钱均夫先生，为钱学森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启发他树立远大的抱负，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学森以后多次向人提起：“我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父亲。”在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他的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了人生智慧之窗。 意大利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说：“要是白松的种子掉在英国的石头缝里，它只会长成一棵很矮的小树，但是，它若被种在南方肥沃的土地里，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是的，对于钱学森来说，他不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有幸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这块沃土里长出嫩芽；特别是他所在的中学，为他更加茁壮地成长提供了又一块肥沃土壤。 中学，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学时期，正处于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时期。中学时期接受的知识和形成的品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 1９２３年，12岁的钱学森，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大门。 这是一所很了不起学校。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职人员，有一套完善而先进的管理和教学制度。在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竟然在夹缝中为民主，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 学校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是林励儒先生，这是一位精悍而严肃的教育家。 他在这所学校的高中阶段实行二部制，分科教学：一部是文科，二部是理科。钱学森读高中时上的是二部，读理科。不仅如此，他还加大课程的容量和进度。那时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就可以学到现在大学二年级的课程。由于林先生富有开创精神，并实现科学的管理，使得当时的北京师大附中，成为北京市一流中学。林励儒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钱学森对他的校长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他回忆起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的这段生活时，总是激动地说：“大家可以想想，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９年，当时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校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大附中校长林励儒先生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学校，真是了不起。” 在这所学校里，有一支水平非常高的师资队伍。很多高中教师都是当年北京师大的教授。 林励儒先生，既当校长，又亲自教授伦理课。他在当时就提出，道德规范因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反对那种认为道德是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应该说林励儒先生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在教学中，林先生特别注重教育学生具有中国传统美德——仁义、善良、勤劳、节俭、守信等，这些对学生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几何老师傅种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数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给读中学的钱学森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上数学课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却别有风韵。钱学森第一次聆听傅老师的数学课，便被他那独特授课方式吸引住了。原来，傅老师不仅有扎实的数学功底，而且古文造诣很深。他用有名的桐城派的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几何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题，特别有风趣。 钱学森印象很深的，是傅老师把几何的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而且很现代化。傅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久久留在钱学森的脑海里。傅老师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根据公理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只要承认了公理，根据公理推出的定理只能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但在附中的教室里是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不但在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上，也还是如此。” 对于傅老师这段话， 成名后的钱学森常常提起，并且十分赞赏。他说：“我看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跑不了。”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听傅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化学老师李士博，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教师。他编写并创立了矿物的十种硬度，合辙押韵地排列出他们的顺序：“滑、膏、方解、萤、磷、长，石英、黄玉、钢、金钢。”这样一来，学生们都易记住，也增强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１９８２年，年逾古稀的钱学森参加母校八十周年校庆时，还将化学老师李先生编写的这则顺口溜背诵给他的新校友们听，在场的同学为李老师昔日的创举，也为钱学森惊人的记忆力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李士博老师的化学课丰富直观，引人入胜，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一次上化学课，做过滤试验用的过滤纸没有了。怎么办？李老师心理明白，就是派学生到总务那里去领取，也恐怕是白跑一趟。因为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教学用的仪器设备无钱购买。但是，课又不能因此中断，他便对同学们说：“大家想想办法，看看能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它？”同学们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有的说用纱布，有的说用纸，提出了好多意见。钱学森站起来说：“用纱布眼太大，不能起到过滤作用。用普通纸又不渗水，也不行。是不是可以用冬天糊窗户的那种纸，我说不上它的名字来。”李老师接过来说：“钱学森同学说的这种纸叫‘高丽纸’，我看可以试试。”说完就派学生到他办公室去取。回来一试，果然成功。李老师为此表扬钱学森勤于动脑的品格。这堂课上的很好，这件事也给钱学森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钱学森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李老师经常的课堂上启发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用‘高丽纸’代替过滤纸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不足、试验设备不完善的问题，实际上，这对于培养学生不计条件、因陋就简、开拓创造精神是十分有利的。” 教国语的董鲁安先生，也是钱学森十分敬佩的老师。他虽然是教国语的，实际上，往往把国语课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课。董老师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向往民主。他常在课堂上用较长时间讨论时事，抨击时弊，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北洋政府的憎恶。后来，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嚣张，董鲁安先生不便在课堂上传播革命思想，转为在课余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教育，将革命火种播撒在钱学森等一批青年学生的心坎上。钱学森在回忆董老师时说：“中学时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头脑里，有两个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当局所不容许的。如果说我们能较早地接受一点儿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主要是从我们的董老师那里得到的。”他还说：“董老师特别提倡我们要多读鲁迅的文章。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论将来做哪一样工作，都要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在董鲁安先生的教导下，钱学森从中学时代起，就痛恨腐败的旧社会，关心着国家的现状和前途。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钱学森行动的准绳。后来的一切，完全证明了他热爱祖国的那颗赤诚的心。 北京师大附中不仅重视文、理等主科的教学，而且对音乐、美术课也很重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高雅的情操。钱学森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在中学时代进一步接受了美学的启蒙和熏陶，因此，音乐与美术便成为了他终身的爱好。在这方面，不能不提到附中教美术的高希圣老师。 高希圣先生，后来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当时在师大附中任教。在高老师的影响下，钱学森一度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他的水彩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高希圣老师的指导下，钱学森很注意通过写生锻炼自己的绘画能力。那时，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他都是早早的起床，用完早点背上画板，悄悄地离开家。穿过宁静的胡同，穿过还在熟睡的古城，向京郊走去。他用心观察美丽的原野，选好景点，张开画板，便认真地画起来。从清晨画到中午，吃几口带来的干粮，喝几口凉白开水，伸伸腰，换一个景点和角度，移动一下画架，又继续画下去。太阳就要落山了，他已是饥肠辘辘，可是他又觉得晚霞和落日很美，又情不自禁地画起来，一直到黄昏的暮色垂落在画架上，他这才不情愿地将画笔投入笔盒之中。 最使钱学森感兴趣的，是高希圣老师在暑期办的绘画训练班，专门教学生画油画。父亲支持钱学森参加这个训练班，可是，又没有钱买昂贵的油彩。只好用水彩颜料学习作画。钱学森的水彩画，画得还很不错，他的水墨画也颇有功底。正是在这个暑期，他画了两幅史前动物生态挂图，由于两幅图画画得十分细微、规范，被老师当作优秀习作保存在学校，成为后来下年级学生学习的“示范画”。这两幅画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中期，在十年动乱中丢失，实为可惜！ 师大附中几位美术、音乐水平都很高的老师，向钱学森开启了一扇艺术之窗，使他喜欢上了绘画和音乐。于是，艺术的缪斯陪伴钱学森由中学到大学，乃至终生。 北京师大附中的课业繁重，教学要求高。学校鼓励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再选修若干课业，以便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这很适合勤奋好学的钱学森的胃口。他除了学好理工部的正课外，还选修了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课程。 钱学森回忆说：“尽管这样多的课程，大家一点儿也没有受不了的感觉。下午下了课，还要到球场上踢一阵足球，天不黑是不回家的。” 附中的考试制度也很独特。学校的考试很经常,但学生临考前，从来不要加班加点死背课本。因为老师看一个学生学习的成绩，从来是重在理解。 钱学森在附中度过了６年充实而又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他对母校优良的校风和学风，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他感到在这里到处充满了民主的、开拓的、自学的、创造的空气。 钱学森曾经说到：“我们在附中读书时，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本。我们看了很多书，但从不死读书，而是真正理解书。考试一般都能得到70多分。拔尖同学得80多分。我那个班上，考试不及格的只有一个同学。那是由于他家庭父母不和，他思想很苦闷，没有心思读书。” 他还说：“中学６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６年。” 鲁迅说：“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泥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万的天才，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就象一碟子绿豆芽。”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年那样一批爱国的优秀教职员，就是在勤奋地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唯其如此尽职尽责，才能有一批钱学森式的栋梁之材，在这片沃土之中孕育、萌发、成长起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及工人纠察队员被杀、被捕，出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局面。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件，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高潮转为低潮。 当时的北京，也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期，钱均夫家的朋友越来越频繁地来往，还不时地在钱家聚餐、聚会。 原来，钱均夫有许多朋友都是爱国的志士仁人。其中有教育家，有哲学家，也有国学家。他们对时局有共同的认识，抱有同样的爱国热忱。他们想报效国家，却又对国家的前途担忧，对时局不满。他们有满腹的话要说，有许多问题愿意讨论，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钱均夫的寓所在一个深深的胡同之中，又有钱均夫这样一个好客而又颇富人缘的朋友，于是，这里便成了一个朋友们聚餐、聚会的绝好的场所。 在朋友们欢聚时，钱均夫总不忘给学森一席之地，一来是他长大了，帮父亲陪陪客人；二来是父亲让他见见世面，广开视听、增长见识。钱学森也特别愿意听叔叔伯伯们海阔天空地议论时事，他觉得这是学校外的另一个课堂。因此，他总是专心地聆听大人们的发言，有些精辟的见解，他暗暗地铭记在心。他和叔叔伯伯们渐渐地熟了，竟然有时也敢插上几句话，或提出一些问题。 一次，叔叔伯伯们议论“民国”的问题，钱学森就提出了“民国的概念是什么？”请蒋伯伯回答。 “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蒋百里尽量把话说得通俗一些，“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专权，所有神州大陆，由皇帝一人独揽，国家就像是他的家私一般。就这样一代两代……数代地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来，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易姓，但终究摆不脱一个皇帝范围。 “民国则不然了，民国的总统由民众选举，政府也由民众组成。当然，民众不会把那些昏聩糊涂之辈推举出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主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民众。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其事。倘若违法，便是叛民，民可弹劾质问，并可将他劾去。这种新制度，即是民主国体，又叫做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 说到这里，蒋百里摇了摇头叹息说：“这原本无上的政体，在我们的国家可惜只是纸上空谈，却不见实行，民国便夭折了。” 一席话，使钱学森连连颔首，表示明白了。 “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实体的波粒二象性，那是辐射量子论的开端。 “不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相对论，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等速运动下的相对理论和空间、时间的新概念，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理论基础的重大变革。尽管当时的科学界无法认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价值，但随着历史的进展，它在物理学和哲学上都显示出了耀眼的光辉。 “1916年，爱因斯坦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这使得爱因斯坦对于相对论学说的贡献，达到了新的高峰……” 蒋百里的几次谈话，都深深吸引着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钱学森，他感到蒋伯伯知道得太多了。从叔叔伯伯们的谈话中，他也清楚地感到，中国大封闭了，太落后了，也太贫穷、太愚昧了。难怪近百年 可是，蒋百里自幼却对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成为一名很有威望的军事家，在当时旧中国的军政界影响颇深。 蒋百里青年时代曾与钱均夫共同投师于杭州求是学院。二人同窗三载，且志趣相投，因此，互契文字，结为挚友。后来，他们又同赴日本留学。蒋百里学习军事，钱均夫学习教育，一文一武。他们都立志回到祖国，共同报效国家。蒋百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中国著名军事将领蔡锷是同班同学。蒋百里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日本天皇曾授予蒋百里一把智慧刀。归国后，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说来很有意思。在蒋百里回国后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期间，由干他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政策强烈不满，曾开枪自戕 ，幸而没有丧生，谁知这一枪却带来一桩千里姻缘，带来一位异国情侣。 原来，蒋百里在医院抢救和治疗期间，与一位日本护士小姐一见钟情，他们互相爱慕，终于结为良缘。这位日本护士小姐的名字叫左梅，与蒋万里结婚后，生下了五个女儿。 在蒋百里的五个女儿中，要属三女儿蒋英最可爱。她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又会弹钢琴，是家中的小天使。蒋家的三女儿，早被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家看在眼里。他们多么想拥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啊！可是，章兰娟自从生下学森之后，一直没有再育。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竟然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要蒋英到钱家做他的亲闺女。 蒋家姑娘是多了些，可是，要把蒋英要走，等于是摘下蒋家夫妇的掌上明珠，自然是难于从命。但是经不起钱均夫的苦苦乞求，加上蒋百里的军人性格，三磨两磨，蒋百里只好答应了，便让奶妈陪着蒋英住到了钱家。高尚的友情就是如此无私，他愿意让挚友分享拥有女儿的天伦之乐。 蒋英来到钱家后，改名为钱学英。从那个时候起，学森与学英就成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终日相随的小伙伴了。 两个孩子都喜欢音乐。一天，他们俩当着两家的父母，唱起了《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两家的父母都高兴地笑了。蒋百里忽然明白了什么：噢，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但这是一层窗户纸，谁也没有捅破。 其实，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多次对钱均夫说： “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 两个孩子当然更不知道，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万里的真实写照。 自从蒋英来到钱家，钱均夫更加注意对两个孩子的培养和关怀。学森和蒋英都很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尤其是冬季，他们特别喜欢下雪天。每当彤云密布，北风呼啸，大雪就要飘飞的时刻，他们总爱站在滴水成冰的四合院里，任凭寒风刺面，依然望着天空那滚滚的乌云，急切地祈盼着大雪快快降落下来。因为大雪天蕴育着他俩的希望和憧憬——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他们忘不了蒋英到钱家的第一年的冬天，一场大雪过后，钱学森给新来的妹妹堆起了两个栩栩如生的雪人，一个圆头圆脑，瞪着一双大眼睛，笑呵呵的，他说这是哥哥。另一个则瘦小秀气，头上还戴着一顶绒线帽，他说这是妹妹。对此蒋英点头认可了。他们看着这对雪人兄妹，都会心地笑了。从此以后，他们对于雪天，有着特殊的感情。 钱均夫总是尽可能地为两个孩子创造丰富多彩的成长环境。 过春节了，钱均夫买回来许多烟花、鞭炮。放炮本来是男孩子的兴事，爸爸问蒋英害怕不害怕，蒋英果敢地说：“不害怕，我也要放炮仗。”于是爷仁在院子里嘻笑着，跑跳着，放啊放，从小年放到大年，从初一放到元宵佳节。 两个孩子都有很强的求知欲，他们看到五颜六色的花炮，时时向父亲提出多种多样的问题： “烟花为什么飞得那样高？为什么烟花会在空中开出那么好看的花朵？” “‘二踢脚’为什么第一响不爆炸，第二响才爆炸？” 钱均夫除了耐心地给两个孩子讲解外，有时还跟他们一块儿解剖花炮，当然做这些事的时候是要特别小心的。 春天到了，蓝天和暖融融的春风召唤着热爱大自然的两兄妹以及他们的父亲：该到郊外放风筝了。于是，钱均夫买来纸和线，从旧竹帘子上抽出一把竹蔑子，招呼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做风筝。 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对两个孩子说：“今年我们做一只大蜈蚣怎么样？”学森和蒋英拍手赞成。可是，做风筝技术性很强，他俩只好给父母打下手。蒋英给妈妈递剪刀、递纸；学森则帮着爸爸制做蜈蚣的骨架。不消半天的时间，一条由十几节组成的蜈蚣做完了，只差给蜈蚣着色了。这件事自然交给了两兄妹。学森是学校绘画的优等生，他用墨笔勾画轮廓，蒋英再往上面涂红绿黄紫等各种颜色。他们做得很小心，也很快，不大功夫，一条彩色的蜈蚣风筝悬挂在四合院里。两个孩子高兴得顾不上吃饭，只是围着这条蜈蚣一边转，一边看，这里边有他们的劳动啊！ 钱均夫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认真地说：“这只风筝现在挂在院里很好看，可是能不能飞起来，还不敢肯定。下午，我们先到天坛去试放，如果飞得好，下个星期天再到市郊去放。”两个孩子点点头，一下子学森又像有了什么心事似的，不再那么兴奋了。他在担心：风筝飞不起来怎么办？ 下午，爷仨来到天坛。这天天气特别好，放风筝的人也特别多。钱均夫和两个孩子找到一块空地，先把风筝在地上展开、爷仨`做了分工：钱均夫拉线，学森举`蜈蚣的头，蒋英拉蜈蚣的尾。钱均夫说：“听我喊‘放手’！你们就立即将手撤开。”然后，只见钱均夫将拉线放开了几丈长，并把线拉直，两个孩子将风筝举过了头顶。这时正好有一阵风刮来，只听钱均夫喊了声：“放手”！两个孩子一齐将手撤开。钱均夫拖着这条蜈蚣边跑边松线，谁知，没有走多远，风筝便落了下来。两个孩子跑到风筝跟着，焦急地问：“爸爸，风筝有毛病吗？”钱均夫喘着气走过来说：“是有毛病，拉线和蜈蚣头迎风的角度不合适，我们来调整一下。”他们又将风筝拿回到原来的地方，平放在地面。钱均夫一边细心地调整拉线与风筝的角度，一边耐心地告诉两个孩子，风筝升空的力学道理。调整好了，他们又照第一次放飞的动作，进行第二次试验。这次成功了。只见这条长长的花蜈蚣摇头摆尾飞上高高的天空，两个孩子也转忧为喜，对着高空的风筝，欢呼雀跃。 钱均夫把拉线交给两个孩子，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放飞的乐趣和掌握放飞的要领。这时，两个孩子的心早已飞到大蜈蚣那里，他们小声说：“我们俩若能坐到蜈蚣身上多好！” “哈哈哈！”钱均夫笑了，“你们想飞到天上去，这个梦想已经在不久前被科学家变成了现实。科学家正是从风筝的升空得到启示，制造出了可以载人的飞机。’” 在回家的路上，钱均夫给两个孩子讲述了风筝的史话： “风筝在我国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传说那时一个叫公输般的，作了一只木鸢，载人飞到空中去窥探宋城的情况。后来有了纸，就以纸代木，作成纸鸢。所以那时不叫风筝，而纸鸢。改称风筝，是在公元九百多年的宫廷中，有人在纸 上装了竹笛，风吹笛响，很像弹拨古筝的声音，于是，人们又称它风筝。 “纸鸢也是应战争的需要而出现的。据说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率军追击楚王项羽，在该下将项羽重重围住。为了尽快攻破该下，擒拿项羽，淮阴侯韩信制作了一只奇大的纸鸢，献给汉王刘邦，提出让会唱楚歌的张良乘坐上去，飞到该下上空，高唱楚歌，同时，围城的汉军也高唱楚歌相应，以动摇楚军的军心。 “汉王以为可行，就让张良骑坐在那只特大的纸鸢上，趁夜色放飞到该下的上空。天上地下一起响起了楚歌。楚军将士听到楚歌，顿生思乡之情，军心浮动，不少人跑到汉军中去。项羽听到四面楚歌，大惊失色。以为刘邦已经得了楚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于是，他辞别爱姬之后，便率领部下八百余人突围南逃，及至乌江边，仅剩下骑兵十多人。这个不可一世的楚霸王，自知没有脸面再见江东父老，遂拔剑自刎于乌江。” 父亲丰富的知识和生动的传说故事，使两个孩子听得如痴如迷，心中又升起了多少迷离的幻想和美好的憧憬啊！ 父母亲的精心培育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高尚的举止，都使钱学森和蒋英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特别是悟性很高的钱学森，在父母的引导下，少年时代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品格。在他的身上，使人看到均夫的正直、敏感；同时，也看到了兰娟的聪颖、善良。他的心地，像是一片没有任何污染的净土，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纯朴，透明，鲜亮。然而，他对学业和友谊的追求又是那样的执著，对未来充满了渴望，并具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充沛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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