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第三卷 收获的秋天

（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一章也无法打开，只能断章。。晨雪注）

根据钱学森的要求，他到北京之前，要先到上海和杭州去看望老父亲和故乡。
10月13日，钱学森到达上海。当他看到年迈的父亲依门迎候他一家人的时候，热泪禁不住从眼角滴落下来。
永刚和永真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问“爷爷好！”
老人看到一双孙男嫡女这样活泼可爱，十分高兴，搂在怀里，淌着热泪连说：“我好，我很好！”
学森和蒋英搀扶着老父亲走进屋门。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啊！睡梦中多次回到这里，回到这童年时住过的老屋。这里的一切几乎依旧，越是这样，就越是感到亲切。
老父亲问过学森一家路上的情况后，告诉学森，政府对他很关心。他说：“你们回到香港之前，政府已经派朱先生来到家里，说是要到深圳接你们去。朱先生说没有见过你，怕接不到，我把你寄给家中的那张合影给了他。”
学森说：“那张合影很解决问题，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没有发生误会。这张照片又还给了我。”说完，钱学森将照片递给了父亲。
父亲将照片放进抽屉里，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套画册。说道：
“学森，这套画册是送给你的。你从小就喜欢国画，不知道现在还喜欢不?”
“喜欢，喜欢。”学森连忙说着，将画册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两个孩子也围过来看。
这是一套中国历代名画的复制品，印制和装帧都很精美。是老父亲听到儿子要回国的消息后，特意购置的。
学森爱不释手，他一再提醒两个孩子，要小心翻动，千万不要弄脏了。他见永刚专心致志地看画，突然想起，今天是10月13日，正巧是永刚的6岁生日。钱均夫听说是孙子生日愈加高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今天你们一家人从国外回来，又恰恰是我长孙的生日，真是双喜临门。我们吃面条庆贺庆贺吧！”
中午，一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挖团圆饭，吃长寿面，笑语声声，真是又喜庆，又热闹。
晚饭后，钱学森陪了蒋英和两个孩子，到蒋英母亲那里，看望老人。不多时，钱学森一个人回来了，蒋英跟两个孩子留在姥姥家，钱学森来陪老父亲。
父子俩依旧睡在那张红木双人床上。房间里陈设很简朴，母亲生前留下的用品，照原样摆放着，就像她刚刚离去。
父子俩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共同回忆着从前所有的苦苦乐乐的往事。父亲总想知道儿子在美国坐牢、被软禁的情况。钱学森却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他不愿让老父亲心中难受。而钱学森总是回忆母亲在世时，给全家带来的欢乐，谈这些，对他、对父亲都是一种幸福和安慰。总之，他们几乎彻夜长谈，谈得心情很愉快。这大概是人的一种本能：忘记痛苦，铭记快乐。
是的，与阔别多年的老父亲相聚一起，是一种幸福，任何辛酸事都不在话下。这个夜晚，同他离开祖国时那个夜晚大不相同，他感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家庭的温馨和甜蜜。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父亲早已起床，但钱学森并不知道。他暗自好笑，这大概是他近几年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夜。他披衣下床，拉开窗帘，轻轻推开已经变得陈旧的雕花窗扇，一股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啊！原来昨夜下雨了。”他有些惊讶地说着，急忙将衣服穿好。
天气已经放晴，只见近处一片低矮的旧房和树丛，都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时值旧历九月，晚秋将临，空气和阳光透出秋日的平静。雨后的阳光，依然灿烂，透过薄薄的雾霭，照进室内，显出几分轻柔。高高的天空，也像水洗过一样，瓦蓝清澈。
钱学森探出身子向街头看去，街上已经熙熙攘攘，人们脚步匆匆，或赶早市，或去上班；小学生们边走边吃着早点，红领巾飘在胸前，嬉笑打闹着，向学校奔去。他记忆中上海市民那种有气无力的沮丧神情，已荡然无存。
世道真是变了，一阵欣喜涌上他的心头。现在他感到浑身轻松，一个多月以来的紧张和疲劳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上海休息了两天，钱学森便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赶往杭州老家，为已故的母亲扫墓，也好让两个孩子寻根拜祖。
又是8个年头了。母亲坟墓已经隐没在草木之中。旺盛的紫云英，荚实累累。金黄、浅蓝色的野菊花，蓬勃开放，使静穆的墓地充满了生机。这里安抚着一个善良而纯朴的灵魂。母亲的墓地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秉承着天地浩然之气——就是这位平凡的母亲，用乳汁和心血哺育了一个声名远扬的科学家，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热爱祖国的赤子。
在母亲的墓前，钱学森按照家乡的习俗，把带来的香、纸和蜡烛点燃。然后，他和蒋英还有永刚、永真—一行礼。钱学森嘴里还喃喃地说：“妈妈，我和蒋英看您来了，还有您的孙子、孙女，他们都很想念您。看见他们，您九泉之下也该高兴了吧！”
永刚、永真愣愣地看着爸爸自言自语，他们纳闷：爸爸的话，奶奶能听见吗?
突然，一片枫树叶飘落在母亲的墓碑前，这使钱学森想起了母亲为他绣制的“枫叶图”。当然，他也想到自己，像枫叶一般在经历了寒霜之后，终于飘回了祖国，飘回到故乡，飘落在母亲的脚下。
钱学森拾起那片枫叶，抬头望着那棵离母亲墓地不远的枫树，一树红叶，在蓝天艳阳的映衬下，显得分外耀眼。这时，一排南去的大雁，鸣叫着飞过头顶。他突然想起了儿时母亲教给他的古诗句：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蒉落兮雁南归。

这跨越时空，百代不衰的歌吟，是那样的坦荡，豪放，每当吟咏它的时候，总会使人感到胸襟开阔，心旷神怡。
从墓地走出来，两个孩子吵吵着要看西湖，这自然在钱学森夫一妇的安排之中。就像当年父母亲带着他游览西湖那样，走的是同一条游路，看了同样的景点，讲了几乎是同样的话题。永刚、永真知道了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聆听了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感人事迹，他们心中同样憎恨残害忠良的卖国贼秦桧；他们以好奇的心情看了香烟缭绕的灵隐寺，争先恐后地攀登了高大古朴的六和塔。
在六和塔的高层，钱学森一家驻足眺望碧绿的西子湖和滔滔的钱塘江。钱学森告诉一双儿女，这钱塘江，是家乡的江，是母亲江，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大江。他说：“钱塘江也叫浙江，它全长4O0公里，最上游叫信安江，往下叫兰江、桐江，在萧山县一带叫富春江，再往下就是钱塘江了。沿江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最为神奇的是，钱塘江每年旧历八月十八日左右，发生一次海潮倒涌，潮头四、五米高，成千上万的人来观潮，十分壮观。遗憾的是，今年我们来晚了。”两个孩子都感到十分惋惜，他们要求明年一定早些来。
提起钱塘江，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以为，这条江如同一部书，行云流水地记录了唐宋遗风，明清逸事。她哺育了聪明智慧的浙江儿女，名符其实，她是浙江人的母亲河。
当他转过身来，远望杭州市区时，他青少年时代留有记忆的景物，似乎都改换了面目。杭州古城，增添了许多新的建筑，在明丽的阳光下，变得年轻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到家乡的空气直透肺腑的清爽。他发现他与家乡的缘份太深，无论相别多久，一旦回到她的怀抱，便与她融为一体了。
然而，他毕竟不是当年的钱学森了。年来岁往，时光之鸟儿起几落。今日，当他携眷归来时，已逾不惑之年。只有那滔滔江水依旧，悠悠湖水依旧。
妻子蒋英见他伫立在那里出神，用手牵了一下他的衣襟，说道：“我们该下去了。”
钱学森抱歉地笑了笑：“好，我们到龙井去看茶园。”他说着，挽了蒋英慢慢地拾级而下，两个孩子早跑得没有踪影了。
他轻声对蒋英说：“你猜刚才我在想什么？”
蒋英摇摇头说：“猜不到，无非是回忆你过去的故乡。”
钱学森说：“每次来到西子湖，当我看到她那一泓浩渺的清水，
总感到她就像灵隐寺的大佛那一双慧目，是不染凡尘的。作为她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少一些世俗，洁身自好才是。”
蒋英赞同地说道：“是的，我们在国外多年，在那个充斥着拜金主义的国度里，没有被铜臭所熏染。今后，在国内，也许你将受到国家的重用，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更要警惕呀！”’
钱学森点点头，亲呢地看着妻子，心中充满了感激。
当他们走出塔门时，两个孩子已经等候多时了。于是，他们带着儿女向龙井茶园奔去。
这是一片种植在丘陵上的茶林。虽然已届晚秋，茶树依然葱笼青翠。
两个孩子都是第一次见到茶树。他们原以为茶树也是高大的乔木，现在才知道，茶树是灌木丛。蒋英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常喝的龙井茶，就产在这里。不过，现在采的茶不好，每年的初春季节，清明节前后，那时采下的嫩芽，是最上等的龙井茶。”两个孩子似懂非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平时是不喝汽水和饮料的，他总爱喝茶水。每当他喝茶时，总要把那把据说是中国最好的一种瓷茶壶拿出来，冲洗干净，从茶叶筒里抓一撮“龙井茶”，放进壶里；烧开水后，还要放一放，（有一次，妈妈把刚烧开的开水冲进壶里，爸爸不大高兴。）再灌进壶里，将盖子盖好，等一两分钟之后，才倒到杯子里喝。爸爸喝第一口茶水时，面部表情好看极了，就像小孩子吃巧克力糖那样得意。
是的，孩子们观察得很细。钱学森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更是常年与家乡的龙井茶为伴。碧澄的茶色，甘醇的茶香，使他陶醉。但醉翁之意不在茶，更重要的是那“境”，那“意”，那“趣”。每当此时，他感到的是心旷神。冶，荣辱皆忘。家乡的茶，为他平添了几分恬然，几分淡然的超凡境界。
“你们看，”蒋英招呼着两个孩说：“你爸爸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脚下生根了。快去叫爸爸该回家了。”
“爸爸！爸爸！”两个孩子齐声喊着。钱学森转过身来，冲着蒋英和儿女笑了。他说道：
“你们的话，我听到了。我真想像茶树一样，在家乡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我是这里的儿子，应该把根深深地扎在故乡的泥土里。”
晚上，应朋友们之邀，钱学森一家人到杭州一家颇具古典园林风格的饭店就餐。这里的菜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像什么“佛跳墙”啦，“叫化鸡”啦，“西湖醋鱼”啦，“龙井肉丝”啦，“东坡肘子”啦，“莼菜汤”啦等等，而且，每一道菜，都有一个故事或传说。朋友们边
吃边讲，蒋英还要给两个孩子当翻译。两个孩子不仅吃到了过去从来没有吃过的家乡菜，还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真是高兴极了。
钱学森的情绪也极好。和老朋友相聚本身就是一大乐事。大家一起品尝着别有风味的家乡菜肴、畅谈杭州历史乃至全国解放后的巨大变化，还传递了许多新鲜的信息，这使得多年浪迹天涯的钱学森受益很大。
饭后，朋友们要用车送他们回住所。钱学森执意要步行回去，只好请便。
是夜天气很好。阵阵秋风吹来，触摸着他们的脸和手臂，感到像杭州的丝绸一样柔滑。半个月亮挂在西湖的上空，照耀在静静的湖面上，更显得西子湖的清幽、淡雅。一家人走在街市，两旁栉次鳞比的商店灯火辉煌，小吃店的老板用乡音吃喝着，招揽顾客，听来十分亲切。这座古老而又跳动着青春活力的历史文化名城，跨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使他感到一种自豪。他心中再次响起一个声浪：最美好的地方，是我的故乡！
回到上海以后，钱学森来到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去看望老师和同学。谁知，他一踏进交大的校门，便被这里的学生认了出来。很快，他便被围在新校友之中。这些充溢着勃勃生机的年轻人，或是向他提出各种问题，请他回答；或是拿着笔记本、课本、书籍，请他签名、留言。他看到新中国青年学生那饱满的学习和求知热情，看到这美好的学习环境，心情十分激动。
当学校领导闻讯赶来时，这里已经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只见，钱学森和第一次见面的新校友，在教学楼前的广场上，手拉手围成大圈正在跳集体舞。4O多岁的钱学森，似乎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他兴奋的脸上，泛着红光。舞步尽管不那么熟练，却很矫健。他跳着，唱着，是那样的忘情，那样的投入，以致当学校领导站到他的面前时，他竟然没有察觉。
在上海逗留期间，他还参观了一些工厂。初具规模的江南造船厂和上海第一机床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看到船坞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就要下水的新轮船时，当他看到成批的新机床整装待运时，他激动得热泪扑簌。
他重新拜访了殷宏章教授。他还深深地记着，1947年他回上海时，亲眼看到曾和他一起留学美国的植物学家殷宏章，因失业而穷困潦倒的窘况。如今，殷宏章教授已是上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正踌躇满志地从事着他的老本行。谈到解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殷先生有说不完的话。
钱学森临去北京之前，在上海的老校友和科技界人士，为他举办了一次既是接风又是送行的宴会，大家要钱学森讲话。他除了表示对朋友和同行的感激之外，特意把他出国留学时王士悼教授对他的告诫，转述给大家，以此共勉。他说道：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位导师对我的教导，我在这里重复一遍，作为我们的共勉吧！他说，‘一个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必须对社会作出更加实际的贡献；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必然是改变社会现实的有力因素。’……”

1955年1O月28日，钱学森一家从上海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ZO多人，到北京前门车站欢迎。
次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隆重款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又饱经磨难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作陪。
席间，吴有训向钱学森正式交待了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决定。钱学森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钱学森以格外的重视和厚爱，为此，敏感的海外报纸一开头便进行追踪报道。钱学森到达北京的当天，美国一家报纸便用通栏标题，发出了一则新闻。
标题：
钱学森到达北京
中共派出盛大欢迎队伍

文中写道：

……当钱学森博士走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时，中共派出的一队由科学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欢迎他。代表团中有几位他相当熟悉，其中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他很熟，那就是在美国念书时，名为占美钱的钱伟长。钱伟长在加州理工学院念书时与钱学森一同从师于冯·卡门教授，也是一位火箭专家。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比钱学森更早到达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华罗庚，他是国际驰名的数学家。

对于这样高规格的欢迎和接待，钱学森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他心中充满感激，同时也有深深的歉疚——是的，他还没有为祖国效力，尚未建树寸功啊！
北京，是钱学森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古都数不尽的风景名胜，都在他的心中，这里的街道小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2O年后，他又回到这里，回到这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他倍感亲切。

北京的新生活开始了。
开头，钱学森一家人被安排住在位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这里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宾馆。清晨起来，一家人站在临街的阳台上，向西可以看到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城楼，再向西眺望，晨霭中，显露出延绵起伏的西山群峰，它们守卫在北京的西北部，是一条苍翠的自然屏障。向南望去，可以望见高耸的正阳门和崇文门城楼，还有远；处天坛祈年殿的蓝色圆顶。一双儿女被北京的风光迷住了，他们兴奋地高呼：
“北京太美了！”
“北京太可爱了！”
开国之初的北京，虽是百废待兴，但已是万紫千红，一片生机勃勃的局面。钱学森所到之处，新气象扑面而来。人们精神振奋，干劲十足，合理化建议层出不穷，技术革新的硕果累累。工人和知识分子当家做主人所焕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
许多新老朋友来北京饭店与钱学森叙旧话友，带给他的是激励和鼓舞。
两天后，他迫不及待地协同妻子、儿女步行来到了他仰慕已久，被世人称之为中国心脏的地方——天安门广场。
站在天安门广场，望着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望着那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他仿佛听到了毛主席那宏亮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站在这里，他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有一种主人翁的使命感。他看到，所有到广场上来的人，神情都是这样的虔诚和神圣，有的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那高高飘动着的五星红旗，似乎就是一种象征：解放了的祖国，在蒸蒸日上，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就要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高
高耸立起来。
11月初，钱学森参观了北京第一棉纺厂。他仔细地参观了工厂的各个车间，又参观了这个工厂的职工宿舍、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以及职工子弟学校。他还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官厅水库模型”。“治理黄河展览”、“陶瓷展览”、“‘敦煌壁画展览”等。他对治理黄河的宏伟规划赞叹不已。

11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了钱学森。陈毅副总理问他回到祖国后的感想。他回答说：
“通过回国后近一个月以来的参观访问，我看到，新中国虽然成立才有几年时间，但是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祖国到处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规模之大，是我回国之前没有想到的。”
陈毅副总理摆了摆手说道：“这仅仅是开了个头嘛！国家让大清帝国的辫子，民国的黄包车拖得太久了；让西洋的鸦片，东洋的铁蹄，八国联军的刀枪蹂躏得太苦了。比起你居住了2O载的美国来，大大地落后了。”陈毅同志呷了一口茶，接着说道：“现在国家解放了，要搞建设了。我们这些人打仗是可以的，搞建设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把你们这些科学家请回国门，目的就是打一个现代化的翻身仗啊！”
钱学森连忙说道：“陈副总理这样说，我们就不敢当了。不过，我们回来，就是为国家效力的。我所到之处，发现几乎每个部门的负责人对工业现代化都有一种紧迫感，各个单位都迫切需要技术人才。”
陈毅副总理笑着说道：“这就对喽，可见我们的认识是完全一
致的。”
钱学森被陈毅副总理的坦率和求贤若渴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迫不及待地向陈毅副总理介绍了我国留美学生的情况，特别是讲述了我国留学生渴望回归祖国的迫切心清。他恳切地说道：
“这些留学生，都有一技之长。国家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尽力争取更多的人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
陈毅点点头称赞道：“钱先生讲得好，讲得好啊！”
接着，钱学森向陈毅副总理汇报了他组建力学研究所的一些初步设想。他认为，应该扩大力学研究的范围。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要走在工业生产的前面。科学技术应该为工业指导方向。
陈毅同志对钱学森提出的许多建议，都表示赞同。
钱学森回国伊始，似乎已经找到了知音。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向国家领导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其忠心可鉴。也因此，受到陈毅副总理的多次称赞。
一个陈毅，一个钱学森，尽管他们的经历不同，所处地位不同，但是，他二人却有许多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非常务实，非常坦率。
自从同陈毅副总理谈话之后，钱学森在北京饭店再也呆不住了。他很快便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扎下了营盘。当时，筹建中的力学研究所还没有房子，只是在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了几间办公室，作为力学研究所的筹备处。钱学森的一间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旧办公桌，一张硬板床。室内无装饰，室外无鲜花、草坪，只有窗外投进的一束阳光。
距数学研究所不远的宿舍区，钱学森一家分到一套三居室的公寓。这里，远离闹市，无车马之喧哗，显得非常宁静。宿舍区里有商店、书店、邮局、饭店，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倒也方便。更难得的是，距公寓不远，有一处街心公园。园区虽然不大，却有花草树木，有假山水池，还有几处亭台，是个散步休息的好去处。只是这三居室的公寓，与美国洛杉矾那些豪华的别墅式的花园住宅相比，毕竟显得简陋空荡，四壁萧然。他对蒋英说：
“如今咱住的可称作是陋室了。古人说，‘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只要我们有好的德行，努力工作，多为人民、为国家做有益的事情，‘何陋之有’？更何况，这陋室毕竟是我们有生以来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呀！”
蒋英会意地点点头，说道：“住在自己的家里，我们心里踏实，这才是真正的‘安居’。‘安居’而后‘乐业’，工作中自然会有无穷的乐趣。”
钱学森十分赞赏蒋英的通达，他高兴地朝蒋英作了一个感激的表示，而后，回过身来问两个孩子：“永刚、永真，你们喜欢这个新家吗？”
两个孩子对视了一番，谁也没有说话。钱学森知道孩子们的心思，他们还不懂得国家正在初建，困难很多，目前能分得一套三居室的住房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他们更不懂得，这简陋的公寓，是中国人自己的，这是比任何豪华的洋别墅都要值得珍贵的。钱学森把两个孩子搂在身边说道：
“眼下我们居住的这套房子的确不如我们在美国住的房子好，可是，这却属于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努力建设，将来我们还可以住上自己建造的别墅。现在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这陋室可以磨炼你们的意志，可以打掉你们养尊处优的惰性”
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第一次听到爸爸讲这些新鲜的道理。钱学森继续说下去：
“我们的祖先说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句话的意思是，忧愁和患难，看去不利，实际上，人处在这样的条件下，往往能发奋图强，而得以生存；相反，如果人沉迷于安闲和享乐，就会堕落，就会葬送自己。现在，我们只是住的简陋一些，还谈不到是什么忧患，你们不要因此而不愉快。我们安定下来后，你们就要上学读书，要好好学习，跟同学们好好相处，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汉语，争取好成绩，将来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
两个孩子终于听明白了，他们驯服地点点头，去帮助妈妈收拾房间。
此刻，钱学森沏好了一壶家乡的龙井茶，坐在一张很大的绿色写字台前，把碧绿清澈的茶水倒进茶杯中，一股清香，扑鼻而来。顿时，满室馥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少有的愉悦爬上心头。他突然感到生活变得如此富有魁力，周身似乎充溢着战士即将出征的激清。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在正式开始力学研究所的工作以前，到东北地区进行短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告诉钱学森，东北地区拥有许多新建的工业企业，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到那里走走看看，对于我国工业生产情况的认识，一定会有所帮助。陪同钱学森去东北考察访问的，依然是朱兆祥。

从１１月２２日到１２月２１日，钱学森在东北地区考察访问了一个月。从北部的哈尔滨沿铁路南下，先后到了吉林、长春、沈阳、抚顺、鞍山，直至港口城市旅顺、大连。参观了当年全国规模最大的东北电机场、飞机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丰满水电站、吉林化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还访问了几所大学和科学研究所。他看到的是，当了国家主人的工人和科技人员，意气风发，干劲冲天的精神风貌；车间工地，到处是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景象。生活在嫩江之滨；松花江畔、松辽平原，这片黑土地上的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新生活。他为这里的崭新气象所感动，逢人便说说：

“我过去看到的是二十年前的旧中国，和今天的新中国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变化太大了，太快了！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六个年头里，我们能做这么多事情！”

钱学森在东北各地参观了一些科学研究所之后，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感到，这些研究所，不论是新建的，还是解放时接管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在那里从事工作的科研人员，都很关怀和重视，而且一视同仁。因此，科研人员工作很努力，并富有成果。这些都是钱学森在美国不曾见到的。他想到美国的科学研究部门，同样受到它的社会经济支柱的影响，在自由经济下，它也处于无计划状态。再加上科研部门之间的互相争斗，愈是研究性质相近的任何单位，就愈是水火不相容。科学家之间，根本没有真诚的合作和交流。当年的美国，除了一些同战争有关的科研部门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外，许多科研部门得不到发展。有些科学家宁肯离开研究室去种花养草，或是为他人装饰房屋，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和经济上的补偿。

以旭日出升的新中国与当年的美国社会相比，这使钱学森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而这种希望和信心，则划作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激励着他，尽快投入祖国的科研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钱学森在一路的参观访问中，逐渐完成了他对于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力学研究所和发展力学研究所的构想。

他关于发展力学研究的第一个构想是，他认为，应该扩大力学研究所的科研领域。他认为力学应该是科学技术中的理论部份。

根据钱学森的论点，当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时，便创建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化学流体力学、运筹学以及自动控制等七个研究室。自动控制后来很快发展成为自动化研究所，运筹学室也在二十年以后，发展成为系统科学研究所。

朱兆祥撰文回忆道：

钱学森踏进国门以后，负责信息网发展的是一直到枫叶情系为目标的崭新的方向。当日１９５４年郑哲明回国时，他就劝说正回国以后现场和发展运筹学。千家回国路上又结识的数学家徐国致，珍惜回国以后共同来发展运筹学。他当时取利说，运筹理论和工程经济理论应该如何指导生产建设，如何安排生产工具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而能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过去的工程设计方法带有经验牵制性质，又盲目行。所以，力学研究应发展成为以综合科学为特色的设计和学。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运用运筹方法、反馈原理、高速计算等手段。这些新思路与他后来执著地通过实践发展系统科学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钱学森对于发展力学研究的第二个构想时，科学研究经领导工业技术行进。在

在科研仪器，方面，他提出，“应该分科学研究所、各工业部门研究所以及企业所属研究所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印有明确分工，而又互相协作，定期交流。”

在具体研究方向方面，他提出，“要发展行经技术、和剧变、自动化工厂、冲击波化学、动力工程、定向爆破、光能利用、农业工厂、气象工程等等。”上述领域，在当时还都是新中国科研中尚未出现的空白。可是，钱学森以他的高瞻远选定瞩和科学远见，非常坦率明确地提到了科研的议事日程，使得经过他演讲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耳目一新。他

钱学森对于发展力学科研的第三个构想是，科学理论研究应当与科学实验相结合。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科学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建立科研基础理论的一颗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他说道：

“实际现象往往很复杂，还看不出头绪。因素固然很多，但不能占领了研究中全家考虑。应直，要把其中主要因素和部主要因素分摊。有经验的科学家慧在少数重要因素中再选择其中的主要因素。这是一个创造过程。选定主要因素后，就制造一种模型，再来进行分析，以适应结果进行比较。比较对了，就是真理，如果不对，这要修改模型，直到模型的预测与实际现象相符合为止。”

在东北参观了一个月，他的参观访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他仍然要挤出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党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路上，他给时间读完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国民经济建设机构五年计划，以及《毛泽东选集》。他自觉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更好地心中和中心中国服务。当他扶过毛泽东的《实践论》鹅毛《矛盾论》之后，兴奋剂的对同行的朱兆祥说：“这次回国感到收益最大和另我最高兴的是，在国外多年没出来的方法，在精神上是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原则相符合的。”

的确，他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思考和制定的创建力学研究所的整体方案。

从东北回到北京，１２月下旬。钱学森很快向科学院副院长姜信服、吴有训汇报了他９关东人的收获有关中只给东只信中星形发了财综治委执行的收获，并提交了关于创建力学研究所的构想发。方案。

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５６年１月５日召开业务复议，专门讨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问题。他们审议的钱学森提出的创建方案，一致认为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条件已经成熟，务必在按照常规巾帼一个筹备阶段，而是即可宣布正式成立。并决定任命应竭尽全力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的省院所长。

从钱学森踏入国门，到力学研究所监理，总共不到三个月时间。卓在中国科协是前所未有的。为此，数学家华说道：

“这可能是科学院成立志凯研究所，这也是科学院工作的一大进步。”

对此，海外一家中部门报只作了如下报导：

钱学森博士回到中国大陆不久，便获中共的邀请，担任中共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委员，这个研究所成立之后，钱学森又担任研究所所长。他同时担任中共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委员，中共科技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航空动力协会主席和中共航空协会主席等职务。中共何以在钱学森初返大陆之时就赋予他如此多的重要职务？乃因他们知道钱学森的价值……

这家海外中文报纸的记者，不管他基于什么立场和出发点写了这篇报道，但是有一点他说的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知道钱学森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惜才、爱才，尊重和信任爱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敢于将重任赋予他们。应该说，当年这位海外记者还未曾得知就在钱学森的东北之行以后，党和国家将另一副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
当然，这是一个饶有风趣的故事，故事的开头，还得从钱学森的东北之行谈起。
钱学森是于1955年11月23日到达哈尔滨的，对于钱学森此行，中共黑龙江省委非常重视，指定省委一位统战部长负责接待工作。钱学森一行到达黑龙江以后，这位省委统战部长和朱兆祥一
起，仔细安排了钱学森在哈尔滨一周的参观访问日程，朱兆祥拿了这个日程表来征求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看了以后说道：“我有两个朋友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工作，一个叫庄逢甘，一个叫罗时钧，我希望这次能够见到他二人。”
当朱兆祥将钱学森的要求转达给这位统战部长时，这位部长面有难色。原来，钱学森要见面的这两位朋友，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而这所军事学院当时是个高度保密单位。据那位部长说，按规定只允许部、省级以上领导人员入校参观。部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钱先生的这个要求怕是很难满足。”
次日清晨，朱兆祥还是把钱学森的这一请求用电话请示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的负责同志，而后，他们按日程先去参观抗日烈士纪念馆。
傍晚，当他们参观归来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省委给朱兆祥先生打来电话，说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请示了北京，同意钱学森访问该校，并要他们改变第二天参观日程，明日早 8点就去军工学院参观访问。
11月25日，早8点，朱兆祥和钱学森在那位统战部长陪同下，来到了南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出来迎接钱学森一行的，竟然是该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陈赓大将是当日清晨乘专机从北京飞来，亲自接待钱学森的参观访问的。
陈康大将当年是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军务相当繁忙。但是，为了亲自接待钱学森，还是风尘仆仆地专程从北京赶到哈尔滨。
被誉为“名将之鹰”的陈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在抗美援朝、越南抗法战争中，他屡建奇功。他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部队，在民间广为传颂。他曾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以作战勇猛，足智多谋而闻名中外。陈赓大将更以其求贤若渴、惜才如命的儒将风范而为人们所称道。
1952年7月，陈赓将军抗美援朝得胜归来以后，马不停蹄，受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历时一年，便以惊人的速度，在哈尔滨的冻土地带建立起这座全新的高等军事学府，于1953年9月1日正式开学。

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盛传着陈赓校长尊师重教、礼贤下士的诸多动人故事：
有一位留学法国研究弹道的专家，曾经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少将专员。解放后，在中国民航总局任职时，因犯贪污罪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这个死刑犯的情况，让陈康知道了，他竟然如获至宝，高兴地说道：
“这可是个宝贝！是宝贝，就尽量不要杀掉，我们可以叫他立功赎罪嘛！”
于是，他拿起电话，直接要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办公室里：
“董老，我请求你刀下留人。”
听了陈赓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特殊案例，将这个罪犯改判为“死缓”，且“监外执行”。
当这个死刑犯戴着手铐被武警押到陈赓面前时，陈赓对押解犯人的武警说道：
“快把手铐摘掉。这个人交给我，你们可以放心喽！”
后来，陈赓同这个犯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即给他安排了住房和适合他所学专业的科研工作。
像陈赓这样一个善于沙中淘金，爱才惜才的共产党人，怎能不知道钱学森的重要。所以，当他接到哈尔滨军工学院的请示电话后，果断地回答道：
“我们学院的大门要向钱学森全部敞开，对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而且我要亲自接待他。”
这一天，陈康大将亲自主持了欢迎仪式，他在欢迎词中说道：
“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打开大门来欢迎钱先生。对钱学森先生来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密要保的。不错，我们制订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今天，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这无非是在美国人面前装装样子，不让他们摸透我们的发展水平。”
陈赓大将一直陪同钱学森一行参观。他们仔细地参观了这里的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和炮兵工程系等。”
当年，这所学校聘请了2O多位苏联专家，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具有一定的水平。风洞、水槽，建设得很是现代化，各实验室非常重视教学演示的设备，而且用军事化的手段管理学校，到处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在一个综合陈列馆里，陈列了许多在朝鲜战场上我军缴获的美军的轰炸机、坦克，还有带有电子自动搜寻目标的炮弹等。
陈赓大将指着这些展品，对陪同参观的副院长开玩笑说：
“这些都是美国人的破烂，对于钱先生来说还要保什么密？”说完，陈赓和钱学森一同哈哈大笑起来。
在室外一个小型火箭试验台面前，钱学森停住了脚步。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最原始的固体燃料火箭的实验装置。
钱学森很有兴趣地与正在拆装的一位教师攀谈起来。从简短的对话中，可以知道，钱学森对这个装置的不合理部分提出了意见，而那位教师却轻声地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不能改动。
对此，钱学森摇摇头，表示了不以为然。机敏的陈赓大将看出了其中的文章。于是，他向钱学森问道：
“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出导弹来？”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造得出来！”钱学森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哈哈！我就要你这句话！”陈赓大将紧紧握住了钱学森的手，开怀地大笑了。
这是决定钱学森后半生命运的笑声，这是决定中国火箭、导弹事业命运的笑声。新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就在陈赓大将爽朗的笑声中发动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一锤定音”。今天，钱学森的一句话，竟然定了他的终生。把他的生命同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连成了一体。这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
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巧合。
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陈赓大将，对现代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这样的战场上，武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我志愿军将士的勇猛果敢、不怕牺性的精神，自然是敌方无法比拟的。但是，现代化的火箭炮等诸多远距离的新式武器的威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回国后，他作为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一直在思考用我国自制的导弹装备部队的问题，但苦于当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钱学森是这方面的专家，在参观中多次流露了不靠洋人靠自己的思想，这使陈赓非常赏识。于是，他抓住时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投石问路。谁知，竟然一拍即合。
就钱学森来说，回归祖国，以自己的专长报效国家，这本来就是他多年的宿愿。这次在参观中，他对于一些人唯洋专家之马首是瞻的情绪，颇为不快。加上陈康大将提出制造导弹问题，正是自己的专长，他似乎未作更多的思考，便欣然作答。可谓“心有灵犀一点
通”了。
晚上，陈赓大将在苏联专家俱乐部设晚宴招待钱学森一行。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的两位学生罗时钧和庄逢甘等也出席作陪。席间，师生畅叙别离之情，也谈了不少有关导弹的问题，每当这时，陈赓大将便插进话来，与他们讨论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导弹事业的看法。
陈赓发现，他与钱学森的谈话很默契，也很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特别是，他们对人都是那么坦诚，对祖国的事业，又都如此热忱，这使陈赓十分高兴，他庆幸自己不虚此行。
此时此刻，钱学森对这位驰骋疆场、战功卓著的将军也颇为敬佩。他知道，今日陈赓大将的话，绝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信口而言，这是祖国的呼唤，是人民的需要。在当今世界上，少数国家之所以称王称霸，除了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外，还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火箭、导弹等战略武器。近百年来，孱弱的中国总是被人欺凌。如今，新中国诞生了，该是结束这种被屈辱历史的时候了。东方睡狮，已经醒来了，它应该有所作为，它应该以自己的军事实力震惊世界！
这天晚间，钱学森回到寓所，心情显得格外兴奋。因为他似乎看到了新中国火箭、航天事业的曙光，看到了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白手起家迅速建立起来的我国军事科学的雏形。根据钱学森自己为自己定下的规矩，每天晚间要学习马列著作。今天，他打破了惯例，主动与朱兆祥先生谈论起白天参观的感想来。
“看来，这个军工学院的教师和教学质量还是很不错的。”钱学森思考了一下，接着说道：“教师们想问题很多，但解决问题的勇气不足，对苏联专家的依赖性太重，缺乏主动精神。”
朱兆祥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钱学森颇有感触地说道：
“要这么多苏联专家来干什么？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会干么？”
议论苏联专家的是非，这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政治生活的禁区。而像钱学森这样敢于对苏联专家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更是绝无仅有的了。这真使朱兆祥大吃一惊。
后来，朱兆祥先生撰文回忆这次同钱学森谈话的情景时，写道：

这样清醒的观察，看来只有像钱先生那样性格的人，而且 只有像钱先生这样刚刚踏进国门的人才能做出的。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钱先生的这种清醒的观察，以后还曾 受到陈赓大将的绝口称赞。看来，他二人虽然一文一武，但却是一拍即合。

这天晚间，钱学森久久不能入睡。白天，他与陈赓大将的谈话，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他回答陈赓大将的那句话，虽说是脱口而出，但细想起来，已经在心里憋了二、三十年了，今日终于一吐为快。然而，就是从这次谈话开始，他选择了火箭、导弹事业。这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和充满牺牲的道路。可是，为了祖国强盛，为了新中国的火箭、导弹乃至航天事业的起步、发展和腾飞，他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
对于这次同陈赓大将的谈话，钱学森晚年曾写文章回忆道：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冒出一句可以搞导弹，没想到，真正干起来，困难真多呀！……

（又断一章“好闲”未必一定“游手”晨雪注）
陪同钱学森到东北参观访问的朱兆祥，回到北京稍事休息后，便向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汇报了陪同钱学森东北之行的情况。办公厅的同志告诉他：“彭德怀同志办公室来了几次电话，叫你从东北回来后，立即到彭总家去一趟。”
什么事情，要我到彭总家去一趟？”朱兆祥百思不得其解。他怀着诧异的心情来到了府右街灵境胡同一所传统的四合院门前，向卫兵说明了姓名和来意。卫兵很有礼貌地将他领到会客室，让他坐下稍等，便进院内通报去了。
这时，朱兆祥感到心情有些紧张，因为眼前他将要会见的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元帅。当他正在考虑见面时要说的第一句话时，门开处，走进来的却是在东北新结识的陈赓大将。。
陈赓大将伸出手来，爽朗地说道：“欢迎，欢迎，我们是老朋友了。”
当他们坐下后，陈赓开门见山地向朱兆祥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你，这次钱先生参观了军工学院以后，对你讲了些什么？他有些什么意见？”
朱兆祥思忖片刻，陈赓见状补充说：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讲他的原话嘛！”
朱兆祥点点头说道：
“钱先生对军工学院总的印象还好。只是他看到学院有几十名苏联专家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学院要这么多苏联专家于什么，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干不来吗？他还感到，由于那里的一切由苏联专家说了算，我国的科技人员依赖性大大，不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朱兆祥把话一口气说完，不知会惹出什么漏子来，他静候陈赓大将的反应。出乎朱兆祥意料的是，陈赓大将不仅没有发火，相反，激动得一拍大腿，站起来说道：
“好啊，讲得好。我们需要的就是像钱先生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国家就是需要具有这种民族气节的人才。你，们科学院的同志办了一件大好事，能够把钱先生这样爱国的知名的科学家请了回来。”
钱学森的谈话，也许就在陈赓大将的意料之中。因为他从钱学森同军工学院的一些科技人员的谈话中已经有所察觉，而钱学森对他的回答又是那样的干脆和果断。他深切地感到钱学森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这些可贵的品质，在某些人身上似乎少了一些。军工学院存在的问题，陈赓大将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它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的大事，实属无奈。今天，他从朱兆祥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这怎能不使他如此兴奋呢？
接着，陈赓大将对朱兆祥说道：
“我们的彭老总知道钱先生是火箭专家，很想见见他，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你们还在东北的时候，他问过几次你们回来了没有？不巧的是，彭老总现在生病住院了。等我跟他约个日子，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彭老总怎么样？”
“那当然好。”朱兆祥连忙点头答应。
“那就麻烦你把这个意思转达给钱先生。这件事，请科学院的同志一定支持呀！”
这位名震中外的战将，讲话是如此诚恳，如此谦虚，这使得朱兆祥深受感动。他连声说道：
“当然，当然支持。”
1955年12月26日下午，钱学森在陈赓大将的陪同下，到首都医院看望彭德怀元帅。
过惯军旅生涯的彭老总，谈话直截了当，彭老总说道：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想打人家；但是，我们应当具备先进的防御能力。历史的教训是，你落后了，人家就来打你。”
停了一下，彭老总向钱学森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问题：
“我想和钱先生探讨一下，譬如说射程5OO公里的短程导弹，我们是否可能用自己的力量造出来？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条件？估计需要多少时间？……
钱学森—一作了回答。
彭总听完，满意地点点头。
这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见。一方是担任着军政要职的元帅，一方是从国外归来不到3个月的著名科学家。他们的第一次晤面，竟然没有国防部长对海外赤子归国的那种欢迎式的寒暄，也没有作为学者对于病榻上的老元戎的礼节性的问候。上来就谈他们心中的要事，完全像老朋友。老战友之间推心置腹的晤谈，真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一天，陈赓大将以国防部的名义，在高干俱乐部设便宴款待钱学森。参加宴请作陪的还有王震和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席间，陈赓把王震和万毅介绍给钱学森，而后，风趣地说道：“他们都是导弹迷，都对钱先生研究的导弹技术感兴趣。今天认识认识，日后还要共事打交道。”
不消说，整个用餐时间的话题，都没有离开火箭、导弹。不过，那时“导弹”一词来自西方，报纸上直译称作“弹道导弹”，说起来颇为拗口，人们对这种武器了解也甚少。万毅围绕着导弹的性能和功效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些问题，钱学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作了回答。在座的几位将军听得很认真，且兴致很浓。
这情景，给了陈赓大将以很大的启发。第二天，他急忙赶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亲自出马邀请钱学森向在京的解放军高级军官演讲“导弹概论”。钱学森欣然接受了邀请。
钱学森的演讲会是在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进行的，一连讲了三场，在京校级以上的军官都出席了这次的演讲会。
随着钱学森回国以及在北京的三场演讲会，不仅在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出现了火箭、导弹热，而且也引起了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对火箭、导弹的关注。
于是，不久，钱学森又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请他在中南海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这使钱学森感到有些紧锣密鼓的气氛。
这一天，中南海怀仁堂坐满了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人。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以及各部的部长，还有佩戴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听众身份之显要，只有我党召开的某种重要会议可以与之相比，自然，这是钱学森前所未见的。这些声名显赫的听众，多是决定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人物。这使钱学森意识到：中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已是指日可待了。
这是1956年元旦前夕，钱学森偕夫人蒋英驱车来到幽静的景山公园西侧。
他们夫妇是应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之邀前来赴宴的。作陪的人中，有他熟悉的老朋友陈赓大将。
筵席上，火箭与导弹成了主客的第一话题。叶帅十分健谈，且有着渊博的知识。陈赓则是个热心人，又同钱学森十分默契，因此，谈话的气氛热烈而融洽。在研制和发展火箭、导弹技术问题上，他们似乎不谋而合。越是这样，二位主人对于很快拥有这种军事技术的心情就愈加迫切。
终于，他们正式向钱学森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钱学森能在中国的军事科学技术领域中主持这项事业。
发展祖国的尖端科学技术，这正是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夙愿。此时此刻，他与二位将帅的心是相通的。钱学森十分感谢将帅们对自己的信任。但是，他心中非常清楚，要在中国这样一块贫弱的土地上建立起如此尖端技术的大厦，有着艰难的路程。尽管如此，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定，为了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没有理由拒绝国家领导人对自己的殷切期望。他，只有迎难而上。
就这样，三个人达成默契。叶帅看了看手表，说道：
“今天军委办公厅有舞会，我们有可能在那里找到总理。怎么样，现在我们就去吧？”
于是，三个人步行向三座门走去。
位于景山西侧的三座门，是军委办公厅的所在地。这里有一座红墙绿瓦的寺庙，寺庙旁边有几幢低矮的楼房。这里，就是五、六十年代我国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时常聚集一起商议军政大事的地方，也是娱乐休息的场所。
他们在舞厅里果然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一场舞下来，叶帅和陈赓顾不得同别人打招呼，趋步向周总理走去。周总理把双臂交叠在胸前，认真听取叶帅和陈赓的叙说，不时点点头，显得非常兴奋。
“好啊！”周总理听完他们的简短汇报，很爽快地说道，“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我可以当面同钱先生再谈一谈。”
说话间，周总理朝站在不远处的钱学森走来，亲切地说道：
“你就是钱学森先生吧？我是周恩来，欢迎你啊！你在美国的事，我早有所闻，怎么样，回国后还适应吗？”
这时，钱学森只是紧紧地握着周总理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这些年在国外的磨难与奋斗，对祖国、对亲人千丝万缕的恋情，回国后受到的热情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南方和东北各一地参观访问的诸多感受，特别是对发展祖国的火箭事业的宏伟设想，一齐涌上了喉头。
周总理和蔼地微笑着，拉着钱学森的手，走近一张长沙发，说道：“来，坐下来慢慢谈。不要紧的，今天谈一下，你可以写一个书面设想嘛！这个设想可以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构成，以及时间规划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好的，这样最好。”钱学森抑制住激动的心清，高兴地回答说。
回来的路上，钱学森对蒋英叙说着他见到周总理的心情。他说：“我感到很奇怪。我是个见过世面，头脑也还算是清楚的人。今天不知怎么了，见了周总理竟然一时说不上话来。他真是一个伟人。站在他的面前，我们都显得渺小了许多。”
钱学森按照周总理的嘱托，怀着激动的心清，很快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航空工业”来代表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
1956年2月17日，这份“意见书”放在了周总理的写字台上——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实施方案。
钱学森在这份“意见书”中开列了21位参加这一尖端技术研制工作的高级专家的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 、胡海昌、庄逢甘、罗时钧、林国骥等。
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6年 3月 14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周总理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正在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钱学森应邀列席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负责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
从此，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步入了正式实施阶段。
会议开到中午，周总理特意留钱学森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菜肴甚是简单，但主人的盛情却十分真挚热烈。
一碗蒸鸡蛋羹端上来了。因为总理喜欢吃，所以服务员总是将这道菜放在总理面前。
“来，请吃蛋羹！”周总理亲切地用筷子点了点盛蛋羹的碗，招呼钱学森共同来吃。他见钱学森不肯动手，便亲自舀了一羹匙放进钱学森的碗里。
这本是一勺普普通通的蛋羹，是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但是，由总理亲自为他布菜，钱学森心里异常激动。热气腾腾的蛋羹，温暖着这位海外归来的赤子的心田。钱学森噙着泪水吃完了这顿难忘的午饭。
后来，钱学森谈到那份“意见书”时，以愧疚的心情说道：
“我写的那个意见书，就是聂帅回忆录里谈到的，现在档案里还有。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那时我对新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意见书中错误一定不少。”
然而，这并不是他的过失。那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多么需要这样的尖端科学技术啊！形势不允许我们慢慢腾腾地来，不允许我们把一切准备好了，再动手去做。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我们党、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心清是完全一样的。
1956年4月，周总理又在濒临北海公园的共和国国防部大楼亲自主持军委会议。会上，钱学森应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要求，作了重要发言。
周总理和彭老总的意图很明确，他们要通过钱学森宣传这项富国强兵不可缺少的尖端技术，以便统一军队高层领导人的认识。
“现在开会。”周总理用清脆的嗓音宣布道，“首先请钱学森同志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而后，再进行讨论。”
在热烈的掌声中，钱学森开始阐述他那个“意见书”的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他望着那些高级将领们一张张热切的面孔，心中激动不已。这些当年统帅千军万马，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帅们，今日，对于军事现代化，对于掌握火箭、导弹技术，寄托了多么殷切的期望啊！
刚刚踏进国门不足半年的钱学森，从总理、元帅和将军们那一双双亲切的目光里，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信赖。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升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