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祁淑英 魏根发

1956年１月下旬，也就是钱学森回国３个多月以后，他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补为委员。

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他说道：

“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过很长久的知识分子。我在新中国只有３个多月，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委员学习。现在，我仅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热爱着我们新生的国家，我来到新中国，心中充满了快乐，这里没有猎奇的记者，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没有庸俗下流的广告画，我们呼吸的是纯洁、干净、健康的空气！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戴，我深深的感到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

“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在12年内，在国民经济中最急迫的部门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这一伟大号召是在一个关键时候发出的，因为，我们正面向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科技工作者，只有积极响应……”

1956年2月1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正在参加政协会议的钱学森接到了一张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大红请柬。钱学森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今天就可以见到仰望以久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了，他要把对党和政府的感激，把对发展祖国科技事业的设想说给领袖听。

“来，学森同志，请坐到这里来。”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方言，热情的邀请钱学森坐到自己的身旁。

毛主席关切的询问了钱学森回国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问到他回国以后的感受时，钱学森回答说：

“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在短短的６年里，我们能做这么多的事情，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

毛主席微笑着说道：

“新生的事物，是最有力量的，它总是在同衰亡着东西作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钱学森还告诉毛主席，他读过《实践论》和《矛盾论》，他感到收获很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阐明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指导原则。

于是，毛主席便和钱学森谈论起哲学问题来。毛主席兴致勃勃的就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认为：

“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他们是对立的统一。原子核里又分为质子和中子，他们也是对立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质子，中子和电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试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他们是可分的。”

最后，毛主席笑微微的问钱学森说：

“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

毛主席对这位海外赤子的尊重与厚爱，令钱学森异常感动；而这位伟人渊博的知识与谦虚的品格，更使钱学森惊叹不已。尤其是毛主席对哲学理论的探索所表现的勇气与胆识，给钱学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最清楚这种在理论上大胆探索的勇气是多么可贵。由此，他更加崇敬毛主席。以后数十年来，钱学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与尊重没有因为历史的推移有任何改变。

1956年春天，对中国科学技术界来说，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春天。

1月20日，毛主席在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的号召。

1月25日，毛主席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

“目前我们国家政治形势已经有了根本变化”，“我国人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落后状态，赶上先进水平。”

1月30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

周总理随即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以及有关部门，于4月份以前，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总理指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最先进成就尽可能

迅速的补充进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这是一个多么及时、多么宏伟、多么鼓舞人心的远景规划啊！

600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投入了这一远景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作。钱学森按照周总理的嘱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并主持了这项工作，为这部规划的制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于钱学森在制订这个远景规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后来很少有人提到。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所所长何祚庥教授，在不久以前曾专门著文：《钱学森教授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对此作了客观的评述。他写道：

　　 钱学森教授在我国导弹和火箭技术方面，是创造者和开拓者，就是很多同志都很熟悉的事情；但是，钱学森教授还有一个功勋却很少为人们所熟知，即参与并主持制定了1956年——1967年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纲要。

1956年春，在周总理的建议和直接领导下，曾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这个规划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走向生机勃勃的局面。规划自然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还有科学界的领导如张稼夫、张劲夫，、范长江等，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但是，这一规划所涉及的科学领域实在太广泛了，收到了很多来自科学界的建议。怎样从这浩如烟海、头绪纷繁的多种多样的建议里面理出一个纲？这样的任务便交给了当时由12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负责评议、选择、裁决、推荐，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决策。当时由海外归来学识渊博的钱学森同志担任综合组的组长。有幸的是，当时我曾参与做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前后达半年之久，得以聆听学森同志许多教诲，并目睹学森同志从科学技术的海洋中，理出一个《纲要》。

在这里，何祚庥教授自然是作了十分概括的叙述。仅此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在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中，除了制定五十六项重大科学研究任务以外，最重要的是确定了四项（内部称六项，因为其中两项是当年尚未公开的国防科研任务）紧急项目，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和自动化技术。要知道当年挑选这六个项目事关重大，而在确定这些项目时，钱学森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六个项目确实是影响科学发展全局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当时却并不那么明显，因而，人们在认识上也颇不一致。譬如说，从国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空防应该重点发展导弹？还是应当重点发展飞机？就有不少争议。我国军事部门的一致意见，是重点发展航空飞机，以巩固我国的空防。产生这种认识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导弹这一先进的国防技术，并不为人们所熟知。那时，苏联的人造卫星还没有上天，洲际导弹的技术也没有获得成功，导弹能否成为国防技术的现实？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国家，有没有能力去发展这种技术？中国会不会犯战略上的错误？等等，这些都成为疑问。

面对这些疑问，甚至是明确的反对发展导弹技术的意见，当年钱学森曾经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何祚庥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年，学森同志力排众议，断然认为：中国应当发展导弹。其理由是，无论是从攻击或者是防御的角度看，导弹性能将比飞机优越。因为，导弹将比飞机有更高的马赫数（即速度更快）。尤为重要的是：掌握和开拓导弹和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所使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飞机所使用的材料却要求能多次使用，这样，在燃料、发动机以及结构材料上都有特殊的要求。发展导弹技术就可以暂时地不去解决这些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上的难题。发展导弹技术所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这在短期内易于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比较容易实现。接着，钱学森便向大家介绍了许多制导原理，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钱学森同志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同志所接受。于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就此确定。

……近三十年来，中国导弹事业为什么得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来发展，其渊源盖出于学森同志在1956年的这一科学分析。

通讯技术，既是国防建设上的关键技术，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技术。但是，在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上，在这次规划会议上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发展有线？还是发展无线？

当时，许多人主张发展有线。为什么呢？这除了技术上比较容易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是军事技术上一项很根本的要求。

钱学森则主张发展无线通讯。他说道：“保密固然是通讯技术的重要要求之一。但是，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多种多样的要求，其严重弱点是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受到破坏。无线电通讯将比有线通讯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至于保密问题，可以设法通过其它办法求得适当解决。

然而，无线电电子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通讯。它是民用技术以及现代化国防技术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工农业、医药卫生部门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 当年，在国际上彩色电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钱学森还在这次规划会议上论证了高空大面积彩色电视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他指出：

“高空中的彩电系统将极大地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对现代战争的监视和指挥。”

可以说，钱学森这一独到的精辟的意见，确实使参加规划工作的人们耳目一新。

由于钱学森的这一倡导，一时之下，我国工、农、交通、文教、卫生各部门，都纷纷要求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去配合他们的工作。当时，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人员，成为我国人才的“短线”。

电子计算机也是当时有争议的一个项目。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当年，已知美国的电子计算机秒钟能运算8000次，这比起手摇计算器来真是一次大飞跃。但是，那时关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并不那么明朗。快速计算机在推进科学技术上的作用，也远不像当今人们看得那样清楚。譬如，计算机能否代替人的大脑思维的问题，当时还是一个疑问。为此，钱学森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以水轮机的设计为例，说道：

“过去，为了设计好水轮机，要进行许多实验模拟，理论只能在极其简化的条件下进行计算。如果有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数值方法对包含一系列因素的复杂的方程精密求解。这样，就可以在方程式中把影响水轮机设计的种种因素都放进去。这就能在最短期间以最经济的办法作出最佳的设计。”

钱学森还以电子计算机可以同人下象棋的实例，说明电子计算机在相当的程度和高度上可以代替人的思维。当时，曾有人怀疑地问钱学森：“电脑怎么能胜过人脑？”

钱学森回答说：“因为人的速算远不如电子计算机快，人脑工作久了会疲倦。所以，电脑在一定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胜过人脑。”

钱学森还形象的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至学习功能等等。钱学森反复论证了电子计算机是极有发展前途的领域。

在钱学森的介绍、说明和论证之下，关于发展电子计算机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就此确定下来了。

关于发展自动化问题，钱学森在规划会上也做了很好的论证。他向大家解释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在原则上的差别。他说道：

“机械化是只能按一定生产程序而操作的机器；而自动化却是在电子计算机控制下，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而自动操作的机器。未来工业发展必然走向自动化操作。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劳动力，而且为保证高质量的产品所必需。尤为重要的是，在未来战争中，必须有自动化的攻防装备，否则就不能适应未来的高灵敏度的快速反应的现代战争。”

钱学森的这一番论述，完全为以后的多次局部战争所证实。准确的科学预见，显示了他的聪明和智慧，也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

在制订科学发展规划会上，钱学森还特别提出农业耕作的自动化问题。他说道：

“中国农业发展不能仅限于机械化，而且必须走向自动化。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精耕细作。”

钱学森饶有风趣地说：

“我国农民耕地如同绣花一样，所以，我们国家必须发展自动化的农业机械，必须在农业机械的设计上引入控制机。”

当时，负责具体规划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我国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十分欣赏钱学森的这一见解，认为这一见解非常符合毛主席关于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而钱学森恰恰是从技术上具体指出了如何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途径。但是，后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却离这些构想相去甚远。

对此，何祚庥教授无不遗憾地说道：

“……可惜的是，钱学森这个关于农业自动化的构想未能落到实处，在长时期内被人们所遗忘了。我以为，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我国农业部门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指导思想。”

关于发展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构想，钱学森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何祚庥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原子能原不是钱学森的专业。但是，他已预见到了许多重要领域的发展。他指出了快中子堆的重要性。因为这能增殖燃料。他也曾提倡研究受控热核反应。为此，他在规划会上做过一个如何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设想报告。他指出，只要将墙壁做成多孔材料，那么通过液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渗漏，将能解决任何大量热能产生后的散热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原子能在飞机和潜艇上应用的重要性，因为这能极大地增加续航能力。

关于决定开发半导体的研究，钱学森在规划会议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何祚庥教授作了如下评论。他写道：

钱学森非常支持半导体的研究。因为利用半导体将能制出体积小、寿命长并稳定可靠的二极管和三极管。这对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至关重要。可惜的是，我国科学家未能预见到集成线路以及大规模集成块的发展。以至于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的起步竟落后于国际水准十年！

钱学森除了对上述六项紧急措施的决策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之外，还在这次规划会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想法。对此，何祚庥教授也有一段回忆，他说道：

“据我忆及，钱学森曾讨论过水翼船对我国国防以及水上交通的重要作用。由于水的密度大大的大于空气的密度（约相当于高空稀薄空气层的一千倍），因而只要用面积很小的翼面，就可以在水中将高速行驶的船体托起，从而将大大减小水的阻尼作用，极大地提高舰艇的航行速度。

“如果将水翼船制成高速行驶的鱼雷艇就可以灵活地避开敌舰炮火的压迫，逼近敌舰释放高速鱼雷。

“钱学森还曾讨论了虹吸这一现象在小型水利设施中的作用，可避免使用闸门。他指出，利用宏吸管将有利于小水电站建设，即能将小型水轮机放置在虹吸管中并输出电流。”

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当时的综合规划组曾逐项地讨论了五十六项重大科研任务。在讨论这些项目的过程中，钱学森除了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角度来审定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以外，他总是高瞻远瞩，从现代科学可能有的发展前景的角度，广泛提出建议。这就使得这些科学研究项目的制定，能够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

何祚庥教授在他的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

钱学森在他所主持的综合规划组的活动中，体现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远见卓识和自然科学中的深入求实精神的合流。当年我国十二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这样一位科技决策的大战略家来主持，使得这一《纲要》，既符合了我国的国情，又突出了时代精神。

众所周知，就是这个《纲要》，在三十多年以前，成为了我国社会各界，特别是科学技术界，千军万马“向科学技术大进军”的良好开端。

钱学森回国不久，之所以很快就有陈赓大将、彭德怀元帅、叶剑英元帅乃至周恩来总理先后找他谈话，讨论我国的火箭、导弹技术问题，则其中，有着深远的背景。

原来，在五十年代中期，面对美国的核威胁，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抓紧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决定减少军政费用，下决心发展国防高科技，首先是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尖端技术。

早在1955年初，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随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开始研究发展导弹、火箭技术的有关问题。

这年的12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先是陈赓大将在陪同他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向他做了试探性的询问；接着，彭德怀元帅在医院会见了钱学森，讨论了研制近程导弹的可能性问题。

次年12月，中央军委当收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负责教授火箭课程的任新民等三位火箭、导弹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后，彭德怀、黄克诚又专门指派总参谋部部长万毅与钱学森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和火箭武器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陈赓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在高干俱乐部设宴招待钱学森的那次谈话。

随后，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发展航空火箭技术于制造导弹问题。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召开专门会议，为了发展中国的火箭、导弹科技事业。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具体领导这项工作。

1956年5月26日，周总理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会前，钱学森在年初提出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的基础上，根据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对发展导弹提出的目标，协助聂帅向中央提出了《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

这份“意见”书具体分析了国内外的科技情况，认为必须立即开始导弹技术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是，首先要研制成功短程和中程导弹，以最快速度在几年内开展有关科技的广泛研究，培养一批技术干部，解决导弹的制造问题。

在这份“意见”中还提出，建议在“航委”领导下设立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任总工城师；并建议设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任当院长。

会上讨论了这份意见书，通过了发展导弹的决定，并同意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份“意见书”。

于是，中国导弹事业开始起步了。

为了争取时间，缩短摸索过程，１９５6年8月，李富春副总理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为巩固国防，中国决心要制造自己的导弹武器，请苏联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不久，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协助的书面要求。

9月，苏方答应供应两枚“尔——１”型教学用的导弹样品，接受五十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火箭专业，并派五名苏联教授来华教学。

由于苏方答复的与中国政府的要求差距较大，中国政府在不放弃苏联政府给予援助和合作的同时，加紧筹组自己的研制力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导弹技术的道路。

1956年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了。

院址设在现今北京西郊紫竹院西南角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当年的紫竹院还是一个野兔出没、坟冢遍布的荒草园。这里有两个疗养院的几座旧房子。原来的主人是华北军区后勤部。这个院址是聂帅出面要来的。

导弹研究院的礼堂，是由一个疗养院的食堂改造成，仅仅能够容纳200来人。会场的布置相当俭朴，但不失隆重。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的诞生，今天就要在这里宣布。

这天，十树位声名显赫的共和国的将帅和部长，还有刚分配来的，自己也还不知道要干什么的156名应届大学毕业升，一同聚集在这里。

身着元帅服的聂帅，健步走到讲台前，用浓重的四川乡音，大声宣布：

“同志们，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研究院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天正式成立了！”

在热烈的掌声中，聂帅将第一任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介绍给大家。

钱学森——当代的火箭技术权威——面带微笑，用坦诚而热烈的目光注视着一张张容光焕发的青春面庞。他说道：

“同志们，我们的研究院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由于激动，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是，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维艰。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不过，我们决不会向困难低头。对待困难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团结一心，认真对待，只要大家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科学的态度，认真去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得攀登不上的高峰。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

钱学森简短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尤其是那些将帅们的掌声，显得格外响亮。因为他们把造出我国导弹的强国富民之梦，全部寄托在这位火箭专家和近三百名青年人的身上。

作为一个导弹研究院，这里的设备几乎等于零。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当中，只有钱学森一人是这方面的专家，其中一百五十六名则是刚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们在政治上，是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毫无疑问是完全合格的，但是他们所学的专业，五花八门，有学机械的，有学化学的，有学纺织的，甚至还有攻读文史的，恰恰没有一人学过导弹理论，因为，当时我们的大专院校还没有这个学科。

他们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攀登世界尖端科技高峰的。

现在，摆在这位院长面前的任务，显然不是进入研究的阵地，而是首先要使他手下的这批不知导弹为何物的研究人员，掌握导弹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于是，一个导弹技术训练班开课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导弹技术“扫盲班”，钱学森既是班主任，又是授课教师。当然，除了他亲自授课外，还请来的空气动力学家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飞机专家梁守（此字须手写）讲《火箭发动机》，朱正教授讲《制导》……

国家把一大批优秀大学生交给了钱学森，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思想敏捷，做学问认真。钱学森喜爱这些年轻人。他从他们身上召见了自己的过去。是的，他曾经有过这般美好的年华。那时，他意气风发，雄心勃勃，有着远大的抱负。不幸的是，那时国家衰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一点，与新中国这样好的社会条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每当他手执教鞭为学生授课时，很容易想起世纪之初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那时，钱均夫曾与鲁迅先生一道执教。不过，在那个年代，“教书是知识无产者最悲惨的行当”，“是文人的末途”。他自然也想到了在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加州工学院执教的情景。那时，坐在他面前的，大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学生。如今他终于站在了祖国的讲台上，面向中国自己未来的导弹专家们，讲授同一课程，他的心中该有多少感慨啊！

甘愿付出更多的心血，哺育新中国培养第一代火箭、导弹技术人才。他向听课的学生们说道：

“火箭、导弹事业，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是国家和民族安危所系的事业。因此，投身于这项事业是很光荣的。大家既然下决心来干这一行，就要求大家终身献身于这个事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大家要甘当无名英雄。”

这就是钱学森的开场白。

下来的是由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

钱学森虽然不是专职搞教育工作，但是，他很懂得教育之道。他不仅把渊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善于用先人的哲理启发学生。

当时，有个别学生因专业不对口而引起思想波动。认为从事火箭导弹事业是大改行，所学非所用，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白白贻误了青春，原想搞本行当个“大科学家”“大人物”的梦想破灭了，因而，不安心学习。这个问题虽说是存在于个别人身上，但是，这种认识容易在其他人身上产生共鸣。因为，搞火箭和导弹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专业不对口”的。

钱学森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便在一次谈心会上，讲了一大批富有哲理、幽默风趣的话，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他说道：

“我想，当人类还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是分不出什么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只是人类自己渐渐地感到大家都是一般高低的生活太乏味了。于是，才有人站在了高处，成了大人物。于是，人群里便有了大人物与小人物。

“其实，少数大人物的存在，首先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不显眼的小人物的衬托而存在的。时常是小人物成就着那些大人物。小人物就像池塘里的水，大人物就像浮出水面香气袭人、亭亭玉立的荷花。试想，没有水，荷花何以生存！

“人们往往只看到少数大人物的作用。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事业中，小人物比人物更不可少。虽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如果一个个士兵都想像当元帅的话，那支军队肯定是无法打仗的。拿破仑再厉害，真正动刀枪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士兵。”

一次，他还用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勉励大家，要人们甘当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他说道：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盗火大王，他从天国盗来火种供给人类，从而给人类带来了物资的光和热，为此普罗米修斯触怒了天神宙斯。于是，普罗米修斯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任凭秃鹫啮食他的内脏……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献火而牺牲了自己。我们搞火箭、导弹的，同样是为了人类和平，为了祖国人民的安定和幸福，因此，我也应该具备普罗米修斯的牺牲精神。”

接着他又谈到西西弗斯，他说：

“西西弗斯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被天神的判决服劳役，命令他将一个巨大的石头由山脚搬运到山顶。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就要将这块巨石推到山顶时，由于他体力不支，那块巨石又很快滚落到山脚。但是，西西弗斯并不灰心，他又重新把石头向山顶推去，经过多次反复，终于获得了成功。

“西西弗斯的命运仿佛就是人类命运的先验结构。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事业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具有西西弗斯这种坚韧不拔，向命运抗争的精神。”

在钱学森的耐心启发下，学生们的学习态度的非常端正，学习热情愈发高涨。他们都十分爱听钱院长的讲课和讲话。因为，学生们感到，钱院长的胸膛里像是一座知识的宝库，加上他那他幽默风趣、简洁明快的语言，生动活泼、形象具体的事例，由浅入深，循循善诱的方法，所讲的内容像是一股股清清的泉水点点滴滴的流入了学生们的心田。

在连续3周的时间里，钱学森给持人事们主讲人“这才发明。导板分”，还将为了在当时还设有分泌的人造卫星。

钱学森在讲这些尖端的技术课程时，不是单纯地讲科学技术理论，而是将丰富的哲理融汇其中，从社会学、科学学、认识论的多方位进行审视，因此，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时代的现实感。他在向学生们解释神秘的原子世界时说到：

“电子绕原子核旋转的轨道不是杂乱无章的，它如同有轨电车，必须在属于自己的特殊轨道上运行。

“然而，电子在本公司部分县也可以从一个轨道叫到另一个轨道上去，因此，我们说电子邮箱是由无轨电车和较早的结合体。

“电子在跳跃轨道时，必定会获得能量和释放能量。

“总之，原子活动是有序的，清楚的，类似一个微小的太阳系——电子围绕着一个又重又小的原子核旋转，而且是在诸多轨道上旋转。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上时，就以量子的方式不间断地释放能量……”

钱学森在他主讲的《导弹概论中》中从微观世界降到宏观世界他的讲课内容计征法与有反应过程。请他讲课，使你觉得，里面的３１个人，而是一个职工支付打牌，一直于是的高山。他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把干巴巴的技术警和费用

在钱学森的初始下，导弹研究院在整版，等技术训练吧机械办法，相继建立了导弹总体们给董立、发动机但结构、乙烯等石刻研究室之

这个时刻研究所眼力，为共和国已导弹以港和５０将使飞机的研究和赐教打下了基础。

导弹研究院的机构，股东，炎炎也不准家。到１９５０年底，导弹研究院已经发展到似的。员工６６５亿元９之地书号也就是４住院是西南角的那幢房子，总不能带来的大小分子，每年一张，一个长。设在当时，条件已经很不。情节的，不以适应生产中影之首，将原人民大学分校，还有忠厚财务学校的房时，也先后导弹研究院。然而，这些新增加了旧，只能解决生活，而更为重要和机械科研、事业、生产用房，海未能得到解决。

这期间中共中央０５在长辛店的某种促销，经营有关批准，将货物连同里面的设备，仪器等物品的导弹研究院。

以９５．７年１２月３日，人情网尖端科技事业经营品性形式，中央决定把我研究院一访；布局，又一氛围山，成立了三个方面。后来，又发展为５个研究院举办

五好解释也在没收中前进之力等重大。国家领导人会议前夕解除了手繁琐的日常食物，它嘲讽我但是，国家又了。兴中的研究院一个关系到国家战略的指令和航天乃至整个科技事业发展前者引资负责战略导弹研制任务的第一研究，交给了他。由他兼任这个厂院长。

由于进行了上面这一系列的调整，中国航天事业渐渐的补零股道场。着眼各项任务等领域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的由行政干部９４７誓词，与决算在也不柴米油盐超星分成，。

前些％的观念，脱离公司职工股者为限导弹事业的艰难起步，有过这样的：

主要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技术，克党福建与现在相比，将查实和能源和院长之两耳，原等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中与北功课，而且是以很快的事情呢。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最长丝厂的领导，。兹，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与之称

主要我们都演的时代。按照我热情，州长、叶老总将死不法人股者皆通胀中，仅指了规模者，得码头，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７，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０３５困难，但由于主引导预防，还是很困难和之。

“反应是一段历史，我觉得，个人只是尽力这一点应该之广，那是很有一侧一书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２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作用在当代在导弹技术保密，那就是最初的劳务元，以后视其既不、航天工业，现在交航空航天部，是这个领域成千上万人的功劳。”

这就是“绿我国导弹事业艰难起步，引进均

1957年10月5日，凌晨1时36分，全世界通讯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同时打出了塔斯社的一条电讯稿：

多年来，苏联一直致力于人造卫星的研究与试验工作。苏联在国际地球物理的研究计划中，已经谈到过发射人造卫星问题。

经过各个研究所和有关科研单位的紧张努力，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现在已经诞生了——１0月４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7年１0月４日，苏联当局宣布，他们的科学家已经成功地将一颗重１８４磅的金属球由火箭运载送到了离地球表面上空足够的高度，它不致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地球来，他能以每４５分钟绕地球一圈的速度，周而复始地沿着既定轨道运行。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人类第一颗抛向太空的卫星成功了!

这颗83．6公斤重、寿命只有3个月的人造卫星，终于揭开了人类航天活动的序幕！

就在这一年，北京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在这个庆祝会上，钱学森代表首都科技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道：

“苏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今年１０月４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一个球形体，它的重量是８３。６公斤，它的直径是５８厘米，卫星的轨道高度平均是９００公里，周期是９６分钟……

“这一颗卫星的重量和体积看来并不惊人，但是，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发射这颗卫星的工具上去。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发射卫星的工具是一个三级火箭……因此，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标志着科学工作者在火箭研制上的高度成就。用三级火箭连续将卫星送入近于圆形的轨道，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工作要求非常精确的控制和遥测系统。所以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功，标志着苏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自动控制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高度成就。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级星际航行的先锋。但是，它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意义并不限于此，它对地球表面本身的交通也指出了新的可能：就是用火箭来推进弹道式的飞机，因而创造出超高速的交通工具……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苏联并不是第一个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国家，第一个制成现代大型计算机的是美国。但是美国先有了这个有力的工具，却不会好好使用它;真正使用了计算机的是苏联。这是什么缘故？我看这是因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他们充满了个人主义，争权夺利，因而做实验的看不起做理论的，做理论的也看不起做实验的.两方面的人，合作不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有效地使用计算方法是等于用理论的方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理论工作者必须和实践工作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做不到的。而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决不是一种机械的连接，而是辩证唯物的。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光辉领导下，科学技术工作者才能普遍地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把这一项宝贵的原则灵活地运用到所有的问题上去，从而取得卓越的成就。”

钱学森在这里讲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有着切身体会的。他是亲身经历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生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他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感受。因此，他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再一次强调地说道：

“苏联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最近在人造地球卫星上，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科学领域上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丰功伟绩，归根结蒂是由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是由于有党领导的科学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钱学森的讲话，当时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一位美国专栏作家，作了如下的报道：

钱学森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表了洋洋万言的长篇评论，以致对美国造成无比的冲击。美国知识界人士抱怨美国政府逼走了钱学森，以致的钱学森个人价值，钱学森的科学知识为中国大陆共产党所利用……

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在美国朝野上下引起大哗。两个月以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两个月后，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对于一心想称霸的美国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趾高气扬的美国人第一次产生了自卑感。

在美国最高当局的再三催促下，直到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美国才将一颗只有十八磅重的“探险者一号”送上了太空。

美国各大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消息：

美国已经成功地把一颗科学地球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这是我们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份……

从此，人类开始可进军宇宙，角逐太空的历史。

当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不久，钱学森便敏感地意识到人类探索太空的时代已经到来，各军事大国在这方面的剧烈竞争已不可能避免。于是他找到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郭永怀、陆元九等，积极倡议我国应当及早开展空间技术研究工作。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的第二天，有些代表在发言中几次提到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代表们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毛主席。毛主席伸出了他的大手，高声说道：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毛泽东这一惊天动地的呼喊，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愿，也表达了钱学森等一批战斗在航天科技前沿的科技工作者，追赶世界尖端科学技术步伐的决心。

是的，自从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钱学森就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在驱使着自己。他多次邀集科技界的同行研讨这个问题，在科技的正式集会上，还多次发表谈话，希望中国能早日搞出自己的人造卫星。他们就等着党中央的号令了。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多次邀集钱学森、赵九章等人，座谈研制人造卫星和发展空间技术的途径。

1958年8月，由钱学森主持起草了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导。在这份报告中，对于发射人造卫星推动尖端科技发展的重大意义，做了很好的说明：

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发展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新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任何人造卫星的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技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卫星的研究，将会把一系列工作带动起来，比如，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无线电子学、电子计算机和应用数学等。

不久，聂荣臻、张爱萍、罗瑞卿以及张劲夫、王诤等领导同志，又特地邀请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陆元九等专家，在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中国卫星如何起步的问题。会后，由钱学森主持制定了人造卫星发展规化设想草案。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提出了分三步走的设想：

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

第一步，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地球人造卫星；

第三步，再发射几千公斤重的科学探测卫星。

根据这个规划提出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将人造卫星的研究列为全院的头等重要任务。为了组织和协调全院关于卫星和火箭研究的业务，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中国科学院５８１小组。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负责筹建卫星设计院。

研制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个神圣而又艰巨的任务，又历史地落在了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的身上。

1958年 8月 28日，这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
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寓所。
火箭专家钱学森和原子能专家钱三强被邀来，向毛主席谈我国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和发展尖端科学的想法。
周总理、聂荣臻副总理和宋任穷上将也在座。
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首先汇报原子弹的研制情况。他讲到二机部目前拥有上千人的原子弹理论研究队伍，其他有关准备工作已按预定计划展开。鉴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钱三强说道：
“如果考虑到苏联在履约上有变化，我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会遇到很大困难。比如，我们的铀原料就不够用。需要将目前的铀矿扩展几百倍，这样，我们的开采量才能满足需要。”
说到这里，周总理插话道：“我们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做好立足国内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静静地听着，依然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位政治伟人吸烟量之大，在延安窑洞时就很出名。
透过重重烟雾，毛主席将视线落在了坐在他左边的钱学森身上。
“怎么样，”毛主席冲着钱学森问道，“钱学森同志，你说说看？”
钱学森沉思了片刻，说道：
“周总理说得好，关于两弹的研制，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这就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
面对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和我国经济、科技落后、基础薄弱的现状，钱学森思考了很多。他想到了毛主席一贯的立国思想，那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他也想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和协调工作上的巨大能力。他还从现代大科学战略的角度出发，向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要组织全国大协作”的建议。
“哦！这个建议很好。”毛主席显然很感兴趣。要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并娴熟地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光辉杰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国家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又将这一军事战略思想运用于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要搞“两弹”，看来还得依靠这个法宝。
毛主席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拧灭，站起身来，走到周总理面前，一再叮嘱，要尽快组织落实。
后来，毛主席在关于研制“两弹”的一个文件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

毛主席在这次接见钱学森时，不只讨论了人造地球卫星问题，还讨论了农业上诸多的高产卫星问题。
1958年，那是个“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各地出现的粮食卫星，白菜卫星、红薯卫星、棉花卫星，屡屡作为“重要消息”，发表在党报的一版头条。

天津小站水稻亩产两万斤。
河北安国的小麦亩产两万一。
......
这些都是可能的吗？在科学上有依据吗？毛主席询问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
凭实而论，钱学森对于这些高产卫星，开始也有过疑惑。但是，当他看到党的机关报上连篇累犊地报道了这些高产卫星单位的事迹，又有相当的地方党委负责人验收、核产，他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保守”了。加上，当时全国热火朝天的跃进气浪，人民大众解放思想，大胆进取的精神，在感染着每一个人。在那些日子里，钱学森的心清处在无比兴奋、无比激动之中，他和几亿农民的心是一致的。当毛主席问及此事时，他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道：
“搞农业生产，我没有实践经验。所以，开始曾偏于保守。但是，近几个月来，报纸上发表的许多农业高产‘卫星’教育了我，也提醒了我。我想到农业生产同太阳的光合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的农业，对太阳的光合作用的利用还远远不够，人类一旦大胆而充分地利用了太阳的光合作用，农业产量将会成倍、乃至几倍地增加。因此，创造出放卫星的高产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听了钱学森的解释，毛主席点了点头。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跃进”期间的高产卫星，绝大部分是假的。由于这种虚假浮夸行为，给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因此，对于钱学森曾经说过的这番话，在科技界多有微词。
对此，钱学森感到深深的内疚。他再三请教农业科学专家，当他知道自己的意见存在着片面性时，多次作自我批评。
当然，作为一位有崇高威望的科学家，说话要讲科学。不过，在那个“大跃进”的浪潮把人们搞得发狂的年代，一个对党、对人民怀有真挚感情，并对社会主义建设抱有饱满热情的科学家，说了一些发自内心的过头话，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这位杰出科学家辉煌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
1958年的国庆节快要到了。为了向建国九周年献礼，钱学森领导的那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卫星研制队伍，开始行动了。
没有办公的地方，就从北京西苑旅社租了几间房子当研究室；没有现代计算机，借来一台老式手摇计算机，不怕辛苦多摇几遍；办公桌不够用，特别是没有大的绘图用的专用桌，钱学森和年轻人一起，趴在水泥地板上设计图纸；一把老虎钳，两把挫刀，几张铝板，几张三合板，外加十几支蜡烛和几把手电筒（以备停电时用），便开始了中国卫星及运载火箭模型的设计与研制。
后来，一位专家对于这种中国式的航天起步曾撰写文章作了这样的回忆。

刚刚组建起来的卫星队伍，总共才一百来人。既没有正式的办公地方，也缺少必要的图纸和资料。仅包租了西苑旅社的一栋楼，就开始研究方案，设计计算。那时，同志们的干劲很大，劲头很足，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初步设计制作出了一个运载火箭的模型，作为向1958年国庆节的献礼！
尽管这些东西还是图纸、模型，但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出来的，它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向空间尖端技术领域进军的意志和决心。

1958年I0月1日，中国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生物所开幕。在所有的参展展品中，钱学森带领的卫星队伍送展的展品最为新颖——就是他们连日赶制出来的两颗卫星模型和一支火箭模型。
在两颗卫星模型中，一颗里面放有科学探测仪，另一颗里面装了一条小狗——因为苏联发射的第二颗卫星中，放置了小狗莱伊卡。每当参观的人群来到卫星模型前面时，这条小狗便会发出“汪！汪！汪！”的叫声，非常滑稽逗人。而那支运载卫星的火箭模型在进行发射飞行表演时，还需要有人躲在模型背后，用手牵引一根橡皮绳，火箭方能“飞行”。
国家领导人对这个小小的展览非常重视。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先后来到这里参观。
毛主席也参观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来了。
那是1958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一个为我国人民所熟悉、所热爱的身影出现了。毛主席身着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跨着矫健的步伐朝大家走来。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在张劲夫、钱学森、赵九章的陪同下，走进展览大厅。
毛主席一边观看各种成果展品，一边听讲解员的讲解，脸上带着笑容，非常和蔼可亲。当听到有关火箭和人造卫星的介绍时，毛主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听得很仔细，还不时向身旁的钱学森询问几句。钱学森用最简练明快的语言作回答。
展品的最后部分是火箭和卫星的模型，并进行火箭的飞行表演，毛主席坐下来观看。
火箭刚一启动，毛主席突然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原来他发现了情况——在火箭模型的后面藏着一个人，在用手牵动着橡皮绳。
“噢，那火箭是靠他牵动的！”毛主席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回头对钱学森说道：
“好，就这么搞！不要怕土，土八路可以打败洋鬼子嘛！”
毛主席又来到卫星模型前，他不仅围着卫星模型仔细地观看，还用手指在卫星模型的外壳上弹了两下。这时，装在卫星模型里面的那条小狗，“汪！汪！汪！”叫了起来。人们告诉毛主席，这是仿照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里装载的小狗“莱伊卡”。毛主席再一次哈哈大笑起来，高兴得像个孩子。
毛主席就要结束参观了。他转身对张劲夫、钱学森等人说道：
“你们今日展出的科研成果很好。我看科研也是可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毛主席回顾了一下展厅里的众多展品，然后挥动着他那开天辟地的大手，坚定地说道：
“你们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陪同毛主席参观的张劲夫、钱学森均连连点头，同声说道：
“请毛主席放心，我们记下了！”
走出展览会的展厅，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毛主席的座车业已停在门前等候。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
“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事后，我请教了几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诚挚地说道。
“噢，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
毛主席大笑着，坐进车内，向大家挥挥手，车子平稳地开走了。

早在导弹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就曾重地宣布了经党中央批准的进展方针，这就是：

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科学成果。

根据这一方针，国务院也曾经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有关国防尖端技术的援助要求。

苏联政府对我国的要求，态度十分审慎，迟迟不作答复。加上他们国内原因，拖了一年之久，于一九五七年７月才复函中国政府同意我国派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有关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和生产问题。

1957年９月，中国政府组成了聂荣臻副总理、三机部部长宋任穷、副总参谋长陈赓率领的，包括顾问专家在内共31人的代表团赴苏联谈判。

钱学森以中将军衔参加了代表团。说来，这里面还有个小小的插曲。

苏联政府迟迟不复函中国政府，复函后附加了一些条件。苏联国防部表示，苏联的火箭、导弹和其他尖端技术设备需高度保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具有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相当高级军衔的军官才能参观。

当时，钱学森以列入代表团成员名单，但他没有军衔，更不要说“相当高级”的军衔了。而他是必须去苏联的，因为代表团成员中他是唯一通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

此事被周总理知道了，他立即建议中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据说，当时周总理诙谐地说过，早在1945年美国政府就曾授予钱学森上校军衔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二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呢？就是按军队的晋升制度，也该轮到钱学森当将军了。

于是，中央军委很快作出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于是，在中央代表团中，又增加了一位身着中将肩章的钱学森将军。

1957年9月，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以及国防部长朱可夫等人陆续赶下台，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但政权尚不巩固，有求于我国。因此，中苏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苏方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

这一次的中苏军事技术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10月15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双方在1957年底至1961年底，除供应我国四种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外，还决定供应四种导弹（P—2，C—75，C—2，K—5M）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并允诺在1960——1961年间共供给射程一千公里的“P——11”导弹的技术资料。

1957年底到1958年间，“P—2”导弹样品运来北京，苏联同时派来专家。

然而，“以自力更生为主”，是我国发展军事尖端科学技术的既定方针。因此，钱学森领导的中国导弹研究工作人员，并没有躺倒在苏联现成的导弹图纸上睡大觉。聂荣臻和钱学森根据苏方的允诺及其实施情况，根据我国国防建设的需要，一起研究了三步棋：先仿制，后改进，再自行设计。

1958年5月29日。国防部五院大楼内，正在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对苏制“P—2”导弹的仿制工作。

由钱学森向会议提出了仿制方案。当时，困扰钱学森的最大难题，是按照仿制的要求，我国军事科研体系尚不配套，大量技术工作没有人来做。尽管全国有一千四百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仿制，但作为研究和设计单位的导弹研究院，仍然急需一大批各行各业的设计人员。

这个需求，得到了党中央有力的支持。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通知，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视为头等任务，为导弹研究院调配科技工作者大开绿灯。

总书记邓小平为此作了批示：

技术干部的调配，应以尖端需要为重点，尽量保证，满足需要，其他项目所需要与此矛盾，应该让路。

党中央还为五院发了红头文件：《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给国务院国防部五院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由组织部长亲自负责挑选审查，保证质量与数量。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毕业生，纷纷奔向五院。到1960年，五院已由数百人猛增至上万人。

当然，这些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大学生，大部分专业不对口。钱学森只好再次办起了导弹技术训练班，进行补课。

五院人员大量增加以后，钱学森按照仿制与研制的要求，研究相应配套的新体制，重新组织分工。有的要新建，有的要充实扩大，这一切都要钱学森亲自筹划，亲自参与。

随着科研机构的健全，仿制工作全面展开了。钱学森夜以继日地投入到设计工作以及组织攻破关键技术的工作。白天，他带领年青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夜晚与年轻人在一起，消化资料，做课题论证，推导运算，常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为了“东风一号”的仿制工作，钱学森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总体设计部，在控制系统，在弹体结构研究室，在推进剂研究室，到处都有钱学森的身影。然而，在百忙之中，钱学森不忘抓主要矛盾，抓关键部位。他始终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火箭发动机上。因为，火箭发动机是导弹的“心脏”啊。

大型导弹工程千头万绪，事事要从头干起，谈何容易！

所幸的是，一开头，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帮助还是诚心诚意的。这使得钱学森还稍稍喘了一口气（对于这一点，即使在后来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之后，钱学森也仍给以公正的评价）。

但是，好景不长。中苏关系出现了的“蜜月”期，很快便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是由不公开的冷漠、撤火，到公开的决裂。

中苏关系的这种微妙的变化，钱学森是最清楚的。第一个敏感点，就是“核子”领域。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是一个信号。实质上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条款。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苏共中央的无理来函不予答复。但是，此事已出，中央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从头干起。

1959年9月，我国防部五院在莫斯科与苏方进行设备分交的谈判。按协议，苏方应供给五院100吨不锈钢材，苏方竟翻脸不认帐了。

随后，苏联实际上中断了对我国的援助，一些应到而未到的图纸资料和样品，都卡住不给了。那只曾经伸出来的友谊之手，一下子缩了回去。

到1960年，事态发展得更趋严重。这年６月24日至26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共对中共公然进行了全面攻击。

1960年7月14日，苏联政府突然又照会中国政府，在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2000名专家，并带走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同时停止发送建设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就在这一个月之内，苏联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同。

所有这一切背信弃义的行动，对于正处在蹒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气得用拳头擂着桌面说道：

“我们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难还的。我看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毛泽东这番话，怨中有气，却表达了中国人的志气与英雄气概，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方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别无他路可循。中国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技术，要造出中国的原子弹、导弹。中国人要争这口气！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不久，钱学森扣开了聂帅家的红漆大门。他来到聂帅身边，说道：

“苏联专家撤走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事情来得早了一些，突然了一些。”

聂帅点点头。接着，二位将帅相对而坐，久久地沉默。

“你觉得我们的导弹事业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吗？”聂帅开口问道。

“能，我们能够成功！”钱学森充满信心地回答了聂帅。

在外国人面前，钱学森向来是不服输的。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早就有所准备。因为在导弹研究院建院之初，他就把“自力更生为主”写进了他的建院方针。

钱学森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普通的爱国科学家可能达到的境界。这时的钱学森已经是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党组织对钱学森的考验和钱学森对党的追求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曾诬控他为美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的确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这种诬控和由此而来的种种迫害，使他懂得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将回国的航行途中，一美联社的记者曾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还不够作一个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回国以后，他虽然没有急于向党组织表露自己的这种向往和追求，但他在实际行动上，却处处以共产党员为楷模，严格要求自己。他不眠不息地工作，在百忙之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并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科研事业。他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政策。他不怕洋人，不信邪，对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所有这一切，党组织都看在眼里，也都铭刻在他周围的党员和群众的心里。

钱学森这种无声的追求，终于如愿以偿了。

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经杜润生、杨刚毅两位共产党员的介绍，钱学森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的那天晚上，他激动得彻夜未眠。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比他完成一项重大科研课题、获得某一重大奖赏还值得珍贵。因为，这种时刻，一生中只有一次。

入党后，钱学森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的称号。在后来发生的历次政治动荡和历史曲折的关键时刻，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由于苏联的背信弃义，也由于我们在某些政策上的失误，从1960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曲折面前，少数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动摇，某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丧失信心。然而，“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钱学森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却万劫不泯，且愈信愈坚，对处于暂时困难中的社会主义祖国，始终充满信心。他没有丝毫怨愤之气，而有的是埋头苦干、奋勇拼搏的精神。在困难当头的时刻，他决心带领中国的科研人员，力挽狂澜，使祖国蹒跚学步的火箭、导弹以及航天事业，站起身来，挺起脊梁，迈出坚实的步伐，在困境中崛起！

钱学森充满必胜信心的话语，使聂帅为之一振。聂帅说道：

“你的话跟中央想到一块儿了。毛主席最近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应该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

听到毛主席这样诙谐而充满自信的语言，钱学森笑了，聂帅也笑了。聂帅继续说道：

“我们党有了你们这样一批科学家，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够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发展起来。你常说，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中国的科技人员并不比洋人笨。我们就是要依靠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火箭、导弹来。”

钱学森激动得连连点头。

这一天，聂帅在自己家中宴请了钱学森、梁守磐、屠守锷等几位航天科学家。

家宴是六菜一汤。聂帅亲切地给每个人夹菜，但却很少说话。他那一双和善的凤目，时而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位航天科学家，充满着期望，充满的信任与鼓励。

1960年10月中旬的一天，钱学森应邀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大型宴会。参加宴会的都是首都六级以上的工程师。陈毅、聂荣臻、陈庚受周总理的委托，宴请科学家。聂帅在这次宴会上动情地说道：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党中央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悲壮，一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气，充满了宴会大厅。

在这种氛围里，钱学森抑制不住那种只有出征的将士才有的激情，他即席讲道：

“聂帅说，中国的科技人员并不比别人笨，这是客气了。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有聪明智慧，我们还能够艰苦奋斗。只要国家给了任务，大家便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直到牺牲，也不泄气。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不怕落后，不怕困难多。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能够赶上去！”

对钱学森的讲话，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也是一种语言，是赞同，是响应。

宴会以后，周总理还特意安排出席宴会的各路专家，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胆剑篇》。

这次宴请和看演出，是一次科技界的誓师，是一次动员。钱学森带领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磐、黄纬禄、庄逢甘、林爽以及谢光选等我国的航天专家，开始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长征。

钱学森出现在聂帅家中，出现在国庆节后人民大会堂宴会上，对于首都新闻界来说，都是一个绝对的秘密。因为就在1960年这一年，钱学森突然“消失”了。

钱学森的“消失”，引起了种种猜测——

西方一家通讯社断言：钱学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将有重大事情发生。

果然不错。此刻，钱学森正在中国的西北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夜以继日地忙于导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为了适应导弹研制、鉴定、试验、发射的需要，早在1957年，中央军委便决定筹建综合导弹试验靶场。1958年开始了靶场场址的勘测工作，在艰难跋涉的勘察者队伍中，是少不了钱学森的。

1958年2月14日，中央军委听取了负责靶场选址勘测工作的陈锡和钱学森的汇报。他们经过反复勘测和比较，认为位于酒泉东北部的弱水河畔额济纳旗地区符合建设综合导弹试验靶场的要求。于同年３月２日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酒泉靶场场址正式确立。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决定，以刚从抗美援朝战场撤离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为基础，组建试验靶场的机构；成立以陈士榘为首的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试验靶场特种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同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导弹靶场研究会，负责领导试验靶场的初期建设，黄克诚任主任。

1958年10月，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成立。

1960年9月，试验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可以进行的地——地、地——空、空——空导弹事业。

在这期间，钱学森的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家人、包括他亲爱的妻子蒋英也同样绝对保密。他和他的助手们，经常穿行奔走在风沙弥漫的大西北，或顶着烈日，或冒着沙暴，进行勘测。他们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研究解决一个重大的科学技术难题，一去就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家来，妻子问他到哪儿去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就算支应过去了。蒋英回忆起钱学森那一段生活时，无不嗔怨地说：

“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不说。”

有一次，钱学森又“出差”了，一去又是几个月，杳如黄鹤。蒋英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终于用火一样的恋情炸开了理智的闸门，她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似地质问道：

“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三个多月连一封信也没有。他不要我了，不要孩子了，也不要这个家了。那我就放一把火，把这个家给烧啦！”说完呜呜地哭了。

钱学森到哪儿去了？这的确是无法告诉她的。

此刻，钱学森刚刚走下火箭发动机的试验台，又跳上一辆老式吉普车，沿着一条长长的土路，向大漠进发。

那时，酒泉没有飞机场，筑路大军正在日夜奋战赶修铁路。汽车到达雅安之后，只好骑马前进。在茫茫的沙漠和丘陵间，走着人迹罕到的丝绸古道。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脚不敢沾地。住的是“未晚先投店，鸡鸣早看天”的鸡毛小店。小店里除去床铺，连桌子都没有。开始的两天，他们累得倒下来就睡，后来渐渐习惯了。每到一处，钱学森总忘不了记下一些路上想到的事，或看看有关的资料，小店里没有桌子，他便到附近茶馆边吃茶，边看书，边写笔记。慢慢的，同行的人都知道钱学森的这一习惯，住下来后，便找茶馆。

有人说，弱水河是“魔鬼”居住的地方。烈日下，红赭色的山丘闪烁着奇异的光彩，显得神秘而迷人，使人想到《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也给人带来历史的遐想。

这里天很高，太阳很低。夏日，火辣辣的阳光，照在戈壁滩的 沙石上，炎热灼人，中午气温可达摄氏40度。

在苍茫的戈壁滩上，不乏历史见证。有古代楼宇的残垣，也有中世纪城堡遗址。它们将与现代的航天城堡相对而立，共同俯瞰人类的起步，共同面对戈壁的狂风。

越过漫漫平沙，极目远眺，依稀可见一抹绿色林带，那便是生命力极强的胡杨林。而能同胡杨媲美的，那就是奋战在航天工地上的中国科技工程人员了。

钱学森浮想联翩。他在大漠中行走了许久，很想碰到一个赶骆驼的汉子，或者是一只飞旋在头顶天空上的雄鹰，或者是一只迷失方向的野兔……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有那裹挟着沙粒的狂风……

这真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大概治水的大禹也未曾到过这里，因为，这里无水可治；曾经统帅千军万马，完成统一中国帝业的秦始皇，他的将帅大兵，也不曾到过这里，因为这里是蛮荒之地；而晚清皇宫里那位“老佛爷”，即使在茶余饭后闲得用象牙骨牙签剔牙时候，也绝对不会想起这片被沙漠覆盖着的国土。今天，我们的科学家来了。在他眼里，这里是很难得的一块风水宝地。

钱学森到哪里去了？他来到一个在祖国地图上没有任何标志的地方。

此刻，在他的脚下，是由不规则的鹅卵石铺就的无边无际的戈壁。如果不是亲身站在它的面前，任凭你怎样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绘它的苍茫和荒凉。那枯黄的骆驼刺，容易使人联想到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鲜花和春风的人生。那被烈日炙烤着冒着青烟的沙石，大概是世界上最耐得寂寞的沉默者。

大漠的下午，是很有特色的。西下的夕阳，被高空的沙尘遮去了灿烂的光辉，只剩下一副淡黄色的圆脸庞。在大漠的远处，升起的一条直升高空的炊烟，使寂寞的大漠更显得寥廓。钱学森的心头蓦然想起儿时妈妈教给他的唐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由衷地佩服诗人对大漠特有的自然景物的观察和概括能力。

当他们跨上马背就要向前方进发时，突然看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大片的湖水，波光粼粼，渔光点点，就像回到了他极为熟悉的西子湖畔。钱学森惊喜地叫道：“难道这就是大漠中的海市蜃楼吗？”

傍晚时分，钱学森一行来到了正在施工的航天城基地。工地上的科技人员，解放军战士以及工人们，听说钱学森来了，都围拢过来，表示欢迎。钱学森似乎忘了一天来在马背上颠簸之苦，他高兴得与大家握手、拥抱、问候。在简单的洗漱之后，便和大家一起，钻进帐篷吃晚饭。

夜幕降临。，工地上的小伙子们燃起篝火，在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中，火焰升腾着，映照着周围的人群。钱学森就挤在小伙子中间，他的脸被篝火照得红彤彤的。今晚是工地上的施工人员与附近的村民联欢，气氛显得格外热烈。只听到一个指挥人员大声呼叫着：“秧歌舞开始！”这时，锣鼓声响了，人们纷纷加入了秧歌队，钱学森也被拉了进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跳秧歌舞，虽说步法并不复杂，但还是踩不到锣鼓点上，逗得周围的小伙子们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好不开心。

秧歌舞之后，是村民们演唱地方小戏“二人台”。这种小戏，只需男女二人，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剧情，声调和语言极富地方特点，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许多人听得着了迷，情不自禁地跟着演员哼唱。

夜深了，联欢晚会也散场了，许多小伙子仍然围着钱学森不走。他们要钱学森讲故事，特别是想听点他在美国的故事。

钱学森思恂了片刻，说道：“我在美国的故事没有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的祖先搞科学发明的故事吧！”

大家表示欢迎。于是，钱学森给年轻人讲了他的导师王士倬曾经给他讲过的“万虎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公元十五世纪的中国。

那是明朝宪宗皇帝成化十九年。有一位富有人家的子弟叫万虎。他熟读诗书，但不去投考。因为他不爱官位，爱科学。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古人发明的火药和火箭。想利用这两种具有巨大推力的东西，将人送上蓝天，去亲眼观察高空的景象。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天，他手持两个大风筝，坐在一辆捆绑着四十七支火箭的蛇形飞车上。然后，他命令他的仆人点燃第一排火箭。

只见一位仆人手举火把，来到万户的面前，心情非常沉痛地说道：“主人，我心里好怕。”

万户问道：“怕什么？”

那仆人说：“倘若飞天不成，主人的性命怕是难保。”

万户仰天大笑，说道：“飞天，乃是我中华千年之夙愿。今天，我纵然粉身碎骨，血溅天疆，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天的道路来。你等不必害怕，快来点火！”

仆人们只好服从万虎的命令，举起了熊熊燃烧的火把。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车周围浓烟滚滚，烈焰翻腾。顷刻间，飞车已经离开地面，徐徐升向半空。

正当地面的人群发出欢呼的时候，第二排火箭自行点燃了。突然，横空一声爆响。只见蓝天上万虎乘坐的飞车变成了一团火，万虎从燃烧着的飞车上跌落下来，手中还紧紧握着两支着了火的巨大风筝，摔在万家山上。

钱学森讲到这里停了一下。有一个青年人问道：“后来呢？”

“后来？”钱学森神情惋惜地说道，“万虎长眠在鲜花盛开的万家山。当然，他进行的飞天事业停止了。明朝以后，特别是到了近代，我国的科技事业日趋落后，以至倍受列强的欺凌。但是，万虎开创的飞天事业，得到了世界的公认。美国一位叫詹姆斯·麦克唐纳的火箭专家，称中国的万虎为青年火箭专家，是人类第一位进行载人火箭飞行尝试的先驱。他研制的蛇形飞车，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了不起的发明。”

“实际上，早在明代我国便发明了二级火箭。多级火箭为我国首创，是人类火箭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是现代多级火箭的先河。”

在听故事的人群中，不仅有工人和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些刚走向航天事业岗位的青年大学生，他们静静地聆听钱学森讲的故事，都为我们中华民族有万虎这样的科技先驱而自豪。钱学森借着篝火扫了一眼听讲的青年人，以充满自信的声音说道：

“我们的祖先发明火窑，曾使中华民族雄踞世界千年。又是我们的祖先，首创了多级火箭。在现代火箭面前，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孙，能永远落在洋人的后面吗？”

“不能！”“绝不能！”“我们不能给祖先丢脸，一定要赶上去！”

故事会的现场，变成了小小的动员会和誓师会。一群年轻人，怀着满腔豪情，回到了自己的帐篷。

钱学森住下来以后，经常和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劳动、娱乐和聊天。他发现，有一些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吃不消这里的苦累，流露出一些埋怨情绪。一位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说：“真是想象不到这个鬼地方是这么荒凉！来前觉得这里一定很浪漫，来后才知道，这里是鬼门关。自己的青春年华就算埋葬到这沙石堆里的！”

钱学森感到，这位大学生来前的思想准备不足，来到工地后，思想工作又没有跟上，应该补课，应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他不仅向工程指挥部的领导谈了这方面的意见，还亲自找年轻人，作细致的思想工作。

一天晚饭后，钱学森邀那位大学生散步。他们边走边聊，不觉来到一个古城堡的遗址前面。钱学森单刀直入地说道：

“年轻人，我知道你来自繁华的大都会，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好象已经被现代城市生活驯化了，如同笼子里的小鸟和阳台上的盆花，已经习惯了笼子里和盆里的生活。所以，到了大漠荒原，一切都不那么适应，对吗？”

年轻人羞答答地点了点头。

钱学森指着城堡遗址旁生长的一丛丛沙棘树说：

“你看，这种叫做沙棘树的植物，是多么令人敬仰。它们不怕风沙吹打，也不怕烈日灼烤。它在贫瘠、干旱的荒漠里扎根，能吸取的养分，仅仅可以维系它的生命。可是，它不仅顽强地生存，还结出一串串小而涩的果实。这沙棘树比起城市阳台上的盆花，它的生命力不知道强出多少倍。因此，我劝到这里来工作的年轻人，要挺起胸膛，面对现实生活，面对你们今天的工作岗位——大漠荒原。要承认，你今天的生活和昨天的生活真正的不一样了。在这里生活的意义，不是生存，而是创造，是开创崭新的事业。”

他们走到古城堡的一堵残垣前面，钱学森接着说道：

“看到这古城堡了吗？当年这里可能是拼杀过的古战场。有多少将士，远离家乡，兴正义之师，横刀立马，冲锋陷阵，抵御外侵。当然，那时的外敌是谁，已经成为历史，不必去管他了。但是，我们眼前确有号称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的敌人，他们时刻梦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再度沦为殖民地。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战胜一切敢于动武的帝国主义，我们手中必须拥有现代化的防御武器。而且，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把这种武器搞出来。但是，搞成这些武器靠谁呢？”

说到这里，钱学森转过身来，两只手搭在那位年轻人的双肩上，用真诚、热切的目光注视着他，说道：

“靠你，靠我，靠所有参加这次工程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一句话，要靠千千万万甘愿为这种武器献出自己终身的人。”

面对钱学森入情入理的话语，以及他那真诚、炽热的感情，这位年轻人深深地感动了。他的眼眶里滚动着泪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频频地点头。

在返回宿营区的路上，钱学森还在向年轻人畅谈自己来到大漠荒原的感想。他说道：

“这里比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是苦多了。可是，比起我们的先辈来，还应该说是幸运多了。每当我来到这茫茫的大漠之中，总会想到在茫茫的大漠中踩出丝绸之路的先人，想起那些为了打开国门，通向异域而抛骨在大漠荒原的先人，想到那些为了探测大自然的奥秘而不幸殉难的先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哪会有今天的一切？哪会有什么繁华的大都会和现代的物质文化生活？……”

那个年轻人终于被钱学森的一腔爱国热忱折服了。他的转变，带动了其它同样有畏难情绪的年轻人。他们都把钱学森作为自己的榜样，立志献身于祖国在航天事业。也正是这些年轻人，通过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终于在这沙土飞扬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震惊中外的，代表世界水平的现代化的航天城堡。

这是风沙雨雪的战绩，也是酸甜苦辣的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