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更换或是每个国家的灭亡，既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也都有其必然性。而西夏王国，这个历经了一百九十年的王朝，在十三世纪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横扫灭亡后，因没有一部完整的西夏史留世，留给后人的是团团迷雾，成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神秘的王国。近些年来，陆续挖掘出的西夏文物吸引了众多热衷于研究西夏历史的学者和爱好者，西夏王国正已逐渐清晰的面目展现于世人面前。有幸的是，我在初秋的日子里，站在了西夏王陵的身边，这一站，使得我这个不懂历史的外行有了很多感概。

去时近黄昏，大门的上空回响着埙的音律，苍凉，悲伤。无断的就有一种悲悲切切的感觉在心间弥漫开来，平日里我是轻易不听埙演奏的音乐，不曾想在遥远的西北，在曾是一个彪悍的游牧民族的繁华之地听到，确有点相遇未曾相约的偶然和必然了。

面对荒芜苍茫的西夏王陵，我感到了深深的寂寞，仿佛天地间只有我和那些如今已是残缺不全的陵墓。贺兰山已在黄昏时分显出了疲惫之态，它的身影模糊不全，似连天而立，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以欲语还休的姿态与我默默相视。我大睁着双眼，试图从它沧桑的身影中读懂曾有的故事，我走近它，再走近它，直到贴近它的身躯，我象是摸到它依旧苍劲的心跳，感觉到了它不甘的目光，听到了它低沉凄悲的倾诉。

无法评说任何一个朝代或王国的孰是孰非，更不能从统治者本身的作为来评判事件的对错，也许一切原本就分不出正常与否，我只是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以及由某种政治目的或某些诱人利益而引发的人性的扭曲。当我读到历史上经历过的一些场景时，竟然是突如其来的不寒而栗。

蒙古民族日渐强盛后，成吉思汗有了统一中华大地的胸怀大志，西夏和金自然成了他进驻中原的最大障碍，并且，西夏所处的河套地区，向来有塞上江南的美誉，又有着战略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于是，自公元1205年开始，在此后的22年的时间里，蒙古大军就六次征战西夏，最终于1227年占领了西夏的领地，西夏王朝遭到了灭顶之灾。所有的建筑，包括西夏王陵，还有西夏的国民，都在成吉思汗的一句遗言“殄灭无遗，以灭之，以死之。”下惨遭破坏和杀戮。我不曾了解还有哪一位君王有过如此斩尽杀绝的行径，也不知道这反映了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还是他的惨无人道，抑或正是印证了政治和战争本就残酷的“真理”？然而在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眼里，这样的结局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之所以没有西夏王国的历史文字记录，正是与元朝有着密不可分的牵扯，蒙古人修了和西夏并存的三个王朝《宋史》，《辽史》，《金史》，仅仅在其后附上了《西夏传》。专家分析研究得出，元朝没修《西夏史》有几种可能原因，其一，比起宋，辽，金，西夏地域狭窄，实力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其它三国的附属国，也许在后人看来并非独立国家。其二，西夏文字在本国得到充分使用，文献多为西夏文。语言，文字障碍致使为其修史的困难较大。还有文字说，元朝之所以没有修《西夏史》，是因为蒙古人对西夏的仇恨，仇恨缘于何因？是因为蒙古军征伐西夏战争中的损失，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我不了解，但在我的概念印记里，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没有正规的史传，确是历史的不公正和不严肃，由此想来，还有什么值得可以信赖的，可以依据的？这样想来的后果十分可怕，努力不去想吧。

西夏灭亡后，西夏皇族无处追寻，党项人的后代四分五裂，现今生存的党项人只有四川镜内贡噶山脚下，在西夏灭亡时南迁和当地未北迁的党项人的汇合，他们是少量的木雅人，已被当地的藏族人同化。另外在河南的濮阳，生活着三四千人的西夏遗民。据推算，最强盛时的西夏人口在500万左右，军士70多万，党项人有40多万。一个庞大的族类在繁衍生息了数千年，雄心勃勃霸踞西北近两个世纪后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真是令人可悲可叹，无语无泪。

崛起，强盛，衰败，这是古时任何一个朝代和王国必经的道路，兴建王国初时的雄心，带来兴盛时期的稳定和繁荣，继而诱发平和状态下的骄傲，最后导致灭亡，象是约定的规律。细想，会发现规律中统治者的自满和无度，他们以享受的姿态挥霍着胜利的局面。历史有着和平常日子类似的一面，有喜有悲，对统治者来说，翻开新的一页是喜，翻过旧的一面是悲，单看喜和悲落在哪一位统治者身上。我想，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只求安定，不希望战争和阴晴不定的天空。

我便想到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治天下难，尤其是他们当中的末代统治者，亲身经历祖先的家业葬送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内心想到的是什么？有没有屈辱和悔恨，有没有痛苦和悲愤？历朝历代情形相同的争权夺利，谋取皇位，是人的本性还是环境使然？当然，我恐怕不是我能想到答案的，亦或根本就没有答案。

站在残缺不全的西夏王陵前，我努力使寂寞的心完整的回忆西夏王国的零星片段。

党项族是古代羌族的一支，是八个部落的总称，其中尤以拓跋氏最为强大，他们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据文字记载，党项族最早的活动范围是今青海东南部的黄河九曲地带，到隋末唐初扩大了活动范围，在今四川，西藏和青海交界一带。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党项族的势力也逐渐壮大，马背民族的斗志更是日益被激发，验证了“乱世出英雄”的理念。唐朝末，拓跋氏部落的酋长拓跋思恭因参加了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被赐与李姓，并封爵号夏国公。宋朝初，拓跋思恭的后代李继迁联辽抗宋后取得战果，于公元1002年攻占今宁夏灵武市西南的灵州为西平府，定都西平，由此奠定了西夏王国的基础。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位，与宋签订合约，此间西夏已颇具规模，具备了建立自己政权的条件，李德明将都城由灵州迁到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改名兴州。他认为银川“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便利。”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李元昊嗣立，李元昊于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因地处西北，故史称西夏，至此西夏进入了一个巩固和发展时期。李元昊称帝后，首先废除了唐和宋所赐的李和赵的姓氏，创建了西夏文字，下令秃发，并实施了一系列稳固王权的措施和制度。由元昊始起，西夏历经了十位国君，与宋，金鼎足而立的190年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如若细致一点，在西夏存在的190年历史中，应分为两个时期，即公元1038年到1139年与北宋和辽鼎立时期，公元1140年到1127年与南宋和金鼎立时期。

不能不重点提到元昊，这位创建了西夏王国，堪称马背上英雄的君王，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称帝后，对北宋发起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最有名的则是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1041年的好水川之战，1042年的定川砦之战，这三次战役使宋军受到惨重的失败，和所有经历过战争后的场面一样，战后的北宋一片惨不忍睹的狼藉。

元昊发动的好水川之战，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丢了官。这次战役的目标是今甘肃平凉的渭州，战之前，元昊又摆出求和的姿态，向时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乞和，范仲淹明知有诈，还是写了《答赵元昊书》给元昊，指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提出了停战和谈的原则。元昊和谈是假，准备战争是真，而范仲淹因私自与元昊书，险些有生命之危。

好战且充满霸气的元昊，自以为可以稳坐江山，“东尽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辽阔江域，以及接连征战的胜利，大概让他有了沾沾自喜的心态，元昊开始动工修建规模可与阿房宫相及的夏离宫，和他霸占来的儿媳没移氏整日厮混淫乱。殊不知被父王占了媳妇的儿子宁令哥，被早就垂涎元昊皇权的国相没藏讹庞挑唆，心中的夺妻之恨愈演愈烈。公元1048年正月十五，宁令哥行刺他的父亲元昊，只削去了元昊的鼻子，第二天，四十六岁的元昊因失血过多死亡。没藏讹庞名正言顺的以轼君之罪杀掉了宁令哥，随宁令哥一同被杀死的还有他的母亲野利氏。这个事件类似于我熟读的唐明皇和杨贵妃，但令我更多想到的，是事件中的女人，她们的悲哀在于她们是女人，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女人，男人有权力支配她们的命运，当她们的存在影响到了国家命运时，世人能够以公正的眼光和心态看待她们吗？

所谓的仁君，大抵是能够为百姓谋福利，最起码是可以提供让百姓平平安安，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环境吧。可能把所有的胜败荣辱都让君王一个人抗着，多少有些过分，可谁让你坐在君王的座位上呢，身在其位，必担其责。纵观历史，能称得上仁君的有几人？元昊该得到一个怎样的定位，怕是和成吉思汗，和许多帝王一样，各有说法的。

在西夏王陵博物馆，我见识了西夏文字，看到了见证西夏文的文物。博物馆内竖立着复制的《凉州重修互国寺感通塔碑》，是西夏文字被发现和研究的对象，如今近六千个文字只能被极少数专家释读。西夏人信奉佛教，他们修建了佛塔，具有代表性的承天寺塔，宏佛塔，和拜寺口双塔在博物馆外都有缩小的复制。在西夏王陵出土的妙音鸟，长1.2米，重188公斤的巨大鎏金铜牛等等，通过它们，我们能感受到西夏人的智慧和技艺，也能领略到西夏斑斓灿烂的文化。

让人痛心和气愤的是，在俄罗斯圣彼德堡博物馆内，8000多个编号十几万页的西夏文文献都是从黑水城搬运去的，在西夏王陵博物馆内陈列的部分西夏文文献，全部是影印的文本。研究西夏的学者们，必须要到俄罗斯去，因为近万件西夏文物在俄罗斯。在灯光下，那些迷人的西夏文字使我感到了哀痛，这些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本就是属于我们的呀！

有文字写道：像敦煌学，简牍学一样，西夏学也是一门世界性学科，同时又是一部学术伤心史。

黄昏的西夏王陵呈现出一派萧瑟之气，风已渐凉，风过处侧耳细听，似有马踏枪杀之声，我缓缓移动脚步，回头望时，西夏王国渐行渐远。由远处传来悲切的呜咽，是党项人的啼哭之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