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是很有些让人讨厌的自负的。自负得最让人愤慨的地方其实倒不是外地人骂
他的时候他一定要跟人对骂，而是被骂的时候他只当是没这回事。譬如王朔写了一
个电视剧拿到全国去播映，里面派定一个卑琐小人叫“沪生”。我母亲一集一集地
追着看，该流眼泪的时候就流眼泪，对这个名字没有半点疑义。有个把上海作家对
此敏感一些，发过一点牢骚，但无非也就是自嘲一下罢了，并没有人一定也要写一
个恶人叫他“京生”来报复。当然也可能京生们都干民运去了，只晓得数钞票的沪
生们哪里配写他们呢？
上海人虽然自负得厉害，但是见过世面的上海人实在并不多。这个事情其实是不能
全怪他们的。你倒是替那些人想想看，49年以后，93年以前，除了夜幕底垂时分可
以在外滩见识到挤成一排、抱着自己认得的那一个旁若无人地啃来吻去的恋人墙，
哪里还有别的世面可以让他们见的？
然而上海人是很以为自己见过点世面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外地人是一律地看不惯，
就连上海人自己，也是要在彼此的籍贯之间分出高下来。不信，十年前你去上海的
随便哪只上只角跟你周围的同学邻居承认你是江北籍的试试看，马上就有你颜色好
看。
我的邻居里有个小伙子叫毛弟，当年为了逃避插队落户宁可去菜场卖肉。毛弟生的
清秀白净，眉眼间有着跟肖邦一式一样的敏感和忧伤。会拉小提琴的手举刀砍肉，
每一刀落下的时候都砍得菜场姑娘们的心伤痕累累。面对一众的追求者，毛弟姆妈
倒是很开明的，儿子愿意和谁来往，她半点不加干涉，就只提一个要求，“江北人
侬千万勿要跟我弄转来。下趟跟侬寻相骂，伊来了门口头一横，全弄堂格人都来看
闹猛，格个辰光就勿是侬一家头格事体，而是阿拉一家门格事体了。”
毛弟把菜场姑娘们的籍贯拿出来一查，剔除了江北籍的也就所乘无几了。小伙子很
孝顺，自然不会落入任何江北籍姑娘的情网。毛弟姆妈虽只是个家庭妇女，但在毛
弟父亲的公司被迫公私合营之前却很是个社交场上兜得转的人物。她讲话虽然轻声
细语，里面句句却都是有道理的。
我从小就在弄堂里听说了江北人赫赫的名声，但是除了在剃头店里被他们剪过头发
之外，并没有别的机会结识江北人，所以想见识一下他们“门口头一横”的武功，
倒也并不容易。
第一次走进江北人的集居地，是幼儿园里的忆苦思甜。我们一群小朋友带了面包和
苹果，怀着春游一般兴奋的心情，搭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到一个叫“番瓜弄”的
地方看江北人以前住过的“滚地笼”。番瓜弄里有一大片新造的火柴盒一般的工房。
是政府从毛弟父亲这样的资本家那里夺过了被搜刮的钱财以后，为了改善穷苦的江
北人的居住条件而建的。那些水泥火柴盒在孩子们眼里其实还是蛮气派的，至少我
们住着的街区里少见这样新鲜的水泥。第一排的工房前面留着几个怪东西，烂泥地
上铺了草席，上面用竹篾子搭了一个半圆的拱顶，前后用草帘子遮起来，这就是名
气很响的“滚地笼”了。从前的江北人逃荒来上海，就在那种地方住下了。老师指
着新工房和“滚地笼”，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新旧社会对江北人来讲的确是两
重天的。
那一次忆苦思甜，我还是没有见到“门口头一横”的江北人，然而那是不必太过惋
惜的事情。因为在新社会里，资本家留下的钱很快就被人弄光了，连住进新工房的
江北人一起帮忙创造的财富也不知所终。上海这个城市终于无可奈何地败落下去，
市政府再也拿不出钱来造更多的火柴盒给江北人。於是从“滚地笼”里面钻出来的
江北人，就只好离开他们集中居住的“江北窟”，被房管所塞到全上海所有还能住
人的地方去住了。
我们家的弄堂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过是四栋连在一起的三层楼房而已。听长
辈们说，这一条弄堂是从前的永安公司造的。永安公司虽然是广东人开的，他们造
的房子却仿了西洋的风格，因而配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叫作“马克斯公寓”。那个名
字不声不响地隐藏在层层叠叠的梧桐树叶的后面，带给了每一个回家的人无言却是
温馨的问侯。弄堂口老旧的铁门，总是黑沉沉地掩着，一闪身进了门的当儿，就觉
得马路上的喧嚣都被挡在了门外，耳根子立刻清静了。
在我们这边的三层楼房对面，原先是造了一排车库的。不过那年头，连家里的电话
线都统统被拔掉，墙角的壁炉也被铲得一干二净，就更别提私家车了，那是近于天
方夜谭的事情。於是那些车库便长年累月地闲置着，房管所把它们当做仓库，偶而
在那里堆放铁锹、扫帚等一干杂物。
某一日，房管所忽然派来了一票人。他们麻利地给车库安了窗，装了门，又在弄堂
的空地上另搭了一个小房子，里面装了马桶安了煤气，接着再从弄堂口挖了一条沟
把各种管道一路引到小房子里面来。等到一切完工的时候，那条沟虽然用水泥填平
了，却还是在弄堂里当膛留下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疤痕。待大家再打量这条弄堂时，
都无可奈何地意识到马克斯公寓从前曾有过的那种温馨和谐的风格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家家户户疑问的眼神里，房管所的人临走时就扔下一句话，说是“江北窟”里的
工人阶级要搬进来住了。
“门口头一横”的江北人到底要来与我们为邻了，想起传说中他们的彪悍作为，那
些天大家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他们的来临。
弄堂口黑沉沉的铁门终于被推开，一个老男人吃力地踩了一辆黄鱼车进来。车上放
满了长条的凳子，各式的木板，几个包裹，还坐着他的女人，怀里小心地护着锅碗
瓢盆。黄鱼车顺着那条才刚干透的水泥疤痕踩进弄堂，停在了汽车间前面。
老男人从车上利落地跳下来，倒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脚上穿了一双松紧黑布鞋，
腿上一条黑布裤子，裤脚用绳子扎紧了，裤腰也是用布条子一缠，裤裆一直开到膝
盖那里，身上敞开一件黑布褂子。一定是骑车出了汗，老男人一把扯下布褂子，随
手搭在车上，露出一身曾经结实过的黄肉。那溜溜地垂下去的两肩、驼的背、还有
那颗光秃秃的脑袋，一齐冒着亮晶晶的汗珠子。
这一身打扮，看得人还以为是“白毛女”里的杨白劳从银幕上直接走到我们弄堂里
面来了。男人转过身，看见了他的脸，他长着细长的眼睛，完全不是想象中那种蛮
横的样子，不难看的，只是看上去太过愁苦了。
他的女人也从车上爬下来，却是奇矮的一个老女人。灰白的头发短短地剪成女学生
的样子，身上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不能让人有印象，下面趴开站着的是一双罗圈腿，
脚上是一双女学生式样的黑布鞋。女人也转身帮着丈夫一起搬家什，露出一张极丑
的脸，左边的眼睛还动不动要眨一下，眨动的幅度很大，连嘴角也要跟着掀上去。
可是老女人虽丑，却是丑得一脸的温和。当她停下手来，弯着一双罗圈腿，挺着肚
子站在那里看着她的丈夫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其实很象一个小女孩，有着几近天真的
表情。
这一对江北夫妇就这样在汽车间里住下了，他们善良的长相让弄堂里的人全都放下
了心。大家都没有觉得政府把空关着的汽车间让给他们住不应该，他们还住在比
“滚地笼”好不到哪里去的棚户里，他们是孤老、没有孩子照顾，他们在旧社会里
吃了很多的苦，而那时剥削他们的说不定就是我们弄堂里的某个人。虽然那条水泥
疤痕是马克斯公寓里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能让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是
在那个时代里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我们一弄堂的小资本家，小业主，小知识分子，似乎发自内心地接纳了这一对从赤
贫的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大家都很尊敬地称我们弄堂里的
第一个工人阶级为老吴伯伯，并且一来就推举他做了居委会的小组长，把原先那个
会抽烟的、有点阿飞样子的苏州老太婆给替换下来了。我们把弄堂里重要的公物，
譬如弄堂口铁门的钥匙，水井的钥匙，大扫除的扫帚，铜的摇铃，全都很放心地交
给新来的老吴伯伯收着。连每个星期弄堂里给家庭妇女和退休人士举办的政治学习，
也一并交给了不识字的老吴伯伯来主持。
老吴伯伯虽然一脸的愁苦，贫穷和老来无子的哀痛仿佛就写在他的眉眼之间，可是
他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自从他来了以后，每天晚上十点钟，他就会摇着铜铃在弄
堂里走一圈，边走边唱，“天暗啦，各家记得锁门哪！”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又
会摇着铜铃把各家的小孩子轰出来大扫除，“大扫除啦，小把戏出来大扫除啦！”
大扫除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游戏。老吴伯伯总是打开了水井的盖子，大一点的孩子
分一只铅桶去吊井水冲洗弄堂，小一点的孩子分一把长条扫帚去扫弄堂。夏天的时
候就每天都会开水井，太阳下山后我们就用井水洒了一弄堂去暑气，然后各家再吊
一桶井水来冰西瓜。
马克斯公寓里各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习惯，因着老吴伯伯的到来而改变，然而从前清
幽的弄堂生活，也随之一并消失了。
在老吴伯伯退休之前，大约是做惯早班的工人。早起的习惯，到了我们这里来以后
依旧不改。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了。汽车间实在太小，夫妻俩就自然而
然地把日常生活过到弄堂里来了。他们搬出吃饭的小桌子，在彼此的喊话里吃完早
餐。接着打开半导体，听完了早新闻再听天气预报，声音大到住在三楼的人也会被
从酣睡里吵醒。然后他们搬出四方桌，摆上四把破椅子，叫了隔壁弄堂的搭子一起
来玩牌。吃过午餐，老吴伯伯即搬出他的竹躺椅，夏天的时候放在阴凉的过街楼，
光着膀子歪在那里打瞌睡；冬天的时候就找一个有阳光的地方，眯上眼睛暖洋洋地
孵太阳。午睡过后再来几圈牌，差不多就是上班上学的人回家的时候了。我很怕他
们在弄堂里活动的当儿回家，因为老吴的老婆总是要张大着嘴，左眼一眨一眨地盯
着人看，一直从弄堂口看到我走进家门。如果不巧带了一个男朋友回家，她就会放
下手里的活计，一路跟着人走回家，觉得意尤未尽的时候干脆就走上我们的台阶，
在窗户外面踮起脚尖露出个脑袋不停地往里打量。她是完全没有恶意的，只是被看
的人实在觉得难受，待开了门出去要光火，却只见她弯着一双罗圈腿在你面前天真
地傻笑，被看的人也只好摇摇头叹口气拉倒。等到夜幕降临，老吴伯伯会把电视机
搬到弄堂里来，这是一天里最后一幕的好戏登场。他们喜欢热闹，爱看戏。若是看
京戏，那么我们整条弄堂就跟着一起锣鼓喧天；若是看沪剧，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跟
了悲苦的剧情一起哀叹生活里不够钱买柴米油盐。
老吴伯伯虽然把我们的弄堂几乎住成了一个“江北窟”，可是若是逢到落雨的时节
他们不能出来，大家心里倒又惦记说“哎哟，几天勿见老吴伯伯了，闷了朗朝北格
汽车间里难过死了呀。”他们的好，我们都是知道的。他们把整条弄堂当成了自家
的客厅和卧室来住，从此常来光顾我们弄堂的贼骨头倒也绝迹了。从前门口晒条床
单，一不看紧就会被人偷掉。老吴伯伯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必麻烦派出所来破案了。
我们虽然不欢迎老吴老婆在家门口探头探脑地打量我们的私人生活，可是落雨的时
候她推门进来提醒我们该收衣裳了，这还是让人喜欢的。
水井边上的那一面墙，是一片高高的黑色的竹篱笆。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蹲在竹篱笆
边上挖泥地里的蚯蚓玩。大孩子们把蚯蚓一切两段，说是这样就一条变两条了。这
蠕动的东西总是看得我毛骨耸然，可是还是忍不住要看。这使得我常常想，是不是
我们生来就能在残忍里体验到快感。
老吴伯伯搬来以后，慢慢就在竹篱笆那里种了许多花草。他到底是农民出身，种东
西是专业水平。不象我父亲，如果种的是花，长得一定是草；如果种的是草，一定
从开始的一大盆最后长成一个癞痢头。我父亲不大会侍候花草，所以就只好花更多
的精力去讲究花盆。而老吴伯伯即使种根葱，也比旁人的更绿更粗些，他当然就有
资格不在乎花盆的式样。竹篱笆边上的那一点点泥不够用了以后，他就从外面捡回
来许多砖，青的、红的、半块的、缺了一个角的，五颜六色、粗粗糙糙地砌了一个
花坛。又从哪里捡来许多锈了、漏了的破脸盆，缺了上半截的痰盂，在竹篱笆那里
排了一溜种花也种菜。
竹篱笆那里一坛子的花草，给我们的弄堂带来了难得的绿意。我放了学，常常要到
那里转一转。老吴老婆就会指著那些花花草草告诉我，“姑娘啊，这块是辣椒，这
块是番茄，腊块是茉莉花。”五谷不认的我看了觉得很稀奇。可惜我得了父亲的遗
传，没有果实的时候，光看到那些叶子，我还是不认得它们。
过了许多年，这一个小小的花坛，竟被老吴伯伯种得生机盎然了。有一年的春天，
竹篱笆那里忽然之间开出了满满一墙的蔷薇花来。从前的上海，是一个了无色彩的
灰色的城市。难得的一点点鲜艳自然的颜色，是要等到秋天里中山公园办菊展了，
和大家一起挤在人山人海里的时候奋力地伸出一个头，才能看得到的。而眼下，就
在自己的家门口，突然间就绽放了这样一大片绚丽的生命，我的心里喜欢得也开出
花来。
那些天放学回家，我总是要径自走到竹篱笆那里去看花。和煦的春风吹过的时候，
那满墙粉色的花一朵一朵地摇曳起来，我的年轻的心，也跟著一起飞扬。语文课里
学过的许多关于花的赞美词，在那一个春天里，总算是在眼前鲜活起来。有鲜花的
春天，到底是与别的春天不一样了。
然而蔷薇的花期实在是太短了。不出半个月，竹篱笆那里的蔷薇便一朵一朵地日益
萎顿下去，终于全部凋零了。那一日，放学以后我在那一墙零落的蔷薇前久久地发
呆。正是容易伤春爱上层楼的年龄，我想著要不要学学林妹妹也来个弄一个花冢，
犹豫间，忽听得有人说话，“姑娘啊，我看你在这块站了很长时间了，你是在背书
啊？”几时老吴老婆站到我的身后，探出头来问。她只有到我的肩膀那么矮了，而
他们刚搬来时，我才长到她的肩膀那么高。“勿是格，勿是格，”我很不好意思起
来，“就是蔷薇花介快就谢掉了，实在是可惜。”“没的关系，姑娘，明年春天花
还会开！”
只是来年的春天我已经住校了，再过了几个春天我开始对见不到世面的上海不耐烦
了。我不耐烦永远灰色的天空，不耐烦挤死人的公共汽车，不耐烦随地吐痰的人，
不耐烦老鼠和蟑螂成群的老洋房，不耐烦弄堂里那条永不消失的水泥疤痕，不耐烦
京剧、沪剧，我连对中文都不太耐烦了。竹篱笆那里的蔷薇还会不会开已经与我不
相干，我等得不耐烦了，我要走了，要走了。
我走了，去了一个繁花盛开的地方。真的花开在我上学的路上，假的花开在我的办
公室里。“人家的日子过得就是高级呀！”我一边感叹，一边从盛开的花丛中走过
去。在精心修剪的花坛里，在式样精致的花盆里，繁花兀自开放。可是为什么，却
再也没有一朵能象老吴伯伯种在竹篱笆那里的蔷薇花那样，让我的心也随之开放。
我想从前了，想得很难过，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我不耐烦地扔掉的生活找回来。稍
微有点钱的时候我就去找有梧桐树的街区来住；再多点钱的时候，看见带阳台的
Terrace House 我就租了下来。我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回到小时候的马克斯公寓去了。
可是没有用，我还是想家。有余钱和余闲的时候，我宁可不去周游世界，情愿多飞
一趟回去。
第一次回家，父母还住在马克斯公寓里。在我的想念里那条总是洒满了温暖的阳光
的弄堂竟是这样墨墨黑的么？马路对面的那一栋西班牙公寓怎么也象刚从垃圾桶里
捞出来的一样，是因为高低错落的窗口上吊满了拖把、装满了空调的缘故么？在错
愕里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弄堂，看见老吴伯伯和他的牌搭子还是坐在原来的破桌子边
上打麻将。行李箱“骨碌碌”地划破弄堂里的静谧，惊动了打麻将的人。老吴老婆
看见我，即刻放下手里的牌，码着碎步跟着我一路小跑。这一次她没有留在窗外打
探，她干脆走上阳台一把推门进来站定在我和母亲之间。“你家姑娘总算家来了。”
她一面对我母亲说，一面依旧大幅度地眨着眼睛盯住我看。几年不见之下，她的脸
已经皱得象一粒陈年的红枣了。我母亲的脸也凭添了许多皱纹，看得让人心惊。我
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妈妈，我到马路上去转一转。”不愿意让大家看见我的眼
泪，仓惶之间我扔下一句话就狼狈地逃到马路上去了。
我搭了一辆双层的公开汽车到老旧的街区去望野眼。是深秋了，梧桐树上结着的毛
栗子就在车窗外面吊着，一伸手就可以把它们摘下来。马路两边的拦杆上晒着棉花
胎，有老太太手里拿着竹拍子在那里“扑扑”地拍灰尘。有人把衣服凉到人行道上
来，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迎风飘扬着色彩鲜艳的内裤和胸衣，长长的丝袜上的水珠
子滴在行人的头颈里。车站上除了站牌还有告示，有写“爱护公物，人人有责”，
有写“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我第一次认真地打量我的城市，这个几年
前我不耐烦地甩手离开的地方。所有的细节都象是温柔亲切的音符，在我的心头轻
轻敲过，在那一刻里，我终于觉得我是终得其所了。
可是，家虽然是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而生活，却是一个单向的轨道。偏离了
原来的轨道，从前的生活就再也没有可能回得去了。纵使有再多的不舍，我还是要
走的。再一次离家，我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出走时的那种年少轻狂。我叹了一口气走
过海关，前途模糊深不可测，光明灿烂的未来在哪里呢？
这次一走，又是多年。和家里通电话，偶而提起老吴伯伯，知道老吴老婆已经过世
了。“老吴伯伯格日脚过得更加苦了，”母亲电话里说，“从前格退休工资只有一
眼眼，老婆过世以后末就只剩一份工资了，现在伊只够钞票天天吃泡饭”。这样的
消息让人听了心酸，“格末政府勿管啊？”“现在下岗工人已经交关多了，政府哪
里管得过来介许多。”“格末老吴伯伯哪能办呢？”“邻居里有辰光就送点东西拔
伊吃。”
从前做过我们这个城市主人的工人阶级又一次沦为社会的底层，然而没有人顾得上
这些了。苏州河边的宣传牌上，红底白字大大地写着“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硬的话。
上海照着这样的硬道理日新月益地发展了，高楼大厦越盖越豪华，市容的规划越来
越摩登，我们不仅可以到处看到鲜艳的花朵，连墨西哥的棕榈树都万里迢迢地被移
植到上海的马路上来种了。从前的郊区里那些种菜养猪的地方，早已盖满了售价昂
贵的住宅小区，一期比一期时髦扎台型。连我们家也在早些年卖了老房子，搬到那
里去住了。
这些年，我常常有机会回上海，可是住在这样高档讲究的小区里，我却连回家的感
觉也找不到了。我坐在星巴克的咖啡座里，望着窗外的人来人往。这些人的面貌和
姿态与马克斯公寓里走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看看对面的街景，麦当劳、必胜
客、哈根达斯、仙踪林、永和豆浆.....每家店的招牌上都弄了些蹩脚的霓虹灯在
那里闪闪烁烁。这些名堂实在看得人眼晕，这里不就是台北、深圳这种没劲的地方
么？
我的心里总是念念地牵挂着从前的故乡，可是回到上海，我的故乡却已经变成另外
一座城市了。我躺在楼底下有讲普通话的保安守卫的豪华的公寓里，心神不宁，辗
转反侧。我到底是要再去马克斯公寓看看了。
他开了车带我回马克斯公寓去。弄堂口的铁门还在，只是换成雕花的了；“Marks
Terrace”这两个字象是新近刚刷过；地上的水泥疤痕歪歪扭扭的也还在，就象开过
刀的人，伤疤大概是不会消失的。有一桌老人还在那里打麻将，可是没有看到老吴
伯伯。我走进弄堂，没有人注意我。竹篱笆没有了，换成了一面水泥墙，不用说墙
外又是一栋新建的高楼，高得让站在隔壁的我觉得渺小得喘不过气来。水井怎么变
矮变小了，从前大扫除的时候，我好象只比它高一点点呀。抬起头来看看三层的楼
房，灰蒙蒙的比回忆里的矮了窄了许多。我以前的家门口种满了爬山虎，叶子上灰
灰的落满尘土，大约是久未住人了，那些叶子一路爬到台阶上挡住了去路。大多数
窗户都紧闭着，白日里也上了窗帘。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我试着敲了敲毛弟家的门。毛弟和他姆妈刚巧吃过中饭，饭厅里还有留着家常小菜
的香气。“啊呀，小寒是侬啊！”毛弟姆妈抱住我的双肩，又惊又喜叫了出来。她
至少有八十五岁了，脸上长满了老人斑，眼袋老得肿了出来，下巴上的皮肤松得在
那里晃荡，如果不是依然有神的眼睛，几乎看不出从前那个聪明优雅的“旧社会”
太太的影子了。毛弟也快五十了，他全然失去了年轻时那种清秀的模样，颓然是
一个没有梦想的中年人了。他已经不卖肉了，但还是在什么地方做着营业员。
我请毛弟给我和他姆妈拍一张照。老太太去水龙头那里湿了手来拢头发，又抿了抿
嘴唇，整了整衣服才坐定了与我合影。她到老都还是个爱漂亮的人，这让我觉得自
己特猛头里就要老人家拍照是有点贸然了。
毛弟姆妈带我去弄堂里转一转。“年纪轻格全部跑光了。”她指着那些紧闭的窗户
对我说。于是我知道一号里的模特儿惠惠嫁了香港人移民去了加拿大了，四号里那
个小时候拍过电影的飞飞早些年去了美国读考古，连买了我们家的那个风度翩翩但
是不声不响的童家小姐也搬到虹桥的小区里去了。
“迭条弄堂里年纪轻格里相末侬跟侬格阿哥顶出息来，”毛弟姆妈笑眯眯地看着我
细语款款，“侬爸爸妈妈末也跟了一道享福。”她说的话一向都是让人心里适意的。
“阿婆，侬福气也是好格呀，”我也努力想找让她老人家心里也觉得适意的话来说，
“毛弟哥哥介孝顺，一直等了朗侬身边服伺侬，小朋友格功课末也读得介好。”我
斟词酌句地回答，但还是无可避免地触动了毛弟姆妈的心经。只是老邻居见面，除
了谈论谁家搬了新房子、各家孩子在哪里读书做事，还能再谈些什么呢？
“我末总归跟毛弟伊拉讲，钞票末是身外之物，做人末只要吃得落身体好心平气和
就好了。”毛弟姆妈说话的音量不由自主地高起来，两只在胸前比划的手有一点点
抖。
“阿婆，侬格能想，我就放心了。”
可是我知道垂垂老去的毛弟姆妈不是这样想的，她这么敏感要强的人，想要心平气
和做人，谈何容易啊。曾几何时，毛弟姆妈是马克斯公寓里最出风头的人物。毛弟
父亲生得风流倜傥，祖承了一片工厂，又用金条顶下了马克斯公寓里的一套洋房。
毛弟姆妈是上官云珠那一派的江南美人，当年结婚的时候，真是美得连张艺谋捏造
出来的小金宝去做她的丫头都嫌粗。可是转眼之间就闹公私合营，私房没收了，毛
弟父亲变成了厂子里一个普通的拿工资的工程师。再过了若干年，红卫兵又来抄了
几通家。到那时毛弟姆妈除了剩下从前的派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本来那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什么都没有是无须心里不平的。毛弟姆妈诚心
诚意地相信政府的政策是有道理的。虽然不可能热烈欢迎搬进她家里的陌生人，但
是至少她一向都是与邻为善的。只是忽然之间政府又要老百姓购买私房，现在有钱
的人和从前没钱的人一样头颈硬起来了。可是毛弟家的财产早就被折腾光，毛弟父
亲也已过世多年，即使在世也未必还有能力去购买一套私房，而毛弟是一个年近五
十的营业员，你叫他到哪里去弄钱来买房子？
眼见得陆续搬进她的老洋房里的邻居又都陆续搬出去，住到新的洋房里去了，有的
搬走时还要留下恶言说她是“活该老来苦”。而搬空了的房间竟是上了锁的，因为
政府规定这些房间的使用权还是属于这些邻居的。面对这样的时代变迁，请问有谁
能够心平气和？
这个时代是有负于毛弟姆妈的，我忍住眼泪上去抱抱她。我真希望在我怀里的这个
曾经美丽妇人能有更好的晚年，可是我能做什么呢？
“小寒侬真是好良心，”要强的毛弟姆妈很快平静下来，倒反过来轻轻地拍拍我的
手安慰我，“侬阿要去看看老吴伯伯？”“老吴伯伯还了朗？”我大吃了一惊。
我们转到汽车间门口，轻轻地推开门。微光里，看到老吴伯伯缩在轮椅上，他已经
很老很老了。他的脸瘦得只剩下皮和骨架子，嘴巴张着，牙齿掉剩上下各一颗，眼
皮下垂望着地板。孤苦伶仃的老吴伯伯看上去更加愁苦了。他还照旧穿着一身黑布
衣，只是裤脚散开着，我想他是再也不能弯腰去扎紧他的裤脚了。
“老头子啊，侬今朝还好伐？”毛弟姆妈亲切地凑上前去问。“刚刚喝了一点稀粥。”
老吴伯伯看着地板答道，他仿佛连抬眼皮的力气也没有了。
“老吴伯伯，侬还认得我伐？”我弯下腰去问。他眼皮略微抬了一抬，有气无力地
摇摇头。没有觉得意外，我离开马克斯公寓十多年了。正这样想着，却又看到他抬
起眼皮来，有一点微光在他浑浊的牟子里闪过，“你不是三号里的姑娘嘛？”
“就是我呀，老吴伯伯。侬身体还好伐？”他竟然还认得我。“唉，姑娘啊，我今
年九十四了，还不肯死啊！”
我直起身来，抬起脸仰望马克斯公寓的天空，拼命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滚下来。我们
的弄堂已经被恒隆、波特曼这些个上海最昂贵的高楼大厦围得严严实实，只剩下很
小的一方天空，冬天里老吴伯伯是再孵不到太阳了。这些昂然挺立的高楼大厦，是
如今上海这个城市里西装笔挺的脸面，而马克斯公寓就变得好象是它脚下的旧皮鞋
了。这样的鞋子，穿在上海的脚下，带着这个庞大的城市和全国六分之一的财政负
担走了多少年的路，可是她现在被穿旧了，她也知道自己旧了，就要被扔掉了。
我从马克斯公寓里出来，心里难受得说不出话来。他的车还停在弄堂口等我，我坐
上去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
毛弟姆妈的私产被抢光了，可是她却不知道去哪里捉那个强盗。强盗抢钱的时候曾
经答应过老吴伯伯要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的，可是半道上却扔下他不管了。
时代的列车隆隆地开过，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什么时候它摆出来的道理不曾硬过？
而渺小的生命无非是用自己悠长而苦难的人生铺成铁轨，好让时代的列车无情地压
过去。
我一定是把他的手弄痛了，他转过头来，看见我的表情，“侬做啥了？”他担心地
问。“没啥，”我的喉咙哽住了，“就是寻勿着老吴伯伯种的蔷薇花了。”呜咽着
说出这句话，我终于忍不住伏在他的胸前，让眼泪滚滚落了下来。
后记
这篇文章是读了蟀鸽的“寻找老候”才起念写的。从前的上海是我深爱的故乡。在
我一再怀着爱和哀伤回望故乡的时候，知道还有另外的上海人了解我的情感，这真
是让我感到安慰。
祝福我们的故乡和所有的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