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在中国店碰见虹时，她内心正绽开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可当时我一点没觉察出来，我盯着她怀里一抱七八盒的豆奶。

“这么多啊？”

“一天一盒嘛。”她迈着鸭子般轻快的步子直奔货物车。她个儿中等，略显丰满。如果一定要让我在她和物质世界间找出某种联系，我想到的就是奶酪奶糖之类。

可有时我的耳朵会从她甜美，富有弹性的声音里听到一些急急越过的音符，突然尖扬起来的语调，就象手拂过一片平整的绒布时意外触到了几根扎人的小刺，让人有些许不安。我知道那反映着虹性情的另一面。也许是深藏不露的一面。

从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女人婚姻好不好，看看她的脸就知道。可从虹的脸望过去，好象什么时候都好得很，细白粉嫩，活色生香。

直到有一天，她忽然决堤似地和我说起她那一摊烂事。她说，他们的婚姻象一件外衣，只穿出去给别人看。

“既然如此，虹，你为什么不离婚？”

她笑笑，不置可否，沉默片刻，她对我说：“现在，我碰到了一个人。”

虹在很长时间里都吞吞吐吐不肯告诉我那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后来她实在憋不住了。可就在那一刻，我猛然发觉，原来门第观念在我们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虹转弯抹角不肯告诉我完全是因为怕被我小瞧。我小瞧了吗？也许，我还是小瞧了。虽然现在我后悔莫及。

虹说自己都不知道这是第几趟来这个修车场。她感到这个长着一只大鼻子，整天在车底下钻进钻出，乐呵呵的台湾男人有着一种兄长般的温暖，一种国平从未给过她的东西。她去得越来越多，后来根本不为修车的事。有时跟丈夫吵了架就往那里跑，这个阿伦早看出来了。渐渐地他们一块掉了进去。

那些阳光很好的中午，没有顾客来，阿伦在门上挂出：“Closed 12:oo_1:30”的牌子。他们就躲到那些堆满汽车配件的角落里去亲吻。阳光细细碎碎透过窗子照射进来，四周弥漫着仓库里总有的那股干燥清爽的气息。阿伦用手抓捏着虹鼓鼓的乳房，觉得这是一对意外得来的红苹果，一双临空飞来的白鸽子。虹就象一条小鱼重新被放回水里，她贪婪吞着这些吻，好象它们比她吃过的任何东西都甜蜜芬芳。阿伦说：“你很喜欢亲嘴啊。”虹笑笑，目光迷离，眼神清亮，两颊通红，她说，她现在是恋爱中的女人。她快活，她什么都不愿多想了。

阿伦给虹倒水，拿餐巾纸，搬椅子。他们一起在那张乱糟糟的办公桌上享用了虹从家里带来的午餐。

开车回去的路上，虹感到头昏目眩，无比幸福。她说她甚至想起了从前被母亲赶走的男友。

不过对于我，阿伦的背后总是一个谜。虹说阿伦已离婚三年了，现与老母亲住在山上一幢大房子。据说那一带是硅谷房子最贵的地方，至少也要上百万的。

我心里想一个修车的哪来那么多钱？

于是我说：“看来他倒挺能挣钱嘛。”

“他家有钱，房子买得早。”

“嫁过去作富婆吧。”

“哪行啊，我想到她妈就害怕。况且......" 虹支支吾吾的。

“况且什么？”

“他从来不在家里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他家的电话号码。”

“那你得当心，他会不会有老婆？跟你玩玩？”

“不象。”

“他是基督徒。”

“哈！你真天真。”我从来不把在这儿信主的中国人当回事，那些进了教会装糊涂，出了教会比谁都精明的兄弟姐妹我可见多了。我说：“基督徒还这样？那你更得当心！想想吧，是什么原因阻止他给你打电话，也不希望你给他打。”

“他大概怕国平吧。”

一个月后某天，我正在网上闲逛，忽然接到虹的电话，她说：国平遭解雇了。

我跑去看他们。家里乱糟糟，箱子皮包全开着。虹说他们正准备搬家，住到一个便宜一点的公寓去。国平还想在美国找工作。

“阿伦呢？”

“去拉斯唯加斯了，要一星期。”

“没电话？”

“连e-mail都不通。”

“真是神秘莫测。虹，你找了个特工情人。”

“你相信他背后有女人？”

“应该是。”

虹说她就象一个在一间黑房子里被幽闭了太久的女孩，现在终于得了个机会跑到园子里，在晨光雾气中，瞥见了浓密的树枝下有一只晶莹饱满的红苹果，甜香扑鼻，她踮起脚，用舌头舔了舔，觉得它是那么诱人，她忍不住要扑上去咬一口。

虹还真的咬了一口，可这一口是咬在阿伦脖子上的。

虹说：“如果他真有老婆，一定会被注意到。”

第二天一早她就跑修车场去看动静，一切照旧，阿伦正若无其事忙着。

虹便安心了。

可国平呢？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看上去墩墩实实，不大说话，带有几分固执的男人，在那些日子里是怎么度过的？他可察觉到了虹的异常？或许，他内心有更深的秘密？在风雨瓢泊的硅谷，人有时是那么孤独莫测。

可虹说国平一直不肯把他遭解雇的事告诉他的朋友同学和家里。

五个月后，国平在深圳找到了工作，先走了。两个月后，虹带着儿子离开美国。

走前那段时间，阿伦给虹描绘美好未来。阿伦说：“你先走吧，等你离了婚，我来娶你。把你和孩子都移民过来。”

他们还约着临走前坐阿伦的小游艇去海里玩一趟，这事让虹兴奋了足足好几天。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去成。虹最终也没能见到阿伦的妈妈，进过他的家门。按虹的说法是自己目前这样的身份不合适。

那会儿，虹经常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她好象有太多的话要说，有一次，我一只话筒从晚上十点握到了凌晨两点，手臂都要断了。从那些长篇累牍的话里，我听出了她的心事，她的渴望：她是那么想和爱伦上床！她说，“一次，哪怕一次，一次也死而无憾。”

我没给她鼓励，反劝她三思而行。直到她走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错误。

偶尔的放纵不会带来他们的毁灭，而过分的压抑却也许放掉了原本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体验。错过的就永远错过。等生命将逝的时候，你再叹息自己一生过得多么苍白，多么虚假，有诸多遗憾，又有什么意义？生命是不该被忽视，不该被浪费的，无论以怎样的借口。不过等我意识到这些，虹早已离开美国，一个人带着儿子在新加坡谋生了。

晚上，华灯一片，她才坐地铁回家，家里只有文静腼腆的儿子在等她，他看着忙来忙去的母亲，总是默默无言。

后来虹发过一张照片给我。人瘦了许多，穿一套灰色裙衫靠在一幢购物楼里的栏杆上，神情有些忧郁。她写道：I'm so old……

后来，我常想起虹对我说的话，她说：“我们这代人还是脱不了从前的教育，我们中了那个时代的毒，我们难以真正快乐了。”

可生活总是充满奇遇，就在虹去了新加坡半年后，国平却悄悄回到了美国。这次是英特尔把他招来的。于是，他立刻丢了深圳年薪四十万的工作，直奔这里。

当他出现在我家门口时，我发现他神色晴朗，甚至颇带有几分英雄重归故里的豪气。

我说：“肖虹呢？是不是也快过来了？”

国平略显踌躇：“她有点不肯来，她现在在新家坡有了份工作。”

过了几天，我接到虹的电话，她显得非常焦急与悲哀：“阿伦病了，他不肯告诉我是什么病，但好象很严重的那种，……我都担心他要活不长……我们没有将来。”

她好象要哭出来，过后，她又说：“我一时来不了，你能不能替我去看看？”

“去他家？”

“我也不知道他家啊”，她似乎在那头苦笑了一下，接着说，“我给你修车场的地址，你去那儿看看，告诉他是我让你来的。”

第二天，我便尊命去了那里。他的店挤在一排杂七杂八卖各种汽车配件店的中间。我进去的时候，只见一个穿暗红色T恤，体形微胖，目光笃定的中年男人正在里面忙碌。他见有人进来便乐呵呵上前来招呼。

我说：“是阿伦？”

“是。”

“我是肖虹的朋友。”

“哦，”他应了一声，脸上漠然，低头开始用老虎钳转动他手中的零件。

“听说你病了，她让我来看看。”

他听了，似乎吃了一惊，看我一眼，没吱声，继续转他的零件。

“她很担心你的身体，可她暂时还不能来。”

“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忽然急促地说，随后，他一边更快地转动着手中的零件，一边低头走开了。

我被扔在那里，望着眼前这片堆满杂货的乱糟糟的停车场，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荒谬之感，也许眼前这个人根本就没病？也许他背后真有一个家？……他谎称绝症，恐怕是担心虹又要来了，而他想要让虹死了心？

可后来在给虹的电话里，我对她说：“要看只有你自己去看，是不是患绝症，即使医生，也不是凭肉眼就能看出来的。”

虹听了我这样的话，一定觉得我不够朋友，冷酷之极！

可我知道，她始终没有再来。

大半年后，国平又不知何故，突然辞了英特尔的工作，神秘地重返中国，与我们不辞而别。

他们与我们的故事似乎划上了句号。只有在偶尔的e-mail和电话里，我们才得到彼此的消息，并且这样的消息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我大体知道国平进了北京的一家研究所，他们给他配车配房，而虹还一个人带儿子生活在新加坡。

“不自由，毋宁死！”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里我们聊着聊着，虹忽然这样喊道。从她冲口而出，压抑不住，高高上扬的声调里，我明白她找到了新的快乐与平衡，对于国平在北京养尊处优之后是不是玩上别的女人，她早已不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