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官员在此出家

　　贺老师怎么怎么说，贺老师说什么什么……不管是我的上海老乡汪居士，还是从哈尔滨来这儿出家的智悟师，或是常跟智悟师在一块的那个小尼姑，说起贺老师怎么怎么，那口气都恭敬得很，就象是在说一个名享天下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
　　这儿是藏胞的一统天下，来此汉人寥寥。对这位贺老师，我很想马上就去拜访一番，不过，听说他正在闭关，我又有点顾虑，贸贸然打扰一个闭关者，这合适吗？
　　汪居士看出了我的顾虑。他说，你既然来了，对贺老师不可不见，相信他不会拒绝你的。法王对贺老师特别照顾，允许他一个人在这儿单独住，给予个别辅导，这样，只要他不在打坐和念经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我这才知道，这儿的喇嘛闭关，通常是几十人上百人关在一间或几间黑洞洞的大屋子里，在三年时间里不准随便外出，也不准外人进去，上师定期对他们闭关修炼的情况进行检查指导。贺老师若跟他们关在一起的话，那倒是真的很难见上一面了。
　　一天傍晚，汪居士把我领到了贺老师住的地方。那是种在当地千篇一律的不折不扣的土屋，墙体用石块和着泥土垒成，内外壁再糊上一层细泥，就是像模像样的墙壁了；屋顶也由厚厚一层泥铺成，象个平台，在平台一角通常还堆一垛枯树枝，那是留到冬天用的柴火。
　　走进屋里，光线暗得很，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屋里很简单，当中摆着一只火炉，烟囱直挺挺地穿透屋顶，炉旁的地上放着一小堆木柴、一个水桶、一只热水瓶和一些瓶瓶罐罐。靠墙搁着一张小床，床上随便摊着些被褥和衣物。在这儿，床可是希罕之物，不知主人打哪弄来的，当地藏民习惯于睡地上，很多人至今不知汉地所谓的床为何物。
　　窗户用布挡住了，所以光线那么暗，我想，这一定是闭关的需要吧。窗台上，供着几尊佛像。床前摆着一张小木桌，桌上铺了一块白色塑料布，这种我们称之为“一次性”的餐桌布，用在这土屋里却显出几分洋气来。小桌上放着茶杯碗筷，烛台里插着半支蜡烛。我借住的乡供销社几年前已用上了电，虽经常断电，大部分时间仍可让你感受到人类文明的温暖，却不知为什么，这儿的两千多乡民喇嘛家里至今还没用上爱迪生一个多世纪前就发明了的电灯。
　　贺老师看上去五十几岁，中等个，略瘦，气度不俗，眼不大而眼珠乌亮，眉不浓而眉棱细长，额角开阔，鼻窦丰隆，一口牙齿白而齐整，一头浓发鬓分两畔。他肩披一件蓝色风衣，没上扣，精致的Nike标志一望而知，这是件正宗的舶来品。里面穿一件做工道地的大方格纯棉衬衫，看来也是品牌货。衬衫袖口往上挽了两摺，里面棉毛衫的袖子长出一大截。一见面，就觉得他身上透溢出一股灵秀之气。都叫他贺老师，我想，没准他是哪所艺术院校教艺术的老师吧。
　　“不知有人来，开水也没有。”贺老师一边叫我和汪居士往他床上坐，一边找出一只放茶叶的玻璃瓶来，“要不，我马上烧点开水，给你们泡碗茶？”
　　“不用了，不用了，就坐一会儿。”我赶紧阻止。在这儿生炉子，连一张引火用的旧报纸都找不到，要靠自来火直接点燃小树枝，你若没有足够的经验，或树枝不够干燥，只怕把一盒火柴都划光也生不起炉子呢。
　　一交谈，才知道他并非艺术院校的老师，此君正式身份，乃堂堂Ｗ市市政府商业管理委员会的国家干部哪！
　　当此全党全国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波涛滚滚之际，在一个主管全市商业的政府部门里任个一官半职，这日子可别太好过噢！再早几年，那时，他在一家公司管点事，有一回他直接经手了一桩批发业务，好家伙，事成之后，对方便按当时的行情给他们三人送来几十万元回扣！想一想吧，几十万哪！一个人一辈子的工资都没那么多哪！虽然他把这笔钱一分不少地退了回去，可他的心里在很长时间平静不下来。倒不是自己胆子不够大、送上门的钱不敢拿，而是由于自己不拿这笔“外快”，害得他的两个同僚也只好跟他一样学雷锋，后来见了他就象见了瘟疫似的躲得远远……改革好是好，可在改革的大旗下面，又有多少人利用自己的一官半职从国家那里捞了多少个人的好处啊。
　　平心而论，若讲级别的话，他在市政府里当官当得并不大，但是，因着他的才气和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业务能力颇受上级赏识。国务院举办首期全国期货交易和证券市场进修班时，Ｗ市派出五人进京深造，他为这五人之一。市政府不少重要会议都让他参加，市商委不少重要报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象该市和全国各地商业经济协作网点规划，就是直接由他端出来的。
　　刚见到他时，他那头很潇洒地披挂在脑袋上的又长又浓的乌发，那一身从上到下价格不菲的品牌服饰，都使我根本想不到，眼前这位举止大方谈吐得体的市政府官员，已经是一个告别了世俗的出家人了！汪居士也没告诉我贺老师已出家。直到后来我又单独拜访了他，方才得知。
　　出家后仍可留发，仍可穿原来穿的衣服，这是云登桑布上师对他的特许。不是每个寺庙里的活佛、主持都有资格破这个例的，同样，能得上师此等特许者，其本人亦非寻常之人。两年前我去色达五明佛学院时，遇一中年出家人，幼时曾患一怪病，全身肌肤变得透明，五脏六腑皆看得清清楚楚，后被一老道所救，成人后获三张大专文凭并在公安部门工作多年。按佛学院的规定，汉地来此出家者，要经四个月考察，才能决定接纳与否。而当此人来佛学院第二天便请副院长龙多活佛为他剃度时，龙多活佛笑着对他说，你刚进门时，我就为你剃度了！通常，为出家者执行包括剃发在内的一定仪规，才可谓之剃度。若不剃发，何谓之剃？只有象龙多活佛这样的大活佛，才能凭着心念，不剪一发不说一语就为对方剃之度之！而那位幼时的透明身，实乃“琉璃身”即菩萨身也，其根器也确非等闲之辈！
　　贺老师告诉我，他这已是第三次来壤塘了。
　　头一次来壤塘，根本没想到会来这儿出家。
　　头一次来壤塘，是为了心脏病。是的，是为了他那要命的心脏病。
　　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九一年，Ｗ市同济医学院的四个医学教授为他联手开刀，想用股动脉为他的心脏重新“搭个桥”－－－－把堵塞的血管打通。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可惜没达到预期的结果。医学教授一致的意见是，他的心脏前壁梗塞这么厉害，心脏一半已经坏死，随时都有可能死亡。象他这样的心脏，若保养调理得好，还可活上二三年，最多三五年，要想活过五六年，那是不可能的。
　　五十几岁就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似乎过早了点。听说气功对治病健身有特效，他就练上了气功。当然，他不排斥原来的治疗手段，中西医生开的一大堆药物照常吃。练了几年气功，好象还有点用，病虽没好，但至少，没怎么进一步恶化。
　　九五年秋，有个修密宗的同道问他，听说在四川壤塘这个地方，有个密宗大活佛，功夫很高，最近要搞个灌顶活动，想不想一起去那里灌个顶？灌了顶肯定能长功。
　　灌顶？壤塘大活佛？他心中一动。去呀！为什么不去？若能灌个顶，长点功，让自己的身体变好一点，那有多好！那时，他还是头一次听说壤塘这个地方。回家一查地图，才知道壤塘地处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是在青藏高原上，海拔好几千米呢。妈呀，自己的心脏病那么重，上高原，别说是去灌顶长功，会不会死在那里回不来？可他觉得耳边隐隐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你应该去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就这样，九五年十一月，Ｗ市五六个以气功为纽带走到一起来的同道，结伴来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壤塘－－－－这是国务院认定的全国最穷的二十三个贫困县之一。从成都到壤塘的六百公里山路，长途汽车足足开了两天，一路上翻山越岭、盘旋颠簸，等车子开到壤塘，几个人累得都快趴下了。原来以为，到了壤塘，终点也就到了，下车后一打听，从壤塘县城到他们要找的活佛，还有几十公里山路呢，而且这几十公里山路不通长途班车，有些地方坑坑洼洼、乱石成堆，根本就称不上是条路。有的人乘车乘怕了，但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也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在县委招待所休息了一天，然后设法化钱包到一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近百里外的中壤塘乡，他们慕名前来拜谒的大活佛－－－－觉囊的法王云登桑布上师就长驻在此地的藏瓦寺里。
　　离开Ｗ市时，正是晚秋，中原天气，不冷不热，穿一件毛衣恰合时令。而在这海拔三千五百多米的青藏高原上，早已是一片冰天雪地的寒冬景象。他们把带去的毛衣、风衣、大衣全部穿上，依然冷得发抖。
　　平时极少有这么多汉人一起来这里。衣衫褴缕的藏娃娃象看待外星人那样诧异于他们的到来。
　　这个地方的贫困令人吃惊。家家户户住在泥土垒成的土屋里。许多人家是真正的家徒四壁，没有电灯，没有床，没有桌，没有椅，只有一只炉子，一只水桶，一两只锅子，几只碗，终年靠青稞粉和一点酥油果腹，有的人甚至连青稞粉也不能吃饱。
　　云登桑布上师热情欢迎他们的来访，吩咐管家，尽最大努力安顿好这批汉地来的稀客。
　　在管家安排下，屋子腾出来了，火炉点起来了，为他们搬来了干燥的木柴，帮他们拎来了清冽的冰水，还给他们送来了青稞粉、酥油、卷面、土豆、蜡烛和羊皮褥子。
　　可是，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人，尽管来之前对藏区条件之艰苦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却无论如何想不到这儿的条件会艰苦到如此地步。大家将就着和衣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起来，有的人真恨不得马上逃离这里……
　　上午，因为天冷，大伙儿都在屋里围着火炉取暖。忽然，从外面传来嘁嘁喳喳的呼叫声，虽然听不清也听不懂藏胞们在叫些什么，但凭感觉，好象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反正坐在屋里没事，就出去看看。
　　一出门，就见到处都有乡民喇嘛三三两两地站着，一个个昂起了头，往天空中看着什么。大伙儿也往空中望去，这一望，个个屏声息气、目瞪口呆，如泥雕木塑一般，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见蓝色的天空中悬挂着五个明亮的太阳！中间一个大太阳，四周四个小太阳，四个小太阳的排列十分对称、规则。大太阳周围有一圈小彩虹围绕，四个小太阳由一圈大彩虹围绕，这一美丽而奇特的图案，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如果打个比方，说大太阳象射击场靶纸上的实心靶心，那围绕着它的彩虹就象是靶纸上三环或四环的圆环，而围绕小太阳的彩虹就象是十环的圆环。过一会儿，围绕小太阳的大彩虹由圆形变成了方形，不折不扣的方形！再过一会儿，大彩虹不见了，五个太阳分别被一个个小彩虹围绕在中间……这一前所未见的天象持续了两三分钟，然后那四个小太阳及五轮彩虹象电影中的淡出淡入一样，慢慢地变淡，变淡，最后消失在朗朗苍穹中……
　　到这儿来的汉人，再无一人抱怨这儿条件太差，再无一人想马上离开这里。
　　他们后来了解到，天空中出现五个被彩虹围绕的太阳，是显现了藏传佛教中一个坛城－－－－时轮金刚坛城的图像。当地喇嘛都说，空中显现藏密坛城图像，是极为殊胜之事。在壤塘的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汉人集体来这儿求法，你们来这儿第二天，空中就出现了坛城，这也许是老天爷表示了对你们的欢迎？
　　我问贺老师：“当时，你们没用照相机拍下来？”
　　“没有。当时，我们看到这一奇特而壮观的场面，个个都惊呆了。”贺老师说起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虽然已不再象当时那般激动，但仍充满了一股特殊的感情。“其实，我们好几个人都带了照相机，而且，从时间上说，这一空中景象持续了好几分钟，要拍张照片不是来不及。可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要跑回屋里去拿照相机。根本没有这个念头。事后想想，拍不拍照片，对没看到这一奇景的人，也许有点意义，可对当时看到的人来说，根本就无此必要了。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心里一开始是感到惊异，既而是为佛法的不可思议而赞叹，再接着是对自己过去对佛教的似信非信的反省，最后，完全沉浸在一种开阔而崇高的情界中。我觉得自己的精神一下子得到了升华。可以这么说，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完成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宗教观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对佛教，从此我生起最大的信心，而且那时就预感到在我今后的生活中，将会发生某种重大的转折和变化。”
　　头一次到壤塘，呆的时间不长。空中出现五个太阳后没几天，云登桑布上师为他们作了时轮金刚灌顶并传授了生起次第的修法，不久，大伙就回去了。
　　“你的心脏病怎么样啊？”我问贺老师，“在高原上受得了吗？”
　　“是啊，去壤塘之前，我还担心自己的心脏经受不了高原缺氧的考验，怕死在那里回不来了呢。上师给我们灌顶之后，一起来的几个人，身上的病都发了出来，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理解了，这是魔障造成的。当时我也病了，心想，完了，我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病，看来要把命丢在这高原上了。有人向上师反映了我的情况，上师说，没关系，他的心脏没问题，这是高原反应，明天给他念个经就会好的。果然，没过几天，我的身体就好了。回家时，我提着两个大旅行包上楼，我住五楼，噔噔噔一口气跑上五楼，轻松得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跑楼梯居然会这么轻松，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回到家里以后，他用离开壤塘时云登桑布上师送给他的佛像和法器布置了一个佛龛，依着上师传授的法，每天修持不辍。感应很明显，他的身体也进一步在好转。他不想再去上班，而且觉得在政府机构那种氛围里学佛也不大合拍，就打报告要求提前退休。他有高级经济师职称，又是业务骨干，领导上很想再用他几年，但见他退意已定，再说身体也确实有病，也就批准了。
　　九六年七月，他第二次来壤塘。这次来，呆的时间较长，直到十一月，天气太冷了，他才回去。四个多月时间，他从喇嘛和乡民那儿了解到不少上师的事迹，这使他对上师生起了更大的信心。象云登桑布这样的大活佛，终生精进不懈的修行，对佛理佛法完全透彻的了解，普度众生的大慈悲心，救弟子于厄难中的神奇法力，以及平时无意中显现出来的超人的智慧和力量，都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若非去年亲眼看到天空中显现藏密坛城的奇迹，若非这些事迹出自乡民喇嘛直接的经历与见闻，换了个过去的他，也会当做天方夜潭或故事新编而付之一笑的。而现在，一旦发觉按目前的科学水平、生活常识和某种理论认定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在事实上发生了，而佛教对宇宙、世界、社会和人类等等的解释之圆满又远远超出了千年时空的束缚和限制，他不能不感叹过去的他，自以为脑袋还好使，还懂点科学和文化，好象把这个世界已看清了，可实际上，他的无知和偏见要说多深就有多深哪！他庆幸自己在耳顺之年有缘闻到了真正的佛法。看似自己的生命之路已快走完了，忽然，电闪雷鸣，石破天惊，云开雾散，一片光明，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示在他的面前，他象一个初生的婴儿，走上一条人生的新路……
　　从壤塘回去后，在家里住了没几天，就觉得越来越不习惯。论生活条件，可以说他什么都不缺了，在他居住的这座近年来发展颇快的城市里，四通八达的交通工具，方便快捷的通讯手段，品种繁多的商业供应，以及他个人的设施齐全的住宅等等，都是壤塘那个一贫如洗的穷地方不能比拟的。可是，他就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缺了点什么东西。缺了点什么？想来想去，他悟出来了，缺掉的是青藏高原上的那一片清纯和宁静。在那无任何外界干扰的黑幽幽的土屋里，独自一人，静静打坐，全身心沉浸在一片光明之中，那种喜乐的感觉真是难以对人言说……而在Ｗ市这座他已生活了多年的城市里，他头一次发觉，整个城市怎会这么嘈杂，从早到晚，耳朵里尽是一片嗡嗡声，没个安静的时候，而且，空气怎会这么脏呀，太难闻，自来水怎会有这种怪味呀，太难吃。尤令他不习惯的是，他过去交际颇广，常有宾朋往来，可现在，见了昔日的友人，彼此却不容易谈得拢，他衷情于高原上那一块蓝天白云下的净土，谈则藏密活佛喇嘛宁玛觉囊莲花生笃布巴前世后世时轮金刚藏瓦寺……他不仅想让城里人分享一点他的喜乐更希望他们也能信奉佛法行善拒恶，可是城里人关心的是股市行情企业效益菜价粮价肉价张家长李家短，就算你说的空中出现五个太阳一点不假可跟我有甚麽关系难道我信了朝它磕几个头做生意就准可发财？
　　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他是真心为他们好，可是很少有人能理解他，有的熟人嘴上不说，心里却已把他看作一个走火入魔神经搭错的怪人……要改变这个社会，任何个人都回天乏力，更别说象他这么一个小人物，但他再也不甘心依旧在这个浊世里沉沦，惹不起总还躲得起，他相信在他已去过两次的那块清纯宁静的高原净土上，会有他的一席栖身之地。他决心再去，闭关修上两三年，一定要修出点成果来。修不成，哪怕死在那里，他也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社会环境里去了。也许，出家的念头和决心就是这样形成的。
　　汉地人出家，跟藏地不一样。藏地以家里有人出家为荣，而且在经济上要一直供养出家者，这仿佛是一种社会分工，在家者从事生产，养活自己也养活出家人，出家者专事修佛，解脱自己同时帮在家者得到解脱。汉人出家，常带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悲壮味道，一出家，似乎从此天人永隔，连再见次面都难得很。
　　既然下了出家修行的决心，他把家庭作了一定的安排。好在子女都已自立，当父亲的已无多大后顾之忧。他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三朵花，两个大学毕业，一个毕业中专，这几年陆续踏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对父亲要出家，女儿都不赞成，都这把年纪了，还跑到山沟沟里去吃那份苦，值得吗？再说，你当爸的出家，人家会怎么说我们作女儿的呀……
　　可是，作女儿的也真有点拗他不得。不管怎么说，父亲讲的有些话也不无道理呀：“我是个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人，从九一年算起，最多再活三五年，能活到今天不死而且身体有所好转，主要得益于两次去高原得到藏密上师的灌顶、加持和授法，我很想进一步修学觉囊的法，不说今世能不能修成佛，也不说死后能不能往生香巴拉，至少，继续去那里学法修行，肯定能使你们父亲多活几年吧，就冲着这一点，你们也该支持我吧？”是呀，父亲去青藏高原跑了两趟，回来后身体大有起色，作女儿的都为之高兴，哪个子女不希望父母健康长寿呢？说到最后，作女儿的对父亲说：“你要去就去吧，也别说什么出家不出家，反正，去了也别不回来，在那里需要什么东西，不管是吃的用的还是伟人像，打个电话或寄封信来，马上给你捎去。”
　　九七年四月，他第三次来到壤塘。
　　五月，智悟和她的父母也来到这里。“智悟在这里出了家，她的妈妈也在这里出了家，而且永远留在这里了。”贺老师听我问起智悟师的情况，作了回答。“其实，上师给她妈妈授出家五戒时，这儿的喇嘛就明白，她的妈妈要死了。听这儿的喇嘛说，你从上师给重病患者念什么经，就可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活下去，对不同的对象，念的经是不一样的。我到这儿来，也生过几次病，上师也给我念过经，后来听健阳活佛说，上师跟他讲过，贺老师的病这一两年没生命危险，不要紧，念念经就会好的。”
　　健阳活佛，是觉囊派一个大活佛的转世，年纪不大，在当地名气不小，他是法王云登桑布上师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有汉人来壤塘，上师常请他作翻译。我这回到壤塘时，健阳活佛去内地办事了，没碰上，有个三十来岁，曾在青海的汉语学校里读到高中毕业的喇嘛，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考证壤塘寺历史渊源的多尔吉，当了我的翻译官。
　　“你是今年来这儿出的家？”我问贺老师。
　　“是的。当我跟上师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想在这里出家修行，上师答应了，他说我有这个因缘，当我九五年头一次来壤塘时，他就知道我今后会来这儿出家。上师把我留下后，对我特别慈悲和照顾。这儿的喇嘛闭关，三年一期，每期有几十人上百人参加，为便于管理和指导，让他们集中在一起修学。他们集体修学的地方，不管怎么说，终年漆黑一片，生活条件卫生条件都比较差一些。上师让我在外面借一件屋子，一个人住，这样，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一些。上师还对我说，你虽然来这儿出了家，但你跟这儿土生土长的喇嘛毕竟不同，你的身体今后还会有违缘，我不要求你在这儿一呆三年，等你把觉囊派主要的法学会后，可以回家去依法修持，只要心静，烦恼就少，相信你在城市里修行照样可得成就。”
　　谈起觉囊派的修法，这位刚出家的政府官员很有他的一番见解。他说：“觉囊派规矩很严，它的密法，除了生起次第对在家者可以教一点，作为觉囊派精华的圆满次第，只传有缘的出家人，对不出家的，一律不传。我曾对他们提出来，这一点能否做点改革？后来，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和自己的修学，我有点明白了。觉囊派的修法，有它的诀窍，有些东西，在家的人确是不大好学，你修得好好的，回家跟老婆睡一觉，好了，前功尽弃。”
　　“修三远离，从形式上看，不念咒不念佛，光打坐，好象把禅宗的那一套全拿过来了。但是，从自我修行来说，它比禅宗又更进了一步。从外部，它修气脉明点，从内部，它修佛性，去业障。一个有形，一个无形。真正根基好、下功夫精进修行的人，在三远离的不共加行阶段，就可修成。根基略差的人，若到这一步没达到要求，就象中学阶段基础不扎实，读大学比较吃力，它有补救的措施，这一步一步之间的衔接，非常科学，其目的是保证让你修有所成。比如，一开始修本尊（时轮金刚）时你没达到应有的程度，修三远离时，就会让你达到；如果修三远离时仍未达到，就会通过进一步加修六支瑜伽让你达到。如果你还是达不到，那怎么办？不要紧，最后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修法，可让你上去。当然，这种修法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着魔，但在上师身边修，有上师的个别指导和加持，你最终可以修成得果。”
　　贺老师在这儿说的“三远离”，是觉囊派修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其意思是指身、口、意三者都要远离“戏论”，故称“三远离”。“戏论”，为藏传佛教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大概意思是指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已习已为常的习惯、习性等等。按觉囊派的规定，修持者一般要剃度出家，而且必须在上师指导下才可修，在此期间，从早到晚都在闭关房里，几乎断绝跟外界的一切往来。
　　“在这儿修的人，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有各种病症表现出来，包括过去生过的病，潜伏在身体里面的病，会跑出来。“贺老师接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已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些地方气脉不通，练到一定的时候，要打通它，就会有各种症候出现，这类似中医说的‘不通则痛，痛则不通。’密宗里将它称为‘外魔’，所以，闭关到一定时候，上师会把医生找来，给每个人仔细检查身体，有病的开药吃药。这是很科学的。我回内地，有人问我，你信佛怎么还吃药啊？佛不是很灵的吗？提这种问题完全是对佛的无知。不可否认，有些时候，医药的作用，比你修持要来得快。人要完全靠修持来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必须修到一定阶段才行，从禅宗来讲，相当于三禅的阶段，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若真的把全部气脉明点都修通，那就可以脱胎换骨乃至返老还童了。”
　　贺老师认为，社会上为什么有些人把佛教视为迷信？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佛理，不知道佛法为何物。佛教决不只是烧个香磕个头，当然烧香磕头也有它一定的道理；修佛也决不只是修来世，它首先修今世；佛法也并非某些人以为全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有很多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去他读《米勒日巴传》，书中的很多描述理解不了，以为是少数民族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现在，结合上师的传法和自己的修行，我才弄懂了。”他笑着说，“米勒日巴修持到后来，他的神通可厉害了。你看，他想飞就能在天上飞嘛！那都是非常真实的事。今日的云登桑布上师，他的神通也很大，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很多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佛教不提倡显神通，上师也不喜欢讲神通。”
　　我第二次去拜访贺老师时，他的热水瓶里正好还有大半瓶开水，就用他自己的杯子给我沏了杯茶。
　　对茶叶的品第，我的鉴赏能力还不算太差，尽管水不太烫（海拔三四千米高原上刚烧开的水也达不到摄氏九十度），茶叶的好坏还吃得出来。我惊讶地发现，这茶叶可不是一般的西湖龙井，绝对属于档次很高的上品，若放在茶叶铺里，大多数茶客都会被它的价格吓得不敢问津的。我说：“这茶叶很好。”
　　贺老师笑笑：“这是朋友送的，每年都有人送我不少茶叶，这茶叶还可以吧。”
　　岂止是还可以。我想。他在市政府搞商业工作时，他的生活水准，就象这茶叶一样，何止还可以，肯定是相当可以的吧。现在，居然跑到这青藏高原上的穷乡僻壤来出家了，那可是真正的天壤之别哪。
　　我跟这位昔日的政府官员，随便谈论起他的过去。
　　他的过去，应验了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他过去确实搞过多年文艺工作，而且不是外行，怪不得他身上令人感受到一股艺术家的灵秀气。
　　六十年代，他在Ｗ市的一个文化馆里工作，辅导群众文艺和业余创作，自己也写过一些文艺作品，舞台文学、小说、诗歌、评论等等，都有所涉猎。群众文艺被他搞得如火如荼、热热闹闹，有几位经他辅导而步入文学之门的年轻人，在今天都称得上是享有盛名的专业作家、大报总编了。他在文革前夕写的一个剧本，被省里推举作为中南区的群文作品将参加全国现代革命京剧汇演，带队者乃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是也。不过，戏已排好，未等上演，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陶铸被打倒，他写的这个剧本也被打成“黑剧本”，跟刘少奇、周扬的“文艺黑线”挂在一起挨批判，排演这出戏的Ｗ市京剧团导演因不堪忍受迫害而跳了长江大桥。
　　文革以后，Ｗ市文联几次要调他去担任一定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对文革中吃的苦头记忆犹新，不愿再吃文艺饭，最后没去，文联的几位领导都很为之惋惜。
　　因解放后父亲死得早，家境不佳，五十年代中期，他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凭着他的才气和勤奋，一面工作一面自学，先拿到了函授大学中文系的毕业文凭，后来又读了师范夜大，还当过Ｗ大学中文系的旁听生，各科成绩优良，深得师长夸奖。文革以后，他转攻商业，刻苦研修经济理论，又拿到了经济学专业的大专文凭。
　　他有个哥哥在台湾，是大陆解放前夕跟老蒋过去的，有个姨父也去了海峡那一边，听说还在那里管点事。尽管哥哥和姨父去台时他年纪还小，分手后再无任何联系往来，但因着这层“海外关系”，解放后每次运动一来，他少不得要过一次筛子。文革后对外开放，“海外关系”不象过去那么可怕了，但他也从未想过要从“海外”得到点什么好处。
　　关于我跟他的谈话，他说只是随便谈谈，没想过要发表出去。你一定要写，随你吧。他现在把绝大部分时间都化在修行上，对世俗的名啊利啊，早已看得很淡很淡，真的，很淡很淡，没什么意思。
　　目前还没想到什么时候回Ｗ市去。今后？到时候听从上师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