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在写作中保持高贵
　　这应该算是一次迟到的采访——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当还在美国攻读英文写作硕士学位的严歌苓凭借《少女小渔》、《天浴》、《人寰》、《扶桑》等长短篇小说，拿遍台湾所有重要文学奖项及若干香港、美国的重要奖项时，我们内地的读者对这个名字还是浑然不知的。

　　10年后的今天，严歌苓其人、其文在读书人中依然是陌生。但随着她的一部部作品悄无声息地在内地出版，这个名字也日渐走入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地变得丰盈、繁复起来：12岁的部队舞蹈演员、19岁手持五四手枪和特别通行证的战地记者、因为一举拿下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台币奖金文学大奖而被海峡两岸若干著名男性作家愤怒得口不择言的旅美女作家，以及《谁家有女初长成》中被贩卖的少女巧巧、《天浴》中惨遭蹂躏的女知青绣绣、《白蛇》中身体会歌唱的舞蹈家、《无出路咖啡馆》中被FBI苦苦纠缠的中国留学生……

　　当这一个个形象盘桓在我们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的时候，严歌苓终于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上，一杯杯地喝着啤酒。她说这是为了使自己的谈话不被各种禁忌所束缚。每天上午的写作是她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至今保留用铅笔在稿纸上耕作的习惯，兴起时各种形状的撇、捺可以自由地飞，这是电脑无法实现的尽兴，但换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常年的严重失眠。酒，尤其是温热的黄酒就扮演了严歌苓生活中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有时爱电影超过爱小说

　　沿：说起电影，好像你现在有好几部作品都在被拍摄成电影的过程中，其中包括好莱坞要投巨资拍摄、由陈冲任导演的《扶桑》，而陈凯歌对你的《白蛇》似乎也很感兴趣？

　　严：《扶桑》的剧本已经改好了，目前在找女一号，男主角已经确定是姜文。《白蛇》的版权陈凯歌没有拿到，被一个台湾导演先买走了。不过，有另一位内地导演陈洁把我的《谁家有女初长成》拍成了电影，名字叫《巧巧》。此外，《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和《无出路咖啡馆》也被别人买走了。

　　沿：加上由张艾嘉执导、在亚太国际影展夺得6项大奖的《少女小渔》和陈冲执导、囊括了台湾金马7项大奖的《天浴》，你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频率相当高。内地很多作家对别人根据自己作品拍成电影后的效果非常不满意，你呢？

　　严：那得看是怎么改，每个剧本的改编我基本都会参与。有时我爱电影甚至超过爱小说，因为电影在很多艺术手段上是优越于小说的。视觉上它所给你的那种刹那间的震动，不是文字能够达到的。就好像你看到一块皮肤冒出汗珠的那种感觉，文字一写就俗了。

　　沿：所以有时你也从事剧本创作或改编别的作家作品？

　　严：是。现在我挺得意的一件事情是我已经正式拿到了好莱坞专业编剧的证书，这样可以享受他们很多福利，每年只要写出一个好剧本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沿：但是如果写惯了剧本，你原有的文字会不会受到伤害？

　　严：我想不会，电影只会让你的文字更具色彩，更出画面，更有动感，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所努力追求的。这正是我为什么会爱电影，然后跟电影走得很近的原因。我非常喜欢小说里能够有嗅觉， 有声响，有色彩，有大量的动作。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写性，我看了特别失望。因为它不撩拨人，没有气氛、没有气味，性爱整个的质感都没了，所以一点也不性感。

　　沿：但是我们知道好莱坞电影的商业程度有多高，它的剧本生产似乎更像是手工作坊的作业。

　　严：我写的都不是很商业的东西。那种隔几分钟要出一个大的情节，什么时候要出现一个危机的东西我是不会写的。当然别人让你写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喜欢的，我会尽量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不能坚持的话我还可以选择不写，无非是少赚点钱。

　　沿：你现在既是美国的职业作家又是职业编剧，那你今后的创作会更偏重哪一个？

　　严：当然还是小说，所有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写小说的目的，使我能有一个体面的生活，不让任何小说潮流来诱惑我的生活。如果生活很困窘的话，你会变得很虚弱，很容易受诱惑。现在，小说成了我的贵族生活，它使我能保持中立的生活态度。什么写性的作家、脱衣服签字……这些东西离我都很远。

　　沿：在所有人里面只有陈冲和你是二度合作，是不是对她的《天浴》很满意的缘故？

　　严：对，我们是臭味相投的至交，跟好朋友在一起工作，觉得工作是一个游戏，很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了。

　　陈冲把《天浴》拍出了童话的诗意而不是写实的，如果那种知青被强奸的事情被拍得很写实的话会是非常丑恶的。

　　沿：据说在《天浴》的写作过程中陈冲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严：是。《天浴》是我在1978年听到的故事，从此就像一个鬼魂萦绕了我20年。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在我心里发酵、成熟，但我真要写的时候又很犹豫，因为故事本身太黑暗，等我把这个故事讲给陈冲听后，她拼命鼓励我写，结果写出来后就拿了一等奖。那年陈冲正好在柏林电影节当评委，专门从电影节上给我打电话，说电影节上所有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存在、放映，完全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当代人生活的萎靡、黑暗。我们把《天浴》拍出来就是要告诉现在的人们：曾经有这样一些人被糟践成垃圾，但他们的内心却从没有阴暗、萎靡过。所以才有了那部电影。

　　沿：那《扶桑》会沿袭前一部电影的风格吗？

　　严：《扶桑》会更复杂，我们已经酝酿了5年了。里面讲了一个有着三寸金莲的中国成年妓女与一个12岁的白种男孩之间的爱与恨，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处在美国边缘的感觉

　　沿：1989年开始到美国留学，之后你的创作就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你曾说到了美国是自己的一个再生？

　　严：那是因为到了美国后你不再是一个优越的中国作家，你必须把自己向所有的生活方式打开，比如说我做过餐馆的服务生、帮人家带孩子的保育员、模特……这种种不是一个作家做姿做态地体验生活，而是实实在在地在生活。这使我去掉了很多虚华的东西，而增加了许许多多的人生体验。在国内我当了13年的兵，这13年是结实的，在美国的这些年是另外一个结实。在中国当作家的阶段我写的是部队生活，在美国很快就开始写移民生活，很幸运的是我基本上没有断层，没有过一条鱼被甩到岸上的窒息感觉。

　　沿：但听说你姑姑就在美国而且非常愿意资助你，所以你到美国后可以不必过得那么艰难。

　　严：我姑姑、姑父都是很好的人，也的确很愿意帮我。但是在那个地方，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对你来说 都是鞭长莫及的。你想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依靠更何况别人？而且我12岁就到部队，每个月挣6块7毛5的工资，所以心理上我就没有依赖别人的习惯。到美国后我向姑姑借过1000美元，但很快就还了，因为我申请到了奖学金。

　　沿：有人评论说你10多年的作品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是因为你一直生活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对此你怎么看？

　　严：不是因为在美国，而是因为在一个边缘。所谓当事者迷，道德的、政治的，就因为你在局内所以你不能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不是控诉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讴歌……但这都不是文学的功能。局外一点，边缘一点，就会不同。像加缪那样站在局外，这样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在写作的时候我再把心里的感觉告诉别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荒诞的，有游离于所有主流生活的感觉。

　　沿：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频繁地往返于中、美两国间，但你觉得自己又无法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

　　严：我就不想从属，永远保持这种状态。做很多东西不够大胆，比如说一些作家在道德上、政治上表现出来的不勇敢就是因为他太从属于这个社会。我们上一代的作家在这方面可能做得要好一点，但他们缺乏很好的美学基础，这注定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在文学史上取得永恒的地位。这一代人的美学基础、见多识广肯定要好于上一代人，但是你看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和作品依然是失望，因为你感到了这些作家不敢在道德、政治上承担责任。你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仅仅是冷漠、自私、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写小说就应该是实现自己在道德、美学和政治上的抱负的过程。其中美学当然是第一步的，语言是首要，但其他的东西你也不可以忽略。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我的写作可以不必考虑任何后果，因为我本来就不属于那里的主流社会。

　　我想出名我就说

　　沿：你在一篇散文里提到自己从4岁开始想做名人，而且追求的是一种大成功，而不是父亲那样的中流名人？

　　严：是，幸亏我爸爸没看到这篇文章，否则他肯定会不高兴。（笑）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活得太累。他们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高姿态向别人和自己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位居中流。我不希望自己也变成这个样子，我想出名、追求成功我就说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呀？我认为无数成功的个体能相加出一个成功的民族。

　　当名人就要当一个大名人，做一个小名人太不过瘾。我觉得自己最尴尬的时候就是你的朋友当你的面很热心地向别人介绍：“这是著名作家某某某，你听说过的吧？”结果对方一脸愕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那一刹那间，我常羞愧地觉得简直没法活了。（笑）

　　沿：那你在电影和小说方面的具体抱负呢？

　　严：就是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写尽，包括哲学、美学上的尝试，文学形式上的实验……我把我的这些花招、跟斗、把势都玩尽了就好了，没有什么太高的奢望。

沿：有人评论说你10多年的作品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是因为你一直生活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对此你怎么看？

　　严：不是因为在美国，而是因为在一个边缘。所谓当事者迷，道德的、政治的，就因为你在局内所以你不能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不是控诉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讴歌……但这都不是文学的功能。局外一点，边缘一点，就会不同。像加缪那样站在局外，这样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在写作的时候我再把心里的感觉告诉别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荒诞的，有游离于所有主流生活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