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大荒好幾年了，這是第二次來團部醫院。上次來是給秀蓮獻血，時間緊、心裡急，沒好好看看這地方。現在才注意到，醫院是一溜坐北朝南的平房，東頭和西頭各開一個門。過道地上鋪着水泥，比二十一連場院的水泥平展。牆上的漆顯然是很久以前刷的，下半部分一米半左右是天藍色的，上半部和天花板一樣是白色的。筆直的過道左邊，也就是朝南方向是一溜診室。門上掛着牌子，有外科、內科、小兒科、婦產科等等，婦產科在所有這些診室的正中間。起初覺得過道里來往的人們都好像盯着我，可大着膽子觀察了一下後，發現人們或是因病痛自顧不暇，或是因環境生疏一臉迷茫，亦或是因有事顯得匆匆忙忙，根本沒人關注我。

猶猶豫豫地推開婦產科的門，我把頭伸進去。屋裡靠南窗戶下，面對面擺着兩張書桌。東邊和西邊兩個牆邊各擺着一張比一般床高且窄的就診床。右手邊書桌旁坐着一個穿着白大褂的女醫生，頭埋在書裡，聽見開門聲，她抬起頭。

“我……是二十一連的。”聲音小的像蚊子叫。

“姓江，是吧？來，進來，進來。你們連來電話了，我想着你早就該到了呢。”女醫生頷首說。聽口音，她是南方人，看上去，她大約有四十歲左右，胖胖的圓臉，一副挺隨和的樣子。

我進了屋，把門關在身後，站在門邊，隨時準備開門逃跑。

“別緊張。”女醫生微笑着站起身，指着靠着西牆的床和藹地命令說，“過來，坐這裡，我叫一下小劉。”

女醫生不慌不忙地走到我旁邊，我只好往裡邁了一步，讓開身，她好開門。她探出身子，叫了一聲：“小劉，劉芬，過來吧。”隨即關上門，指着那張床，又對我說：“你過去，把下身的衣服全部脫下來。”

“脫衣服幹嗎？”我問，沒動窩。

“不脫衣服怎麼檢查？”

儘管女醫生沒有嘲笑的意思，我還是窘得渾身發熱。

我看了看窗戶外面，看了看門，僵在門邊，兩隻腳像是被釘在地上不能動。

女醫生推着我的後背走到床邊，一邊安慰說：“沒關係，婦科上午一般不忙，不會來人的。別緊張，這種檢查很簡單，一分鐘都用不了。”

床上鋪着原本是白色，但是已經洗得發灰發硬的床單，對着門的一端有兩個跟這張床差不多高的腳蹬子。

一個年輕的女護士端着一個金屬盤子進屋來，關上門。女醫生向她使了個眼色，她回手把門給插上，然後走到腳蹬子旁邊站住了。

我脫了褲子，坐到床上，瞥了一眼小劉手裡的金屬盤子，盤子上有一根四五寸長的金屬針一樣的器械和幾個小小的棉花球。

我磨磨蹭蹭地把褲子疊好，放在身邊。

女醫生耐心地等着，問我：“你在連隊幹什麼？”

“大地排。”

“怎麼來團部的？”

“坐我們連的蹦蹦兒來的。”

“來，把內褲也脫下來。你們連的蹦蹦是五十五還是二十八？”

她顯然是在用拉家常的方式讓我放鬆。

“我們連有倆蹦蹦兒，一個是五十五，一個是二十八。我是坐五十五來的。”

內褲也脫下來了，疊好了，放在疊好的褲子上了。

女醫生站在兩個腳蹬子中間，攤開兩個手臂，拍着兩個腳蹬子說：“來，面向我，躺下，屁股挪過來點兒，腳放這裡。”

我用胳膊肘支撐着身體，順從地挪過去，把兩條腿分開，兩隻腳分別放在兩個腳蹬子上，感到自己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像噩夢中赤條條地站在團部大禮堂的舞台上示眾那樣。我埋下頭、低着眼，聽憑女醫生的擺布。

“來，再過來點。”女醫生還是那麼耐心，那麼和藹。

我破罐破摔地倒在脫下來的褲子上。

小劉端着金屬盤子站在旁邊，小聲問女醫生：“她是要跟軍人結婚嗎？”這種小聲並不是那種真不想讓人聽見的小聲，這是一種裝模作樣的小聲，那種懷着羨慕，甚至不無嫉妒的小聲。

女醫生不置可否地說：“你問她呀。”

說着，從小劉端着的金屬盤子上拿起那根長長的金屬針。

小劉沒問我。

我感覺到女醫生的手指觸到我。

女醫生說：“來，放鬆點，再放鬆點，放鬆，放鬆。好，就這樣。”

突然一下刺痛使我不由自主地“哎喲”了一聲。

“老厚了。”女醫生用東北話說，“到時候可夠你疼的。好了，起來吧。”她把金屬針放回小劉端着的金屬盤子裡。

我問：“什麼厚？”我是接受檢查的，覺得有權利問。

小劉在一邊偷笑。

女醫生笑道：“什麼厚？處女膜唄，你沒上過生理衛生課？”

“沒有。”然後我大膽地問了一句，“我懷孕了嗎？”

女醫生和小劉倆人都笑起來。笑得我臉上火燒火燎，笑得我無地自容。我知道這下傻氣兒冒大發了。可我是為這個來的呀，怎麼能不問問清楚呢。

小劉笑得直擦眼淚。

女醫生捂着肚子，強忍住笑，說：“你處女膜還沒破呢，怎麼懷孕呀？”

那意思是說我沒懷孕，我放心了，可這有什麼好笑的？

突然，女醫生想起什麼似的嚴肅起來，皺起眉頭問：“你已經結過婚啦？”

“沒有。”我訕訕地搖搖頭。

“我說得呢，看你像個知青，年紀也不大，那你怎麼問你懷孕沒懷孕？”

“叫我來檢查不就是查這個嗎？”

“不是，是檢查你的處女膜。”

見我傻頭傻腦地不開竅，小劉說：“上個月來了一對兒，檢查怎麼結婚一年多了還沒懷上孩子，結果女方處女膜完好無損……”

女醫生接着小劉的話說：“現在好多年輕人一點生理知識也沒有，真是個麻煩事。”

處女膜跟結過婚的人才有關，我窘得自己都能覺出來臉變形了，支部到底為什麼叫我來檢查呀？

從醫院出來，我沒回連隊，從團部步行了兩個小時，走到江邊，找了個背人的地方坐下，呆呆地望着東流的江水不知何去何從。

我害怕回二十一連，我害怕面對二十一連的人，我害怕面對任何人。我無處可去。對於生活在一個近乎是與世隔絕、像死水泡子一樣的小範圍里的人們來說，謊言與真話、猜測與事實、臆想與存在沒有區別，人們的興趣永遠只停留在醜聞的傳播與渲染上。我能想象出來連里的人們怎樣在我背後指指點點；我能感覺到一些人的輕蔑和另一些人的敵意。我將被他們說成處女膜破了，是個恬不知恥的女人，這個偽事實將在二十一連廣泛傳播。我沒法跟任何人解釋我的清白，我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都摸不清頭腦。

不知坐了多久，我開始端詳眼前這條青黑色的大江。寬闊的江面，平緩的流速，清澈的江水和遠岸蔥鬱茂密的樹林是那麼美麗，那麼沉穩。是的，這是一川靜謐的流水，水中鮮有過往的船隻，水邊偶有人行的足跡。我走到水的邊緣，跪下，將手放進水中。江水從手指縫中間汩汩流過，清涼爽快。我一遍一遍地捧起江水、浸在臉上，全然不顧江水打濕了腳上的鞋子，腿上的褲子和身上的衣服。

我的腦海里浮現出另一條大河，小時候，有一次，媽媽帶我坐火車回她老家探親。經過長江大橋時，江面上各種各樣的木船和機動船川流不息。媽媽指點着告訴我，哪種是漁船，哪種是貨船，哪個是小火輪、哪個是大客船。我自作聰明地對媽媽說：“我知道長江為什麼叫長江了，因為江上有那麼多船常來常往。”媽媽卻說：“傻丫頭，‘常來常往’是經常的‘常’，不是長江的‘長’。”記得當時我好沮喪——媽媽連個笑話也聽不出來。後來，老師在地理課上講過長江是亞洲第一大河，講過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源地之一，還講過長江泛濫成災的歷史，而眼前的黑龍江與記憶中的長江大相徑庭。

黑龍江不如長江淵源流長，也不像長江底蘊厚重，可它不乏氣魄雄渾。它比長江安詳自信，它比長江令人親近。它雖沒有連天波涌，也沒有急流險灘，更沒有撒野的習性，可它一往無前勢不可當。它的安靜、它的冷靜、它的鎮靜和它的沉靜給人一種踏實的感覺。如果說長江使人感到沉重，那麼黑龍江則使人放鬆。我從水中撿起一塊水靈靈的、藍綠色的橢圓形鵝卵石，攥在手心裡，它陰涼而堅實。

從黑龍江邊走開時，我的心已平靜下來。

返回連隊以後，我沒直接回宿舍，而是走到錢薇家。明知道這種時候不該不要命地往這兒跑，可此時管不了那麼多了，趁還來得及，我得在還沒被打成反革命，被押走勞動改造之前跟錢薇再見一次面。

夕陽已經快出溜到地平線的另一邊了，老錢出車還沒回來，錢薇坐在灶間地鍋前燒火做飯。我便蹲在她旁邊，默默地、一小把一小把地給她遞麥秸，不時地轉過頭看看她。她看上去精神比前幾個月好一些，能起來走動走動，做些簡單的事情。不過，連里並沒給她安排工作。我想告訴她昨天和今天發生的事，可是不知道從哪兒開始說。關鍵的是，昨天的事牽扯到她和老錢，我不應該給他們增加思想負擔。

潘姐也上錢薇家來了，見了我，如釋重負，責問我跑哪兒去了，一天不在連隊。

錢薇不知道我一天不在連隊的事，驚訝地轉過起頭，問：“你上哪兒啦？”

我告訴她們我上江邊兒了。

她倆異口同聲地質問我上江邊兒幹什麼。

“心裡難受，上那兒坐坐。”

“小麗，怎麼啦？出什麼事兒啦？”錢薇手撐在腿上，吃力地站起身，“來，進屋裡說。”

我把早上事情的前前後後說了一遍。

不顧我語氣裡帶着十萬分的屈辱，潘姐笑得直不起腰來，好不容易笑勁過去了，她說：“你沒聽說過一男一女去一塊兒？”

“聽秀蓮說過一次，可她沒說去一塊兒幹什麼。”我回答。

“哎呀媽呀，你可真傻！一男一女去一塊兒處女膜就破了，破了才能懷孕唄。”

錢薇沉吟着一直沒說話，這會兒問：“問題是，支部為什麼叫小麗去做檢查？”

“就是啊，我又沒跟哪個男的‘去一塊兒過’，真是莫名其妙。”壓抑了一整天的憤懣終於找到出口。

潘姐說：“你沒聽說呀？臧海凝揚言過，說他已經嘗過人生禁果了。”

“他嘗什麼果兒，與我何干？”這時，團部廣播室發生的事在我腦子裡一閃而過。

錢薇皺起眉頭，說：“他們有什麼根據說小麗是他的‘禁果’？”

潘姐指着我對錢薇說：“根據就是，他倆是同學，一向關係密切。有人向支部匯報說小江晚上老自個兒偷偷地上什麼不可告人的去處，叫她去檢查就是要證明他們的猜測是正確的。”

錢薇替我氣憤，“出入自由都沒有，這也太過分了！”

“他們的猜測是百分之百錯誤的！”我狠狠地說。

永遠樂觀的潘姐說：“這就好了，他們沒抓到把柄。”

錢薇抱不平說：“根本沒把柄，抓也白抓。只不過更證明了小麗的清白。”

正說着，老錢回來了。

潘姐忽然想起來了，說：“趕緊回宿舍告訴彩雲你回來了。下工以後，她上我家，問你回來沒。她說要去連部報告你失蹤了，我告訴她先別急，再等等。天全黑下來你要還不回來，再去報警。我先走啦。”

錢薇催促，“你也快去吧。完後，回這兒吃飯來。”

我推辭了她的好意，“這次不行，等以後有機會吧。”

回宿舍的路上，迎頭碰見司馬。

“小江，你怎麼樣？”他嚴肅的語調里含着關切。

“我……”不知說什麼好。

“該揭發的就配合支部，沒有可揭發的也不要編造，關鍵是要實事求是。”

老刁顯然跟他說了賈參謀長和指導員找我談話的內容。

“他們會把我打成反革命嗎？”我焦急地在他臉上尋找否定的回答。

“你先別緊張，黨的一貫政策是不要放過一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說着，他像兄長一樣在我肩上撫摸了一下。

唉，連司馬心裡都沒數。我雖感激他的慰藉，心情卻更差了。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人再找我談話，可腦子裡翻過來掉過去都是大會小會做檢查、班裡排里挨批評、全連大會挨批鬥的場面，我懼怕被打成反革命的羞辱和被革命群眾孤立起來的絕望。我感覺同宿舍的人對我的態度已經是麻木不仁了，真的是大家變了，還是自己疑人偷斧？我不知道。幹活的時候，老孫問我咋不唱歌嘞？我說嗓子不舒服。潘姐見我心事重重，勸我別太把指導員的話往心裡去，她說支部不是他賀長江的，他一個人說了不算，可我覺得潘姐口氣也不像過去那麼自信了。像烈日炎炎下的一棵向日葵，我抬不起頭、挺不起腰、睜不開眼、出不來氣，我太渴望一場能叫我揚眉吐氣的及時雨了。

又過了一個星期，賈參謀長帶着工作組撤回團部，宿舍里的姐妹們又跟我有說有笑了。

我暗自慶幸躲過了一顆直奔我來的流彈，卻不敢跟任何人打聽內幕。原來總以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距離差之千里，現在才知道其實只有一步之遙，稍不留意就會過線。看來，潘姐因為跟那個寫反動日記的本地青年有來往由文書貶成農工是便宜她了。懷着滿心的餘悸，我決定，為了保全自己，暫時不去找錢薇。犧牲眼前不去找她是為了希望將來能去找她，錢薇會理解的，我這樣說服自己。

抓革命促生產、“批林批孔”、鏟地、割麥、砍大草、割大豆，一切按部就班。人，即使再有好記性，通常也只是把自己和與自己有關的事記得牢牢的，對別人和別人的事是健忘的。幾年前臧海凝曾發誓要干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時，只聽見他指責我“小孩子氣”，忽略了詢問他準備做出什麼樣的驚天動地之舉。看來，命運有眼有珠，小孩子氣的是他。那時候，臧海凝斷不會料到，他不過是條勢單力薄的小魚，力所能及的不過是在二十一連這潭止水裡掀動“死水微瀾”。

臧海凝很快就被人們淡忘，沒人再提起他的名字，像春來秋去雁過聲消，也像風捲殘雲一去不回。只有我，沒吃到魚卻沾了一身腥，心裡還留着他桀驁不馴、自命不凡的影子。我想過頤和園那一幕，那能算是我們倆的初戀嗎？那時候，我和臧海凝之間有的只有一種少男少女朦朧的好奇，一個至多只能算是精神相吸的初戀。如果那天我和他真的確定了朋友關係，兩個十六歲孩子的戀情在後來這幾年的生活軌道上會有如何走向？不再是十六歲的我明白這已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幾年以來，我們不僅失之交臂，還以自己的方式在命運的海洋中搏擊得離對方越來越遠了。不錯，我欣賞他的聰明他的才華，卻始終不能理解他。我斷定他也根本不理解我，並且沒想過要來理解我。

那麼，他和宮苹之間有沒有相互理解呢？難以想象。宮苹不是我，我不是宮苹。也許他們根本不在乎彼此理解與否。咳，他們之間有無相互理解與我何干？與我有關而又最不能饒恕的是：臧海凝破壞了我和宮苹的友誼，奪走了我的好朋友，使我蒙受人生最大的恥辱，他是一個我應該忘記，卻難以忘記的人——像白襯衫前襟上一塊洗不掉的油漬。

幸而，隨着時間的流逝，不管是他的身影、他的面孔、他的聲音、還是他的無情無義在我的記憶中也漸行漸遠了。他傷害了我，卻又以一種讓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使我得到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