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地排的时候，上场部的机会有限。印象中，场部总是冷冷清清的，好像别人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只有我在团部游手好闲。后来每次去，就躲在宫苹的广播室不出来，怕被人看见说闲话。

如今，场部出现了“新气象”。办公楼门里、门外、过道上、办公室里知青、转业兵、当地人有出有进，川流不息，人们来去匆匆神态各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数最多，穿着最显眼的要数各地来的知青。虽然经过了这些年广阔天地风霜雨雪的洗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多数知青顽固地保持着各自城市的时尚打扮、做派和乡音。

我正饶有兴趣地在人群中辨认着，迎面碰上一个过去住同院，后来同校却不同班，因此没有分到同一个连队的发小。好多年没过见面了，既陌生又亲切。他来场部办迁户口的手续，要去河北农村插队，说是到那儿再想办法把户口往北京迁。啊，又是一个曲线回京的，我祝贺他。“你是独生女早该回去了，怎么还在这儿？”他挺热心地问。我告诉他：因为钱薇的病，我不能走。他大惑不解，看我的眼神像看智障者，话不投机，便匆匆告辞。

领完全队的工资，我哼着歌，推着跟潘姐借用的自行车，来到场部供销社门口，准备买点儿牙膏之类的日用品。锁上车，一抬头，柳云琴从供销社推门而出，正在哼唱的旋律噎在嗓子眼儿里。

这是自柳云琴离开二十一连以后，我第一次碰上她。她长胖了，羊剪绒棉帽子下面露出两条半长的小辫，还艰苦朴素地在兵团棉服腰里扎了根麻绳。我们不约而同地“哟”了一声。四目相视，一时都窘迫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片刻，还是柳云琴主动，问：“来办事儿？”

“领工资。”我的回答缺乏热情。

“你还没办走？”

废话，我没言声。

她显然不想走开，又问：“宫苹走了吧？！广播里换人儿了。”她朝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示意了一下。

“嗯。”

“两三年没见了。”

我稍微想了一下，点点头，“嗯。”

柳云琴还是原来那个大方自信的柳云琴，并不理会我的冷淡，说：“聊聊吧。”

我看了看身上背着的装工资的书包，正好有个借口，“现在不行，得回连发工资，等以后有机会吧。”

“我也是来领工资的，咱俩是同行了。过两天，会计和出纳上场部集训，你来吗？”这家伙脑子反应够快的。

我只好答应，集训的时候找个时间聊聊。

几天以后集训完毕，我叫会计先回连，自己和柳云琴走到场部旁边的沙土公路的丁字路口。从这里，我可以抄小道走回生产队，她得在公路上等着搭她们队的车回去。我俩不约而同地确认了一下风向，跳过路沟到上风头的一边，然后面对着公路坐下来，我猜测不出来她要跟我聊什么。

“你们队回城的走了不少了吧？”柳云琴没话找话地问。

“嗯，走了有三分之二，你们队呢？”

“也差不多，你怎么还没走？”

“我有特殊原因，不然也走了。”

沉默了片刻，柳云琴说：“小丽，咱们在学校的时候本来是挺好的朋友，可是到连队没多久你就对我有成见了。”

让她这么一提头，我气不打一处来，秋后算账似地问：“刚来那会儿，连里组织宣传队儿，是不是你使得坏，不叫我和宫苹参加？”

她辩解道：“我不是想使坏，我真的以为非武装战士没有参加宣传队的资格。那时候不是要准备打仗吗？真要是打起来，宣传队上前线慰问演出什么的，你们非武装战士不能去，那排好的节目怎么演呀？”

“你也太……”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字眼，“要是真打起来，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儿，少了我们非武装战士这仗没准儿还打不赢呐。”

“再说，那时候我觉得你们挺不争气的。”柳云琴本色不改。

我质问她：“我们怎么不争气啦？革命全让你一人儿包干了，广大革命群众都是干什么吃的？”

柳云琴说：“真的，那时候我真是觉得那么做是正确的。”

我说：“不瞒你说，这些年我越过越糊涂，越过越不知道‘正确’这俩字儿是什么意思了。甚至，我觉得我字典里‘正确’这俩儿字都模糊得快看不清了。”

“你说什么呢？我不明白。”柳云琴显得很无辜。

“你当然不明白！我是说，就因为我同情一个有病的人，就不革命啦？革命者就不应该有同情心啦？什么逻辑！？”

柳云琴说：“你同情的是个反革命的家属！”

我说：“反革命的家属也是人，只要她没破坏社会主义，我凭什么不能同情她？”

“你看你，到现在还是那套资产阶级人情味儿。”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开窍。我忿忿地说：“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儿。甭管什么味儿，我问心无愧。我没因为同情钱薇而做反革命的事儿，说反革命的话。”

“咳，我不跟你争了。”她说，“其实离开二十一连以后，我也想了好多。有些事儿，我做的是有点儿过头儿，也挺后悔的。”

“其实，我对你最不满的是你老挖空心思地压制宫苹，从在学校的时候就那样儿，我怎么也看不出她哪点儿招你惹你了。”

她沉默了好长一阵子。我觉得终于把她给问住了，得意地等着听她为自己理屈词穷的申辩。

“怎么说呢？”柳云琴终于打破了沉默说，“你也知道，小时候，我们俩是特好特好的好朋友。‘文革’抄家那会儿，红卫兵多厉害呀！一拨一拨地上她们家来，用军用皮带打她们家人什么的。我尽可能地在旁边护着她和她小弟，替她俩说好话。我出身好，我怕谁？”

回想起当年的自己，她笑了笑接着说下去：“后来，一帮红卫兵把她家楼上的房间当成他们红卫兵总部。一大帮男男女女的红卫兵住在二楼、三楼，这帮人好像是各学校凑到一块儿的。那时候，我稀里糊涂地不懂什么联动，什么四三派、四四派的，反正都是红卫兵。有一天下午，院里就剩我和宫苹俩人，在她家楼下的小后屋里。那些红卫兵也都抄家去了，就留了俩看家的，是俩男的。那俩人儿下楼来，问宫苹会不会弹钢琴，宫苹傻了吧叽地说会。他们叫她上楼去弹琴解闷儿，我也傻乎乎地跟着去看红卫兵总部什么样。那些男生把楼上弄的一塌糊涂，宫苹的练琴室脏得没样儿，还臭哄哄的。本来我想显摆显摆，给他们跳个舞，可是那屋里根本没地方下脚。宫苹坐在那儿弹钢琴，弹着弹着那俩红卫兵跟我来劲儿了，这摸我一下，那捏我一把。宫苹这家伙见势不妙，滋溜一下儿跑了!剩我一人儿对付那俩男的。好虎都架不住群狼，何况我那么点儿一小女孩儿。那俩混帐东西三下两下就把我给摁住了。完后，回家也不敢跟大人说，哭都没地儿哭去，整个一嘬瘪子。我可明白了什么叫‘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了。我连阶级立场都不要去保护她，她倒好，到了关键时刻不顾朋友，自各儿跑了。”

听得出，柳云琴有一肚子的委屈。

我惊呆了。柳云琴犯了事以后，我就把她当作了一个不值得同情的悲剧角色，甚至暗自里诅咒过她罪有应得，万万没想到她竟有如此忍辱的“前科”。

“真没想到。”半晌我才从震撼中缓过劲来，自语般吐出这几个字。

憋屈了这么多年，柳云琴索性一吐为快，“也就仗着我这人挺坚强的，回家装得跟没事儿人儿似的。不过，第二天，派出所派了一个女民警带我上医院做检查。当天，房管所就把那帮红卫兵给轰走了。后来，我妈说的，宫苹去派出所报案说那俩红卫兵欺负我，值班警察把她给打发走以后，没把她报的案当回事儿。第二天早上，派出所负责人听说了，为了预防万一，派了那个女民警来问了情况，然后带我上了医院。可是我就是不能原谅她。她要是不跑，帮我跟他们打，也许，我还不至于被他们那什么了。打那儿，我就跟她掰了。咳，也可以说是坏事儿变好事儿吧，那件事儿也叫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阶级立场’，吃一堑长一智！”

“这代价可太大了点儿。”我长长吐了一口闷气，眼前浮现出惊慌失措的小宫苹，“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她要真是不知轻重地帮你，也许你们俩都得被那俩畜牲给糟蹋了。”

柳云琴犹豫了一下说：“噢，我倒从来没这么想过，也许是吧。”

稍作迟疑，我决心把账算清，“那么跟老贺，也是他强加于你的？”

“那不是。”柳云琴像是早有准备，紧跟着毅然决然地回答，“我和老贺是另一码事儿。”

“这事儿是从他同情我，我感激他开始的。我们家的事儿，除了老贺，我没跟任何人讲过。早先，我爸是给宫苹她们家看大门的。一个看大门的，没本事又穷，找不着媳妇。我妈是乡下户口想进城，就嫁给我爸了。那会儿，我都一岁多了。”

如果用电光凶狠的霹雳来形容她前面叙说的故事不为过的话，那用一声惊雷来形容这个消息也不能算太离谱。怎么这么多事儿，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我却全然不知。

“他要是我亲爸还能对我那么狠？这块疤就是他用火筷子给打的。”她摸了摸嘴角上的疤痕，“我妈对我也漠不关心，这你都见过。我爸对我不好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妈老嫌他没本事，一天到晚晃晃悠悠地蹬个破平板儿车。我妈老跟他吵架，一吵架就要离婚。可离婚哪儿那么容易？单位、街道、居委会、派出所一趟一趟不厌其烦地上门，又是做思想工作又是调解家庭关系，没完没了的，烦死人了，我爸就拿我出气。我妈也不知道是真想离还是假想离，跟老母猪似的一窝一串儿的下小崽儿，我妈没说过我亲爸是谁。我后爸管我叫‘杂种’，只要他在家，连我弟他们都敢跟我来劲儿，我在我们家根本就是个多余的人。

“到了连队，我觉得老贺像个领路人，又像爸爸、像兄长，对他特信任。他也挺重视我的，他说殷向东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叫我好好跟她学。那时候我老跟殷向东上周玫的卫生室去，后来，他也常去，聊天、拉家常什么的。他对我特同情，我对他特感激。他越信任我、越表扬我，我就越拼命干，越想报答他。后来，不知道怎么一来二去的，每次到周玫那儿去，老贺一来，殷向东和周玫就走了。”

“原来是你们俩！”我又明白了，“连里的人都以为是周玫和臧海凝在卫生室怎么着来着。”

“我知道，所以第一批上学，老贺就给周玫争取了一个学医的名额，挺对得起她的。”

“真会互相帮助！”我讥讽道，“听说你的名额被团长小姨子顶了？”

“咳，我根本就不想上学，既不是上学的料儿，也不想回北京看我们家人那一副副的嘴脸。可是老贺非得说叫我上，为这个，我们俩争了好些天。到了儿，他还是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正好后来贾参谋长上咱们连来给团长小姨子要名额，把我给救了。”

我无言以对。

柳云琴自顾自地说：“其实我们俩自己也知道不该那样。你说，能不知道吗？！可就是管不住自己。唉，人呀，一旦着了迷，真是不好控制。所以，我们俩商量好了，如果被人发现了，就老老实实承认错误。所以，那次，没等你和司马开口，我们就主动‘自首’了。”

“照你这么说，那我和司马还算帮了你们一把呢？”我颇不屑。

她没理我，又说：“他媳妇要不傻，他早就跟她离了。那样儿，我们俩就能光明正大的了。你别看老贺农民出身、没文化，挺会心疼人的。”柳云琴一腔怀念之情。

“那你就是那破坏他们家庭的第三者。”

“他媳妇是个石女！”柳云琴的话冲口而出。

“那……你怎么办？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跟他混下去？”我一愣，竟有点儿结巴，但还是坚持把狠话说完。

柳云琴有点儿生气，“你少损人。自从离开二十一连，我跟他没照过面儿。我犯过错误，但是，承认了也改正了。但是，我会默默地、远远地陪伴他一辈子。”

“哟嗬，你还来劲儿了。”我才不怕她生气呢。

她没说话，大概知道不管说什么我都只会奚落她。

她不说话，我说：“我问你，大家都在不顾一切地往回办，你怎么打算的？”

“我特不理解，真的，别人走也算了，有些党员却也在艰苦的工作面前撂挑子，而且全场各队都有。我们能入党是因为我们扎根边疆的决心最大，发过誓，‘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这可倒好，边疆还没建设出个头绪呢，使命还没完成呢，一个儿个儿的一哄而散了。”柳云琴还是柳云琴。

“咳，何止咱们农场，告你吧，全东北农垦系统都这样。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人的思想变啦。干了这么多年才发现，建设边疆不跟打仗似的人海战术就可以立竿见影。边疆需要现代科技、需要有科学文化的人，知青那点儿文化知识差老鼻子了，根本不够用。”

“他们那点儿文化知识回城就够用啦？发过誓言的共产党员说话不算数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柳云琴理直气壮地反驳我。

“嘿，你当怎么着呢？”我话里带刺儿，“党员里头还不是好赖什么样儿的都有？再者说，现如今回城不但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而且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你也该认清大势、顺应潮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什么形势的变化？我没听上级传达说叫知青返城炼红心的。共产党员无视党的召唤叫什么共产党员？”

“都什么时候了，还唱高调！”我毫不客气地说，“我看啊，要不是你们家人不待见你，你也早撒丫子跑了。”

柳云琴说：“跟你说不通。反正都走了，我也踏踏实实地跟这儿待着，跟边疆人民同甘共苦。”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火辣辣地说：“你在我面前标榜自己有什么用？我又不能给你一官半职的，我又不能弄个什么知青英雄的桂冠给你戴戴。难道你真不明白当前大势？不开活学活用讲用会了，不兴扎根儿了。算了算了，你要跟我聊就是聊这个呀？咱们俩之间有那么多共同语言吗？”

“噢，话扯远了。”她这才想起来书归正传，“我是想告你，我知道你这人心眼儿挺好的，特富有同情心，即使是跟钱薇和老钱她们划不清界线也是因为你的善良。咱们在小学舞蹈组的时候，你老上我们家来帮我干活儿，我一直特感谢你。还有，我也知道，我跟老贺那事儿，你没在连里恶语中伤过我们俩，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感谢你呢。我其实挺想你的，好几次都想过回二十一连去找你，只不过……”

我像中了软软的一箭，被她的话感动了，一时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呀，最应该感谢宫苹，她对你一直是逆来顺受，从来没说过一句你的坏话。”

柳云琴真挚地说：“其实后来我知道那件事儿不能全怪她，可就是别不过来那劲儿。我知道她一直觉得对不起我，加上她这个人性格上有点儿软弱。人就跟块儿橡皮泥似的，越软越好捏，我就老找茬儿报复她。她上猪号也是我在殷向东耳边儿吹了风，她上老贺那儿游说的。现在想起来，挺对不起她的。等你回北京的时候转告她吧，我不恨她，她也没有必要再自责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有机会你自己跟她说吧。”柳云琴不是宫苹的空头冤家是我断没有料到的，我不想在她俩中间瞎掺和。

公路上载满麻袋的送粮车队由远而近从我们面前驶过，又扬长而去。每辆车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无形无状的尘烟，风把飞扬的尘土吹散到公路对面的大地里。

我说：“琴子，以后还能碰上，再聊吧。”

“行。”

回生产队的路上，我把柳云琴的话仔仔细细地捋了一遍。现在，把回城当作大逆不道的人绝无仅有了。这人是天真还是无知？不过，不管是天真是无知，是死不开窍还是教条主义，看来她这人骨子里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