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墙童话 （3） |
| 送交者: 晨雪 2005年10月03日08:52:51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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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王凡 东平
据师乃博、师天朗的父亲、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回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原设想在1950年1月1日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把新政权的诞辰定在新年伊始，这也贴近中国的传统。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毛泽东的意思还是不必那么急。 但在与刘少奇交谈时，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瘫痪，中共则完全具备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他提醒中共:解决重大问题，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要警惕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利用新旧政权交替间的“无政府状态”插手干涉。 虽说苏联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曾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干预，但如果斯大林真的有过这一提醒，在当时确是很具参考价值的。然而新中国诞生在“十一”，是否与斯大林的建议有关，目前还找不到其他能印证师哲孤论的材料。 关于开国大典的大场面，毛泽东如何，朱德如何，周恩来如何……许多书，许多回忆文章，都有详尽的记述，如今又公开了许多录像资料，但这都是从成人的角度观察和记录的。从中南海孩子们的视角，对开国大典是个怎样的印象呢？ 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说：“那两天，我忘记了为什么会在家里，而不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于是，他看到了他父亲最忙碌的两天。 其实，早在6月15日林伯渠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后，就一直处于席不暇暖、宵衣旰食状态。8月，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不慎腿摔断了，林伯渠随即代理秘书长，频繁与各界人士洽谈，参与新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歌、首都等问题的讨论修改。9月22日，他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向全国政协报告了筹备情况。 9月30日，林伯渠在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又到天安门广场，亲自对开国大典的现场准备工作，做最后一番检视。 开国大典举行那天上午，林伯渠到前门火车站，迎接由法捷耶夫率领的庞大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法捷耶夫是著名的作家，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青年近卫军》一书的作者。 下午2点，林伯渠来到勤政殿，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还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政府机关，展开各项政府工作。 委员会议一结束，林伯渠就跟毛泽东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担任开国大典的司仪。从辛亥革命时期就投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漫漫里程，终于迎来胜利曙光的林伯渠，也许是由于激动，在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竟忘了说奏国歌了。 “下午的游行，我是站在中南海看的。晚上，爸爸带我上了天安门，观看群众联欢和放礼花。临走前，爸爸对我说:带你去开开眼界，好好看看人民翻身作主人后的喜悦。”那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联欢和焰火的，还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 许多孩子还记得，开国大典夜晚的所谓焰火，并不是真正的礼花，实际上是作战中使用的信号弹。那晚的联欢和焰火结束时，林伯渠依然没有回到家里。他在9点前就离开了天安门，又去参加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的宴会了。 汪延群回忆，“十一”那天，她是和一些比她大一点儿的孩子，站在中南海里看的游行。当时在中南海内新华门到东便门之间，有座与这段围墙几乎一样高的土丘。后来才知道这座土丘，实际是中南海内日积月累的垃圾。年头长了，已经没了垃圾的模样，还长出了小树。 当游行开始以后，汪延群就和一群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爬到了土丘上。为了看得更真切，还扶着树干或拽着树枝，踮着脚尖。挤在一起看的，大约有七八个孩子，可汪延群还能叫得出名字的，就只胡乔木的儿子胡幸福一个了，“可能还有侯波的孩子吧？” 在他们那般年纪，显然还不能理解翻身、解放、人民政权的概念，只是看着群情激昂的人流不断涌过，欢歌和舞蹈，也被感染得兴高采烈。但有一点他们知道，标语写着、人们口里喊着“万岁”的那个领袖，即毛主席，他们不光认识，而且可以说是与之为邻。 对孩子印象深的，那要属骑兵的队伍。他们背枪挎刀，骑着青色的、白色的、灰色的、棕色的马，一队接一队的，威风凛凛。“每匹马屁股后面，还都挂个布粪兜子，以防马把屎拉在街上。” “晚上，爸爸依然跟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他的职责。可我们并没能‘沾光’，也跟着到天安门城楼上去看联欢和放焰火。”汪延群结束了对开国大典的回顾。 当我们询问伍绍祖，50年前的“十一”那天是如何度过的时候，他说：“我那天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里面，但我们知道老师们去游行了，到很晚才回来。我们这么大的孩子，还不到上街游行的年纪。” 已经上了中学的孩子，基本上都随学校的队伍，参加了天安门前的游行。 周秉德说她是和师大女附中的游行队伍，一起走过天安门的;晚上，她和同学们还在广场上，表演了她们学校编排的“红灯舞”。 囚童说他也是随着师大附中二部的游行队伍，早早就等在了天安门附近，“那天下了一阵倾盆大雨，我们被淋得精湿，但依然兴高采烈。晚上还参加了联欢，在天安门城楼下跳集体舞。”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经能感觉丝丝的凉意，冬季不远了。为中共中央领袖们居住和经常聚集的会议厅、室安装暖气一事，随即列入日程。中共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在中南海，住的都是旧有的院落，只经过简单地打扫和修葺，就匆匆忙忙地搬进去了。 安装取暖设施的计划一定，开会办公的颐年堂、勤政殿，毛泽东住的紫云轩，包括周恩来准备迁入的西花厅，都来了水暖工人，开始了紧张的施工。那时还没有水暖气，安装的是 恒温效果不太好的汽暖气。 施工期间的一天中午，工人们已去吃饭，周恩来恰从颐年堂走过。他发现一根未接好的管子甩在了外头，人行走时不注意，就容易被绊倒。他吩咐跟随他的卫士成元功：“你守在这里，万一主席路过时，提醒他一下。” 成元功守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任务是随侍总理，不能总守在这里，就招呼另一位卫士替换自己。他回到菊香书屋南小院，周恩来一看见他顿时火了：“让你守在那里，你怎么擅自跑回来啦，万一绊着主席摔坏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成元功说：“你身边不能长时间没人啊，我就让韩福裕守在那儿了。”周恩来这才平息了怒气。 政务院成立之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们，以及相当于政务院办公厅的机构，在中海西岸游泳池以北的区域办公。11月，周恩来搬出菊香书屋，到了政务院办公区域，他进驻的新院落叫“西花厅”。 周恩来为什么会选择西花厅，并一直在此居住到他与世长辞，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1981年4月13日，邓颖超在西花厅，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人员，讲述了那个偶然的过程。 邓颖超说他们搬到西花厅，是1949年11月。早在当年4月，周恩来曾到这个院子看望一个生病的同志，对院里芬芳吐蕊的花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叶茂花繁之中，周恩来最喜欢的是4月盛开的海棠花，它洁白，含着淡淡的清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了政务院，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时，选了这个院子。我们选了这一角。这一角，主要是恩来办公的地方。这里，我只能说是我们的住处，也不能说是我们的家，应该说是恩来同志一个集体的院子，里面有我们住的两间房子，一直到现在。”邓颖超当时这样叙述。 西花厅是清末摄政王府西花园的后半部分。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日内相继辞世，光绪弟弟之子溥仪登基，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遂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西兴造摄政王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办公处也在旧摄政王府，这实在是历史的巧合。西花厅坐落在政务院办公区域的西北角，前院高台阶上坐落着一座坐北朝南的旧式厅堂，门楣悬着题有“西花厅”的匾额，院落由此厅而得名。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常在悬有匾额的厅里召集小型会议，接见国内外的宾客。 西花厅后院有前厅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来的办公室，客厅兼餐厅，周恩来的卧室，邓颖超的卧室，以及卫生间。 周恩来的办公室约有30余平方米，室内办公用具很简陋。本来刚搬入时，卫士成元功找到一张漂亮的大写字台，但周恩来非得让他换一个旧的，一直用到去世。这个办公室只有三 把钥匙，周恩来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时，任何人不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 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也可让人感到周恩来处事的极其细密和谨慎。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核心成员，对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德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 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这其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孙炳文早年随朱德一同到海外寻找真理，1922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孙炳文在上海惨遭屠戮。当时遗下5个孩子。老大孙宁世，老二孙济世，老三孙维世，老四孙名世，孙新世最小，此刻还没起正式的名字。 母亲任锐难以一面坚持地下工作，一面抚养5个孩子，就将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孙炳文好友黄志。为了安全起见，黄为她起名黄粤生，即出生在广东。粤生在黄家生活得很好，长大后，称黄志为爸爸。 后来，黄志将粤生真实身份告诉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于1949年7月踏上了万里寻亲认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联络地点，找到了乔冠华夫人龚澎。龚澎发报北平，周恩来回电:“做好接待，保证安全。” 在龚澎的安排下，黄粤生乘船从海媳鄙希桓龆嘈瞧诘暮叫校捌础钡教旖颍潭氨逼健８莨ㄅ斓慕淮业搅酥心虾Ｐ禄牛∏稍诿趴谂錾狭说擞背?/p> 邓颖超将她带到了菊香书屋，见到了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看见黄粤生，抚摩着她的肩膀，眼泪潸然而下:“可怜的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黄粤生在这里得知母亲已在3个月前病逝。 据周秉德回忆:孙炳文家的孩子，名字都叫孙什么世。此时，新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黄粤生的生活，亦将翻开新的一页，周恩来遂为叫了多年的黄粤生，起名“孙新世”。 因为她姐姐孙维世是周恩来夫妇带大的，孙维世一直称周恩来夫妇爸爸、妈妈。可新世已是青年，不好意思跟着姐姐叫爸爸、妈妈。孙维世遂将收藏多年的与邓颖超往来信件给她看，新世从信中感到了她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母女深情，渐渐跟着姐姐叫邓颖超妈妈、周恩来爸爸了。 孙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读书，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孙维世一起过。姐姐成家后，她就不好老打搅了。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一情况后，就提议让她住到西花厅来。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箫远音、箫远丽、箫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吃饭睡觉都在其中。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季阁楼里闷热难耐，她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生活。 经历了长期艰难险阻的考验，张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箫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随“大米”而来，“大米”的名字，实有一番来历。箫远音出生时，中共另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两个婴儿在哺乳室里紧挨着，箫远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刘三源的孩子黑黄而瘦小，像粒小而黄的小米，人们便大米、小米地叫开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箫远音随行，广东人称呼人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后来，箫远音的妹妹箫远丽出生，周恩来说：“我主张弃繁用简，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箫远音印象里，西花厅水榭下既无水也无莲花，枉称莲花池。后来才得知，周恩来进住时，从节俭考虑，不允许蓄水养莲花。工作人员就在池底种植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从此花池成了菜地。 第五章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队” 在孩子们充满新鲜感地走进新家，走进虽然有些残破，却依然瑰丽多姿的园子的时候，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最早住进中南海的多数孩子，是育英学校的学生。 育英学校创建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下东峪，正式开学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创时学生并不多，但陆陆续续总有新同学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合并，因此也可以说，育英学校是由两个学校合成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当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的儿子廖侯、叶子龙的女儿等十来个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 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搬家和安顿并没费太久的时间，很快恢复了正常学习。 当时的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学校的子弟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这些好料子都是缴获来的，让孩子们享用是大人们的心愿。 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阳旗；统一发的背心，也是用太阳旗做的。汪延群还记得:“背心正好在太阳处开一个洞，脑袋从那儿伸出来。”后来，笔者从吴振英家，通过当年父亲给女儿的拍照留影，一睹了孩子们身着太阳旗背心的模样。那么多的日本旗，也不知道和校址选在了原来日本人的军事学校里有没有关系，难道是从这里翻出来的？ 洗脸盆是铜的，写大字的墨盒也是铜的。当年的学生胡胜利、李万邦等回忆说：“那都是很好的铜制品，本应当做纪念好好保留的，可惜大炼钢铁时热情一上来，把它给捐出去了，正经钢也没炼出来，纪念品也失去了。”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吃、宿在学校。1950年进育英学校读书的康辉回忆说：“在学校吃得很好，有缴获的高级罐头，像奶粉，甚至还有罐装燕窝，都被送到学校，增加孩子们的营养。” “我记得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喝的稀饭里还要加一小匙维他命一类的药粉。有时还喝葡萄原汁的饮料，这些大概都不是当时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都是战利品。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特别幸福。”同是育英学生的钟延辉说。 和康辉同年级的徐建林记得:“学校组织春游等外出活动时，发给每个人带些糖果，还有巧克力。可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最初不认这些高级玩意儿，看巧克力黑不溜秋，吃起来有股苦味，以为是什么药，悄悄地给扔了。” 以上情况都可反映出，中共领袖、中央领导机关对下一代成长和健康的关切和照顾。还可作此见证的是，育英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担任一所小学的名誉校长，大概除了育英学校，再没有第二个了。 尽管只是个名誉校长，但杨尚昆对学校的事务和在校学习的孩子们，很挂记在心。严冬之际，突然来寒流降温，他就会亲自到学校去看看，过问一下孩子们的冷暖。
学校管理如此严格，难为的是送孩子在这里读书，而本人却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难得 一次，陈毅到北京开会，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结果就被那位恪守规定、绝不通融的1935年的老资格，屏挡在校门外。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让进。 下午继续开会时，陈毅看见兼着育英荣誉校长的杨尚昆从身边走过，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 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当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后，有点过意不去，打算跟学校联系，让陈毅父子见上一面。可陈毅会议一结束，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鹤滨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 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紧缺物资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两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我们的新政权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一切必须从勤俭着眼，但孩子的安全也必须保障。他立即将信转批给担任育英小学名誉校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 有意思的是，乘车的孩子除了记得自己在车上以外，都记不起车上的其他人。惟一一个能说出自己以外的同车人的，是张纪宇。“我有时从家里出来的早一些，到流水音北边的交通科等车。在这儿常能看见一个早到的女孩，她就是交通科长钟步云的女儿钟晓兰，她和我同年级，所以我记得她。” 再一个对接送的班车有较深印象的，是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因为有一次，班车把她给落下了。 汪延群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玩，女孩子喜欢的唱歌跳舞抱个娃娃什么的，她毫无兴趣，男孩子爬墙上树的队伍里，倒不时有她的影子。她那时常跟着胡胜利的弟弟胡幸福乱串，因为他熟悉中南海里的地形，知道怎样翻墙穿夹道躲过哨兵，到想去的地方玩。 有一次，汪延群爬到了菊香书屋附近的烟囱顶上。给毛泽东做饭的厨师廖炳福看见了，劝了半天，最后以给她吃冰激凌，才把她哄下来。还有一次，她和一群孩子到春耦斋玩，不知为什么管理员非要赶他们离开，他们不愿意，跟管理员又吵又闹了一通。 这些事传到汪东兴耳朵里，汪延群总免不了挨一顿训斥或一顿揍。汪东兴在这类事情上，责罚孩子甚严。因为孩子的顽皮，常常会给警卫和服务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自己的孩子不管束好，跟别人铁面无私就不硬气了。 正是感到自己的孩子太顽皮，精力过剩，1950年秋，汪东兴夫妇便把不满6岁的长女送进了育英小学，让老师用学校的纪律和功课改造她吧。 5岁多就进学堂，也真够难为汪延群的。所以当老师问她：“喜欢上学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喜欢，我想回家。”她在上课时坐不住，捣捣乱，是难免的。如此一来，挨批受罚就比同班年纪大些、懂点事的孩子多些。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因为上课调皮而受罚。等老师允许离开，她赶到校门口，中南海接孩子的车刚刚走。她想回家，不愿留在学校，就哭哭啼啼地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工人，他问她为什么哭，她说要回家，可汽车开走了。“有钱吗？”“就有3毛钱。”她一边回答，还一边抹眼泪。“3毛就3毛吧。”就这样，三轮车工人把她从万寿路拉到了新华门。 因为学生是陆陆续续来的，育英学校开始连年级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从1到14班，数越小的级别越高。班与班之间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几个月不等。 张纪宇的亲身经历是，到校先在最大数的14班。观察了几天，校长韩作黎找他谈了一次话，又委托一个老师测验了一下，感觉他和哪个班的水平接近，然后根据他的情况，给他调到了4班。 “直到我快毕业时，学校才根据哪几个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为一个年级。我们那个年级包括了3到7共5个班。我印象这种情况大概就是从此刻才有所改变，分了年级，逐渐规范化了。在临近毕业时，我们不仅分了年级，同时又分了男女班。” 刚到万寿路时没几个班，各班学生也少，一个班的男生一间大房间就住下了；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许是因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个放衣服、杂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门的。睡觉的床是铁制的上下床，钢丝拉簧的，上面铺着厚厚的棕垫。 吴陕立说：后来盖了宿舍楼，男生在一层，女生在二层。洗澡的时候，由老师看着，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学生培养劳动观念的，洗澡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动手钉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别的观念。但毕竟有过革命大家庭这重关系，“别”得不像社会上那么厉害，但男女生兴趣还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块儿。 在育英学校，有些后来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有的悬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据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长征时，交给了原根据地的老百姓收养，因种种缘故他们没能及时上学。而他们的妹妹、弟弟则出生在陕北根据地，或早些时候被接入根据地，到受教育的年龄就上了根据地自己办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诸事安顿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老根据地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 父亲在香港从事地下活动的李万邦，姐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他从老家投奔姐姐，进育英学校时，就和先到根据地的妹妹同年级；而小他好几岁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级，和毛远新同学。 毛泽东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生于1937年，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大3岁。她在4岁那年，被毛泽东送往苏联，和生母团聚。1946年因病长时间脱离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发现贺子珍母女在苏联的境况相当不好，经请示毛泽东后，在自己归国之际，偕她们而行。 那时李敏还叫“娇娇”，和母亲回国后，一直滞留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来东北，才带着贺子珍和娇娇一同去北平。 然而，当她们到天津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火车，他们找到贺怡，向她表明是代表组织来的，组织的意见是只能一个人带娇娇进北平，否则按党的纪律处治。意思很清楚，贺子珍不宜进北平。留在天津的贺子珍后来随谭震林南下到了浙江，继而转到上海，当了一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娇娇由姨妈贺怡带到北平，送进了香山双清别墅。据贺子珍的侄女，即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之女贺小平回忆：性格也十分刚烈的贺怡，在把娇娇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曾向毛泽东提出要为自己的姐姐讨个说法，毛泽东的回答很有中国寓蕴，让人听着既有两分哀怨，又有三分满足。贺怡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回到父亲身边时，李敏已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八年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所以回到祖国必须补上母语这一课。像她这样情况的，在中共领袖子女中还真不在少数。到育英小学后，李敏也要从头学起，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还低一年级。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级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过教育，所以只学习语文，其他课程不必重复。 因为她比同班的同学明显地大一些，中国话又说不好，有时词不达意，听着怪别扭的，就比较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年纪稍长，她比较关心弱小的同学，常常扮演保护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见一个男同学欺负女同学，便挺身而出制止说：“不要欺负我们闺女！” 不料，她话一出口，引来周围同学一片笑声。同学善意地告诉她，“闺女”是大人称呼孩子的，或专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会自己叫自己“闺女”。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只要她说话同学发笑，她就要刨根问底地弄个明白。这样一来，她中文学习进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结结巴巴地与人沟通语言了。因为育英小学的历史短，最高不过三四年级，她就转到有五六年级的八一小学去了。 育英学校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其他寄宿制学校少有的，就是有比较多的孩子，在星期天和一些节假日、甚至寒暑假都不回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是因为许多学生的家长不在北京。在中南海住过的孩子中，龙桂辉的父亲龙飞虎正在南下的军中，通常由周恩来或朱德接到中南海里；像李万邦兄妹，父母还在香港以隐蔽身份，为新中国从事经贸活动，故而由在中南海工作的姐姐、姐夫照应…… 还有一些更特殊的，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成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沦落多年才被组织找到，后寄居在父辈的战友家中；有的是亲生父母或因一方牺牲，或因离异，又组成新的家庭。 尽管不论是父辈的战友，还是建立了新的家庭的生身父母，对孩子总还是含着由衷的亲情。但有了这重特殊经历的孩子，心灵似乎多了几分脆弱和敏感，对新的家，有点隔膜和疏离。 还有就是当社会上流行某种疾病的时候，学校就不让孩子们回家，以使孩子们与病源隔绝。这种情况有时要持续一两个月，家长们想孩子了，就到学校看孩子。 但不管怎样，孩子们在学校里，还是愉快的。逢年过节，或赶上什么重要活动，就编排些节目自演自娱，是延安时期的老传统。特别是“我们这些延安娃娃，几乎从会走路时就会扭秧歌，只要操场上锣鼓一响，红领巾们就飞奔而至，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扭啊唱啊，可带劲儿了。” 每临近节假日，在育英学校执教的老延安们，就组织孩子们编排节目。学校里还组织了舞蹈队、戏剧队，经过一定的训练，孩子们自己演出的节目，也非常富于感染力了。 舞蹈队表演的俄罗斯舞蹈《马铃薯丰收舞》，赢得了到育英小学参观的外国友人的好评。后来还为志愿军英雄们演出过。当时特别打动孩子们的，是戏剧队表演的歌舞剧《小白雁》。 当年中南海的孩子，似乎都少点表演的禀赋，能活跃在这类演出中的不多。只有个别的例外，其中之一，就是杨尚昆家老二杨绍明。他的同学张纪宇说：“杨小二在小学，发展就挺全面，他的功课特别优秀，体育也不错，文艺演出更少不了他。” 胡胜利虽不和他同班，可对他印象却比较深，就是因为那时他个子比较矮，长得挺秀气，又十分活跃，常常在节目中男扮女装。几十年后再见面，许多同学还是老忘不了他的舞台形象：“杨小二，还记得不记得，你老扎两个小辫子？” 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于1949年10月13日，当时称中国少年儿童队。其真正有规范的大范围组队，则在1950年的4月29日以后。这一天，共青团中央才颁布了队旗、队歌、队礼、队员标志、队长级别标志、队员入队誓词、队员口号、队员入队仪式，没有这一切，组织就无从谈起。 当共青团中央颁布了这些规范之后，育英小学立即就着手了少先队的组建工作。学校首 先批准了13位少先队员，由这些先期被批准的少先队员组成了建队小组。金戈跻身其中，为中南海的孩子争了一分光。 大队辅导员，是当时的教导主任屠老师。他给建队小组讲述了组建少先队的意义，阐释了少先队的章程。当全校同学听了他的动员之后，纷纷提交书面的入队申请。金戈和建队小组成员们的重要工作，就是开会对申请人逐一评议审查，遴选出第一批入队队员。 6月10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育英小学少先队的建队日。学生们聚集在校园东面的松林中，举行了隆重的入队仪式，《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在松林间回荡。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是马思聪作的曲，郭沫若作的词：“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听儿子说，现在的少先队队歌已经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们，骄傲地挺着胸，红领巾像跳跃的火焰，与绘有星星火炬的队旗，交相辉映。那是孩子们第一次体验庄严，第一次就自己的人生，发出必须谨守的誓言：“准备着，为建设祖国的事业，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那个年代，入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要经过德智体的全面衡量，必须是班级里的先进分子。 据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忆，加入育英小学的少先队，那的确是要经历一番努力的。“那时的一套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发展新队员，要召集全校的小队长以上的干部讨论通过，可以一票否决。” 徐建林入队第一次就没通过，他记忆是李讷不同意。虽然大家认为他在学校表现还不错，但李讷说他在中南海里表现不好，太调皮捣蛋，而一个少先队员在哪儿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她这一较真，徐建林的入队期被推迟了。几十年后，他们才又得重逢，徐建林提起此事，可李讷说她已不记得曾“阻挠”过谁的历史了。 正是因为得之不易，所以一旦戴上红领巾，便多了一重珍惜，也多了一重自我约束。 就在育英小学少先队成立?月，朝鲜南北方政权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不久，在美国的影响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 这一年的10月1日，共和国周年庆典的当天，毛泽东收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亲笔信。信中叙述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后，朝鲜人民军陷于不利境地，提出了“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的请求。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后，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慰问浴血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线的子弟兵。已经在学校读书的中南海的孩子们，也都自觉地行动起来，帮助老师们一起为志愿军做炒面，缝制慰问袋，从家中寻找出一些自己珍藏的用品，放在慰问袋里。 孩子们更多的是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向最可爱的人表达纯真的敬意。金戈一直与一个叫卢耀文的志愿军保持着通信联系。 卢耀文是个司机，他不停地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把枪支弹药和食品运送到火线，不仅一次次完成了运输任务，而且还是节油模范，被授予特等功臣。 为了支援前线，全国还兴起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著名的河南豫剧演员常香玉，一个人就捐了一架飞机。在这个背景下，少先队员们也发起捐献一架“红领巾号”的活动。育英小学的红领巾们很想为此出一分力，但他们都出自实行供给制的家庭，自己的衣食也是由国家供给的，拿不出多少钱，因此很着急。 当时育英小学正在拆除危旧房，盖新房，那是日本人盖的，都是木头房子，所以拆下的木料成堆。孩子们见木料上有许多铁钉、扒钉，顿时有了想法：把钉子从木料上起下来，当废铁卖了钱，不就有得可捐了吗。 他们各显其能，寻找各种各样的工具，把深深在木料中的钉子，连拔带抠地弄出来。每弄出一颗，“就像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粒子弹那么高兴。”金戈回忆说：“当年的劲头可大了，一有空就去拔。哎呦，那时可没少拔，一天差不多能拔三四斤废钉子。拔完后交给老师，卖了钱捐献。” 图片说明：开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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