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墙童话 （4） |
| 送交者: 晨雪 2005年10月03日08:52:51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
|
BY 王凡 东平
冬季，学校的老师带领孩子们，在校园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泼出了一块人工滑冰场。学校购买了一批冰鞋，教孩子们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点得天独厚的便利，守着中南海这个 冬季天然冰场，回家滑得更痛快。 中海最初没有开辟滑冰场，只是在南海的东八所一带，圈了一个场子。那时滑冰运动还很不普及，所以冰场上见不到几个大人，在冰上欢腾雀跃的，都是孩子们。有一张毛泽东看着李敏等换冰鞋滑冰的照片，就是在这个滑冰场拍的。 张纪宇说他在学校学了滑冰后，勾起了很大的瘾头，缠着母亲买了一双冰鞋。“毛远新回中南海滑冰，起初没有冰鞋，都是跑来跟我借。我们两个挺熟的，最初的相识也不是到育英小学以后。1949年底1950年初，我随妈妈到江西了一段时间，就是在那儿认识了住在江西省副主席方志纯家的毛远新。后来到育英上学，听说他也在，他是我初到育英时惟一认识的人。” 毛远新实际上是育英小学初创时的学生。1949年，他的母亲朱旦华（毛远新父亲毛泽民已牺牲6年）和方志纯结婚后，他随母亲和继父去了江西，所以离开了育英一段时间。 1951年，毛远新又回到北京，先是住在朱德家里。从1952年起住进了菊香书屋，和伯父毛泽东一起生活。在育英小学的履历表上，毛远新家长一栏里填的是江青的名字。在育英读书期间，他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优秀的，担任过小队长、中队委和大队主席。这些，都可以从他的履历上查到。 如今的中国，在国际上有“自行车王国”之称。而在50年代初，自行车别说在大众眼里，即便在高级干部家中，也属稀罕物。孩子们回忆时比喻说：“那时买辆自行车，就相当于如今买辆轿车。” 育英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中没有自行车。把自行车骑到学校的，大家只记得一个人，萧立昂。他的父亲萧三，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老乡、《国际歌》中文歌词翻译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几个参加过列宁葬礼、并为之扶灵的人。 有时，萧立昂骑自行车上学。一次，他在校园里骑车骑得飞快，结果撞到了篮球架子上，把车大梁都撞弯了。尽管如此，大家都觉得他骑车很神气，引起了学骑车的兴致。 第二个有自行车的，是在国外当大使的黄镇的女儿。因为育英小学里把自行车骑进校门的，就这么两三位，所以大家都记得他们。 不知是出自谁的提议，或许是校方体察了学生们的欲望，大约在1952年前后，学校出资购买了20辆自行车，是比大人骑的自行车略小一些的轻便自行车。学校里随即多了一项业余运动，骑自行车。中南海里的许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学校学会了骑自行车。当学生学会骑车后，老师还利用节假日，带留校的孩子们骑车远足，作为一种锻炼。 张纪宇还能记起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远征”：“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回家，跟着老师骑车去了紫竹院。那时的紫竹院只是个地名，还没有如今的园子，有水洼，里面尽是蛤蟆骨朵儿。” 中南海中年纪大些的孩子，大多体魄强健，这应该归功于育英小学的重视体育锻炼；当然，这和中南海里有天然的锻炼场所，有锻炼的便利条件，也沾点因果关系。最起码中南海的孩子都会游泳。如果哪个自称是中南海的孩子又说自己不会游泳，那他肯定是在说谎，大可将之排除在中南海的孩子之外。 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对孩子们的关切，不仅表现在生活方面，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孩子们在知识汲取上是否努力？自己动手的劳动观念淡薄了没有？道德品质和革命理想的教育抓得还紧吗？也都牵动着中南海内的目光。 除了担任名誉校长的杨尚昆以外，刘少奇也到育英小学来看过孩子。当然，就和杨尚昆到此不是为看自己的儿子杨小二一样；他来，也不仅仅是因为女儿涛涛在这儿读书。他参观 了整个校园，过问了学校的教育情况，还做了指示：“你们的教育质量的好坏，现在固然也可以看出来一些，但真正的要看的出来，还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去表现如何。” 朱德总司令，曾偕在全国妇联担任妇幼部长的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学来看孩子们，虽然他们自己家的孙辈们都没有在此就读。 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朱德和康克清在学校巡视了一圈。看着在孩子们的参与下变得漂亮起来的校园，朱德很高兴，提议以校园为背景，同孩子们合影留念。他还为学校题了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育英小学辗转向毛泽东提出为学校题词的希望，毛泽东欣然应允。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把父亲那独成一格的毛体“好好学习”，带到了学校。此后，这一题词曾制成影壁，竖在一进校门的地方。 也是这一年冬季，周恩来的一位秘书，把自己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孩子，带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看到孩子时，一下子就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装，是呢料制作的！ 他向孩子询问:“你的衣服是谁给买的？”孩子回答说：“不是买的，是学校发的。”孩子回答得无心，可周恩来却听得有意，就又问了一些有关学校的问题。 “你们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孩子说。“噢，老吃吗？”他继续发问。“老吃，有的同学都吃腻了，就丢在饭桌上。”显然，孩子并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周恩来听罢脸上没有显露出什么，但内心很不平静。几天后，是个休息日，那天下午周恩来难得有暇，就要了车直奔育英小学而去。校长得知总理来了，立刻迎了出来。 在周恩来的询问下，校长汇报了学校近期的情况。周恩来等他讲完，随即说出了从秘书的孩子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们培养成八旗子弟！”周恩来语重心长。 也许，有必要提示一下周恩来风尘仆仆而来的背景，这一年，纯洁革命肌体、树立廉洁朴素风尚、加强政党和国家机关建设的“三反”及整党运动，经历了高潮和尾声。运动中揭露出在掌握政权后，一些党政干部头脑中残留的封建意识作祟、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腐化蜕变的触目惊心事实，中共中央甚至把开展这样的运动，提到不如此“党要烂，国要亡”的高度。要防微杜渐，必须从娃娃时就抓紧教育。 接着，周恩来又讲了一件斯大林关心学校教育的真事:斯大林的一个孩子，在某学校读书，开始大家不知道他是斯大林的孩子。后来，有个教师透露了这个关系，在学校里传开后，便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学生对待。斯大林闻知此事，严厉地批评校方:“你们有什么权利把他和我的革命名字联系在一起？绝不允许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享受丝毫的特殊！” 也许，对孩子来说，中南海的环境太好了，偌大一个可以游戏折腾的园子，到处都可以感到关爱的气息，所以孩子们都特依恋这里。平时，盼着星期六的下午早早到来；星期天的黄昏，总是不情愿地登上返回育英小学的班车。 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忆说：“妈妈动员我们回学校可是费了劲了，好说歹说都不见效，最后只好给我们塞点吃的，哄我们走。那时是供给制，也没有什么高级东西，或者是 个苹果，或者两块饼干、一块糖。这些东西自己还不能独自享受，到学校全要交给老师，统一分给所有的孩子共享。自己得到的份额肯定是比原来少了，但消除了那种有人有、有人无的现象。”平等、友爱和互助的精神，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浸润于孩子们稚嫩的心灵。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进入中南海也就半年左右，中南海内的环境已经整治得大有改观。南海海底的淤泥，据说清出了16万立方米。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和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伍绍祖回忆中老延安们在中南海里养的鸭子，绝迹了。金戈初进中南海时那空气污浊，蚊蝇孳生的感觉，也大有改观。中南海的水，变得清澈；中南海的空气，变得透明。 星期六，孩子们一回到中南海，就可以在瀛台、静谷的假山、奇石、古树间捉迷藏；晚饭后，可以在新砌的小码头解缆划船；再晚些，可以到春耦斋等着放电影。 星期天，同班和同年级已经熟悉的朋友，可以互相串串门。张纪宇和杨小二、毛远新是同年级的同学，关系也比较好，有时就应他们之邀，到他们家里去玩。 “我们家和菊香书屋挨得很近。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头脑里也没太多的禁忌。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歌唱得很熟，但那时的感觉是大救星是非常亲近的人，而不是要敬畏十分的神，见领袖就见领袖，挺平常的，心理上从没有要郑重其事的准备。有时应邀，有时想找毛远新，就奔菊香书屋而去。”张纪宇的话就像他的人一样朴素直白。 毛远新住处给张纪宇的印象，是书比较多。到他那里玩，多半是窝在房间里看一阵子书。“还能记忆得起的是在那里看过一位著名德国漫画家的漫画系列，可这位漫画家的名字现在怎么也叫不上来了。再有就是一些鬼怪的故事，看得毛骨悚然，不看又忍不住要翻翻。” “在毛泽东的院子里也很随便，我爬过院子里的树，还摘过菊香书屋院落里的梨吃。有一次我爬到树上，卫士让我下来，我就不下来。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大声训斥，怕惊动了毛主席。” 也许是因为他母亲是负责中共领袖的保健的，和领袖的关系比较近，张纪宇还有印象和毛泽东及一组的人一起吃过饭，坐过毛泽东划的船。 “毛主席对孩子很随和，见面总喜欢逗几句。他跟我说过什么我倒记不得了，但有一次我和杨小二一块儿遇到他，他逗杨小二说：‘你叫杨小二。你为什么叫杨小二，不叫杨小三啊？’杨小二当时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这是在平时的周末、周日，孩子们玩一玩、闹一闹，对大人工作的影响不太大。但在寒暑假，孩子们玩耍吵闹得太厉害，就要影响大人的工作了。因此逢寒暑假，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做假期的辅导员，组织管理孩子们。 “组织起来”、“依靠组织”，是那个年代的格言隽语，孩子们也不例外，当假期离开了学校的组织，就组成了中南海临时小队的组织。临时小队长由假期辅导员指定，并像在学校一样，定期过队日。徐建林记得有一个假期，是李敏当小队长。张纪宇则记得他被“荣幸”地指定为管男生的副队长那次，队长是李讷。 队日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参观警卫部队的内务；到机关图书馆搞卫生，粘补破损的图书；甚至去中南海外面的居民区，帮助烈军属扫院子、抬水、擦玻璃。在暑假期间，还组织孩子们在中南海里游泳。 大多数孩子还都记得，去玉泉山或西山农场劳动的情景。那里有果园，还有奶牛场，负责中央的水果和牛奶等食品的供应。其实组织者的出发点是让孩子们不要断了和劳动的联系，不要忘记劳动人民，并不在于孩子们真能顶个劳动力，要完成多少劳动量，多数时候就是锄锄草。 到农场还是很让孩子们开眼界的。康辉回忆说：“农场的设备很先进，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其他地方还不可能有的捆草机械，就是当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能把散乱的草打成规矩的正方形草块。特别新奇的是在奶牛场看见奶牛，都是进口的种，特别大，初看吓一跳。喂养奶牛和挤奶的机械设备也是进口的，最先进的。青饲料先经过粉碎，加拌大豆，然后喷在外面的一个大池子里，封起来，发酵一段时间再用来喂牛。我们就是在这里，比较早地领略了农业机械化。” 让孩子们难忘的，是“日理千机”的杨尚昆、胡乔木等父辈，也曾挤出时间，参加中南海小队极其“小儿科”的活动。 有一个星期天，杨尚昆和中南海小队一起去了钓鱼台。那时的钓鱼台，一点没有今天公园的轮廓，除了一些破损的古迹，只有一个个丛林繁茂，浓荫蔽日、鸟啭啾啾的小丘。孩子们在此煞有介事地玩着“抢红旗”的军事游戏;采集树叶、捕捉蝴蝶，以便回去做标本…… 中午，杨尚昆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美国军用罐头，请孩子们野餐。性格开朗的杨尚昆笑着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运来的，是我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你们尝尝，好吃不好吃？” 有杨尚昆的诙谐，有罐头佳肴，孩子们大快朵颐，开心无比。金戈的弟弟金矛很认真地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到朝鲜打美国鬼子，给你们缴获更多的罐头。”引起一阵哄笑。 孩子的稚气和可爱，也让杨尚昆心情爽朗，他拍了拍金矛的大脑袋说:“傻孩子，志愿军还能让美国鬼子在朝鲜活到那一天？” 停顿有顷，他又语重心长地说:“等你们长大，就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全国的娃娃们都能吃上面包、牛奶和罐头，吃上我们自己生产的面包和罐头。只要我们的国家富起来，强大起来，什么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再也不要想来欺侮我们！你们说，对不对？” 孩子们听着，都瞪着大眼睛，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一直在感受着欢乐的孩子们，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国成立后的悲悯。那年的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国大众播报时，已经是3月6日。 张纪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卷着尘沙的上午，他们正在校园劳动。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听广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中共中央 决定从3月7日到9日，致哀三天。 受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政治选择的影响，中苏友谊的强化宣传，斯大林被树立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们的心灵，经父辈的一再灌输，盛满了对斯大林的感情。听闻噩耗，孩子们哭得昏天黑地，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忆说:“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我们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是张鼎丞的儿子，他哭得可伤心了。还有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骂美帝国主义，骂各国反动派，骂国民党蒋介石，说是他们作恶多端，把斯大林气死了。” 孩子们的悲痛里，大概还隐含着一重社会主义阵营的统帅去世了，谁将领导我们前进的忧虑。尽管他们还都很小，但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这种体制的国度的人们的思维定式。 每临领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预兆，就开始了接班的未雨绸缪;或领袖真的撒手人寰，谁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开的黑匣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种惴惴不安。不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连另一个阵营的政治家们，也会感到焦灼。蒙哥马利跑到中国，一再提出要见毛泽东，见面后又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谁将是他的接班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样，带黑纱，参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两年后，我们育英小学内，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悼念活动。”吴陕立最先向笔者忆起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在我们学校上学的钟筱兰、钟延辉的爸爸钟步云牺牲了。” 1955年春，亚洲非洲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4月11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从香港机场起飞先期赴万隆。 该机飞行近5小时后，在北婆罗洲沙捞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瞬间破裂，除3名机组人员，其余15人皆遇难。 后经查实，香港航空公司雇员周梓铭化名周驹，被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以60万港元收买，趁飞机起飞前加油时，在飞机右翼轮舱内，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爆炸失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国民党集团制造的针对中共领袖的恐怖行动中政府工作人员牺牲最多的事件。 4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追悼大会，悼念遇难烈士。此时，周恩来刚刚抵达万隆，他在亚非会议上就此指出:“烈士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然而追悼大会之前，还在育英小学读书的钟延辉，却丝毫不知情。16日课间，钟延辉正在校园活动，老师张宝璋突然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没头没脑地向他询问父亲的名字。钟延辉回答：“钟步云。”“是哪几个字？”钟延辉解说后，还等着老师继续发问，可老师“呃”了一声后，便让走了。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已经从育英小学毕业、上了师大女附中的姐姐告诉钟延辉，父亲遇难了，他就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第二天，姐姐替他带上黑纱，和母亲一起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参加了父亲的公祭活动。 星期一回到学校后，学校在钟延辉所在的班级里，也举行了追悼活动。老师让钟延辉向同学介绍了他父亲的情况。在他讲完之后，有几位同学相继发了言，缅怀烈士，并对钟延辉慰问。 中南海里的孩子，除了多数上育英小学外，还有上育才学校的。育才学校的历史比育英悠久得多，它的前身是边区保小。1948年，保小、行知、光明三校合并，改称“华北育才小学”，校长是郭林，教导主任是韩作黎，他们在延安就已经是知名的教育工作者了。 育才学校是从河北省的行唐县北皋岭村出发的，囚童说他印象深的是，汽车从卢沟桥上开过。而林用三记得清楚的是，他们所乘的汽车是经德胜门进入城区，又到了柴棒子胡同的。“根据地的土娃娃，刚进城时闹了好多笑话。印象较深的是不会上厕所。在柴棒子胡同，厕所里是坐式抽水马桶，没见过。那么白的池子，那么清的水，以为是洗脸池，把毛巾团巴团巴，堵住下水洞口，放水洗脸。” 林用三继续说:“后来才知道，这么讲究的池子，居然是拉尿尿用的！但不知道应该坐在上面大便，过去就习惯蹲坑，此刻就蹲在池子上面解大便。” 还有就是看着满街跑的有轨电车，觉得无比惊异。那时北平最宽敞的长安街上，就有有轨电车，而且在新华门前就有站牌。晚上，有轨电车的车厢里亮起了灯，孩子更不解了。徐建林回忆说:“我当时特别奇怪，那些点着灯的房子怎么都跑起来了。为了整明白，便老在街上看，妈妈叫都叫不回家。” 当时家住中南海的孩子，在育才学校上学的不多，就林伯渠的孩子林用三及住在林伯渠家的谢飘飘，伍云甫的孩子伍绍祖。1950年以后搬进中南海的任弼时女儿任远征，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箫远音，也是育才学校的。 林用三和谢觉哉的儿子谢飘飘是同班同学。当时谢觉哉的家并不住在中南海里，林伯渠为了让他们一起学习，互相促进，就把谢飘飘也接进中南海，和林用三住在一起，每天就伴儿上学。 无论在柴棒子胡同上学，还是在学校搬到先农坛以后，林伯渠都不允许他的孩子坐他的汽车上学，尽管那时供他使用的有一辆吉普车，一辆轿车，两个司机杨峰和鲁克。 还是在延安时期就跟着林伯渠的老服务员老金，蹬着家里的一辆侧面带挎斗的三轮车，接送林用三、谢飘飘到在先农坛的育才学校上学。 箫远音说起她的弟弟箫松往返于学校和中南海的故事，简直笑煞人。他们姐弟三个都上的是育才学校，因为是女孩，因为年纪小，有时是母亲雇个三轮车，亲自接送他们，有时是只送，给每个孩子留一毛钱，让他们周末自己乘车回家。 “可在这种情况下，我弟弟几乎不和我们一起乘车。他嘴馋，要花五分钱买几块卤猪尾巴，一边啃一边走。走到一个站牌等车来了，就问售票员：五分钱能坐到府右街吗？不行就继续走，直到售票员说可以了，他才上车。” 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例如一进北平就考上中学的李铁映、囚童，他们上学就更辛苦了，多是靠步行。他们上的是师大附中的二部，也就是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前身。二部刚成立的时候，校址在鼓楼一带宝钞胡同里面。“从鼓楼到中南海的那点距离，对我们延安长大的孩子算得了什么呀！”囚童说。 新中国刚成立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除了个别人外，几乎所有高级首长家里都还没有厨师，不自己开伙。大人、孩子都在食堂吃饭，分大、中、小灶。只是有的人家习惯让服务员或警卫员把饭打回家吃；有的人家习惯在食堂吃。 多数孩子喜欢热闹，所以多在食堂吃饭。和林伯渠、伍云甫家在同一个小灶吃饭的，还有朱德朱老总家。伍绍祖回忆说：“当年在小灶吃饭，印象特别深的是凭券就餐，每人一券 。一张餐券有烟盒大小。吃了一段时间后，朱老总就向食堂的管理人员提意见，说餐券没有必要搞那么大，一半都用不了，有四分之一大就足够了。刚刚取得政权，国家底子很薄，能节省的就应该尽量节省。” 朱德提出意见后，隔了一段没见变化，就又向食堂的人员说道此事。堂堂的全军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怎么还对这些小事那么认真？小灶的餐券才有多少人用？一年又能用多少？就算节省四分之三，又能省出多少呢？许多年后，伍绍祖才体会到，问题不在于节省出多少纸张，这里面反映出一种品质，一种精神。 中灶、大灶是在一起的，就在从静谷通往春耦斋的拐弯处，人们习惯称西大灶。后来西大灶搬到了怀仁堂的东边。中灶、大灶吃饭都用同一个餐厅，区别只在于伙食标准不同。供给制时的饭票都是按小米计算的，菜的价格就分为四两、八两、十二两、一斤。吃大灶的平均水准是四两的菜；鱼或肉比较多的菜，就要十二两或一斤的饭票，这是中灶的水准。 常在中灶、大灶吃饭的人很多，但还能给孩子们留下记忆的，就属田家英了。囚童回中南海时，就在这里吃饭，常常和田家英坐同一张饭桌。这大概和他的母亲和田家英在同一单位有关。 做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吃饭时爱说话。工作时间思考了什么，在饭桌上还继续什么话题。若思考了什么理论问题，吃饭时还会和同桌人辩论不休。因为和田家英坐同一张桌子，囚童几次听到他和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交谈，他和毛泽东的其他孩子一样，回中南海就到大灶吃饭。 毛岸英和田家英是老相识，1946年，他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对他说：“你洋大学毕业了，还要上一上中国的劳动大学。”毛岸英在中国农村的“劳动大学”锻炼了近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也在宣传部的田家英，因刻苦自学，文史造诣见长于同龄人。经人推荐，毛泽东邀他做长子的语文老师。 田家英和毛岸英碰到一起，简直无话不谈，甚至开一些很调皮的玩笑。一次，田家英问毛岸英:“外国人头发是黄颜色的，那他们身体其他部位的毛是不是黄色的？”向毛岸英做如是问，是因为他在国外生活过，问罢田家英哈哈大笑，显然纯粹是为了寻开心。当时，田家英也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他会和普通人一样，在工作之余寻开心找点乐子。 星期天回到家里的张纪宇，还记得跟着母亲和毛泽东在一起吃过饭。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也曾多次奉命陪毛泽东吃饭，他的儿子王子冀也“沾过光”。 王子冀还在上幼儿园时的一天，毛泽东又邀王鹤滨进餐，王鹤滨就带着儿子一起去了。毛泽东见了孩子，先打趣起孩子的爸爸：“王医生，很好嘛，你也当起妈妈来啦，身兼二职哟！” 然后，毛泽东把脸转向孩子：“小娃娃，几岁啦？”王子冀怯生生地伸出四个手指头。“你妈妈呢？”“妈妈上学去了。”王子冀开了口。“想妈妈吗？”毛泽东一边问话，一边给孩子搛菜。“想，想妈妈。”王子冀已经消逝了陌生。 当毛泽东发现王子冀的眼睛总是瞟向那一小碟鲜亮的、红绿相间的炒辣椒时，来了兴趣：“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这东西可好吃啦。”说着，就搛起一截红色的辣椒，在孩子的眼前晃了晃。 王子冀刚要把嘴凑上去吃，被父亲拉开了：“主席，不要给他吃！”他觉得这辣椒大人都会辣出汗，孩子哪受得了，被辣得哇哇一闹，这顿饭就搅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阻拦，就把辣椒放进自己嘴里，还装出很好吃的样子，王子冀口水都快给逗下来了。 于是，毛泽东又搛了一截辣椒，送到孩子面前：“吃吧，可好吃啦，不要听爸爸的。”王鹤滨再次阻拦了毛泽东。王子冀很奇怪：伯伯说好吃，又那么好看的东西，爸爸为什么就是不让吃？ 辣椒还是让毛泽东自己吃了，但他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使他以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关于吃辣椒，许多人都喜欢重复那段“革命性”的格言，甚至用辣椒和绍兴老酒，来比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性情。然而在孩子面前，辣椒，使毛泽东想到了培养孩子逆向思维的意识，以及认知世界的复杂性的问题。辣椒，真让毛泽东吃出了味道。
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 多数男孩子对舞会并无兴趣，在舞场出现，纯粹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找个热闹而轻松的地方起起哄、捣捣乱。这时，他们就会带着追随他们的小一点的孩子，循声摸索，绕过曲径回廊，找到春耦斋。 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不同，音乐和舞蹈对她们总是有诱惑的，家长们也常领着她们到舞场。一来她们比男孩子更依恋家长，二来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娱乐项目，就让孩子在音乐和舞蹈中感受快乐吧。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这种方式，在西柏坡时依然保持着。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开始是每周一次，也许是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太少，一次舞会的运动量明显不够，一段时期以后，就改成了每周安排两场，周三和周末。 这是一项比较经常的活动，让领袖们到外面的场所参加舞会，从安全的角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安排在中共领袖们居住得比较集中，来去也比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后，中共的最高领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属机关，也在中南海内办公，把舞场选在中南海内是比较合适的。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寓所，都在丰泽园一带。丰泽园西北的春耦斋，东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桥北的空旷之地，成为中南海内最早的舞场。 最主要的舞场在春耦斋，宫苑书斋式建筑的春耦斋，显得素雅浑厚，单檐四角攒尖顶，灰墙灰筒瓦，地铺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然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初的富丽。 民国肇始，春耦斋常常充当统治者擘划政务的场所。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1913年的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过财政会议。1918年10月，与段祺瑞抗衡的代总统冯国璋下台，被安福国会举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将其总统办公处，设在了春耦斋。 春耦斋用作舞场后，偶尔也被用来开一些中小型的会议。厅内摆设了一些橱柜、屏风、桌子以及沙发和软椅。这样一来，供跳舞的地方，仅余六七十平方米了。当时的地面，还是紫绿方石铺的，虽不够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场，已经“豪华”多了。 经历过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们，在春耦斋里看见的，有许多是认识的面孔，中共领袖，秘书和警卫，中直机关的老人。连起初担任伴奏的，都还是在延安、西柏坡时就爱在业余时间鼓捣乐器的机关干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才被更专业的演员们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乐曲也多是老的，有传统的民族音乐，有根据根据地的老歌改编的乐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采茶扑蝶》、《花好月圆》、《茉莉花 》；还有《浏阳河》、《南泥湾》、《绣金匾》等等。 偶尔，也穿插一两首外国乐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意大利花园》等。由专业演员取代业余演奏者以后，这类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业余演奏者很投入，专业演员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来到舞场，却并不是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赏欣赏音乐。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乔木。 胡乔木夫妇对跳舞都没有兴趣，在春耦斋舞场上，是很难见胡乔木夫妇踪影的。但他们也不是绝对的不去，有时为了换换脑筋、松弛一下，在静谷曲径漫步时，受悠扬的舞曲吸引，踅进春耦斋，听听舞曲。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文艺节目表演，他们也会看一会儿。 春耦斋的舞会，参加者最初几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机关干部，大多数孩子的父母，不论跳得好丑，都在这个舞场里亮过相。开始去时，各单位都对参加者打过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单位和身份。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一曲终了，朱老总才会找一张沙发坐下。在春耦斋内南墙中门右侧，排放着四五个宽大的单人沙发，是供来跳舞的领袖休息的。沙发中间有茶几相隔，上面摆着茶杯、烟灰缸，还有一盘小毛巾。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首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跳几支曲子后，刘少奇也会找个沙发一靠，吸颗烟，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几个女同志就会围过来为他点烟、倒茶，等着过一会儿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见有那么多女同志等着和刘少奇跳，自己就另觅舞伴跳舞。 有一次，刘少奇夫妇来跳舞时，杨尚昆夫妇也在场。当一曲悦耳的探戈舞曲奏响，杨尚昆夫人李伯钊，邀刘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艺工作者，早在瑞金时期，她就和钱壮飞、胡底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还担任过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抗战期间，她主办过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他们两人的舞步与乐曲的节奏非常协调，舞姿也很优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来观看。当他们跳完这一曲时，在场的人都为他们的优美舞姿鼓起掌来。一向较严肃的刘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钊则以她戏剧艺术家的风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给舞会平添了几分欢快。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此刻，人们通常是闪在舞池周边，等待毛泽东到来后重新起舞。但毛泽东有时并不是来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心情最为激动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的人，让我们听听另一位亲历者的追忆:“我也一眼就认出，这是我一直盼望见到的领袖毛主席……这时我的心在乱跳，嘴在嚅动，嗓子也要喊出声来，幸亏全场格外的寂静，我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喊出‘毛主席万岁’来。”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娴熟轻盈，步调活泼多样。他带着舞伴时左时右，时进时退，轻松灵活，从不走错步踩对方脚。有时他走大步，步伐矫健有力，右手还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时跳快四步，他挽着舞伴转了一圈又一圈，舞姿潇洒合韵，全不像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他摆动双肩或身躯，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动量，以达锻炼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乐曲的旋律。”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领袖，在孩子们幼稚的心灵还是个太抽象的词汇。一个称职的、杰出的领袖，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以及民众自身的利益意味着什么，其间复杂的逻辑和残酷的现实，还有待尔后的教育和灌输。当真的经历了如是铺垫，他们再和领袖见面时的心态，果然就有了变化。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 舞场上能较和谐地与毛泽东搭档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她舞姿熟练轻盈，能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好。他们一面跳，一面有说有笑，李伯钊文艺宣传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到宁都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她参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也是受毛泽东一再叮咛的启示。因此他们见面，总像老朋友一样亲切。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在中南海春耦斋舞场，江青和毛泽东，几乎没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那样，相偕而来过。多数情况下，她来得要早一些，但有时也会到得晚一点。 如果她和毛泽东同时出现在舞场上，毛泽东会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当年的女性中，应该说是属于高个子了，所以和毛泽东跳舞是满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泽东跳得很少。有人说这是因为江青喜欢跳那种舞蹈性强的，像伦巴、探戈一类的舞。跟毛泽东，就难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欢跳舞的江青，有时为了尽兴或营造气氛，还会亲自参与舞会的张罗，由她出面邀请总政文工团的乐队来为舞会伴奏。当这些专业的乐队一来，气氛确实不太一样。 最初，江青在舞会上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对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后来，她就不像初进中南海时那么活跃了，几位后来在舞场见到江青的长辈，追忆的情形就有了变异: “走进一个身材瘦长，板着黄面孔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她身穿暗黄色的连衣长裙，外披灰色大衣，头发梳得高高的，脚下穿着高跟鞋，更显得身材的比例失调。她气度不凡地站在门口，等随从人员帮她脱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后，就坐在刚才朱老总坐过的沙发上。这时，我身边的同志……说那个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书……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错，还能跳各种花样，乐队还专为她演奏‘华尔兹’、‘伦巴’、‘探戈’之类的舞曲，只有她身边的少数人陪他跳，她舞姿流畅，乐感强，不愧为电影演员出身。但因她个太高，神态太冷峻，别人很少有人敢请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几个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来伸展不开，我看她自己也不会觉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贵，风范高雅。她每次在舞会上亮相，都经过精心打扮，穿着讲究的裙服，在一片蓝色的列宁装的夫人们中间，宛如骄傲的孔雀，向人们显示她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这时，我们看到，江青出现在东头的小门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门外的过道里。只见她双手一抬，身后的工作人员接过她的大衣，现出她一身很合体的黑色的苏式连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员搬过来一把椅子。这把椅子与舞场上的不一样，是为她准备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时候，一位护士在她背后垫进一个充气枕头。她笔挺地坐在那里，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有时用手指托一下眼镜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时，王光美很有礼貌地向她点头示意，她只是把脖颈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并不恭维他俩的舞姿。江青出现后，音乐也改变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节奏舒展、流畅。她从不主动找人跳舞，只等着人家找她。我们看到，很长时间没人去找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走来，细声说:‘你们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们仍坐在那里。过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员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来跳舞的还是来看的，如果是来看的就出去。’说话生硬，态度也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曾经有过通知，各单位派去参加中南海舞会的，都必须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机关中和她比较熟悉的人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她的舞姿是很优美的，跳起探戈风度翩翩，节奏准确，步伐自信，很是潇洒。但是表情过于严肃、冷峻，有点令人望而生畏，难于靠近，也不敢靠近。” （注:参见丁宏章编《中南海纪实》，华龄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自从周恩来搬到政务院办公区域后，他就几乎不到南海这边来跳舞了。因为政务院办公区域内，也开辟了一个跳舞的场所，就在紫光阁。 政务院的舞会就在紫光阁大厅举行。据张元女儿箫远音记忆: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都来紫光阁跳过舞。但他们来时，跳舞是小范围的，总共也就十来对人在那儿跳。 一般毛泽东来时，周恩来都会到场。在紫光阁舞厅边上，也有一间小休息室。每逢毛泽东来跳舞，周恩来总会见缝插针地和毛泽东到小休息室里交谈一阵工作，然后再跳舞。 因为这种舞会的范围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来每次都特别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并不是一个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场前，发现还没有和哪几位女舞伴跳过，便在最后一支舞曲里，和每个没跳过的人跳几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几个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将退场了。 紫光阁这种小范围的舞会，通常时间并不很长。李先念的女儿李紫阳说：“常常是在舞会结束之后，我爸爸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就又到总理那里开会去了。” 除了小范围的舞会之外，紫光阁还有大范围的舞会。来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办公的政务院几个办公室的干部，不在中南海里办公的各个部委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们。总理、副总理有时也会来凑趣同乐。 每逢这种时候，还会邀请一些演艺界的客人。有些既到过春耦斋，又在紫光阁跳过舞的人，在叙述两边的感受说:“所不同的是，紫光阁舞会上来的都是客人，有华服盛装的影剧明星，也有首都文艺工作者；而春耦斋舞会则是纯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陈毅的儿子陈晓鲁，女儿陈珊珊的记忆中，他们的爸爸走到哪里，哪里就热闹。在舞场也是如此，和相识的人打招呼，摆摆“龙门阵”。他们的妈妈张茜，是部队文工团演员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谐。 李紫阳回忆:“跳舞是爸爸比较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我妈妈虽然会跳舞，但对跳舞好像兴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着爸爸去。记得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阿姨，曾提到过我妈妈和毛主席跳过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吧？” 当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这几位最高层领袖不在场，也没有年事过高的领导人时，紫光阁的舞会气氛就更活跃，显得比春耦斋要喧闹一些。 有些到紫光阁跳舞的部长，军队的高级干部，比如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他们舞到兴致高时，节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还会把地板跺得嘭嘭响。这种场面，在春耦斋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也是紫光阁舞场比春耦斋喧闹的原因之一。 为了舞会能办得热烈活跃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领导人跳得更尽兴些，达到多运动的目的，中南海内舞会的组织者，想到了从部队的文工团抽调人员，参加中南海内的舞会。 于是，总政文工团、空军文工团等单位，经过挑选的演员们，都常在舞会举办时，被请进中南海。这里说的挑选，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审核，而且从部队文艺团体邀人，本身就是从政治可靠这点出发的。 因为是专业的演员，他们除了做舞伴之外，还能表演一些小节目。在舞蹈的间歇时，他们常常应领导人的要求，各展特长。这又启发了舞会的主办者们，特意安排演员们在跳舞中间穿插一些小节目，这既避免了间歇时场面的冷落，又能让领导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组织者又考虑到各个领袖们的欣赏口味，考虑到节目的丰富和多样性。毛泽东喜欢听京剧，而且有较高的欣赏水准，进城后曾安排他到剧院去看过戏。但这样的安排比较繁琐，惊动的方方面面比较多，警卫的压力也大，毛泽东本人也要受到许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会中间，加几个京剧的段子，就方便多了。于是京剧演员们被陆续请进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遥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盗铃》，张君秋的《潭记儿》，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济的《春秋配》，都在春耦斋里演出过。 在京剧的各色行当中，毛泽东比较喜欢老生戏，对李和增唱的《空城计》等片段尤其欣赏。因为戏剧演员就在跟前，他还同李和增等探讨过唱段和唱腔的修改问题。有时，李和增不能到场演出，舞场的服务员知道毛泽东爱听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泽东听京戏十分认真，常常随着唱腔的节拍拍打沙发的扶手，晃着头，嘴里轻哼着唱词。一次舞会间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剧《群英会》中的段子，演员唱时，毛泽东也跟着轻声相和，口型与演员一致，一板一眼皆与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泽东就会事先让演员把唱词写给他，演员表演时，他就一边看着唱词一边听。因为和演员靠得很近，每个节目演完，毛泽东都要和演员握手致谢。 相声是适应面更广、老少咸爱的艺术形式，经常一露幽默的毛泽东也很喜欢听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后来的马季等著名的相声演员，多次被邀到春耦斋来演出。侯宝林回忆说，自己给毛泽东说过150多个相声段子，其中传统的段子100个左右，新创作的50多个。 毛泽东特别欣赏侯宝林的相声，听到高兴时，常常朗声大笑。尽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听一遍。惟独演《关公战秦琼》那次，毛泽东听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宝林、郭启儒再演一遍。显然，作品对旧社会官僚军阀不学无术，却凭借权势地位发号施令的讥讽，引发了毛泽东的某些联想。 还有一次，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买猴》。生动形象的表演，风趣善意的讽刺，逗得毛泽东开怀大笑。相声说完后，两位演员上前向毛泽东鞠了一躬，毛主席随即起身和他俩亲切握手道谢。 相声也是对孩子们充满诱惑力的，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夜行记》，刘宝瑞、郭全保说的相声《买猴》等等，孩子们都能背出其中几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们开始对舞会感兴趣，能耗着不走，最初就是受相声的吸引。而且就是通过春耦斋舞会中间穿插的节目，早早地认识了侯宝林、刘宝瑞等中国的几位相声大师们。 这些相声大师们来演出时，到的时候早了，就在东小门边上的休息室里歇一会儿，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着看节目的孩子们，会在这里和相声大师们碰面。有一次，侯宝林来早了，在休息室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也许是因为白天演出有些辛劳，竟睡着了。孩子们进来，听到他发出轻轻的鼾声。 本来，侯宝林到春耦斋演相声，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转时，不小心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并没觉得怎么，在舞场互相碰撞一下，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可侯宝林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以后再到春耦斋，就坚决不跳舞了。演出来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着。 既然说到了这个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几句。休息室是专为领袖们设的，和舞场仅一门之隔。舞场毕竟是娱乐场所，有音乐和嘈杂的人声，遇到前面提到的类似周恩来找毛泽东等商量要务的情况，没有这样一个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实休息室设立后，也不是除了领袖，别人就不得入内。像侯宝林等演员，就在这里休息过；有些随家长来的孩子，实在对交谊舞没兴趣了，也有跑到这里打个盹的。 一次，李树槐的长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会中间演节目时再出去看。谁知她等着等着，竟裹着换下来的旧窗帘，躺在沙发底下睡着了。 舞会结束了，她还没有醒。李树槐在舞场没见到女儿，以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见女儿。找遍女儿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见踪影。已经是凌晨时分了，他有点着急了。 长女李延梅是个惹人喜爱的孩子，春耦斋有舞会，李树槐到那一带巡视，常把女儿丢在舞场。有一次舞会中间演节目，在叔叔阿姨们的怂恿下，她毫不怯场地为大家跳了个“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泽东也在场，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听说李树槐女儿不见了，警卫处许多人被惊动了，都摸着黑到丰泽园、淑清院一带寻找起来。最后还是警卫处的纪和富，在舞场的小休息室发现了李延梅，把睡梦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说得很神秘莫测的舞场休息室，实际上不时会发生的，就是这一类的故事。 后来，舞会办得越来越红火，中间的节目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像歌唱演员张映哲、苏盛兰、张越男、马玉涛，粤剧演员红线女，歌剧《刘三姐》的主角黄婉秋，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也都被邀请进春耦斋。此外，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杂技团的小型杂技、口技和魔术等节目。 由于邀请了演员，邀请了陪舞的文工团员，舞会的组织者们就在他们到来后，摆上一些水果、小甜点和汽水等饮料，夏天有时还有冰激凌，当然所有到场的人都可以享用。这无疑是孩子们更加垂涎的“节目”，大人们都很有节制，浅尝辄止，可孩子们就没那么多礼数了。 有节目可看，有甜点饮料吃喝，这就是舞会对孩子们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当然，除了看跳舞，看节目外，还有热闹好看，就是大人们围着领袖握手，不过这个场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来了女文工团员，演节目的女演员们除了演节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现了被晾在那儿的情况。于是舞会组织者在给中南海里的机关发舞票时，男票就多一些。许多单位故意把票给年轻的工作人员，实际是让他们利用舞会之机，和中共领袖们见一面。 在舞会上，女士们一直很让男士们嫉妒。因为她们可以充当毛泽东的舞伴，和毛泽东接触。而男士就没这个福分了，这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但又想不出什么凑到毛泽东身边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一位聪明的男士，以祝贺节日为由，走上前和毛泽东握了一下手。他这个先例一开，霎时间，在场的男士们排起了一路纵队，一个接一个跟毛泽东握手祝贺节日。有些平时缺乏主动邀毛泽东跳舞勇气的女士，也插进队里和毛泽东握手。 好在春耦斋舞场容不下成千上万的人，毛泽东含着微笑，和排着队的人一一握手，还向几个第一次见面的人，简单地询问两句。 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最爱看电影的大人，就是杨尚昆。他有时挺早就陪着夫人李伯钊来到舞场，可每次都是李伯钊跳，他在一边看着。多数孩子回忆说杨尚昆好像从不跳舞，却能耐心地等到舞会结束。这时，通常是由杨尚昆宣布:“放电影。” 听到杨尚昆发话，服务人员就把跳舞时靠墙的几个沙发，推到中间排好，放映员麻利地支好架子，装好放映机。一面墙的幕布徐徐拉开，露出后面已装好的电影银幕。就在这忙碌的当口，杨尚昆常常会向放映员建议:“今天晚上放两个片子。”只要他建议，那么肯定就会放两个片子。 有时候，杨尚昆或其他领袖因忙公务，到得稍微晚一点。如果电影刚开始放映不一会儿，放映员就会把片子倒回来，从头再放，尽管领袖和杨尚昆并没要求。看电影的人对此都能理解，漏了前面，剧情发展就衔接不上，他们难得来看电影，就别让他们带几分遗憾走啦。 多次在此看电影的钟延辉、周延安等说:“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刚演过的内容怎么又演一遍，以为放映员搞错了。后来才明白，是让晚到的领袖或杨尚昆从头看。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老出现。” 不喜欢跳舞，但有时也来春耦斋看电影的，还有林伯渠、彭德怀。彭老总不跳舞，可能和他的性格相关，不欣赏轻歌曼舞这类消遣。他没有亲生的孩子，但他喜欢孩子，每次来春耦斋看电影，看见小孩子喜欢抱一抱。伍云甫调离中央办公厅后，接任行政处长的罗道让的小儿子长得又白又胖，彭老总老抱他，还爱用落腮胡子扎他，扎得他吱吱叫。 电影放映在跳舞之后，有时候舞会结束得早，电影开映得就早些。但多数情况是开映时已经过了午夜，如果演两个片子，就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好在第二天是休息日，不会影响工作。 这样的安排，许多孩子在最初很不习惯，大都未等电影开映，早已呼呼入梦。稍微大一点的、有点耐力的孩子，也不过看个开头，不知所终。待电影放完，服务员清场时，就会看到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孩子。 类似的情形不知重复了多少回，终于把孩子们锻炼出来了。“我们都成了夜猫子，后来只看一部都不过瘾了，老盼着杨尚昆来看电影，等着听他说：今天放两部片子。”康辉说。 那时的国产电影还不多，看的影片以外国的为主。当时也不知道是否已经建立了正规的影片进口渠道，在春耦斋放的外国影片，好像多数是外交部弄来的；还有就是已建交的友好国家驻华使馆提供的。 毛泽东不是很喜欢看电影，但也不是绝对不看。在等着搬沙发、架放映机的时候，他会和人搭搭茬说说话。 周延安记得有一次等着放电影的时候，他从毛泽东身边穿过。毛泽东摸了摸他的脑袋，问:“你是哪家的娃娃？”周延安答：“周少林家的。”“哦，周副主席家的娃娃，长高了好多嘛。”毛泽东还记得他当年给周少林封的“官衔”，接着他又问了周少林夫妇的近况，周延安告诉毛泽东，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挺好。 一次，放映苏联摄制的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奥赛罗》，毛泽东跳完舞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把正片前放映的抗美援朝前线新闻纪录片看完了才退场。那天，江青也在场，但她没有和毛泽东一起走，坚持看完了正片。
伍绍祖说:“在春耦斋究竟看了多少电影，我也记不清了。但印象比较深的一部，我还记 得。就是那部又歌又舞，还跳水中芭蕾的《出水芙蓉》。” “那时的男孩子，爱看打仗的电影。还爱看那种行侠仗义的影片，看完还特受影响。像《三剑客》、《芳芳和郁金香》什么的，看了以后，就学那豪气干云的达达尼昂或黑郁金香。当时中南海里老有些殿堂房屋在维修，哪儿维修哪儿就有脚手架，我们就用捆脚手架的粗铅丝，窝成长剑，在墙头、回廊、假山、草地间，劈来刺去的。” 听周延安说起这个，笔者眼前马上就浮现出当年孩子们学着马跑的步子，手持铅丝剑劈杀的场面。如今想来还真觉得有几分危险，可我们胳膊和腿上的筋肉，就是在这种游戏中强健起来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孩子是在电脑和游戏机上，做着类似我们童年亲身投入的游戏。 有时候，游戏就开展在春耦斋。就因为在这里游戏，还发现了这里藏着的许多秘密。 春耦斋的周围，有小坡，有水流，还有几幢房屋。这些房屋并没有住人，成天关得严严的，多数不是插着就是锁着，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呢，逗得孩子们心痒难挠。 “终于有一天，”周延安说:“我姐姐和康辉他们弄开了一间房子，发现里面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黄豆。他们发现后，把我也带进去看。我看见这么多黄豆，可高兴啦，这东西打在脸上有点疼，却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玩打仗当子弹撒多好啊！” 从那以后，这儿就成了周延安他们取之不尽的弹药库了，时不时到这里装两兜子“子弹”。“我后来感到贮存黄豆里面应该有点文章，但也没琢磨出所以然。过了些时候，看了个电影叫《农村妇女》，里面有撒黄豆防贼的情节，贼一踏上去就会滑跟头，老站不稳。我受此启发，推想这黄豆也可能是撒在房上地下，防刺客用的。” 听周延安这么分析，笔者也觉得有道理。西苑是明、清间才具规模的，明、清两代均有刺杀皇帝的事发生；清代的皇帝、皇太后又确曾驻跸丰泽园；民国后北洋政府的首脑袁世凯、曹锟，也在春耦斋及紧邻的居仁堂住过，为了这些头头脑脑的安全，以黄豆铺地防范刺客，或许真是正解呢。 在春耦斋南面另一幢房子，孩子们透过窗户的缝隙，看见里面摞着一个又一个的铁盒子。后来在看电影时，他们发现放映员装电影胶带的盒子，恰和那幢房子里的铁盒子是一样的，由是知道了这幢房子是存放电影片子的。 说到春耦斋和中南海里的舞会，就不能不说到中南海文工团。 对于这个文工团，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即使是中南海里的人，也讲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笔者走访了许多应该知情的人，但皆因已是如烟往事，各个人的回忆都有参差抵牾。 首先究竟有没有这么个文工团，就有说“有”，有说“无”的。多数人都说中南海文工团确实存在，特别是属于最了解情况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具体负责组建工作的原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都直言不讳说“有”。 然而说“无”也并非无凭无据，因为毛泽东在1953年，中南海文工团筹组之际，就曾做过一个批示，明确表态不应组建这样一个文工团。 事情是这样的：组建中南海文工团一事酝酿于1953年夏季，这和中南海的舞会有些关系。当舞会已经是例行的程式后，每次举办前临时从各部队文艺团体抽调人的办法，就显得既不方便，也不利于安全保卫了。 因为各文艺团体都有自己的演出安排，有时要调的乐队和演员调不出来。进中南海同最高领袖接触的演员要经过审查，每个人的情况并不是一下就能查得很清楚的，如果人员有变化，就增加了审查的负担；另外即使是同一个人，随时间推移可能发生的变异也难于掌握，万一出了纰漏，谁都担待不起。 考虑到临时抽调演员不是个长远之计，有关方面经负责中共中央领袖安全保卫的罗瑞卿同意，以公安部的名义，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和大军区，抽调文工团员。7月，电文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批准发出。 后来，此事被军委副主席彭德怀闻知，认为这个电报不该发。11月2日，肖华在给毛泽东写报告检讨处理电报的错误时，也将此事列入其中。 肖华在检讨报告中说:7月9日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当时只注意到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问题，而未考虑到电报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后经彭德怀副主席指出，才发觉错误。 毛泽东在肖华的这份报告上做了批示: 刘（少奇。括号内文字均为作者加，下同。）、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周（恩来）阅，（杨）尚昆处理。 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该的。肖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毛泽东 1953年11月5日 在毛泽东做了批示后，筹建中南海文工团一事，遂被搁置。因为有这么一段插曲，关于中南海文工团根本就不曾建立之说，就不属空穴来风了；而且后来还有流传更广的彭德怀反对组建中南海文工团的传说。 半年后，组建中南海文工团的事再度被提出来，理由还是安全问题，提议的人还是负责领袖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显然，除此还没有什么更妥当的办法，此次是怎样经过批准组团的，的确没听到谁说全详情。 反正是命令下达到全军各个文艺团体的主管部门，抽调合格演员，到北京中南海报到。由于调来的人都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所以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化宇，受命分 管此事。 这又牵扯到了文工团的名称问题，到警卫团报到，由警卫团分管，就应称作警卫团文工团了。可这个文工团又不是主要为警卫团服务的，业务和演出方面的事，警卫团并不怎么管。无论是中南海文工团还是警卫团文工团，都不曾正式命名过，所以有人还称之为“文艺小分队”或“宣传队”。这里就从俗，叫中南海文工团吧。 陆续来报到的演员，主要来自华北军区文工团、华东军区文工团、总政治部文工团、志愿军文工团、空军文工团、海军文工团这么6个单位。到五六月份，已经有40人左右，文工团就算成立了。以后陆续又有调进调出的，最多的时候达七八十人。 当时这些演员的条件和素质，无论从政治方面看还是从业务方面看，都是相当不错的。在文工团存在的4年间，所有成员表现都很好。王化宇对文工团做了如是评价。 文工团内主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器乐队，乐队的水平挺高的，他们把一些领导人很熟悉的中国传统的乐曲，中国民歌，一些根据地传唱的老歌，改编成舞曲，听着很亲切，很舒服，一下子就把领袖们、首长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气氛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一个是演出队，包括声乐、舞蹈、自编自演些小节目，同时还陪领袖们跳舞。 组团时宗旨很明确，为丰富中南海内娱乐活动，主要是春耦斋，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这边为重点。但文工团成立以后，由于水平较高，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很受欢迎，结果中南海里各个单位举办舞会时都来邀请。国务院机关在紫光阁举办舞会，军委在居仁堂举办舞会，也来邀请。 一般邀请了，文工团就去，但如果和春耦斋这边发生冲突，其他地方就给春耦斋让路。由于舞会不可能在任意一个时间里办，大都是安排在周末，这就难免发生冲突。几次一冲突，别的单位也就不好意思老来邀请了。军委临搬出中南海前，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特意找王化宇，说请你们再支援我们一次，下不为例。 “这么受欢迎，为什么馍⒘四兀恳恍┪恼潞褪榧嫉乃捣ㄊ?彭德怀对在中南海组建文工团很有意见，在他的坚决反对下，中南海文工团被解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笔者问。 王化宇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组建中南海文工团是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就是彭德怀。没有他的同意，总政治部也不可能发出从各部队调人的命令，这个文工团就根本无法组建。” “当然”，王化宇又接着说:“在组建的过程中，彭德怀确实提出过意见，但不是对组团有意见，而是对组团报告中个别条文中的个别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见。例如在演员要求上有一条是要‘相貌端正’，他不赞成，给去掉了。” “那么，中南海文工团最终被撤销，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笔者又问。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是在1958年，正是我们的军队实行大精简的时候。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的军队最多时，达到了五六百万人。1958年，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回，我军即开始大精简，要减到两三百万之间。精简中有一条规定，就是军和军以下单位，不得保留文艺团体的建制，只有大军区以上的单位，才能保留文工团。这条杠杠一划，警卫团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继续保留文工团建制了，那就得严格遵循规定，撤销文工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把中南海文工团的撤销和彭德怀的态度联系上的呢？ “那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气候骤变，从反‘左’转为反右，彭老总成为批判对象以后。”王化宇回顾道：“因为1953年总政发报抽调文工团演员时，彭德怀提过不同意见；再有就是后来他不赞同组建中南海文工团报告中个别文字。批彭时，有些人指责这是对组建为中央领导服务的文工团不满，列为一条反党的罪状。社会上的传闻，大概就源于此。” 中南海文工团撤销于1958年七八月间，原文工团员大多数去了北大荒农垦建设兵团；部分留在北京，有到总政文工团的，北京军区文工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还有些去了甘肃、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方。 文工团员离开中南海时，是先到北京市区北面的鼓楼集结的。李树槐长女李延梅说:“我们警卫局、警卫团的几个女孩子，因为老到中南海文工团驻地去，看女文工团员排练节目唱歌跳舞，跟她们很熟而且建立起感情。所以她们走时，我们心里挺不是滋味，就为她们送行，一直送到鼓楼。” |
|
 |
 |
| 实用资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