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梁东元

曾卓荣说，我们在天山找矿，由于有乌斯曼一伙活动，我们晚上都很警惕，都轮流值班。

有一次在白城北边一个山谷里头宿营，搭起了帐篷，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和他老婆阿尔莎，

还有一个若拉，还有戈尔巴乔夫，四个苏联专家，我们也有一二十人，这一个小队也可以

说是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主要骨干，都集中在一块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岗哨就设在那个山坡

上，从这里看那个平地，可以看得很远。睡到晚上12点的时候，这个哨兵突然发现远处有

打手电筒的，以为前面是来摸我们的，是对我们来侦察的，他就先没作反应。等那个人慢

慢走，走得近了，他突然喊口号，我们晚上都规定有口号的，就是口令啊。他这一喊，对

方不知道哇，答不上来，答不上来呢，哨兵就开了一枪。打了一枪以后，那个人就慌了，

就从旁边躲着走，手电筒也没有关闭，胳膊一摆动，一时间漫天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哨

兵一看，这家伙好像不止一个人。我们一听到枪声，马上都起来了，这个警卫很紧张，以

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有两三架手提机枪，于是把这个轻重武器都布置好了，再把四个专

家给他保护起来。我们队长叫宏志全，他过去对军事上还是有一些经验，把这个队伍一布

置，人家攻过来怎么防卫，怎么撤退，都做了安排。另外，迅速把资料、文件都装了箱，

同时还派出了我们的轻装部队，和岗哨一起对正面来的那个方向进行侦察。我们派去的人

喊话，最后回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叫马应仁，还有一个是他带的人，两

个人不知道我们规定的口令，他是去筹办别的事，所以知道我们队伍在这个谷里，他走

啊，走到天黑了，还没有到，最后还是想赶到这个地方来结果枪响了。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

时候就会面临危险。新疆人烟很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于外面，就会

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因为路线一定

下来以后。就是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找

矿员这一跑，回来的时候就回不来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这个指

定地点，往回走呢，就把仪器关了，就走路回来了。你还是要像原先那样往回走，别的地

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

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了。

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1955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了，往下走呢，

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

头呆下来了。晚上找也找不着，我们第二天早晨派人才把她接回来。我们还有一个路线

呢，有个队员沿着沟里走，以后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沟里边一般都有点树，一下子碰

到了熊，遭遇上了。他也没有经验，我们那时规定，要是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

人有一个口哨。可他这一吹哨子呢，这个熊就惊了，它一来就两扒拉，把这个人给扒拉到

地上去了，完了用舌头给他这块脸都 舔了。最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

就不能找矿了，现在还在呢。这个脸我都见过，从额上右边，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紧闭着

眼睛，因为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他舔坏了。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

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点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

马振海兴奋起来，又在左右逐步探测，最后圈出了一个异常矿化点，规模有一两米厚，二

十来米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一些异常点。回来以后一报告，苏联专家很重视，马上组

织测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走向，再向两边追溯，最终找出了一条矿带。这时已经是

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了，有些人建议明年再来继续工作，苏联专家说不行，因为这个矿带

类型很好，应该继续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

勘察人员便在冰天雪地下继续测图、探测，搞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北京的领导和专家

都赶到那儿去看，第二年很快就开始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勘探。这里平地都是三千多米的海

拔，空气稀薄，人就住在搭的帐篷里，当时有个从北京跟着领导一块去看点的人没有经

验，上厕所跑得太快了，一下就晕倒了。后来队员们上了点以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帐篷，

便都挖了地窝子，里面能睡一个人，上面挡挡风雨。

来华工作的苏联铀矿地质专家，最多时候有400多人，在新疆的专家有100多人。曾卓荣

说，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从1955年到1956年这第一个阶段叫中苏合营，两家合伙干，找到

矿以后呢，给他提供矿石，他给我们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1956年到1960年这一段，是

我们为主，他是顾问，继续帮助我们找，所以对中苏双方来说，等于给自己干一样，热情

非常高。专家来华也是经过挑选的，所以总的来讲苏联专家的表现都很不错。他们也是形

形色色，各有各的特点，有时遇到困难和危险，也特别要意思。

有一次，我们发现在库尔勒的一个点上有铀矿化现象，我们这个专家带了一批人，大概有

七八个苏联专家，我是中方的，加一个翻译和一个保卫，再加上嘎斯63车的司机一共是12

个人。本来照我们的意思是要走保险的那个路，过去我们小队的车，常来往的。可是我们

这个专家头头坚持要走直道，说那个路线太远，300多公里要走一天。我在这个图上一看

呢，虽然只有100多公里，但走这直道要走塔里木盆地和天山接合部，原来曾经标过有这

么一条路，可是并没有把握啊。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带了一天的干粮，一大桶油，放在那个车前边就出发了。这一走，进

入接合部的时候，流水冲的那个沟像搓板一样，汽车在搓板是走你就开不动了，一小时才

能走出五六公里。可苏联专家爱冒险，还是要往前走，他就不听你的，结果我们一走，走

到天黑了，只走出60多公里，还有百八十公里呢，这怎么办？我们晚上呆在一个小河沟子

的旁边，也没有带帐篷，因为都是临时的，也没有想到要在外边过夜的，大家就露宿了。

我们把一天的干粮已经吃光了，那个河沟子里头这个水啊，大概也就是一米都深两米多宽

的这个河沟，新疆当地的老百姓不怎么吃鱼，那鱼都是这么长一条，我就用手电这么一

照，鱼都来了，再用缸子舀这个鱼，一下子弄出它几十条来，完了就用火那么烤着，那吃

得还蛮香。

第二天继续走。我们说，这一桶油能不能保证够用啊，因为你没有油了，上不着天，下不

着地，我们又没有通信联络设备，怎么办，最后还是走。好在它这个接合部撅开了，往山

上走一个小时也能走十多公里，这样又走出七八十公里。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了，这个油都

烧完了，这就到了绝境了。苏联专家出来时带有猎枪、双筒猎枪，他就把乌鲁木齐买的新

礼帽丢到空中，叭，开枪打这个帽子，把皮夹克也扔起来，也用枪打。我们一看这也不是

个事啊，是吧，所以我跟警卫和司机商量，让警卫自己带着枪，告诉他地形图，叫他沿着

这个方向爬过去，大概十多公里就可以找到我们驻地。我说，你爬也要爬到。那时候也饿

了半天了，因为第一天晚上只吃了那点河沟子找来的鱼，第二天又是大半天过去了。他爬

过去，我们在那个 地方就呆着了，没有办法了。汽车不能走，没有油了，人也走不动

了，你要步行走啊也不行了。最后我就在周围看有没有老百姓，正好有两户人家，买了一

些鸡蛋，新疆那时候鸡蛋很便宜的，我们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买了两块钱的鸡蛋回

来，一煮，弄点盐巴一蘸，就吃这个鸡蛋。苏联专家他饿了，有时平常吃一个就够，那天

有吃四个的，有吃五个的。我们年轻，又吃得多，我就吃了二十来个，吃了以后还得等

啊。第二天凌晨大概是四点钟，我们的警卫员跑到驻地，连夜把车开出来，这个救援车带

着馒头，来迎我们。最后把汽车灌上油一起开到驻地去了。连夜睡觉，第二天中午又起

来，当地也没有什么青菜，除了鸡蛋还是鸡蛋，好多专家都反胃了。以后见了鸡蛋啊，就

想吐。

刘兴忠说，我在三0九队的一分队当中方地质负责人的时候，跟找矿员一起跑路线。有时

茅草很深，把身上划得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碰到河沟，就跳到河沟里去找矿，河沟里的

水冰凉，凉得不得了，彻骨的凉。然后又上去，又爬山，就这么一天，逢沟进沟，逢山过

山，有茅草住茅草房，没有就露宿野外。苏联人他们说一不二，他们的意见你必须要执行

的。比如跑这个路线，碰着陡坡你得爬上去，按这个路线走，你绕着走就不行。那时宋部

长要求我们向苏联专家学习，所以，要求我们虚心。领导干部跟苏联专家发生争论的时

候，他们苏联专家有些做法还是很绝对的。

下午回来以后，我的工作服啊，后边一层白硷都是汗硷，说明一天出了多少汗。出太阳也

出去，下雨也出去，所以，下雨天呢，外头下里头也下，里头也是湿的。穿着雨衣去找

矿，拿着探测仪、辐射仪。普查队走到哪儿住到哪儿。比如我在这儿工作了几天，完了就

搬家了。搬家靠什么呢？自己的行李自己担着，拿扁担挑着就走了，连仪器设备带自己的

行李搬家了。搬到老乡那儿去，老乡有什么空房子就住什么房子。有的房子下面是猪圈，

上面就是一个茅草房，晚上睡觉可以看到星星。

那时候地质部在新疆组织了个中苏合作考察队，佟城做领队，派了一个专家叫司又东，派

了我一个，还有冶金部一个，还带着一个翻译。苏联那一方派了三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混

合的调查组，在新疆的北部搞区域调查。有一天晚上，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准备安营了。

我们骑马走到额尔齐斯河的边上，水流得特别急啊，每秒是3米以上，哗哗往下流。我建

议苏联专家说咱们在岸这边扎营睡觉吧。他说要过河，我说太晚了，他说不行啊，非得过

河不行。人家苏联专家说了算啊，过河吧。他们先过，骑着大马就过去了，我骑着个小白

马，我就不敢过，因为水流得太急了，因为没有骑马过过河啊。后来没办法，只能过河，

走到河中间的时候，那水啊流得特别急，看见水就头昏啊。苏联专家在河对岸就喊：你看

山，你看山，不要看水，越看水头越昏。我刚一看山，这马的两个后腿支持不住了，被河

水一冲打跌了一下。我由马背就冲下去了，顺着水漂走了，哎呀，那水特别的凉啊，澈骨

澈骨的凉啊。我一挣扎就沉底了，摸着河床的石头了，后来又起来了，就这么起起伏伏，

一直往下漂。

我自己一想，完了，我起不来了，怎么都起不来了。这水流得太急了。在这种危急的情况

下，已经过了河的苏联专家叫希尼森，是矿物专家，他沿2着河这边追我，还有没有过河

的一个哈萨克马夫，沿着河这边追我，河两边两匹马来追我，我在河当中漂，快追到我的

时候，那专家一下子跳下去把我抓住了。抓住我以后，把我拉上来，拖到一个小土包上让

我控水，吐水，那差一点儿把小命给丢了啊。后来，希尼森还安慰我：刘，你还是很勇敢

的，你没有哭啊。

因为有苏联专家一起参与搞普查，专家平时特别看重工作的保密性，所以，中方负责的人

就时常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平时他们难免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找当地政府和领

队解决问题，可人家一问，他们往往又不好深谈，显得颇有些不够意思。

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开大会，叫杨士文也参加。他到那里一看，发现都是乌鲁木齐各方面

的领导人，还有各个地区的官员，伊犁的、塔城地区的都来了。伊犁区的州长是少数民

族，对勘察队的人非常不满。他说：我们当州长，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嘛。你们五一九队

的人嘛找我们，要人嘛给人，要车嘛给车，要什么嘛都支持你们啊，但是我问你们搞什

么，你们都不告诉我们嘛，我们很有意见嘛，很伤脑筋嘛。杨士文实在没办法，向上级请

示获准后，就在会上把整个情况做了汇报，以缓和局面。结果大家都恍然大悟，说原来如

此，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支持地质队。